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机制在公共危机生命周期中的运用_杨绘荣.pdf

信息机制在公共危机生命周期中的运用*杨绘荣庞 欣（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摘 要：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特别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因公共危机的复杂性、风险性、混合性等特征使得传统的危机治理手段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机制却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价值潜力。信息机制在公共危机生命周期预警期、爆发期、缓解和善后期的实践场景应用，从本质上映射出现代国家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现存的盲点，而拓展信息机制的应用范围，关键在于将其工具理性转向治理赋能，通过快速预警、精准决策和长效缓和等机制可有效提升国家公共危机治理水平。关键词：信息机制 公共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4641.2022.05.11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危机斗争史，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全球公共安全形势依旧不容乐观。“非典”、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危机的暴发，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现代社会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风险的全球性和泛化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如新冠肺炎疫情在初期仅是单一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在其发展和衍生过程中却带来了诸如经济衰退、社会秩序危机、生活保障危机等连锁反应。面对高度复杂且具有全球性风险的公共危机，传统的危机治理手段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机制却能够发挥技术优势，并释放出巨大的应用潜力。这一现状要求各方主体要积极转变思路，推动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技术变革，深入研究信息机制治理赋能、内在规律和应用方式，建构起从危机的预警、应对到善后的完整体系。一、信息机制与公共危机1.信息机制。在大数据时代，任何事件的发生必将产生大量的信息数据，形成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1而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收稿日期：2022-05-2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国家治理中农民政治态度转变机制研究”（18BZZ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治仪式中集体记忆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强化研究”(22YJC710082)、山西省社科联二十大专项课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路径研究”（SSKLZXKT2022003）。作者简介：杨绘荣，法学博士，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文化、技术政治学、政治学理论；庞欣，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2022年第5期总第288期SEEK TRUTH FROM FACTSNo.5,2022General No.28884内容和名称，2（P13）且具备收集、感应、传输、存储、鉴别以及检测等多种功能。据此，我们可以将“信息”理解为一种主客体进行认知交换、协调认知的复杂媒介，在经过了主观重组后，信息本身便具有将世界形式化与制度化的倾向，并与“信息机制”相互交织。譬如有学者认为，信息与制度的作用是相似的，就是要消除随机性，而保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制度过程中的信息机制，可以说是一种治理术。3一般而言，信息机制发挥作用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场景，学界普遍认可信息机制至少包括四类要素：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组织实体和信息工具。4基于前述界定与研究需要，我们将“信息机制”狭义地界定为依赖技术进步、科技更新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相互制约、传递和互动的具有完备系统性的信息处理手段或信息交换的信息工具。2.公共危机。“危机”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应用场景多为医学领域，用于阐明一种迫在眉睫须迅速作出决定的状态，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危机”被解释为“危险的祸根”或“严重困难的关头”。美国著名危机管理理论学者罗森塔尔从事物的特性角度出发，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5（P11）另有学者从产生影响的视角出发，认为危机是一种对社会系统的成员和秩序产生影响、破坏、威胁的事件或者不可控状态。6鉴于危机往往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在实际生活中也常被称为“公共危机”。然而各国针对公共危机的系统研究起步均较晚，国外起源于家喻户晓的“911”事件，国内则发端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和2003年“非典”事件。西方学界将公共危机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们熟悉、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共危机即“灰犀牛事件”；另一类则是无法预料、拥有极端冲击力的公共危机即“黑天鹅事件”。我国对于公共危机存在着多种表述，如：突发事件、突发危机、突发性公共危机、公共部门危机等。综上所述，公共危机指突发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或社会运行机制失灵所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二、信息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践应用斯蒂文芬克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危机从萌芽到消亡会经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具体划分为危机酝酿期、危机爆发期、危机扩散期、危机处理期、危机处理结果及后遗症期。在以上几个时期内，危机因子具有不同的特质和规律，因此，若能根据危机发展的不同生命阶段，采取相应措施，对症下药，便可预防危机发生、降低危机伤害，甚至转危为安。据此，可将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目标聚焦于信息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阶段是如何防范潜在威胁、控制爆发风险和提高危机治理水平的，并可将信息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践应用划分为预警期、爆发期、缓解与善后期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因疫情形势和防控能力的客观差异，信息机制亦同样表现出不同的实践作用形式。预警期信息机制的作用体现在通过分析信息数据来预警和防范危机，爆发期信息机制的作用着重于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蔓延，缓解与善后期信息机制的作用旨在追求减少损失和次生灾害的发生。1.预警期：预警与研判风险。信息机制能够利用海量数据进行无监督学习、分类挖掘价值信息、展现危机发展规律和建立危机模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着一定的防范和预警作用。在预警阶段，信息机制的目标指向主要为公共危机的风险预警和风险研判。一般来讲，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所以人类难以发现其隐藏的科学规律。然而信息机制凭借其对数据的搜集、分析、研判和处置，依旧可以从蛛丝马85迹中探寻公共危机发生的前兆，并借助现代统计学、传播动力学等模型和机器人算法技术进行风险预警。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加拿大蓝点公司（Bluedot）早在2019年12月31日就正式向其客户发布疫情警告，日期比世界卫生组织还提前一天。该公司汇总了全球数亿条飞行路线和上亿个移动终端的匿名数据，并以此为依据来预测疾病在局部地区和全球蔓延的趋势，已成功提前侦测出150多种病原体、毒素和综合症的爆发。7尽管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机制对于公共危机的预警作用仍然不可忽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规模暴发后，信息机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预警作用。例如，我国根据确诊病例信息、城市交通数据、互联网搜索记录等，通过科技手段构建疫情检测和预警系统，评定区域防控等级，并由此采取不同强度的防控力度。8此外，思爱普（SAP）联合德国电信，德国信息技术安全、隐私及责任中心，德国联盟疾病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等25家生态合作伙伴，利用开源、分布式的技术范式，在保障客户基本隐私安全的前提下，推出了符合GDPR数据保护标准的新型冠状病毒接触者预警系统，其在切断传染链条领域中能效突出、效率倍增，成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危机的卓越实践典范。9（P200）另外，在危机风险研判中，信息机制能够提供基本方向思路，排除冗杂的干扰选项，给出更加具有前瞻性和预判性的解决方案，以便政府提前采取防控措施，减少受影响人群的数量，确保公共危机事件规模和范围的可控性。譬如，2020年初我国相关研究人员根据腾讯位置流动数据，估算武汉感染病例传染到国内其他城市和国家的概率，同时结合官方航空指南（OAG）数据和全球疫情的SEIR传播模型，成功推测出部分国家将在该年度上半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这一局面，为相关国家制定疫情干预政策争取了准备时间。102020年Gilbert博士以中国各省的病例数据和国际航空人流信息为参考，搭建起非洲疫情预测模型，用以估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洲际扩散轨迹，该模型成熟期甚至可以演化预测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同国家暴发的风险和大致规模，是各国阻断国际输入性传播的重要参考。11总体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信息机制在预警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需加强公共危机风险预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由原来的“响应式”管理转化为“防范式”治理。2.爆发期：诊断治疗与阻断蔓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在内的新兴技术手段在智能辅诊、疫情监测、切断传染途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抑制了疫情蔓延速度，缓解了就诊压力，并为抗击疫情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案例。在智能辅诊方面，信息机制极大地提升了疫苗开发、病例确诊和治疗的效率。首先，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最为关键的一步是破解其基因组成和特征，特别是其病毒蛋白质结构，进而研究出有效的疫苗和治疗药物。然而新型冠状病毒拥有高达3万个碱基的基因组，这给全球的临床研究人员、疫苗开发公司等带来了巨大挑战。针对这一现实问题，2020年5月中国百度研究院设计出全球首创的mRNA疫苗基因序列设计算法并结合动态规划算法，成功将疫苗序列设计时间缩短至16分钟内，提高了疫苗设计的稳定性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加快了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疫苗研制开发的进程。其次，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感染速度快、传播途径复杂、感染人数多等特点，导致一线影像科医生的工作压力剧增，他们需要通过高达300多张的影像资料来完成病情诊断。12因此，如何快速、准确地锁定感染病例，是阻击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一个关键点。基于此，运用AI技术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智能影像评价系统”诞生了，它能够在短短几秒的时间内完成病毒筛选，并给出病情的初步诊断结果，为医务人员展开后续工作提供了辅助参考，该系统在测试完成后迅速部署到武汉多家肺炎重点收治医院，有效地改善了医疗资源紧张、院内交叉感染等问86题。最后，各个国家通过打造远程医疗平台（如APP、小程序、网站等），集结专业的医疗队伍，进行实时、权威的网上咨询，避免了因恐慌而带来的盲目就医，实现了用户和医疗资源的无缝衔接。比如美国奥古斯塔大学发布的虚拟筛查系统，用户可以24小时无预约进行访问，在自助选择医生后进行线上问诊并回答是否出现常见感染症状以及持续时间，可能阳性的人员将在被告知适当的后续措施后，前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9（P189）同时，医务人员利用5G通讯技术可以实现远程病例讨论，突破了时空限制，加强不同场域间的沟通互动，降低了因直接接触而带来的医务人员感染风险，控制疫情扩散范围。在疫情监测方面，信息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疫情信息整合、虚假信息剔除两部分。以我国为例，一方面，我国多个高校、研究所和企业借助国家卫生健康部门、世界卫生组织和媒体发布的权威信息，搭建起“疫情动态平台”“疫情实时追踪”“发热门诊地图”等多个信息平台，这些信息平台提供疫情的实时动态信息，打破了原来主要依靠社区等基层工作人员手工收集信息的局面，让疫情动态形势一目了然。另一方面，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但各舆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不同需要，可能会忽视事实要求和规范标准来传播信息，进而选择吸引眼球的内容进行报道或进行不实报道，增加防疫的工作难度和民众的恐慌情绪。而智能算法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对海量的虚假信息进行筛查和剔除，强化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持续净化网络空间。疫情暴发后，Facebook联合全球60多个事实审查组织，识别与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已删除超过250万条销售口罩、洗手液等防疫用品的相关信息。9（PP207208）在切断传染途径方面，“健康码”的使用、疑似病例的筛查和追踪都是信息机制应用的典型案例。譬如，我国政府联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移动通讯巨头，推出“健康码”服务，精确高效地追踪个人动态。“健康码”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建模后，输出红色、黄色、绿色三种风险状态供各方主体参考，普遍应用于街道社区管理、复产复工等多个场景，以一种无纸化、无接触、信息化方式助力疫情防控。再比如韩国通过信用卡消费记录、乘坐公共交通记录、手机位置信息等彻查感染者活动轨迹，追查密切接触者，并及时向外公开信息；同时还运用手机APP管理轻症患者，当他们离开规定的隔离区时，应用程序就会立刻发送短信至相关管理人员以制止其违规行为。此外，各国为满足人们正常出行的需要，在商场、车站、机场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区域使用智能测温系统，该系统结合了先进的深度学习嵌入式人脸识别算法和高精度测温传感，能够有效节约使用单位对于体温监控管理的投入成本与时间，降低检测人员与潜在病例暴露接触的风险，以克服原有体温检测方式效率低下、人力成本高等弊病。3.缓解与善后期：发展经济与社会保障。公共危机的缓解与善后期是危机治理的重要阶段，如果不能及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危机带来的损失，修复社会黏膜，防范风险回流，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次生社会风险甚至进入到新一轮公共危机循环周期中。对此，我们应着力恢复生产、防范次生风险、总结经验教训，以此来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风险闭环。全球疫情防控态势正在向好发展，经济生产活动也正稳步走向正轨，新一代的科学技术必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公共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增长点。如以在线教学、在线办公、直播带货、社交电商为代表的在线新经济、新模式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韧劲，并且随着疫情的缓解，这些新兴领域都有望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部分企业不仅克服了潜在的危机，也承担了社会责任。他们依托信息平台，把那些难以复工的企业员工以共享的模式向外输出，使劳动力由原来过剩的传统服务业转向人员紧缺的互联网服务领域，破解因人力短缺和守旧思维带来的企业发展难题，倒逼经济转型升级，降低了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压力。87在后疫情时期应积极完善和优化以往的临时性措施，防范各类次生社会风险的发生。当前，全球内引发的次生社会风险不断加剧，人们在各个领域中受到公共危机侵害的频率和强度逐步增强，几乎波及了公民全部的社会生活范围，主体危机和衍生出来的次生危机相勾连使得显性风险与隐形风险并存，严重威胁着各国人民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受全球疫情的冲击，部分实体经济经营者收入急剧减少，面对这一现实困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掌握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情况，加大对相关从业者的帮扶力度，制定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和较为宽松的贷款政策，助力其走出难关。另外，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要求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制机制有效顺畅，相关主管部门应整合并合理分配资源以照顾弱势群体，使民生兜底保障网络密实、牢靠。对此，可利用可靠的算法模型和指标体系，实时监测那些受到公共危机影响的人群的情绪和需求，并在灾后对其心态加以评估和疏导。比如，武汉疫情期间，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等工作人员通过网络数据反馈，线上线下累计服务将近百万人次，有效改善了群众的心理状态。总之，我国政府部门依托众多信息机制，从信息共享、后勤保障和重点问题治理等多方面开展工作，将信息机制融入公共危机生命周期治理的各个阶段，及时准确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并从战疫一线工作中积累了信息机制联合治理公共危机的先进经验，总结出一套实用的应急预案，为今后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三、信息机制视域下公共危机治理的优化之策信息机制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和平台依托，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都展现了出色的实用性。自媒体、共享平台等新型信息平台，用无形的信息流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数据资源库，全球日渐成为一个有机的信息体系，这也为政府进行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在挑战中把握机遇、充分运用信息机制的技术优越性以更好地提升自身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根据公共危机在不同周期阶段所表现的特点，政府需依据具体状况提供科学、可行、高效的解决方案，使公共危机治理取得理想效果，从而进一步有效控制事件的扩大和升级。1.公共危机事件预警期：优化危机研判机制。危机预警期，是控制公共危机发生的最好时机，能够以极少的代价获得巨大的收益，强调防患于未然。这一阶段信息机制的功能是及时监测和预警危机的发生，公开信息让社会成员了解最新情况并作好准备，降低公共危机的危害。提升信息发布时效。在疫情信息发布时间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两种相互争辩的观点：流行病和防控专家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主张积极地向社会公开各类信息，以此来防范危机的潜在风险；而政府出于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以及维护自身的权威性目的，认为应该在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后，再由专业的机构发布，形成“科层制”传递的紧急响应。然而，政府的做法可能会使公共危机错过控制的黄金时间，因而公共危机的风险预警应当秉承“疑有从有”的基本原则，即使预警过度，也决不能遗漏可能风险的存在。政府等相关部门、组织需时刻保持敏锐性，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应展开与民众的对话，在24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输出权威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用速度赢得对舆论的主导权。13具体做法为：一是建立限时审批和快速审批制度。一方面以官方文件和政策为依据，明确审批环节中的接收和反馈应对时间，提升信息的处置效率；另一方面针对特殊事件，分管领导可以采用快捷媒体工具进行请88示等方式，解决关键信息点出现的“断点”现象，规避层级式审批潜藏的低效率性、延时反馈等弊端。二是建立应急信息督查机制。各级政府在收到信息首报以及有关事件线索后，应主动跟进、分析、核实，尽快掌握有关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有关部门；同时完善各地方和部门的基层信息直报工作程序和直报点建设，在遇到重大事件和紧急突发情况时，有关直报点向上级报告的同时也及时向省级或中央有关组织报备，以此来降低区间损耗、提高传递速率、拓展单位信息容积。增强危机预警技术。近年来，智能化的预警技术逐渐成为甄别传染病暴发和其他公共危机事件早期发现的重要手段。然而预警技术并没有在最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得到较好的运用，如从2019年12月官方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时间段内，武汉市至少错失了4次预警机会（具体时间分别为2019年12月27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2020年1月11日）。14因此，各国应该不断促进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优化、升级各部门及有关单位的硬件水平，切实提升信息的处理速度和能力；突破原有危机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瓶颈，构建多渠道的危机信息来源，扩大技术获取信息的适用范围，通过不间断的知识支持，优化信息数据质量，增强信息的拟合与处理能力。为达成这一目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利用去中心化数据共享市场和疫情信息对市场进行协同监测，在保障市场主体隐私的伦理原则下，进一步促进多源预警数据共享、多种预警技术集成、复合主体群的长期参与和协同挖掘，保障预警机制的精准度；二是结合预置决策融合算法和异常探测规则的智能合约，不间断实时监测相关信息动态，提升预警的时效性，不断增强大数据预警技术的内驱力、创新性和实用性，夯实公共危机管理平台稳固、坚实的基础。2.公共危机爆发期：完善危机决策机制。危机爆发期，是公共危机破坏力最大的时期，也是控制其发展的重要阶段。要想运用信息机制精准治理公共危机，节约人力物力，应在保障高质量信息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匹配吻合数据并传递到相关责任平台。保证决策信息质量。数据的质量和开发程度决定了运用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所获得的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和有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均享有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收集权力，另外人民政府将这一权力下放到相关部门、组织、机构即公安部门、基层人员等。这一规定固化了信息“多头收集、多头储存、多头使用”的局面。高质量的信息来源是信息机制发挥作用最基础的条件和最根本的依据，而多元主体的重复收集，势必会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同一信息输出完全差异的内容，反而增加了处理和利用信息的难度。针对公共危机爆发之后的信息来源多渠道化这一问题，政府应当成立统一的信息管理服务机构来管理和分配信息任务，防止前后端信息执行部门出现职能重叠甚至缺位的现象；着力建设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主体清单，精细划分信息报告主体范围。政府还应构建以信息为核心、业务为牵引、决策为目标的数据资源池，强化政府公共数据的管理标准，保障共享数据的整体性、同源性、真实性、实用性，帮助各方在海量的数据库里统一规范地采集数据。实现信息精准锁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15各国应加强技术与治理的融合创新，坚持大数据思维，实现科学防治与精准打击。在信息快速流动的当今社会，各阶层、各层级具有不同的信息诉求，在信息反馈时也是有差别的。如何在这些多样且碎片化的信息中，依次匹配到完整、精准的反馈，是完善公共危机决策机制的内在要求。信息机制为有效应对公共危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具，构建起与社会公众对接的在线信息沟通平台，使得原先单点支撑的应用平台转变89为系统整合的精准治理的综合平台，能够及时高效地接收公众反馈。信息机制将信息内容按照标准分级，可短时、高效地传递到相关责任主体，形成精准且完整的动态交互作用过程，然后再针对不同的现实情况，迅速提供相应的资源和信息反馈。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陷入工具理性的漩涡，在注重大数据开发和应用时，我们也要善于利用小数据来印证大数据的可靠性。精准化防控是“人力+科技”“传统+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5G网络加区块链的应用虽大大提高了效率，但要实现精准化防控这一目的，最终还是取决于现实社会中人的实践活动。3.公共危机缓解与善后期：建构危机协同机制。危机缓解和善后期的主要任务是对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和总结，查漏补缺，减少因认识盲区和低效行动而造成的损失，反思、评估信息机制在公共危机各阶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新公共危机治理方式。颁布危机信息的统一规范。目前我国关于公共危机信息处理的法律法规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如规定笼统、操作性不强等缺陷，有待进一步优化。首先，在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中虽规定信息公开“应当及时”“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但应对其作出更加详细的说明。其次，对政府需要公开的信息内容规定较为简单，这就使得各地政府的认知与做法出现较大差异。有学者针对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的建立和信息公开情况作过调查：其中10个城市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有6个城市在首页设有疫情防控的专题专栏，但有3个城市不仅没有相关专栏，同时也看不到任何相关的其他信息。16面对这一实际情况，相关部门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信息规范标准势在必行，在垂直领域中坐实场景标准化，以此来减少信息流通的阻力，增强官方信息与其他非官方信息的信任度，消除因信息标准不同而导致的低效和“非对称性”问题。搭建多部门信息云平台。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整体政府”的新理念。该理念要求注重资源整合与统筹兼顾，并依托现代新兴信息技术提升政府的联动能力和服务合力，着力搭建多部门的信息云平台，将结构分散、个性突出、效率低下的信息分子整合为同质分明的系统性信息组织，构建职责分明、横向协调、纵向联动的一体化协同机制。大数据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突破了原有共享机制的技术屏障，但是由于主观动机、制度约束等多种原因仍导致了“信息孤岛”和“信息烟囱”的问题。17早期的信息共享模式为“一对多”模式，即多方主体将信息上传到统一的信息平台中心，需要时依申请使用，然而目前社会提倡和着力建设的为“多对多”模式，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不再扮演管制角色，信息的共享行为由各部门和组织在平台上发起和完成，这一模式打破了信息在层级和空间上的限制，为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的多部门联合治理提供了可能。结语信息技术、大数据等只是一种治理工具，碍于各种现实原因，这一工具在现阶段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依然存在隐私泄露、技术垄断、算法不公等诸多风险和弊端。破除“技术绝对论”、预防科技的滥用、确保算法的准确、明确责任主体都是在新兴信息时代需要理性思考的重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是“黑天鹅”事件还是“灰犀牛”事件，其复杂性、多发性及泛化性的危险都在不断地给各国敲响警钟。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均受到重要影响，疫情的流行规模主要取决于社会的治理水平，各国不约而同地运用信息机制，注重信息机制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置各个环节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对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加以划分，勾勒其阶段性发90展状况，并以此为参考制定应对策略。中国从疫情暴发到疫情常态化，经历了艰难坎坷的探索之路，信息机制在疫情各阶段的运用也愈发成熟，战“疫”的初步胜利得益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机制的合理运用，但就现阶段而言，这一过程仍然涌现出不少问题，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转变传统思维，真正用好科技力量和信息机制，有效预防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公共安全风险，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协作力量，已成为全世界提高现代化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参考文献1张钟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信息生产与媒体机制以大数据时代的认识论转换为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20（04）.2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M.陈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渠敬东.制度过程中的信息机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4李刚.国家治理信息机制的要素分析J.图书与情报，2020（01）.5荷兰乌里尔罗森塔尔，美迈克尔查尔斯，荷兰保罗特哈特.应对危机：灾难、暴乱和恐怖行为管理M.赵风萍，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6张成福.构建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J.中国减灾，2005（04）.7Jerry B.How Canadian AI Start-up BlueDot Spotted Coronavirus Before Anyone Else Had A ClueEB/OL.https:/ J T,Leung K,Leung G M.Nowcasting and Forecasting the Potenti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he 2019-nCoV Outbreak Originating in Wuhan,China:A Modeling StudyJ.The Lancet,2020,395(10225).11Gilbert M,Pullano G,Pinotti F,et al.Preparedness and Vulnerability of African Countries Against Importations of COVID-19:A Modeling Study J.The Lancet,2020,395(10227).12“武汉模式”成医疗健康数字化升级样本EB/OL.htt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