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众春节...间情绪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_周颖群.pdf

202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周颖群，向伟，房圆，钱时兴，陈建玲，沈婷*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众春节期间情绪状态及其影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众春节期间情绪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响因素研究目的：调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大众在春节期间的情绪状态，分析其影响大众焦虑抑郁因素。方法：分别于 2021 年 2 月及 2022 年 2 月的春节期间，通过“问卷网”平台收集调查问卷，使用 7 项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GAD-7）、9 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item，PHQ-9）评估大众的焦虑抑郁情绪。结果：本研究中，焦虑人群（GAD-710）占比分别为14.1%（2021年）及10.6%（2022年），抑郁人群（PHQ-910）占比分别为 16.3%（2021 年）及 14.8%（2022 年）。经济收入是大众焦虑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2021及2022年春节期间，我国大众焦虑抑郁者的比例处于较高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大众情绪健康。关键词：焦虑；抑郁；新冠肺炎疫情 心理学通讯,2022,5(3):202-208 doi:10.12100/j.issn.2096-5494.2220321 1 引言引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造成重大健康威胁和不良经济后果（Mouffak et al.,2021）。在 20202021 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为了阻断病毒传播，许多国家都出台了区域性封锁及一些限制出行措施（Shiraef et al.,2022）。这一系列变化不仅对大众身体健康及社会经济产生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大众心理状态。2020 年之前，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全球健康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抑郁症和焦虑症是造成这一负担的主要病因。新冠疫情对人们心理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愈加严重。一项全球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全球抑郁症病例增加 27.6%、焦虑症病例增加 25.6%，增幅均超过1/4，2020年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抑郁症及焦虑症的患病率增幅最大（Santomauro et al.,2021）。各国采取控制措施后，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仍会受到新冠疫情的远期影响（Vindegaard&Benros,2020）。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企事业单位鼓励员工在春节期间留在工作地休假。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春节的情绪状态是一年的缩影，具有代表性意义。疫情及防控措施影响着中国人过年的方式，疫情下的春节中国人过得好吗？本研究假设情绪状态受社会人口学因素、疫情相关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比两年春节期间大众情绪变化，研究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大众春节期间的情绪状态及其影响因素。2 2 对象和方法对象和方法2.1 对象在2021年春节期间（2021年2月17日至21日）及 2022 年春节期间（2022 年 2 月 3 日至 7 日）通过“问卷网”平台对全国范围内 18 岁及以上的人群进行情绪状态调查，同意参加本研究的匿名填写问卷，每个 IP 地址只能填写一次。问卷填写时间小于 120 s 及填写错误等判定为无效问卷。2021年2月17日至21日，共收集问卷1090份，有效问卷 1049 份，有效回收率 96.2%。被调查者来自全国除新疆、西藏、内蒙古、海南、香港以外的 29 个省级行政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周颖群，精神科医师。2013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2013 年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至今。目前研究兴趣为心境障碍治疗及情绪健康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 200030*通信作者：沈婷 论著 203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2022 年 2 月 3 日至 7 日,共收集问卷 1095 份，有效问卷 1056 份，有效回收率 96.4%。被调查者来自全国除西藏、青海、香港、澳门以外的 30 个省级行政区，与 2021 年相仿，被调查者仍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2.2 方法2.2.1 调查工具使用“问卷网”平台编制问卷，问卷收集信息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例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经济收入、职业、所在省市、婚姻状况；与疫情相关资料，例如是否为就地过年人群（即长期在外地工作、学习，留在工作、学习的城市过年的人群）；精神心理量表包括 7 项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GAD-7）、9 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item，PHQ-9）。GAD-7 量表是由 7 个条目构成的简明有效的焦虑自评工具，用来了解患者在过去 2 周的焦虑情绪。量表总分为 7 个条目分值相加，以总分 10 为分界值，作为广泛性焦虑障碍辅助诊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张明园,何燕玲,20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0.923（2021年）、0.932（2022年）。PHQ-9 量表是由 9 个条目构成的简便有效的抑郁自评工具，用来了解患者过去 2 周的抑郁情绪。PHQ-9 量表可用于初筛抑郁患者、识别抑郁症状和评估严重程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总分为 9 个条目分值相加，总分 10 分可能是抑郁障碍的分界值（张明园,何燕玲,20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为0.894（2021年）、0.911（2022年）。2.2.2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卡方检验比较 2021 年及 2022 年被调查者社会人口学资料的差异及 GAD-7、PHQ-9 评分的差异，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评价被调查者 GAD-7 评分与 PHQ-9 评分的相关性。使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社会人口学背景的人群间 GAD-7、PHQ-9 评分的差异。社会人口学因素、疫情相关因素与上述焦虑抑郁情绪自评量表的关系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进一步使用 Logistic 回归探索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0.05，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 3 结果结果3.1 2021 年与 2022 年春节期间焦虑抑郁人群占比情况2021 年及 2022 年两次问卷收集中，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p=0.425）、年龄层次（p=0.690）、文化程度（p=0.053）、职业（p=0.436）均无明显差异，见表 1。被调查者中焦虑人群（GAD-710）占比分别为14.1%（2021 年）及 10.6%（2022 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抑郁人群（PHQ-910）占比分别为 16.3%（2021 年）及 14.8%（2022 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3）。2022 年大众中存在焦虑情绪者占比有所下降。见表 2。2021年1049名被调查者GAD-7平均分为5.0（4.6），PHQ-9 平均分为 5.6（5.0），两量表得分存在较高相关性（r=0.773，p50/n（%）116（12.0）127（12.0）文化程度3.7380.053高中及以下 n（%）193（18.4）161（15.2）大学及以上 n（%）856（81.6）895（84.8）经济收入（元/月）37.145 0.00110000/n（%）367（35.0）300（28.4）职业0.6060.436医护人员 n（%）223（21.2）210（19.9）其他人员 n（%）826（78.8）846（80.1）婚姻状况4.0150.045其他*/n（%）457（43.6）506（47.9）已婚/n（%）592（56.4）550（52.1）就地过年52.624 0.001是/n（%）358（34.1）212（20.1）否/n（%）691（65.9）844（79.9）*注：2021 年其他包括未婚 429 人，离婚 26 人，丧偶 2 人。2022 年其他包括未婚 480 人，离婚 17 人，丧偶 9 人。204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GAD-7平均分为4.2（4.4），PHQ-9平均分为5.2（5.1），两量表得分亦存在较高相关性（r=0.818，p0.001）。3.2 不同社会人口学背景人群中焦虑抑郁者占比情况2021 年春节期间，不同的文化程度（p0.001）及经济收入（p0.001）人群中焦虑者（GAD-710）占比存在统计学差异；不同的年龄层（p=0.029）、文化程度（p0.001）、经济收入（p0.05）。不同年龄层（p=0.033）及经济收入（p=0.003）人群中抑郁者占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医护人员中焦虑者比例（10.5%）稍低于其他职业人员（10.6%）（p=0.946），医护人员中抑郁者比例（12.4%）亦稍低于其他职业人员（15.4%）（p=0.275），见表 4。3.3 经济收入是大众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使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探究 2021 年各项调查因素与焦虑抑郁情绪自评得分的相关性，其中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与 GAD-7 评分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就地过年与否与 PHQ-9 评分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探索各项因素对焦虑抑郁程度的影响，纳入相关的因素，将文化程度、经济收入 2个因素带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影响焦虑情绪的因素；将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就地过年与否共 6 个因素带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影响抑郁情绪的因素。结果发现经济收入对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较高的经济收入是焦虑情绪的保护性因素（月收入 5 000 10 000元，OR=0.464，95%CI：0.303 0.710，p0.001；月收入 10 000 元，OR=0.370，95%CI：0.240 0.571，p0.001），也是抑郁情绪的保护性因素（月收入5 000 10 000 元，OR=0.379，95%CI：0.252 0.570，p0.001；月 收 入 10 000 元，OR=0.322，95%CI：0.214 0.485，p0.05）；年龄、经济收入与 PHQ-9 评分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50/n（%）16（13.8）100（86.2）17（14.7）99（85.3）文化程度13.0310.00114.3150.001高中及以下/n（%）43（22.3）150（77.7）49（25.4）144（74.6）大学及以上/n（%）105（12.3）751（87.7）122（14.3）734（85.7）经济收入（元/月）25.7710.00140.6430.00110000/n（%）34（9.3）333（90.7）38（10.4）329（89.6）职业1.9630.1614.4730.034医护人员/n（%）25（11.2）198（88.8）26（11.7）197（88.3）其他人员/n（%）123（14.9）703（85.1）145（17.6）681（82.4）婚姻状况0.3970.5295.9780.014其他*/n（%）68（14.9）389（85.1）89（19.5）368（80.5）已婚/n（%）80（13.5）512（86.5）82（13.9）510（86.1）就地过年0.2200.6394.0100.045是/n（%）48（13.4）310（86.6）47（13.1）311（86.9）否/n（%）100（14.5）591（85.5）124（17.9）567（82.1）*注：包括未婚 429 人，离婚 26 人，丧偶 2 人。初期（此处指 2020 年 4 月 8 日武汉解封前）我国研究数据接近。可见 2021 年和 2022 年初，我国大众中焦虑抑郁者的比例与 2020 年疫情初期相仿，与疫情前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2003 年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流行期间，香港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医务工作者承受巨大的压力（Tam et al.,2004）。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卫生专业工作者经历了各种情绪变化（Ardebili et al.,2021）。2020 年 1 月至 2 月，我国一项包括 34 家医院（多数来自湖北省）的研究显示，在 1 257 名受调查的医护人员中，有焦虑情绪的比例为 12.3%（GAD-710）；有抑郁情绪的比例为 14.8%（PHQ-910）（Lai et al.,2020）。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我国一项包括 8 家医院（多数来自非湖北省）的研究显示，在 1 090 名受调查的医务人员中，有焦虑情绪的比例为 13.3%（GAD-710）；有抑郁情绪的比例为18.4%（PHQ-910）（Liu et al.,2021）。本研究先后两年均调查了 200 余名医务人员，2021 年和 2022 年春节期间医务人员中有焦虑情绪的比例分别为 11.2%和10.5%（GAD-710），有抑郁情绪的比例分别为 11.7%和 12.4%（PHQ-910），相较于疫情初期针对医护人员的调查，本研究的医护人员焦虑抑郁者所占比例略有降低。可能由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医护人员更容易产生情绪问题（朱玥 等，2021）。相对于 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2021 年和 2022 年初疫情较为平稳，206 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表 4 2022 年春节不同社会人口学背景的人群中焦虑抑郁者的比例社会人口学因素焦虑人群（n=112）非焦虑人群（n=944）X2p抑郁人群（n=156）非抑郁人群（n=900）X2p性别0.2770.5991.0550.304男/n（%）36（9.9）327（90.1）48（13.2）315（86.8）女/n（%）76（11.0）617（89.0）108（15.7）585（84.3）年龄（岁）1.5300.4656.8220.03318 30/n（%）54（11.6）411（88.4）83（17.8）382（82.2）31 50/n（%）48（10.3）416（89.7）60（12.9）404（87.1）50/n（%）10（7.9）117（92.1）13（10.2）114（89.8）文化程度0.0000.9830.0860.769高中及以下/n（%）17（10.6）144（89.4）25（15.5）136（84.5）大学及以上/n（%）95（10.6）800（89.4）131（14.6）764（85.4）经济收入（元/月）3.6500.16111.3770.00310000/n（%）28（9.3）272（90.7）38（12.7）262（87.3）职业0.0050.9461.1910.275医护人员/n（%）22（10.5）188（89.5）26（12.4）184（87.6）其他人员/n（%）90（10.6）756（89.4）130（15.4）716（84.6）婚姻状况0.0040.9472.0510.152其他*/n（%）54（10.7）452（89.3）83（16.4）423（83.6）已婚/n（%）58（10.5）492（89.5）73（13.3）477（86.7）就地过年0.0170.8980.3370.561是/n（%）23（10.8）189（89.2）34（16.0）178（84.0）否/n（%）89（10.5）755（89.5）122（14.5）722（85.5）*注：包括未婚 480 人，离婚 17 人，丧偶 9 人。尽管疫情仍持续存在，医护人员已适应了这一特殊时期下的工作节奏，故 2021 年和 2022 年初医护人员的焦虑抑郁者比例较疫情初期有所下降。4.2 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大众情绪健康在高度关联及全球化的世界里，新冠疫情对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十分明显（Giorgi et al.,2020）。研究表明失业率上升与自杀人数增多相关（Kawohl&Nordt,2020）。疫情期间，个体经济收入低、储蓄金低与较高的抑郁风险相关（Ettman et al.,2020）。本研究中，2021 年大众经济收入越低，群体中焦虑抑郁者所占比例越高；2022年低收入人群（月收入5 000元）相较于中高收入人群（月收入 5 000 元）的抑郁者比例较高。总体来说，较好的经济收入是焦虑抑郁情绪的保护性因素。经济不稳定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健康，大力恢复经济，不仅是稳定民生的需要，也是稳定大众情绪状态的需要。5 5 不足与建议不足与建议本次研究使用网络问卷的形式，结合 GAD-7、PHQ-9 等筛查工具收集资料，评估当下的人群情绪状态，但收集的样本分布欠均衡。由于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经济文化水平存在不同，各地区人群的情绪状态及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的被调查者主要心理学通讯 2022年 第5卷 第3期 207 An Online Survey on the Publics Emot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During Spring Festival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ZHOU Yingqun,XIANG Wei,FANG Yuan,QIAN Shixing,CHEN Jianling,SHEN Ting*Shanghai Medic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030,China*Corresponding author:SHEN Ting,Objectives:To investigate the public mood during Spring Festival in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pandemic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anxiety and depression.Methods:In February 2021 and February 2022,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questionnaire network”platform during Spring Festival.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GAD-7)and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item(PHQ-9)were used to evalu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Results:The anxiety group(GAD-710)accounted for 14.1%of the poluation in 2021 and 10.6%in 2022;the depression group(PHQ-910)accounted for 16.3%in 2021 and 14.8%in 2022.Economic income 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public anxiety and depression.Conclusions:The proportio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2021 and 2022 Spring Festival were relatively high.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public emotional health.Key words:anxiety;depression;COVID-19 pandemic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2022,5(3):202-208 doi:10.12100/j.issn.2096-5494.222032来自东部地区，故调查结果存在一定偏倚，未来考虑扩大样本量，并对不同地区人群分别进行调查，以提高数据的代表性。本研究对“就地过年人群”的限定较为宽泛，选择就地过年的原因、家乡疫情状况等都会对被调查者的情绪状态产生影响，故未来研究需要对调查中的影响因素做细致明确的限定，以研究该因素对情绪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仍不断变化，本研究只能部分反映调查期间的大众情绪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仍未可知，计划继续跟踪随访人群情绪状态变化，为大众的情绪健康管理提供参考。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张明园,何燕玲.(2015).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朱玥,陈红光,李夏波,郭立波,乔宏,蒲城城,曹庆久.(2021).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延安市医务人员与普通群众的心理健康状况.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5(12),6.Ardebili,M.E.,Naserbakht,M.,Bernstein,C.,Alazmani-Noodeh,F.,Hakimi,H.,&Ranjbar,H.(2021).Healthcare providers experience of work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a qualitative study.Am J Infect Control,49(5),547-554.doi:10.1016/j.ajic.2020.10.001Ettman,C.K.,Abdalla,S.M.,Cohen,G.H.,Sampson,L.,Vivier,P.M.,&Galea,S.(2020).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symptoms in US adults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AMA Netw Open,3(9),e2019686e2019686.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0.19686Giorgi,G.,Lecca,L.I.,Alessio,F.,Finstad,G.L.,Bondanini,G.,Lulli,L.G.,.Mucci,N.(2020).COVID-19-relate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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