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的逻辑理路_胥美娟.pdf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的逻辑理路胥美娟（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摘要 新乡贤文化不仅关乎当今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精神保障。新乡贤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涵育的瑰宝，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进行培育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乡村社会出现重要转型，新乡贤文化面临新的挑战，也是其培育的现实逻辑；新乡贤文化发展出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其培育提供了理论逻辑；同时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实践中不断凝练而来，有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培育的实践逻辑。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新乡贤文化；培育；逻辑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作者简介 胥美娟（），女，山东惠民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收稿日期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年）中提出：“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尤为重视对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乡贤文化是农耕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和优秀文化，具有“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诚信友善”等价值内涵，曾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制度的实行，使得乡贤在乡村中的作用逐渐式微甚至退出，乡贤文化也曾一度没落。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乡贤逐渐再次回归视野。尤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贤文化以新乡贤文化的身份重新“出场”，理清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培育的逻辑理路，才能更好地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创新乡村治理，引领乡风文明，助推乡村经济和振兴乡村文化等方面重要作用，并使其在新时代下重新焕发光彩。新乡贤文化培育的历史逻辑乡贤文化古已有之，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对新乡贤文化进行培育仍然带有厚重的历史意蕴，这也说明了其发展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乡贤文化的萌芽期 在氏族社会初期，以群居为主的生活方式使得部落成员具有不同的分工，年长者一般担负着照看孩子的责任，他们便开始了最为原始的“教化”。年长者凭借在氏族中的威望与资历，将其丰富的阅历及艰难生存中积累的经验教训，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教给下一代，形成了最初的“文化”积淀，这也是乡贤文化的最初“萌芽”。商朝时期，已有文字记载，在考古的甲骨文中发现了此时的村邑，人数较多的会形成“宗邑”，人数较少的会形成“村邑”，对于“宗邑”或“村邑”中的一些能够带领“邑人”抵御外辱的人就会称之为“邑子”，这也是最早的“乡贤”，用甲骨文将他们的事迹记载并流传下来，为乡贤文化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土壤。乡贤文化的发展期 西周时期，出现了“乡”的概念，都城之外，四郊之内为“乡”，每个“乡”都设有乡老，并由地位很高的“公”来担任，同时乡里设饮酒礼，邀请乡贤来参加，饮酒礼中的主要仪式蕴含着了尊贤德、敬长者的乡贤文化，这可以说是乡贤文化的发展时期。战国时期，诸国争霸，为了增强兵源，扩大军赋，秦国时实行了商鞅变法，在这个过程中，以血缘和地域联系的宗族长和乡贤势力被边缘化，并逐渐式微。地方乡贤父老在受到秦政府的残酷打压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秦末战争中对瓦解秦的统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汉时期，一直沿袭秦时期乡贤在基层社会统治的传统，开启了将乡贤父老纳入官府掌控中的历史，高祖二年下诏：“举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傜戍”。三老成了联系官方和民间的重要纽带，并在乡村社会起着“劝导乡风，助成风化”的重要作用。东汉时期，“乡贤”一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孔融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这是有案可查的乡贤祭祀活动的最早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乡贤成为大宗，甚至变成了门阀。隋唐时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记载：“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方的郡志中开始记载乡贤的榜样事迹，赞美他们的榜样精神，乡贤文化在此时达到蓬勃发展安徽农业科学，（）：时期。乡贤文化的鼎盛期 宋、元时期，乡贤文化可以说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贤层出不穷。范仲淹、程颢、朱熹等读书人开始具有乡贤意识，游历讲学，教化百姓；吕大钧、李发这样的在乡士绅也凭借个人在乡村中的威望和力量，发挥其乡贤的作用；史浩、孟珙等这样功成名就、告老还乡的人士，都在自己的家乡担负起来了教化百姓、守护一方的重任，乡贤文化在彼时蔚然成风。明、清时期，继续延续宋、元时期的乡贤文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致仕还乡制度的实行，告老还乡成为了大小官宦的最后归宿。二是地方绅士不仅担任着缴纳赋税重任，同时还积极担任乡里兴学恤孤、造桥筑路、救灾纾困、定纷止争的职责。三是乡贤祠的大量修建，人们为了能够光耀门楣，争做乡贤的氛围浓厚，乡贤文化一度达到民间和地方都极为重视的程度。清代康熙皇帝登基以后，还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每月初一和十五进行诵读，以深入人心，并成为行为规范。乡贤文化的衰落期 民国时期，传统士绅“土豪劣绅”化，“兼济天下”的士绅精神已全面衰落，乡贤文化也已衰落，但仍然有一批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意识到乡村社会的凋敝，企图通过改良的方式，挽救中国的乡村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是塑造新农民，从文化上下功夫，发挥乡贤在传统社会中的伦理精神来培育农民，使其价值有引领、思想有法度、操守有规范。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由于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制度的盛行，乡贤退出了乡村社会，乡贤文化也曾一度没落。乡贤文化的复苏期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发展，乡村出现了精英大量流失、人心涣散和日益严重的“空心化”等问题，全社会号召“先富带动后富”，有些人意识到乡村社会亟待拯救，一些在外经商、致仕、求学等的人开始反哺乡村，回报桑梓。在新时代，面对乡村社会中经济发展存在瓶颈、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滑坡、基层党组织作用力发挥不足，乡村文化建设缺乏动力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乡村文化振兴的开始，曾在乡村社会中参与基层管理、教化百姓、淳化乡风的乡贤也被重新呼唤，并获得了新的身份 “新乡贤”，乡贤文化也再次被复活，开始以新乡贤文化进行培育，乡贤文化迎来了复苏期。新乡贤文化培育的理论逻辑新乡贤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中涵育出来的，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在乡村社会进行继承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其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涵和理论逻辑。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在古代社会中，非常注重“礼”的文化观念，“礼”不仅是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尤其孔子时期，最为强调“礼”在社会等级间的重要性。乡贤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尚贤”的文化，其理论内涵深处也存在着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孔子曾说“在于尊贤而贱不肖”（说苑尊贤），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之道在于尊重贤者，选贤举能。荀子也曾提出“所以故尊贤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荀子也认为只有尊重贤者，让贤者在国家统治中发挥作用，才会使得一个国家长久发展并繁荣，那些不重视贤者的国家早晚会灭亡的。在强调贤者对于国家治理重要作用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贤者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以及民间的教化作用和榜样力量。在孟子尽心上中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强调了贤者能够影响身边人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选拔出孝悌忠信的人，才会带动其他向其学习和模仿，整个社会都向贤者学习了，才会促进健康社会形成。在传统的礼仪之邦，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被深刻在了乡贤文化内涵，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弘扬新时代文明，更加注重尚贤的文化观，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培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修身齐家治村的人生理想 乡贤文化所发生的场域是乡村社会，所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乡贤群体，而何为乡贤？贤者乃以修身齐家治村为理想。受古代士大夫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意识影响，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启发，在乡贤文化中蕴含着乡贤们的共同人生理想。在乡村这个广袤的场域中，仅靠国家的治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和民间的一个链接，而乡贤群体就是这个重要的纽带，乡贤们不仅注重自身修为，家族管理，还把治理好自己的乡村为人生目标。传统社会比较注重人生在世有“三立”，即“立言”“立功”“立名”，士大夫们认为能够化民成俗担负起官方与民间链接的重要职责，不仅是管理好家族的治家外延，也是辅助于国君治国的理政作为，更是个人政治理想的实现和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修身、齐家、治村的人生理想在新乡贤身上仍有延续，且体现得淋漓尽致。新乡贤们以努力提高个人修养，传承优良家风，并助力文明乡风的建设为己任，这不仅是新乡贤们内心所追求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一种荣誉感的驱使，也是他们能利用自己所长建设好美丽家园的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安土重迁的眷恋乡土情结 自古以来，传统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华民族重视土地、眷恋故土的品格，似乎人们与土地之间有着一种生命的联系，土地成为了一人生命开始与结束的地方，也即有了“落叶归根”的传统。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明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人们所在的土地但凡有一丝的生机和希望，就不会搬离。这种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古已有之，已经被刻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子里，无论何时何地，都保留着一份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在古代社会中，官至高位而告老还乡之人比比皆是，他们内心深处都还保留着对于土地的热爱、故乡的怀恋和终于故里的执念。在现代社会中，城市化进程日益推进，人们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可在追求到物质的繁荣景象时，人们的内心深处缺少了一种踏实感和归属感，因为人们远离了土地，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漂浮在天空中，所以有些在外求学、致仕、经商等人心中还保留着寻根归故的情结，还眷恋着生于 安徽农业科学 年斯、长于斯的土地。这种代代传承的眷恋故土的情结不仅在新乡贤们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是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传承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培育提供了文化底蕴。泽被桑梓的无私奉献精神 泽被乡里温润桑梓早在传统社会的乡贤文化中就有体现，乡贤们致力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奉献力量，他们有的在地方为兴修水利、赈灾救济、修缮城垣等捐赠钱财，或者倡导筹办并参与主管监督，有的在地方为传道讲学、培育人才、教化百姓、淳化乡风等贡献力量。北宋时期，范仲淹晚年创设义庄，为宗族中的贫弱者提供帮助，此后范氏义庄持续八百年，范氏义庄的设置是范氏对宗族地方的回报和普泽；明代邹守益在家乡创设书院，传播阳明学，同时还购置义田，从事善举，推广乡约，教化民众，带动了当地世人行善的风气；清代阎敬铭在山东巡抚告老还乡以后，在老家陕西服务地方，创办义学，修建义仓，赈济灾民。这种泽被桑梓的奉献精神是传统乡贤文化中的瑰宝，能够为乡村的发展贡献力量是乡贤们心中的荣光，也是人们崇尚的精神，在奉献与崇尚中促进了乡贤文化的代代传承。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泽被桑梓的奉献精神，一直被作为人们服务故里的内心追求并延续至今，可以说是深嵌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基因，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培育提供了最初的基因序列。新乡贤文化培育的现实逻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综合能力提升，农民收入翻番，农村民生显著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农民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但农村社会仍然存在经济发展有瓶颈、基层党组织作用力发挥不足、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农村传统文化逐渐凋敝等问题，所以坚持把“三农”问题解决好还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乡村要振兴，文化必振兴。新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涵育出来的一种优秀文化，可以将之呼唤，让其发挥在助推乡村经济的振兴、助力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帮助改善农民陈旧观念、创新乡村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为其培育提出了一定的实践要求。农村经济发展依然有瓶颈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纵向上看，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从横向上看，城乡收入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农村经济占比较高的农业生产虽然平稳增长，但依然受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市场优势、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进而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情况，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再就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为追求农作物的产量，常以牺牲环境来谋取经济价值，这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更是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乡村经济发展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乡村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可以反作用于乡村经济，尤其乡村文化的振兴，可以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亟待文化来破解，而新乡贤文化可以培育出更多的新乡贤群体，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知识、文化、能力和资源来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的成本、种植和销售等问题，同时还可以向农民群众宣传环境保护并帮助其提高环保意识，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境。基层党组织作用力发挥不足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现代化治理中的全面领导，“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工作做好了，才能加深党与人民群众间的关系，深化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然而有些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理论知识储备丰富，但在开展群众性工作时还存在着工作缺乏实践、方法不够合理、情感不够真实等问题，可能会导致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距离感与生疏感，进而影响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项工作中的作用力发挥。而新乡贤在村民心中具有信任感和亲切感，能够在群众间有效沟通和交流，也就能够帮助基层党组织开展群众性活动，成为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实现新乡贤在基层党组织和农民群众之间的长期联动，需要培育新乡贤文化，将新乡贤的这种作用力得到发扬，培育出更多的新乡贤助力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滑坡 农民群众在收入水平上走上坡路，但有些农民群众在思想上却走下坡路。社会利益结构的形成对传统伦理的社会秩序带来很大冲击，乡村社会出现了一些“等靠要争”“赌博迷信”“人情攀比”和“忤逆不孝”之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和亲近感渐少，常以各自的利益为中心开展人际交往。在村里公益性活动中，农民群众之间更是攀比着“不出力”；在村集体活动中，大家都以是否符合自身利益为参与活动的标准，对集体活动缺乏积极性；在村干部竞选中，有的农村中甚至出现了贿选、霸选等违法行为；在家庭关系中，出现不赡养老人、不教育子女等现象；在邻里关系上，忘记守望相助的良好传统，为一己私利矛盾频发；在乡风民俗中，有的农村还保留着像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恶俗和陋习，文明乡风的形成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面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滑坡和乡村中陈规陋习依然盛行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坚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诚信道德规范和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新乡贤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示范，开展新乡贤文化熏陶，在农民群众身边树立鲜活的榜样，发挥新乡贤在乡风文明中榜样示范和引领作用，用榜样来教育群众、影响群众、规范群众，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思想意识，提高政治素质，规范日常行为，净化社会风气。乡村传统文化亟待振兴梁漱溟说：“中国文化的根，其有形之根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都是从乡村土地中涵育而来的，乡村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根源，乡村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诞生成长的地方，同是现代文化发展汲取营养的地方。乡村传统文 卷 期 胥美娟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的逻辑理路化要振兴，必须“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乡村中的农耕文化、“孝悌”文化、节庆文化、传统民俗的流失和凋敝，使得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逐渐单薄，文化氛围也渐淡，农民群众精神生活得不到满足，造成了农民群众对于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不高。要满足农民群众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首先要为农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多样文化，其次是提供稳定的文化活动场所，最后是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面对乡村传统文化遗失和凋敝等现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新乡贤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土壤和独特的优势，不仅可以在乡村中起到榜样示范、凝聚人心、教化百姓和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还可以为乡村社会的振兴起到“铸魂”的作用。新乡贤文化培育的实践逻辑“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可见，乡村文化振兴不仅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为新乡贤文化在农村这一场域进行培育提供了诸多的实践条件，根据马克思文化结构理论对文化的划分，将新乡贤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层，从文化结构中探究其培育和发展的实践逻辑。物质文化提供基础支撑“物质文化是人们改造自然界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主的那部分文化产物，包括劳动文化、生产工具、工艺技术、生活方式、生态文化等”。乡村中的物质文化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了基础支撑，目前存在的古乡贤祠堂、地方志、古名录、家谱家训等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重新修筑乡贤祠堂或者整理地方志、名录和家谱家训，为挖掘乡贤文化中的精神内核提供了史料依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振兴乡村文化产业，开展各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不仅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繁荣了文化景象。文化产业的振兴，为乡贤文化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新乡贤文化的丰富开发出了充足的乡贤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振兴，为地方文化打造了特色和品牌，这也为新乡贤文化提供了培育优势和前期宣传。乡村文化的开发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了物质依托，也为新乡贤文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制度文化提供服务保障“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制度和民间的礼仪俗规等内容”。乡村中的制度文化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了服务保障，国家针对乡村地区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乡村文化组织的建立、文化培育长效机制的构建和新乡贤选拔机制的设立等为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制度保障。党和国家在不同的文件中都提及乡贤或者乡贤文化，被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与之相关的文件也陆续出台，从连续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十三五”规划，再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最后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和国家对新乡贤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来为新乡贤文化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乡村社会各种文化组织的出现为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制度基础；乡村文化长效培育机制的构建，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长足发展提供了机制准备。精神文化提供动力源泉“所谓精神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是具有一定特色的精神生产全部成果的总和”。乡村中的精神文化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了动力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乡贤精神在乡村的重构、良好乡风文明的形成等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了文化氛围与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社会中的培育和践行，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价值共识和情感共同等，可以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农民群众对其的价值认同。再就是乡村中涌现出的一些自愿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奉献自己力量的新乡贤，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品质是传统乡贤精神的再绎，在今天又融入了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将乡贤精神进行重构，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了基因内核和发展动力。在乡村社会中开展移风易俗，净化不良风气，传承文明乡俗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时代内容，良好文明乡风的形成也是新乡贤文化培育的动力目标。结语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人们担负着极为重要的时代责任。重新呼唤乡贤文化对其进行培育既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持续发挥新乡贤文化在乡村中的独特价值，既有其理论的涵育，也有其实践的支持。理清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新乡贤文化培育的逻辑理路，将有利于新乡贤文化助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参考文献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年）（）：杨义堂，陈力，于宏文新乡贤归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程芳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文化建构的逻辑理路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袁灿兴中国乡贤北京：新星出版社，：，韩长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人民日报，（）尹露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研究安徽农业科学，（）：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肖前，陈朗论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天津社会科学，（）：贺培育论制度文化河北学刊，（）：洪凌艳关于“海西”精神文化建设的哲学思考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安徽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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