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_李炜.pdf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与文献整理（1870-2000）”（编号：17ZDA277）的阶段性成果。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李炜（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摘要：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始于清末，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高潮，日本各流派的名家名作及文学理论著作纷纷进入中国。本文主要对翻译现象背后的若干因素，如翻译人才的涌现、版权法的出台、稿酬制度的确立、译者的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梳理，试图以此探究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关键词：政治经济形态；日本文学；文学译介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1-0087-060.引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两国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古代日本曾积极吸收引进中国的文化文字及政治制度，不仅直接学习和使用汉字，还会对中国典籍加以“和译”。而一直作为文化输出国的中国，在日本书籍的翻译活动方面起步较晚，直到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真正拉开“日翻中”的序幕。若从翻译题材看，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类书籍相比，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起步更晚。目前学界一般将 1898 年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作为中国译介日本文学的开端，将五四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之间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首个译介高潮期。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在 1928 年至 1937 年的“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吴永贵 2011：54），日本文学的译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大流派的名家名作及文学理论著作纷纷被译介到中国。此阶段的日本文学译介高潮一直广受学界关注，目前主要有三类相关成果：一类是较为全面的史学梳理及资料汇总；一类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究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有一类为聚焦某一流派或作家的译介情况。而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日本文学译介高潮“背后”的若干因素，试图探究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译介活动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期对现有研究有所补充。1.留日热潮与“跨界译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培养翻译人员的中央机构是14 世纪明代设立的四夷馆，但其中并没有专门的日本馆，只是将之归到了“百夷馆”中。当时编制的“日本寄语”中包含了天文、地理等 18 个门类的用中文音译的 565 个日文词汇（任萍 2007：76），堪称我国最早出现的与“日翻中”相关的文献资料。但仅有五百余个单词的音译标注不可能满足实际的翻译需要，当时也基本没有译本问世。17 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二百余年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籍仅有十二册，而且由中国人翻译的只有两册，其余都是在中国学习和研究汉学的日本人所译（于丽萍 2016：70）。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无意翻译日文书籍；二是缺乏能够翻译日文书籍的人员；三是因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对日文存在“无需翻译”的认识误区。1862 年，清政府设立了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由于当时尚未重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最初并没有开设日语。真正刺激中国人学习日语并翻译日本书籍的历史事件为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自此之后中日文化交流的走向开始“反转”。1896 年，中国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学习日语的留学生；1897 年，京师同文馆内增设“东文馆”；同年，梁启超在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提出了“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梁启超 1999：132）的翻译方针；1898 年，罗振玉在上海设立东文学社。特别是伴随着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源源东渡的留日学生“无异于日文译员的大本营”（吴永贵 2011：35），以往对日文书籍既“不想”亦“不能”的翻译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年间，“日文书籍的翻译在数量上超过了所有西文书籍，占到了一多半”（王向远 2007：11）。关于清末留日热潮出现的原因，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有学者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2023，No 1Serial No 197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97 期外语研究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87DOI:10.13978/ki.wyyj.2023.01.008甲午 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有识之士，决计师法日本，以救亡图存。二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实施新政，鼓励留学。三是中国社会矛盾加剧和传统对日观、天下观的转变，推动不少人 睁眼看世界 而赴日留学。四是中日一衣带水，不仅地理相近，而且文化相通，赴日留学具有相对便利的客观条件。五是早期留日学生回国后的宣传鼓动以及反清革命者借留学之名流亡日本。六是日本朝野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积极态度，为清末留日热潮的形成推波助澜。”（徐志民 2019：110）总之，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局势及外部的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共同催生了留日热潮的出现。而这一时代背景也直接左右了留日人员的专业选择倾向，在“留学救国”（李喜所 2006：135）的呼声下大多会选择军事、法政、医学、师范、理工、商业等所谓“实学”。鲁迅也曾在 呐喊“自序”中提及，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人治文学和美术”（鲁迅 2022a：439）。与之相应，日文图书的选译标准也是“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梁启超 1999：132）。自清末至整个民国时期，虽然留日学生的人数会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及中日国内政局的变动而起伏不定，但以“实学”为主的专业选择倾向并未发生过变化。不过，在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中，开始出现了诸多“留心文学”（鲁迅 2022b：525）并从“实学”转向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如“弃医从文”的鲁迅和郭沫若、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郁达夫、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科的张资平、先后在明治专门学校及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学习电机及冶金的夏衍、在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数学的章克标、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的谢六逸等。关于留日学生“转向”文学的原因，若从个人层面来看可谓各有不同，从外部环境而言亦是多种因素错综交叉，但如若单纯聚焦于对日本文学的译介活动，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清末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影响。自 1898年梁启超翻译 佳人奇遇 之后，日本的部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军事小说等被译介到中国。曾有学者指出，当时日本文学翻译在选题上呈现出了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经世济民、开发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王向远 2007：38）。但换个角度说，或许正因为日本文学翻译被人为地赋予了“功用性”，才使得原本从属于“虚学”的文学缩短了与“实学”之间的距离，并让那些怀着富国强兵之梦的留日学生，在“军事救国”“科技救国”等途径之外发现了“文学救国”之路，进而激发了翻译日本文学作品的热情。事实上，作品本身是否具有“功用性”一直是清末至民国期间日本文学译介的重要标准，如鲁迅之所以选择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 一个青年的梦，主要是考虑到“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鲁迅 1920：67）。其二是日本国内文化氛围的影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从文学思想及艺术方法层面出发，将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鲁迅称为“明治青年”，将大正时代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称为“大正青年”（周海林 2016：28）。暂且不论此类称呼的严谨性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留日学生在留学生活中会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如周作人所言，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知堂 1935）。鲁迅为了阅读夏目漱石的作品，曾特意将平时订阅的 读卖新闻 改为了 朝日新闻，“天天读虞美人草，还切拔了卷起留着”（十堂1945：54）。创造社成员之一的穆木天，1920 年到了日本后即刻“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穆木天 2000：411）中。原本想致力于兵器学的成仿吾，在日本接触到西方文艺思潮理论及其作品后开始研究起了托尔斯泰。简言之，与在流亡日本的船舰上“偶遇”佳人奇遇 的梁启超不同，多年留日的鲁迅、周作人及创作社诸成员，对日本文坛的整体状况、具体作家的文学成就及作品风格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进而在文学翻译的选题上除了继续保留“功用标准”外，同时添加了“文学标准”，即“文学是手段，同时文学本身也是目的”（王向远 2007：41）。综观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文学译者，可以发现，鲁迅、周作人、田汉、郭沫若、崔万秋、夏衍、夏丏尊、张资平、章克标、韩侍桁、查士元、谢六逸、杨骚、黄源、张晓天等人几乎都有多年的留日经历，有些人还与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有较为密切的直接交往。另需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多具有“跨界译者”的特点。这里所说的“跨”涉及多个层面，具体来看，从语言能力而言，部分译者不仅精通日语，同时掌握英语、德语、俄语等多门外语，能够“跨语种”地进行翻译工作；从知识结构而言，大部分译者具有医学、经济、理工、军事等方面的“跨学科”背景；从工作内容而言，有人一手翻译一手创作，有人在学校任教的同时从事翻译工作，有人既是日本文学作品的译者又是其研究者，同时还是杂志的编辑者。总之，从清末以来的留日热潮中“分流”而出的这批译者，尽管在多达数万人的留日大军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却是日本文学译介高潮出现的首88要前提，并且由于译者自身的“跨界性”，使得当时的日本文学译介活动呈现出了翻译与创作互融、翻译与研究同步的综合特征。2.法律保障与翻译自由除了“跨界译者”的因素外，清末以来不断出台的对译著“偏爱有加”的相关法律，也是促进日本文学译介高潮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拥有悠久漫长的书籍史，早在宋代已萌芽了保护版权的意识，但当时只停留在官府公告的层面，并没有形成保护著书人权利的法律制度。到了19 世纪末期，由于对代表新知识新文明的外国书籍需求量较大，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 泰西新史揽要、冈本监辅撰写的汉文世界史著作 万国史记、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 等书籍大为畅销，继而遭到各地书商的盗印。据说李提摩太的译本盗版数量远多于广学会的出版数量，杭州一地就有六种翻刻本，四川一地“翻刻至十有九种”（邹振环 2007：294）。冈本监辅的 万国史记“销售至数十万部云”（佚名 1899：11）。盗版猖獗的情况引起了广学会等外国出版机构的不满与抗议，同时也让国内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版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时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的严复曾于 1902 年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提出“国无版权之法者，其出书必希，往往而绝。而求开中国之民智，则外国之典册高文所待翻译以输入者何限。藉非区区版权为之摩砺，尚庶几怀铅握椠，争自濯磨，风气得趋以日上。乃夺其版权，徒为书贾之利，则辛苦之事，谁复为之。”（严复 1903：35-36）到了 1910 年，清政府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版权法 大清著作权律，共包括五章内容，具体分为55 条。这部法律首先界定了“著作权”及“著作物”的含义，明确规定只有著作者才拥有对著作进行“重制”的权力，并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了译著的版权所属问题：“从外国著作译出华文者，其著作权归译者有之；惟不得禁止他人就原文另译华文，其译文无甚异同者，不在此限”（周林，李明山 1999：92）。关于这条规定，秦瑞玠在 著作权律释义 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外国著作，谓外国人之著作，不论其人之踪迹常在外国与否，亦不论其书之发行究在外国与否，概可以之译成华文。故不必得原著作者之允许，而可任意翻译，且于已译之本，为有法律所许之独立著作权也。（秦瑞玠 1914：32）显而易见，大清著作权律 只是单方面保护了译者权力，并赋予了译者随意选译的自由，但完全忽略了原著者的权力。因清王朝在 大清著作权律 颁布的两年之后即被推翻，这部法律在现实层面并未体现出明显成效，不过，“到了民国时期，相关法律的沿用甚为频繁”（颜同林 2016：75），1915 年北洋政府制定的 著作权法 及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 著作权法，包括译著版权在内的主要规定基本沿袭了大清著作权律 的内容。事实上，早在 大清著作权律 正式出台之前，美国及日本等国就曾官方交涉要求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同盟，但考虑到中外文化输入的不平衡现象，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抵制。如 1903 年签订的 中美续议同上行船条约 中日通商行船续约 中，规定除对“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会“极力保护十年”外，其他任何书籍地图均“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周林，李明山 1999：80）；1913 年 6 月，美国要求中国加入中美版权同盟，“上海书业商会曾分呈教育、外交、工商三部请据理驳斥”（同上：134）；1920 年 11月，法国公使提出中国政府应加入瑞士国际保护文学美术著作权公约，遭到时任外交部总长颜惠庆的拒绝，随后教育部于 12 月 2 日发批文明确指示，“查加入万国版权同盟，于文化前途关系甚巨。如果外人有此要求，自应据约驳拒”（同上：170）。经过多方力量的博弈，在 大清著作权律 著作权法 等相关法律的保护下，中国对外国著作拥有了最大限度的翻译自由。这对出版机构而言，既省去了购买版权的成本，也节约了交涉版权的时间，从而使一些规模较小的书局书社也热衷于译著的出版。对译者而言，则拥有了更加多元的选择权，既可以接受出版方的委托从事翻译，也可以完全自主地选择书籍，或翻译完毕后整本“出售”，或采取书刊并重的形式，即先在报纸或杂志上连载，如若读者反应良好再出版单行本。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如若自清末起中国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加入了版权同盟，与科学相关的“实学类”外国著作暂且不论，“虚学类”的外国文学翻译必将在数量及质量上大受影响。虽然从法律层面中国译者可以对外国书籍自由翻译，但如果聚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译自日文的中译本，会发现部分译者在出版前专门写信告知原著者。如张娴在 1926 年出版 与谢野晶子论文集之前曾寄信告知与谢野晶子，与谢野晶子的回信及所寄照片也附在了译文之前；林伯修在他所译的林房雄著 一束古典的情书 中，专门提到“本书翻译蒙著者予以同意并赠与近影”（林房雄 1931：129）。高明译 佐藤春夫集 中，附有佐藤春夫寄给高明的信件作89为“代序”，其中写道：“承你翻译了拙作，郑重地来要求我地承认；当然我是没有异议地。不但没有异议，我还衷心地感谢你。”（佐藤春夫 1933：1）尽管中国译者告知日本原著者的主要目的并非获得翻译许可，而是希望对方能够提供照片或序言，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中日文学界之间的密切往来。在此还需补充一点，法律确实为自由翻译外国书籍提供了基本保障，但这里的自由并非绝对的存在，因为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战争前出台了多项法律条例对文化进行统治，特别是 1930 年 12 月公布的 出版法，要求所有“涉及党义”的图书都必须送审，“这其实就使得所有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图书，最终在出版后都必得送审”（李怡 2014：256）。这一系列的限制，不仅对中国文学创作有巨大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文学翻译的选题及数量。如鲁迅在 1932 年 9 月 11 日寄给曹靖华的信中曾提到：“书店一出左翼作家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鲁迅 2022c：327），由于篇幅所限，对此问题不再详加论述。3.稿酬激励与意识形态如果说法律层面的保障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较大程度的自由，近代之后稿酬制度的确立与推行，则是日本文学译介高潮得以出现的更为直接的动力。在古代，由于中国作者奉行“著书不为稻梁谋”的信条，版权、稿费、版税等商品经济文学中的常用概念并不存在，“孔子没有拿过稿费，李白、杜甫、苏轼没有拿过稿费，吴敬梓、曹雪芹也没有”（鲁湘元1998：6）。不仅如此，古代文人若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往往需要自掏腰包请人印制。近代之后，申报 等报刊开始对所登载稿件“概不取值”（同上：44），再到后来，部分出版机构发布启示明确稿酬的标准。如 1901 年 3 月，同文沪报 刊登了一则 东亚益智书局叙例，广泛求购译成中文的文学、社科及自然类的书籍，以“酌送润笔之资或提取每部售价两成酬谢”（杨敏 2017：146）为条件。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 新小说 中，详细说明了稿酬标准：“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同乙等同三元，同丙等同二元，同丁等同一元五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同乙等同一元六角，同丙等同一元二角。”（佚名 1902：1）稿酬制度的确立“带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为脑力劳动及智力创作从社会分工中离析并最终职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吴永贵 2011：37）。特别是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业极为繁荣，规模各异的报社、出版社、书店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译文及译著也成了丰富版面内容及出版书籍类型的重要支柱。尽管创作与翻译孰轻孰重的问题曾一度引起文化界的争论，但通过翻译获取稿酬确实成了部分文化人用来养家糊口的手段。如郭沫若 1924 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陆续卖了不少的译文。屠格涅夫的 处女地、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 异端、约翰 沁孤的 戏曲集、高尔斯华绥的 争斗，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地化成了面包的”（郭沫若 1958：197）。鲁迅 1927 年 11 月 18 日寄给翟永坤的信中写道：“我想译点书糊口，但现在还未决定译那一种。”（鲁迅 2022c：90）若将翻译工作比作生产活动，作为“生产方”的译者在决定生产何种类型的译本之时，“消费方”的需求，即读者的阅读喜好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曾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在 五四 时期，写作的动力是内在的，那么三十年代的写作直接和四马路上的读者大众联系起来了。写作已经成为被杂志组织起来的文化生产，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质，读者和消费已经深深地同时也是明显地蕴含在写作之中”（旷新年 1997：32）。虽然这是一段围绕当时的中国文学创作展开的评论，但放在文学翻译领域，情况也大抵如此，因为是否符合读者的“消费口味”已成为译本能否变为“面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与普通的物品生产不同，译者本人的审美倾向及精神追求等意识形态因素，在确立翻译选题时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今我们既不能也无需探究每本译著背后的“面包”与“精神”因素孰多孰少的问题，但根据译者留下的相关文字，至少可以窥见译者着手翻译时的三类“精神追求”：第一类是借助日文书籍了解西方文学，这一特点在文学理论类著作中尤为突出。从数量上看，文学理论类著作占总体日本文学类译著的三分之一左右，除了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著，孙锒工译，开明书店，1929）等少量与中国文学相关的著作外，绝大部分以介绍西方文艺思潮为主要内容，其中既包括日本学者撰写的围绕西方文学或世界文学展开的学术著作，也包括被译为日文的相关著作。如沈端先译 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本间久雄著，开明书店，1928）；画室译 新俄的文艺政策（藏原惟人，外村史郎共译，光华书局，1928）；高明译 欧洲最近文艺思潮（宫岛新三郎著，现代书局，1931）等、西洋文学概论（吉江乔松著，现代书局，1933）。这种将日本作为中介了解西方的翻译原则应该说是清末以来传统的一种延续，而在文学领域，由于“欧洲近代文艺潮流激荡到东方，被日本文学全盘接受过去”（谢90六逸 1929：1），故而为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艺理论提供了便利。第二类是“为我所用”的实用目的。通过翻译相关作品，译者或希望能对中国读者发挥思想上的启发作用，或期待能促进中国某些落后领域的发展及进步，或试图弥补中国一直缺乏的某些文学体裁。当时对日本白桦派文学及左翼文学的大量译介、对戏剧、儿童读物的翻译等，可以说均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冯宪章之所以翻译 叶山嘉树选集，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民众需要着米饭,而我们手头只有巧克力糖的时候，从别的地方搬运面包来，也是一椿紧要的事业。”（叶山嘉树 1930：1）田汉之所以翻译岸田国士的戏剧概论，主要是深感中国每年的戏剧内容“还是嫦娥在那里奔月，天女在那里散花”，因此希望译介日本相关论著以“供给中国新兴戏剧运动者一些常识，为读新的理论之一助，或者也可以帮助一般做 自由剧场运动 的一些怎样去克服旧的戏剧底法子”（岸田国士 1933：1-2）。第三类是文学鉴赏的目的，即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作品提供给读者赏析阅读。如 1929 年崔万秋翻译夏目漱石的 草枕 时，曾在序言中交代道：“草枕好比一株美丽与馥郁的花，开在东湾三岛上，我现在大胆地把他移植到中华大陆来，请国人欣赏。但美丽馥郁之花，是否因土质不同，气候之差异，来到中国而枯萎；是否因好尚不同，趣味之悬殊，见摈于大陆地人士；这都很难逆料”（夏目漱石 1929：1）。除了 草枕之外，谷崎润一郎的 恶魔 杀艳 富美子的脚 二沙弥 等唯美派作品同样属于被移植过来的“岛国之花”，译者章克标曾专门提醒读者：“谷崎的作品没有什么革命不革命，思想不思想的，倘使用了 为什么三个字来读他的作品，那便永远不能理会了。”（谷崎润一郎 1929：viii）对译者而言，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面包”与“精神”的完美结合，除了能获得稿酬的物质回报外，选择的译本或具有令其倾心的文学风采，或包含令其认同的思想理念。但现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或许会存在为了“面包”而妥协“精神”的情况，且更为关键的是，“精神”本身往往不会处于不变的静止状态，即便是同一位译者也会在不同时期发生显著转变。但正是因为“精神”的变化性及丰富性，才会使“面包”与“精神”的交叉点具有了多元特征。换言之，正因为有人热衷于欧美的文学理论著作，有人倾心于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文学，有人赞赏新感觉派的创作风格，有人在“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情有独钟，有人致力于移植夏目漱石的“低徊趣味”作品，有人喜欢谷崎润一郎的“恶魔主义”作品，所以才最终营造出了日本文学译介的“多彩景观”。4.结论综上所述，日语翻译人才的涌现及中国版权法的出台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文学译介高潮提供了基本条件。随着稿酬制度的确立，特别是在中国报刊业及出版业大为繁荣的大背景下，译介活动本身能够为译者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进而在译者的“面包需求”及“精神追求”的交叉点上，诞生出了风格迥异的大量翻译作品。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比其他国家的文学译介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其背后不仅涉及中日两国的文化抗衡及文学特征，同时还夹杂着诸多的“西方元素”，再加上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日趋紧张的政治军事纠葛，中国在不断吸收与借鉴日本文学的同时，也从未中断过对其进行批判。因此，除了从语言及文学层面入手，还需要从政治经济形态的视角出发，对影响译介活动的诸多因素进行细致梳理，这样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现象。注释：据周一川对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统计，1906 年有 7,283 名、1907 年有 6,797 名、1908 年有 5,216 名、1911 年有 3,328 名、1912 年有 1,437 名、1914 年有 3,796 名、1920 年有 3,251 名、1921 年有 2,119 名、1926 年有 1,774 名、1931 年有 2,972 名、1932 年有 1,400 名、1936 年有 5,662 名。周林在 中国版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指出，宋代“东都事略 一书所载牌记 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是迄今发现我国最早（或许也是世界最早）的印刷出版专有权保护的一个例证。但是，这种保护究竟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英国 18 世纪那种“版权法”？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参考文献：郭沫若.1958.沫若文集第 7 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旷新年.1997.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 J.读书（9）：25-32.李喜所.2006.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李怡.2014.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 M.广州：花城出版社.梁启超.1999.梁启超全集 1 M.北京：北京出版社.鲁湘元.1998.稿酬怎样搅动文坛 M.北京：红旗出版社.鲁迅.1920.一个青年的梦 J.新青年（2）：65-103.鲁迅.2022a.鲁迅全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2022b.鲁迅全集 第四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2022c.鲁迅全集 第十二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穆木天.2000.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秦瑞玠.1914.著作权律释义 M.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萍.2007.明四夷馆中日本馆译语编撰考 J.日本学论坛（2）：73-76.十堂.1945.明治文学之追忆 J.日本研究（1）：54-56.王向远.2007.日本文学汉译史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91司，却没看到酒神将“和解白昼与黑夜”，且将“时刻喜悦”。饼与葡萄酒 在海子的接受中由兼具有田园诗式的哀歌，甚至是有了赞歌特征的哀歌，坍缩为席勒所说的狭义的只有哀诉的哀歌：在哀歌中诗人在永恒和贫瘠的黑夜中饱受孤独的摧残。海子从这孤立的甚至是被矫饰过的译文中并没有看到荷尔德林对于白昼的希望，更没有了解荷尔德林尝试构建的具有开放性和融合性的新的共同体，海子由此得到的唯有绝望与悲鸣。在海子的接受中，诗人能做的只有在无神的黑夜中去歌唱痛苦和人类的幸福：“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是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海子 2009：1071）4.结语荷尔德林在中国诗人以及作家中拥有极高的认可度，但这种认可以及影响在很长的时期之内却大多是通过哲学家海德格尔或是诗人海子间接达成的。作为接受者，原本接受过程中“生产-展示-接受”这一稳定的三角结构，在翻译作品接受中变成了“生产-展示-接受-翻译-翻译接受”这种并不稳定的五边形结构。海子基于其对荷尔德林悲剧生平的了解以及诗歌片段翻译的阅读，不仅构建了其对荷尔德林诗学的认知体系，映射入其自身生活的境遇，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悲剧结局的预言。误读与间接接受固然是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但如果中文世界期待荷尔德林能以一种忠实于其原本内核的形式被接受与研究，而不是无视语文学规律用译文作为研究资料为两位诗人生平的悲怆做注脚，那么任何对荷尔德林和海子诗学的比较研究中，这个翻译接受五边形中不可忽视的变量“翻译”都应作为研究的前提被勘读考察。注释：小说月报 分别于 1921 年和 1923 年刊登了上山岸光宣的 近代德国文学的主潮 以及生田春月的 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其中都提到了荷尔德林。本文中诗歌原文均引用自白士那（Friedrich Beiner）所编的大斯图加特版第二卷。第七节的译文引自西川所编 海子诗全集。其余荷尔德林作品译文参考了刘皓明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文本卷 的翻译版本，有所改动。下文仍沿用海子的“修辞学”称谓。参考文献：海子.2009.海子诗全集 M.西川（编）.北京：作家出版社.刘皓明.2006.可怜的荷尔德林 N.南方周末.2006-08-17.刘皓明.2009.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评注卷下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伍蠡甫.1989.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下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Beiner,F.(Hrsg.).1951.Hlderlin.Smtliche Werke.Bd.2.1 M.Stuttgart:Verlag W.Kohlhammer.Beiner,F.(Hrsg.).1957.Hlderlin.Smtliche Werke.Bd.3 M.Stuttgart:Verlag W.Kohlhammer.Blumenthal,L.&B.Wiese(Hrsg.).1986.Schillers Werke.Nationalausgabe.Bd.20:Philosophische Schriften;Teil 1.M.Weimar:HermannBhlaus Nachfolger Weimar.Groddeck,W.2012.Hlderlins Elegie Brod und Wein oder Die NachtM.Frankfurt am Main:Stroemfeld Verlag.Gu Zhengxiang.1995.Deutsche Lyrik in China:Studien zur Problematikdes 譈bersetzens am Beispiel Friedrich Hlderlin M.Mnchen:Iudicium Verlag.Li Shuangzhi&M.Ostheimer.2010.Sprachhutungen.Die chinesischeGegenwartslyrik kultiviert a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eripherieden kreativen Freiraum N.Neue Zrcher Zeitung.2010-02-06.Schmidt,J.1968.Hlderlins Elegie“Brod und Wein”:die Entwicklungdes hymnischen Stils in der elegischen Dichtung M.Berlin:DeGruyter.收稿日期：2022-02-01作者简介：刘晗，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德语文学。（责任编辑：孙志明）吴永贵.2011.民国出版史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谢六逸.1929.日本文学史 M.上海：上海书店.徐志民.2019.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述评 J.史学理论研究（3）：107-120.严复.1903.上管学大臣论版权书 J.经济丛编（26）：4.颜同林.2016.“民国机制”与翻译文学的兴盛 J.山东社会科学（6）：73-81.杨敏.2017.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 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佚名.1899.论布版权制度于支那 J.清议报（13）：10-11.佚名.1902.本社征文启 J.新小说（1）：2-3.于丽萍.2016.中日翻译文化交流史 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知堂.1935.与谢野先生纪念 N.天津益世报.1935-04-24.周海林.2016.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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