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_崔峰.pdf

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收稿日期：2022-09-1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肃东部佛教石窟题记文献整理与研究”（19BZJ021）；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年度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美育及教材开发创新研究”（GS2020GHB4789）。作者简介：崔峰（1972），男，山东宁阳县人，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与佛教史。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崔峰（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与传媒学院，甘肃成县 742500）摘要：在西南地区摇钱树佛像图案中，新发现有“梵天劝请”佛传故事的造像题材。这种题材在早期犍陀罗佛像艺术中十分流行，在秣菟罗佛教造像中较为少见。结合国内外新近出土的佛教遗物来看，四川东汉时期佛像与关中地区有传播关系，与鲁南苏北早期佛像图案存在共同之处，它们皆与犍陀罗佛教艺术有渊源关系。依据考古资料可推论，摇钱树佛像的源头应该由西北绿洲丝绸之路传入。关键词：摇钱树佛像；犍陀罗；丝绸之路；大月氏；贵霜中图分类号：K87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020（2023）01-05207摇钱树作为随葬器物集中发现于我国的西南地区，其流行年代在东汉中期和晚期，进入三国数量开始锐减，到了西晋基本上消失。其中部分摇钱树铸有佛像，为研究早期中国佛教的传入与印度佛像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据研究统计，迄今所知带有佛像的摇钱树有27株，含有佛像达80余尊，如果再加上民间收藏和最新两年的报道发现，数量应该更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针对摇钱树佛像与佛教传播问题开始了探究1，迄今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学界有关早期佛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研究，更多聚焦于摇钱树佛像特征的分析，并与印度佛教造像进行类型学比较，来探讨早期佛像的变化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有些学者认为佛像跏趺坐式、高肉髻、着通肩衣、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的样式，来源于印度秣菟罗造像系统，由此得出内地早期佛教艺术从西南路线沿着滇缅道由印度直接传入巴蜀地区的观点。2这种观点迄今对学术界带来较大影响，但是也引起许多学者的质疑，指出佛像的螺状肉髻以及坐佛衣饰造型，与犍陀罗艺术也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摇钱树佛像是一个多元素的组合体，并不是单纯的造像本身。以往研究成果往往关注的是佛像自身特征，而忽略了对一些图案题材的深入探究。根据笔者的观察，在这些摇钱树树干佛像和顶部树叶佛像结构中，包含着“梵天劝请”佛教故事的题材。经过仔细分析发现它们与早期犍陀罗地区的佛像艺术作品关系密切，与秣菟罗地区造像艺术关系不大。同时，近些年我国在关中的咸阳、宝鸡和四川成都汉代墓葬中新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相关实物，敦煌悬泉汉简发现有佛教珍贵记载，这些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西南地区摇钱树佛像的传入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一、摇钱树佛像中的“梵天劝请”题材1941年，彭山汉墓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一件陶座佛像（图1），最初的发掘报告描述到：此件器物之三人造型，布局上为“一主二侍从”；且中坐者高髻，头发鬈卷向上，内似有肉瘤，与佛像之“肉髻”一致，身上所穿之大袂衣服，颈下为平行横曲衣褶，这在汉服中不见，而与佛身上之直筒大衣一致；尤其三人皆作手印。由此我们认为这是佛教中“一佛二胁侍”的造型。3崔峰：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52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这一佛像造型组合引起了学界论争。20世纪80年代，俞伟超认为这是佛教造像“一佛二菩萨”的三人组合，中间为释迦像，两侧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像。1但唐长寿觉得“一佛二菩萨”定名不妥，两侧的佛像应该是祈求者。4吴焯则把佛陀身边两侍者看作是两胡人像。5其实这一造像组合，中间是佛陀像手施无畏印，左侧头戴高冠的是帝释天，右侧发梢微卷的是梵天，梵天与帝释天面向佛陀合掌作礼，表现的是公元1至2世纪北印度犍陀罗地区佛教造像作品中流行的“梵天劝请”造像题材。彭山崖墓陶座佛像是与青铜摇钱树不同类型的少见葬器，其时间在东汉后期，还不具有摇钱树佛像的普遍代表性。许多人认为它不是摇钱树的插座部分，有研究者指出它只是墓葬中的一个器座，笔者赞同这一说法。那么这种组合题材的造像是否存在于摇钱树佛像之中？它们出现的年代是否早于彭山汉墓？经过深入观察和梳理，我们发现很多的摇钱树佛像中也存在这种题材的造像组合形式。现将它们分为A类型和B类型加以分析。A类型是摇钱树顶饰佛像，这种类型的造像位于摇钱树的顶部，“梵天劝请”的组合均处于环形壁之上，周围有莲花枝蔓连接。这种类型的造像我们至少发现有5例，现介绍如下。A1：陕西城固出土摇钱树顶饰佛像（图2）。这株摇钱树残高93.5厘米，由树干、树枝和顶饰三部分构成。佛像位于顶饰的中间，高6.5厘米，宽4.1厘米。佛像为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裾；头顶上有束发半圆肉髻，额际有白毫，嘴部有上翘的胡髭；头光为两个同心圆构成，头光左右各3个小圆圈；衣服为通肩衣，领口为环形竖线装饰；胸前的两手之间有一个形状近似于玦的东西。早期研究者认为，“在佛像的右侧有一个人正在向佛跪着揖拜。这一人物头戴异形高冠，鼻下有胡髭，着袍，领口部分也有一个用平行纵线构成的装饰。坐佛和揖拜人物都位于一个特大的璧上。璧的直径为7.4厘米，璧的表面装饰有一些花卉类图案。坐佛的身后有一些蔓草花卉类图案，在靠近揖拜人物的一侧略有残缺。”6A2：安县文管所收藏树枝佛像。摇钱树中部为一圆形璧，直径7.5厘米，佛像坐于璧之上，高6.3厘米、宽4.1厘米。佛结跏趺坐，右脚赤裸露于裤外，胸前两手之间同样有一小孔璧形器。头光、肉髻和佛陀的衣饰造型与城固出土摇钱树佛像一致，两者应为同一模具所铸造。有研究者描述到：“佛两侧均侧跪一个小人，头戴尖顶帽，大眼，张口，穿圆领衫，双手作揖，面朝佛像。左侧之人已残。藤蔓及小人周围饰芒刺。背面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7A3：征集于四川乐山双面佛像叶片（图3）。此佛像与城固和安县出土佛像似为同一模版所铸造，相比之下，摇钱树枝叶上的“一佛二胁侍”图像完整清晰，保存的更为完整8。A4：陕西省宝鸡市郭家崖墓青铜摇钱树顶饰佛像。2018年3月出土于宝鸡市高新区的郭家崖墓地，时代为东汉中晚期。整个摇钱树通高110厘米，由主干、枝叶和底座三部分组成，位于顶层枝叶正中有环形璧和佛像图案。佛像虽然部分残破，但是坐姿和造型大体与前三件顶饰佛像相似。“佛像两侧各站立两个人，头戴尖顶帽，大眼，高鼻，小人抬头向上似乎在仰视佛像，戴尖帽小人手执莲花藤。佛像两侧以莲花状树叶装饰，树叶顶部各有一朵莲花，花瓣为8瓣，佛与莲花以及戴尖顶帽的小人均与蔓草之属连接。”9A5：资阳狮子山摇钱树顶层佛像。顶层主枝上同样为环形瑗壁和“一佛二弟子”图像组合，两侧的枝蔓纹饰相同。其中佛陀的顶髻宽平，发际线呈连弧形，着交领长袍，两臂衣纹褶皱明显，右手图1彭山汉墓陶座佛像图2城固摇钱树顶饰佛像图3乐山摇钱树佛像53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施无畏，左手执衣角，衣襟下摆绕右手（背面亦同），结跏趺坐，有椭圆环形头光。发掘简报记录两侧立有弟子，可能为一汉一胡，其中右侧弟子着交领袍衣，面目及双手残，腰间似佩有一剑，左侧弟子光头，高鼻深目，交领袍衣，下着垮，双手捧塔。左右两侧弟子头上部铸刻有莲花。瑗壁处于“一佛二弟子”图像的下部，上铸刻有变形双凤，双凤朝向中间的莲花，而莲花上方即为结跏趺坐主尊佛10。有研究者认为：“二胁侍保存不好，无法确认其身份为 一汉一胡，双手捧塔 的描述也不确定。”11以上这5件处于顶部装饰的摇钱树佛像中，图像相对清晰，而且有着共同的特征：一铺三身造像组合都居于圆形环壁之上，中间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姿，着通肩衣袍，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宽平肉髻，嘴唇有上卷的胡鬓。佛的胸前两手之间有一个壁玦的东西。佛的头部有大小两个同心圆组成的项光。佛像周围有枝蔓连接数量不等的莲花。佛的两侧均有躬身为跪拜或揖拜的小人形象，具有胡人相貌。这一造型为“梵天劝请”组合，两侧人物为帝释天和梵天，均面朝佛陀。下方环壁内饰有莲花纹和其他纹饰，环壁的两侧有芒刺，环壁的下边两侧延伸出弯曲的龙身。B类型的为树干佛像，因有些出土地不详，现只选取两例来分析。B1：安县文管所收藏摇钱树树干佛像（与A2为同一株）。树干和树枝均为青铜铸造，树干断成3截，实际上是由5小段组成，每段长约16.5厘米。每段树干中央铸一尊佛像（图4），共有5尊。每尊佛像高5.3厘米、宽2.5厘米，有圆形头光，长4.5厘米、宽4厘米，边缘饰有芒刺。佛像是束发高肉髻，中间有扎圈，双眼圆睁，面部丰满，鼻下有胡髭；穿交领衣，左手握衣角下垂，再延经右手腕下垂；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像两侧均侧立一个小人，头戴尖顶帽，面朝向佛，双手搀抚佛的臂膀，小人外侧饰芒刺。7B2：陕西省宝鸡市郭家崖墓青铜摇钱树树干佛像（与A4为同一株）。这件青铜摇钱树被成功修复后摇钱树通高110厘米，由主干、枝叶和底座三部分组成。底座上部为一上大下小的椎状空心体。树干共分5节，每节铸造一尊佛像，共计5尊。佛像头顶有高肉髻，头后有椭圆形顶光，佛像大眼圆瞪，面部丰满，衣纹清晰，左手拳握，右手掌心向外部使用无畏印，双腿盘曲，呈结跏趺坐。树干上有纵横交错的5层枝叶，其题材有凤鸟、钱形枝叶、凤鸟玉璧、猴等。9有树干佛像的摇钱树，一般树干上下分为5节，每节皆是“梵天劝请”造像组合。这种类型的佛像组合，中间的树干为结跏趺坐佛像，佛的肉髻为上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袍，头背后有圆形项光，内有纹饰，外有芒刺。佛像左右两侧的帝释天和梵天为揖拜立身像，身上布有芒刺。安县、绵阳何家山二号墓和宝鸡郭家崖出土摇钱树佛像，均属于这种组合。没有发现的这种类型的树干造像应该还存在不少。但是多数的摇钱树树干不铸造佛像，有的左右两侧铸造猴子、蝉等动物装饰。安县和城固出土的树枝佛像，有研究者认为它们出自于同样的粉本，甚至可能同模，时间大约铸造在东汉中期（2世纪初）12，而资阳和宝鸡郭家崖铜摇钱树则被认为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宝鸡地处秦岭以北，研究发现此类摇钱树比较罕见，应该是秦蜀两地文化交流传播的结果。二、西南摇钱树佛像与犍陀罗艺术关系事实上，在犍陀罗早期佛教造像故事性浮雕中，题材最为流行和数量最多的就是“梵天劝请”品。这些浮雕造像大约是公元1世纪中叶的作品。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佛教遗迹考古发掘的浮雕中，有14到17个属于这种题材的造像，它们从式样上类似窣堵波的被看作是最初期之作。在斯瓦特附近的劳力亚(Loriyan)、汤嘎意(Tangai)也出土了该题材的两件作品，现分别藏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和拉合尔博物馆。此外，大英博物馆、斯瓦特考古博物馆、柏林国立印度美术馆等处也有该题材的藏品。13罗哈伊泽德莱女士收集到的这种初期犍陀罗佛像题材的浮雕有22例。栗田功收录了23件犍陀罗“梵天劝请”雕刻14。他们的收录中应该有不少重复作品。“梵天劝请”构图范式大致就是佛陀结跏趺坐在中央的方形座上，结禅定印，亦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放于膝前者。左右的礼拜者分别图4安县摇钱树树干佛像崔峰：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54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是卷发须髭的梵天和系头布的帝释天，面向释迦合掌作礼。比如斯瓦特地区出土的“梵天劝请”浮雕造像（图5）15，展现的既有佛的象征物菩提树，又有释迦太子头扎项圈出道说法的佛陀形象；既保留了对传统观念的继承，又打破了佛陀无像时代的旧法则，开创了犍陀罗初期佛教造像的新时代。不仅如此，当时的信徒对佛舍利极为崇拜，在舍利器物上铸刻有“梵天劝请”的造像故事题材。学界熟知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收藏的著名的“迦腻色迦王舍利盒”（图6），铜质鎏金，大约铸造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属于犍陀罗早期的佛像作品16。其盖部上方铸造的三尊像，中间为佛陀像，肉髻为束发，圆形莲瓣装饰头光，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身着通肩大衣，衣袍下摆覆盖于两腿之间，莲座下部为扁平的覆莲瓣，两侧为双手合十面向佛的梵天和帝释天。另外，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毕马兰金质舍利匣，由英国探险家查尔斯麦森在阿富汗的毕马兰地区的一处佛塔遗迹内发现。浮雕中佛陀右手施无畏印，梵天立左面，帝释天则立于右侧颔首致意，浮雕同样是公元1世纪至2世纪犍陀罗艺术“梵天劝请”的代表性文物17。以上论述可推论，四川地区的摇钱树佛像中的“梵天劝请”组合，其源头就是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流行的造像题材。从现存西南地区的东汉佛教造像相关遗物来看，出现的地点分布和时间并不支持佛像从滇缅道传入的观点。一是从佛教遗物的地域分布分析，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佛造像有石刻、陶塑、铜铸三类。其中石刻类乐山麻浩崖墓1尊，柿子湾崖墓2尊；陶塑类彭山崖墓摇钱树陶座1件，云南昭通汉墓陶佛1尊，四川宜宾博物馆1尊；铜铸摇钱树佛像80余尊，分别出土于四川乐山、彭山、绵阳、安县、三台、梓潼，重庆忠县、丰都、巫山、开县，陕西南部的城固，贵州清镇等地。佛像遗物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尤其是川北地区，这似乎更接近西北丝绸之路路线。而靠近印、缅的川南、云南、贵州反倒佛教实物出土极少，摇钱树在云南仅见一两件而已。二是从佛像遗物自身时间年代来分析，以丰都摇钱树为纪年标尺，与之样式相似的佛像主要出土于广元、绵阳、德阳、巴中以及城固和邻近川东的重庆等地。何志国对这些摇钱树佛像进行了年代断定与统计115960。早时期的佛像摇钱树主要出现在四川北部、陕西南部和重庆峡江一带，然后逐步扩散于其他地区。而在印度东北部摩揭陀地区经缅甸等东南亚诸国进入四川地区的沿途，并没有留下早期佛像实物的一点痕迹。因此有的学者指出，贵州地区早期佛像很可能是通过四川地区传入的，因为“其存在方式和造像都与四川地区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人们对佛像的理解似乎更为肤浅。最初的传入媒介物，就是与升仙思想的流行有密切关系的摇钱树”18。从上文对摇钱树佛像中“梵天劝请”和“初说法”题材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的推论，这些佛教造像故事题材与犍陀罗造像艺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与秣菟罗造像艺术关系不明显。“梵天劝请”在犍陀罗早期佛教造像中是普遍流行的题材，而在秣菟罗地区则比较少见，这与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统计和研究相吻合。19“初说法”的造像题材也常见于犍陀罗造像作品中，尤其是佛陀所持说法印，与犍陀罗样式是一致的，而这一时期的秣菟罗并无此手印。“梵天劝请”表现的是大梵天王率众请求佛陀去鹿野苑说法的故事，表明佛教徒们将佛陀神格化的观念已很强烈，它表达的正是佛像起源时期的思想。虽然秣菟罗早期佛像出现较多的是单体造像，“梵天劝请”故事性浮雕的造像作品少见20，这种通肩U形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的样式，有研究者认为与秣菟罗造像风格近似。但是从秣菟罗地区遗存的佛教造像来看，早期作品中并不存在这种样式，较早类似的一件作品是安尤尔（Anyor）出土迦腻色迦51年铭的佛像，相应于公元129年。这尊佛像的通肩衣样式明显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从时间上讲，显然晚于重庆丰都公元125年的摇钱树佛像，而且两者肉髻、面相完全不同。因此宫治昭认为，仅从形制看，难以断定秣菟罗即为南方佛像的源流21。四川地区摇钱树树干佛像风格在迦腻色迦的流通金铜币上也能看到（图7）22。金币背面的站立佛陀像，束发肉髻、面相口髭、U形衣纹，右手无畏图6迦腻色迦王舍利盒图5斯瓦特出土“梵天劝请”浮雕造像55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印、左手握衣的姿态与摇钱树树干佛像有共同特点。而摇钱树树干佛像的坐姿又是吸收了迦腻色迦铜币坐佛的造型23。近期有研究者指出：“巴基斯坦布卡拉佛塔（Butkara Stupa）出土的三身坐佛像（图8），此前并未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四川地区墓葬中出现的三身佛像与印度、巴基斯坦地区发现的弥勒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样的相似也是早期佛教艺术由中亚传入中国的最好佐证。”24通过认真比对，相对于秣菟罗风格来源，笔者认为四川摇钱树佛像U形衣纹与犍陀罗地区的造像样式更为一致，但是对于原书推断的三身佛坐像为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有所疑问25，认为应该在公元1世纪上半期，因为在其附近的斯瓦特地区出土的浮雕中也出现有大体风格相似的佛像。除了摇钱树佛像外，四川地区还有4处佛教遗迹。一类是佛陀的图像，包括彭山崖墓摇钱树陶座上的“一佛二胁侍”造像和乐山麻浩、柿子湾两处的摩崖佛像。第二类就是四川什邡汉画像砖佛塔。关于佛塔的造型，已经有研究者指出：“什邡佛塔其型制特征更多地展示了犍陀罗地区的特点。”26这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而对于彭山崖墓陶座佛像形制，它与犍陀罗迦腻色迦舍利盒上的造型有渊源关系。这些结论有力支持着西南地区的摇钱树佛像极有可能是犍陀罗佛教艺术沿西北绿洲丝绸之路传入的观点。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队在咸阳市成任村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在M3015主墓室西北角的地面上出土2尊金铜佛像，一尊为释迦牟尼立像，小肉髻，顶部较平，身穿通肩袈裟，衣纹从左肩向右肩呈放射状分布，衣纹波谷在右胸和右臂之间；左手握袈裟衣角，右手施无畏印（手部残），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另一尊为铜五尊佛像，正面浮雕坐佛五尊。M3019出土纪年为“延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公元158年）的陶罐。经专家研判认定，这2尊佛像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铸造年代为东汉晚期，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27。虽然这两件佛像的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属于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作品的可能性较大。宝鸡市郭家崖墓发掘出的东汉后期的摇钱树佛像，说明四川与关中地区的佛教和佛像艺术有传播关系，关中犍陀罗佛像艺术的传入应该是由西北丝绸之路而来。鲁南苏北地区是我国汉画像石出土的集中地之一，其中刻画有佛像图案；同时在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了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佛教题材造像。如果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该地区与四川佛教遗物遗迹有许多相似之处。许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过比较研究，总结起来有以下方面：一是孔望山编号为X2、X61、X71的三尊立佛图像和编号为X76的坐佛图像与绵阳摇钱树树干佛像、彭山陶座佛像和乐山麻浩崖墓坐佛相似。二是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刻画两尊立佛、孔望山X90、X92线图与四川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皆有头部背光。三是孔望山的X3、X65等多个图像中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与陕西城固和安县的摇钱树佛像两侧的戴尖顶帽胡人形象类似。282006年，成都市金堂县前进村墓葬中发现有两具东汉胡人持莲石座，与早期佛教传播者表演的“手生莲花”的西域魔术有关。该雕塑与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编号为X65图像手持莲花胡人和X75图像跪姿胡人面相、坐姿、尖顶帽有惊人相似之处。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东汉时期的佛教文献不断被发现。1987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的汉简中，有一件与佛教有关，是编号为91DXF13C的松木制作的请柬书，文字记载：“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出土汉简中有11件有具体纪年，最早是公元51年、最晚是公元108年，则本件浮屠简的年代大体相仿。这其中有“弟子”和“浮屠”等佛教用语，说明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经传入了甘肃的敦煌地区，可能是西来的大月氏或粟特人移民的居住区域。自近代以来，新疆楼兰、于阗等其他地区考古工作陆续展开，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随之出土，其中包含部分织锦，织锦中又以蜀锦数量居多。敦煌地区同样也出土了许多蜀锦织物，说明汉代西域与四川地区的贸易交往频繁。以上这些考据说明，西南地区的摇钱树佛像的图7迦腻色迦金币图8布卡拉佛塔出土坐佛像崔峰：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56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出现，并不是单纯孤立地持续了近一百年的时间，而是与海岱的鲁南苏北、关中西安甚至是西北丝绸之路西域胡人的佛教信仰有密切的联系。在四川早期佛教受到贵霜犍陀罗艺术影响的路线传播上，我们不仅要考虑西域丝绸之路经青海河南道传入四川盆地的可能，还要看到四川与关中连接的秦蜀道、四川与陇右连接的陇蜀道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咸阳新出土的独立金铜佛像、宝鸡郭家崖摇钱树佛像，还是陕南城固、川北安县早期摇钱树佛像，都存在着佛教传播的可能。而这些节点又都与西北丝绸之路有直接关联。因此可以推论，西南地区摇钱树佛像源头很大程度上是由西北丝绸之路传入，而非西南滇缅道。注释：何志国在其著作早期佛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页）中指出彭山陶座佛像的发式，“下部是犍陀罗往上梳的发际，上部是秣菟罗的螺髻”，认为是两者的结合物。唐长寿在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指出：“四川早期佛像艺术无论从总体，还是从局部看，与犍陀罗艺术要接近得多，与秣菟罗艺术则差距较大。尤其在较易保存下来的服饰、背光等方面，基本上都是犍式而非秣式。”何志国在早期佛像研究（第48页）中说，摇钱树座是用来插1至2米高的树干，并且要支撑庞大的20至30只枝叶树冠，因此插座的孔径一般与树干相当，或略大且底座尺度较大才足以稳定。但是彭山陶座仅高21厘米，尺度和体量远小于其他摇钱树座。同时，摇钱树树干直径最大的不超过4厘米，但是彭山陶座中心孔径约7厘米且无其它配合固定物件。这些犍陀罗早期佛教造像故事性浮雕，属于布特卡拉号出土的石制雕刻品，D.Faccenna将这些石雕从样式上分成三组。其中第一组雕刻被看作是犍陀罗早期的佛像作品。其中的17件浮雕作品便系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布托卡拉的出土品。秣菟罗早期佛像样式参见赵玲的博士毕业论文印度秣菟罗早期佛教造像研究第3754页，吸收犍陀罗造像风格后的造像作品参见该论文的第5359页。2006年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沱源社区前进村李家梁子，发掘清理墓葬62座，其中编号为M23的墓室内出土大量的陶俑，另有摇钱树座、水塘及部分陶、石质模型。两具西域胡人持莲石座，或许是文献中记载的早期佛教传播者表演的“手生莲花”的西域魔术。该题材反映的是早期佛教利用西域方术（魔术）进行传播的内涵，与本土丧葬中神仙信仰相结合的情况。而这种胡人和莲花相结合的佛教题材图像，在四川地区东汉晚期墓葬中存在许多案例。参见张倩影、王昱的成都博物馆藏东汉胡人持莲石座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参见李永平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性质及反映的东汉早期历史（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王裕昌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简牍文书研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与敦煌早期佛教的传播（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写的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参考文献：1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J.文物，1980（5）：68-77.2阮荣春.再谈“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J.东南文化，1991（6）：56-58.3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6-38.4唐长寿.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J.东南文化，1991（5）：62.5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J.文物，1992（11）：41.6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J.文物，1998（12）：64.7何志国，刘佑新，谢明刚.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J.文物，2002（6）：63-64.8陈大葱.以物证史:佛传汉地始于巴蜀EB/OL.（2018-07-18）2022-09-06.https:/www.yidianzix-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责任编辑：蒲向明版社，2013.12何志国.安县与城固摇钱树佛像的比较研究J.敦煌研究，2004（4）：15.13宫治昭，贺小萍.犍陀罗初期佛像J.敦煌学辑刊，2006（4）：127-130.14栗田功.美術I:佛伝M.东京：二玄社，1988.15张宝玺.梵天劝请图像考释J.敦煌研究，2017（3）:70.16村田靖子.佛像的系谱M.金申，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38-39.17LE MAY R.The Bimaran CasketJ.The Burlington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1943,82:119.18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J.四川文物，2001（2）：64.19宫治昭，李静杰.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J.敦煌研究，2000（2）：76.20宫治昭，谢建明.佛像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J.东南文化，1992（5）：128.21何志国,李凡.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京都中日学术讨论会综述J.四川文物，1995（1）:75.22克雷文.印度艺术简史M.王镛,方广羊，陈聿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8.23赵玲.犍陀罗佛像起源问题的重要实物依据:贵霜佛陀钱币研究J.吐鲁番学研究，2013（1）：45.24王诗晓.从早期墓葬佛教图像看飞天艺术母题兴起与佛教初传中国路线J.民族艺术，2019（6）：133.25RHIE M M.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M.Netherlands:Brill,2002：113.26张同标.中印佛教造像探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76-177.27冉万里,李明,赵占锐.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J.考古与文物，2022（1）：82-94.28丁义珍.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J.文物，1981（7）：3-4.Brahma Persuade Theme of the Money Tree Buddha Statue andSilk Road Introducing RouteCUI Feng（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Longnan Teachers College,Chengxian Gansu 742500）Abstract：In the combination patterns of the Money tree Buddha statues in the southwest,newly discovered themes of the Buddhasstories Brahma Persuade.These themes were very popular in the early Gandharan Buddha art,and were relatively rare in the Bud-dhist statues in the Mosula area.Judging from the newly unearthed Buddhist statues and relics at home and abroad,the Buddhiststatu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Sichuan have a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Guanzhong area,and there are similaritieswith the early Buddhist statues in southern Shandong and northern Jiangsu.They are all related to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data,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source of the Buddha statue of the Money Tree should havebeen introduced from the Silk Road in the Northwest Oasis.Key words：Money Tree Buddha;Gandhara;Silk Road;Kushuan崔峰：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