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外事队伍_杨发金.pdf

党史博览2023.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队伍的组建，始于全国抗战开始不久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国际宣传组（武汉），中间经过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重庆）、中央军委外事组（延安）、军调处执行部（北平）、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员会（南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终于中共中央外事组（山西临县河北平山县北平市），最后以中央外事组为基础组成新中国的外交队伍。1949年10月1日，外交部成立时约200人，到12月底干部达到284人，1959年12月底发展到1800多人。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外交部的机构设置、人数、专业构成均发生很大变化，与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同步进行。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组（1937年12月18日至193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外工作。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有在长江流域设立中央派出机构和党的领导机关的设想。洛川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8月23日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外事队伍杨发金1938年，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 影。左起：张 云逸、叶 剑英、王明、博古、周恩来、曾山、项英世纪回眸SJHM04文化中心。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王明（陈绍禹）等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负责新四军和东南地方党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同时，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对新四军工作的领导。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在西安）7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中央。长江局内设通信组，组长为李克农，成员有张唯一、陈家康、廖承志；机要组组长为童小鹏；长江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部书记为项英、副书记为陈毅。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外事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周恩来带领下，于12月在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内设立了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章汉夫、王安娜、许孟雄等做具体工作。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是中共历史上开展国际交往的第一个窗口，其活动为中共外事工作谱写了新篇章，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为此后开展外事工作打下了基础。此时距新中国成立还有12年，抗日战争何时胜利，全国何时解放都是未知数。但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第二任外交部部长陈毅，第一位常务副部长李克农，第一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陈家康，第一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唯一，第三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已经在汉口一起办公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1939年4月至1946年5月2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长江局撤离汉口前往重庆。1939年1月16日，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1939年4月，南方局正式成立对外宣传小组，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成员有乔冠华、龚澎、李少石、章文晋、龚普生等人。1940年12月，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改称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和龚澎，工作人员有陈浩、蒋金涛、罗清、李少石、章文晋、郑德芳、吴明、沈野、沈容、邓光等。在 新华日报 工作的章汉夫、乔冠华，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孟用潜、刘尊棋、刘思慕、韩幽桐等，以及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廖梦醒等同志，也参与南方局的涉外工作。这是党的一支比较稳定的外事工作队伍。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一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先后领导过外事组的有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外事宣传使不少外国记者对延安的关注日增。龚澎作为中共第一位女新闻发言人发挥了作用。1943年11月，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赴延安采访的要求。随后，在华外国记者掀起了“赴延安考察”的热潮。经南方局外2023.1SJHM1944年6月，毛泽东（前排左四）、周恩来（二排右一）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成员世纪回眸SJHM05党史博览2023.1事组全力推动，在南方局外事组成员、新华日报 记者龚澎等陪同下，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 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 信号 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等外国记者与中国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在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称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尽管这个缝隙很小，但再要强制地关闭，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感性认识，福尔曼写了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写了 红色中国的挑战 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武道写了 我从陕北回来，这些文章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爱泼斯坦写了很多文章，称“中共建立的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胜利到访，使中共得以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误导，将延安真实面貌展现给世人，从而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共及其抗日民主事业的全面准确认识与理解乃至同情、支持，为延安的对外交往和冲破封锁打开了局面。中央军委外事组（1944年7月22日至1947年4月11日）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向美国政府转达周恩来希望“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意见，他认为这将是美国对于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广泛和实际了解的机会，符合美国的利益。1944年1月，谢伟思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名义通过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建议罗斯福总统派观察组到延安，罗斯福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194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为接待美军观察组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接待，杨尚昆协助叶剑英工作。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杨尚昆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名义出面。外事组下设4个科：研究科，科长柯柏年；联络科，科长陈家康（陈回重庆后，由黄华兼任）；翻译科，科长黄华；行政科，科长杨作材；顾问，马海德。成员有徐大年、曾远辉、敦戈奇、何理良、凌青、金城、王世英、钟庆发等。中央军委外事组为新中国外交部培养了1位司长、1位大使，黄华后来升任第5任部长。为做好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周恩来于1944年8月18日起草并发出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许多外交原则影响至今。指示 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由初步接触的开始。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开创了外事工作的历史。通过接待美军观察组，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渠道，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此后，在延安和重庆、北平之间开始有定期飞机往来，各界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到解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前，同张治中、赫尔利在延安的合影世纪回眸SJHM061946年，周恩来（右二）、马歇尔（右三）、张治中（左三）同罗伯逊（左一）、郑介民（左二）、叶剑英（右一）视察张家口时，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门前合影世纪回眸SJHM2023.1SJHM放区去，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便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接见斯特朗并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马海德担任翻译的。1945年4月，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作为中国代表团10个名额中的3个与会。此前，周恩来曾先后向国民党和赫尔利提出中国代表团应由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民盟等共同组成，并为此反复进行了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为国内外所瞩目，国民党只得同意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但因惧怕中共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只同意中共派董必武一人参团。1945年4月，中共代表董必武（秘书陈家康、记者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在 联合国宪章 上庄严签字。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国际会议，给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来，伍修权也作为解放区代表从延安到了重庆，参加中国代表团，但国民党政府以他有“沙眼”为借口，说不符合国际规定，不让他去旧金山开会。北平军调处执行部（1946年1月10日至1947年2月21日）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赴华调停国共冲突。马歇尔抵华后，促成三方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是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先是张群，后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军调处三方人员配备：美方125人，国民党125人，共产党125人。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相关文件。1月12日，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简称“北平军调部”或“北平执行部”）于傍晚在北平协和医院正式成立。1月13日，协定开始生效。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方代表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需3名委员一致通过，3名委员均有否决权，下设36个执行小组，而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执行部中的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执行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北平军调部从成立到被撤销，虽然仅历时1年多，但是军调部中的中共方面各工作委员会、处负责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人员却得到了很好锻炼。特别是有了美国人的参加“助兴”，军调部内各执行小组的各种交涉实际上成了模拟外交谈判，无形之中给大家带来一次又一次“热身”的绝佳机会，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外交才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冯铉、耿飚、黄镇等被调到外交部。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从10月开始，驻重庆等地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离。1947年1月29日，美国发布公告宣布结束与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的关系。07党史博览2023.1世纪回眸SJHM中 共 中 央 南 京 局 外 事 委 员 会（1946年5月3日至1947年3月）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王炳南、章文晋乘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抵达南京。周恩来建议，把外事组改名为外事委员会。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谈判，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7人组成领导班子。周恩来负总责。南京局领导上海工委、四川省委、湖南工委、广东区委、港粤工委和武汉党组织及平津部分党组织。代表团和南京局是一个机构，对外称代表团办事处。7月14日，王炳南从马歇尔处获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次日将从北平到南京。他立即向周恩来提出迎接的具体建议。经商议，中共代表董必武、王炳南到机场迎接这位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8月6日晚，周恩来、王炳南应邀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司徒雷登晤谈。这次谈话双方分歧很大，但气氛友好，会谈中还共进晚餐，一直谈到深夜。8日，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王炳南会晤司徒雷登谈话情况报告的批复是：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9月16日，王炳南会晤马歇尔，向马歇尔谈了国内战局的严重情况，指出内战在继续扩大，已有席卷全中国的趋势，并催促迅速举行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马歇尔感叹地说：“目前召开三人会议，没有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使三人会议进一步丧失威信。”会见之后，王炳南离开马歇尔官邸，按惯例去会见司徒雷登，告知周恩来备忘录中所提的要求。由于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多次会谈和交涉均以失败告终。1947年3月7日，董必武带领王炳南、章文晋、梅益等留在南京、上海的74名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返回延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7年5月6日至1949年8月）1947年3月8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听取钱之光等人汇报。周恩来说：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他要钱之光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后钱之光到烟台将此事办妥。5月1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成立，乔冠华任社长，萧贤法任副社长。工作人员共15人，有谭干、杨奇、李冲、黄作梅等。分社的任务是负责处理解放区与港英当局之间的各种事务，建立中共与海外沟通的桥梁。其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下开展工作。5月6日，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中央分局，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方方任书记，林平任副书记。原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负责人为刘晓，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及工作，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香港分局负责华南及南洋各地。成立后先与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方方、林平、连贯、饶彰风接上关系，后开展工作。香港分局下设3个委员会：香港工作委员会、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常委4人：章汉夫、连贯、许涤新、乔冠华。委员13人，有龚澎、胡绳、廖承志、冯乃超、刘宁一、苏惠等。1949年3月，又增加了潘汉年、廖沫沙、夏衍、邵荃麟等。香港分局负责各种交涉、联络、调研等事务，同时还创办英文杂志 中国文摘，这本杂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从1949年起，分局的一大任务是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到内地，例如沈钧儒、蔡廷锴、章伯钧等就是由香港分局的人护送的。分局共护送了20批350人先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他们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政坛上春风浩荡。中共中央外事组（1947年5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山西临县三交镇1947年3月7日，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董必武以及王炳南、陈家康等从上海、南京回到延安。周恩来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外事干部，就问：军调部的同志们回来没有？大家一起见见面。于是在王家坪，周恩来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议。他主要讲了当时的战争形势，还特别嘱咐道：“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08世纪回眸SJHM2023.1SJHM到时候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在他的亲自安排下，南京、武汉、重庆、延安和北平军调部这些曾经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被编成一支队伍，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为党委书记，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都在这支队伍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到达山西省临县等候命令。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成立。成立大会由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主持，王炳南宣布了外事组负责人名单，组长由叶剑英兼任，副组长由王炳南担任，对中央外事组此后的工作作了详细安排和布置。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编译和新闻三个处。研究处主要负责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处长柯柏年，后又任命了副处长张香山。该处下设两个科，凌青担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是吴青（后王朴继任）。编译处主要负责将毛泽东著作、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译成英文，按原计划进行，也选译一些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情况的材料，处长徐大年，副处长章文晋，科长马牧鸣。新闻处主要负责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编辑向海外媒体提供的介绍、宣传解放区的小册子，处长董越千，下设两个科，科长分别是刘华峰、陈应。逐步加入的成员有陈浩、王凝、褚启元、陈佩明、刘文仲、孙少礼、毛立青、赵颖、王知还、王朝臣、陈家康、张再、王光美等。此外，中央还有一个主要负责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交涉和联络的机构解放区救济总署，主任为董必武，秘书长为伍云甫，它归中央外事组领导。中央外事组在哈尔滨设有外事机构，主要研究东欧与苏联的情况。1947年5月11日，叶剑英就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说：“外事组包括前京（南京）平（北平）渝（重庆）三地外事人员，已于5月1日改组，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余人。各部门已于10日开展工作。”7月12日，周恩来在给王炳南的信中指示：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这种三三制是在培养和锻炼外事干部这个问题上走自己的路。他要求山西的外事组，香港、哈尔滨的同志承担一些调研任务，着重研究美国。外事组立即派出一批同志，由薛子正、王炳南、黄华带队，其中黄华到河北省阜平县细沟村参加土改，王光美等赴晋绥边区参加土改。留下的同志努力编译和调研，出了许多成果。河北平山西柏坡1948年3月，中央外事组迁至西柏坡柏里村一带，主任改由周恩来兼任。此时战局已有较大变化，远在陕北坚持斗争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向西柏坡集中。留在山西的中央后委准备取消。外事组随即离开临县，派董越千、褚启元、毛立青等打前站，因为董越千长期在晋察冀工作，熟悉情况，褚启元和毛立青年轻、精干，先走一步，可为全组做好安排。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委自1947年3月离开延安，经过一年多的转战，1948年5月27日终于到达西柏坡。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实行三委合并，西柏坡成为领导全国革命活动的指挥中心。中央外事组在西柏坡附近的柏里村驻下。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外事组一边参加土改一边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积蓄着外事力量。由于条件艰苦，对待国际问题主要通过收听中外文广播，编辑两种新闻稿，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当时，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负责收听外国新闻广播，并记录下来翻译好，董越千负责审稿、定稿，刘文仲负责刻钢板、油印，每天出两种。他们编写了 美国手册 ，翻译了毛泽东的 论联合政府 等。政协及三人会议谈判的材料由章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成一份有系统的档案。整理时有意见提出来，不怕提出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大有裨益。在西柏坡，周恩来即把开办外事学校以及尽早培养年轻外事干部工作提上日程。1942年1月成立中央军委俄文学校，以培养外事干部和翻译为目标。1944年扩建为延安外语学校，增加了英语课程。周恩来对该校十分关心，指示一定要办好，亲自配备干部，聘请教师。校长是曾涌泉，教师有陈家康、柯柏年、马海德等。他两次去学校讲话，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后，新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人从事外交工作。为迎接胜利，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应加速培养外交人才。为此学校领导在办学思想上必须明确，组织上早做准备。1945年，一部分师生到解放区张家口。1946年，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外语系。1948年6月，周恩来指示在张家口华北联大外语系的基础上，吸收从北平、天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校长由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原院长浦化人担任。因09党史博览2023.11949年1月31日，毛泽东、朱德等在西柏坡会见了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图为朱德（左一）、米高扬（左三）、师哲（右一）等在石家庄机场合影世纪回眸SJHM叶剑英是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又担任过中央外事组组长，故中央外事学校的领导关系都在华北军政大学。学校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把1946年4月从重庆前往张家口的那批学生集中起来学习，以应急需。但那批学生多数已被分配到各解放区，还有的被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留在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校干部培训班的只有20人左右，加上其他同学共约40人，他们是外事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以后又陆续招来批量进入解放区的北平、天津等地的进步大学生和解放区的优秀中学生，全校学生约800人。中央外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初级翻译和外事干部，教育方针是在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业务学习，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个人学习和集体互助相结合，业务学习时间占70%，政治学习时间占30%。学制原定为预科3年、本科2年。由于工作需要，实际上不到1年，绝大部分同学没有学完就陆续到外事部门工作。学校只有一个英语专业，全校共有本科两个班级（A班和B班)，预科一个班（C班）。业务教学重视口笔语实践能力的训练。A班设有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口译、笔译课，由国际友人马海德教英译汉口译课，柯鲁克教汉译英口译、笔译课，中国教员曹汀教英译汉笔译课。B班除参加听马海德给A班上的口译课外，并由国际友人葛兰恒教口语课，中国教员刘耕园教精读课。C班由刘耕园教语法课，由李正凌、周南教精读课，葛兰恒教发音课。教材内容是根据工作需要选编的。政治学习没有专设政治课，主要是读报和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整风文献，并经常同华北军政大学学生一起听形势报告。如听朱德讲国内形势，廖承志讲国际形势，萧克讲军事形势，马彦祥讲白区民主运动形势等。叶剑英对学校工作抓得很紧，有时也召集师生举行座谈，亲自到校向师生作具体指示。1948年12月5日，中央外事学校迁到良乡。1949年2月，由河北省良乡迁到北平。6月，华北联合大学二部外语系与该校合并，学校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周恩来派他的秘书罗清任教务长。后来，从华东地区的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调派500人到外国语学校学习，以便把他们培养成外事干部。1954年8月，西郊苏州街新校舍落成，学校从西苑迁到新址。同时，经高教部呈请政务院批准，外国语学校正式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多学生一毕业或没毕业就进入外交部工作。从1947年夏天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多的函电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直接会面终于实现了。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也是莫斯科迈出的与未来新中国缔结同盟的第一步。这次访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这是中共一次极为重要的高度机密的外事活动，只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师哲任翻译。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全国各大城市相继获得解放，迫切需要一支能够从事外事工作的队伍去接管和负责城市的涉外事务。周恩来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一次外事组会议，要给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讲一讲当时的形势。这是中央外事组成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给大家作报告。他非常重视，专门下发了会议通知，要求外事组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到会。王炳南带领中央外事组科长以上干部参加了这次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举行的重要会议，聆听了周恩来就新中国外交工作所作的第一次讲话。周10世纪回眸SJHM2023.1SJHM恩来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进城以后开展涉外工作的方针和外事干部应注意的各种事项。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要求外事组人员做好前往天津的准备工作。北平1949年1月，解放后的天津成了新中国外事干部的集散地。中央统战部的章汉夫，外事组的黄华、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晋、马牧鸣、凌青，解放区救济总署的杨公素这些后来蜚声中外的外交官陆续到达天津，然后进行了分工：一部分留在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黄华、章文晋分别担任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正、副处长，工作人员有马牧鸣、曾远辉。不久后，黄华离开天津，调到南京，任南京外侨事务处处长。他去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联系新中国成立前的美国末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的校长，黄华曾就读于燕京大学）。黄华转任以后，章文晋接任外侨事务处处长。外交部成立之前的外事组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王炳南带着赖亚力、王凝、王朴、郭赞、曾远辉等同志，还吸收包括韩叙、曹桂生等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御河桥2号院北平市军管会所在地办公，筹办外交部成立事宜。另一部分由柯柏年带队（柯除参加王炳南主持的工作外，还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主要助手，任市外侨事务处处长），协调处理北平市的涉外事务。凌青留在和平门西松树胡同办公，根据柯柏年的指示，搜集日本侵华给我国造成各种损失的材料，以便以后向日方索赔。外事组研究处在西松树胡同办公时吸收了包括张再、龚理嘉、严梅生等在内的一些新同志。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签发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对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外国记者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都要制定暂行的政策。1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指示指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被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时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阐明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5月，中共中央秘密访苏代表团正式组成。代表团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要成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高岗和候补中央委员、后来任新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的王稼祥。6月21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领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是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一次极为重要的外事活动。它适应了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立足于世界的需要。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月底，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全面展开新中国成立的工作。开国前夕预先取得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的承诺，对于新中国政府立即取得合法国际地位至关重要。9月21日，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做最后的准备。这次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 共同纲领 ）；制定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国歌未制定前以 义勇军进行曲 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9月29日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对新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明确规定。共同纲领 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具体政策，包括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法律化。9月3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同日，政协会议闭幕。周恩来召集会议时告诉王炳南：“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的外交部就正式开始工作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