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四治融合”的乡村治...基于新昌县梅渚村的实践经验_程方.pdf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一、问题的提出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完善乡村治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早在 2013 年，浙江省桐乡市就率先开展“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实践和制度成果。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证了“三治融合”这一基层治理创新经验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推广性。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将其延伸为整个城乡基层治理的基本体系，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1。“三治融合”逐渐成为近年来基层治理方式的研究热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纵深发展，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乡村社会也正在经历着全方位、全过程的变革。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乡村社会，让乡村治理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三治融合”迈向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是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当前，各地已有了一些实践探索，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增强了乡村发展新动能2。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以“四治融合”为主题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热切关注，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少学者在“三治”基础上将“心治”“文治”“技治”“共治”等看作是“第四治”加以论述，而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视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的相对较少。从实践来看，智治在提升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上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基本上属于单向的新时代“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程方（中共新昌县委党校，浙江 绍兴 312500）摘要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向纵深发展，由传统的“三治融合”迈向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党建引领，关键在于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范有序的法治保障制度、文明和谐的德治引领制度和精准高效的智治支撑制度，精髓在于“融合”，实现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的高质量“融合”。在实践中，浙江省新昌县梅渚村把“四治融合”有效运用于乡村治理，深化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热情，树立法治理念、规范推进村级事务治理，弘扬非遗文化、以德治为引领树文明新风，丰富应用场景、数字赋能精准智治，这些为新时代构建“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了建设性启示。关键词“四治融合”；基层治理；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53（2022）02-0086-06基于新昌县梅渚村的实践经验作者简介程方（1994），女，中共新昌县委党校社会培训科讲师。基金项目浙江省绍兴市 2021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指南课题“新时代 四治结合 与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浙江新昌的创新实例”(145039)。乡村振兴86DOI:10.13945/ki.jlac.2022.02.002辽宁行政学院学报“技术嵌入”，尚未形成“四治融合”的治理体系，而处于社会治理最末端的乡村，“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则更加滞后，可谓是任重而道远。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沿袭“三治融合”的思路，通过智治视角的切入，尝试探究“四治融合”的内在关系和运作逻辑，阐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通过总结浙江省新昌县梅渚村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具有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的“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构样本。在文章撰写过程中，笔者实地调研浙江省新昌县梅渚村，与街道办事处主任、村干部、乡贤能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等进行座谈，这为本文提供了实践支撑。本文基于个案观察对“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关系和运作逻辑进行探讨，总结梅渚村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党建引领“四治融合”的作用机理，探求实现乡村善治的具体路径。二、“四治融合”的逻辑进路：理论分析框架“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党建引领，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工作促进有效治理；关键在于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范有序的法治保障制度、文明和谐的德治引领制度和精准高效的智治支撑制度；精髓在于“融合”，在实践过程中运用系统思维、全局思维，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实现高质量的“融合”。这不仅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题中要义，也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必经之路。（一）自治的内生动力是“四治融合”的基础村民自治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和社会基础。村民自治发源于村民实践，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农村改革进程中党领导下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3。1987 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让村民自治从制度上有了根本保障。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为村民自治进一步焕发生机与活力提供了政策保障。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农民既是自治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客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构建完善的乡村自治机制，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是推动乡村治理有效运转的动力之源。自治作为“四治融合”的“排头兵”，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融合和互嵌中，全面推广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为核心的自治规则体系，从“个体组织制度”三个层面优化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的热情，在治理有效的轨道上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性，让村民自治的运行更具动态性、开放性和生命力，这是构建新时代“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和前提。（二）法治的刚性约束是“四治融合”的保障法治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渊源已久，“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重视法治、实现法治昌明，才能国泰民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了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历史性跨越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法治贯通到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和基本方略。乡村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是法治建设的薄弱点。市场化、新型城镇化给乡村法治带来新的挑战，法律和制度建设的滞后成为制约乡村和谐稳定的隐患。现实生活中，有的群众法治意识不强，遇到问题不是寻求法治方式解决，而是“信访不信法”，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此外，由于乡村治理缺乏制度规范，有的干部和执法人员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法治信仰缺失、法律规范与现实境况脱节等问题，需要建构现代乡村法治秩序，树立法律权威，规范基层权力的行使。同时，也要将村民间的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塑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精神，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序。乡村振兴87辽宁行政学院学报（三）德治的柔性约束是“四治融合”的先导“以德立人，以德兴国”是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高度概括，“德主刑辅”是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基本经验的总结。“德主刑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春秋时期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唐朝时期以礼为内容，以法为形式，融礼法为一体，制定唐律；宋元明清时期，德法合治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封建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之一。诚然，我们现在所提及的“以德治国”，其内涵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所采用的德治，而是充分借鉴中国历代的治国之道、根据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种与全面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治理体系，是调整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明确提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6，以实现道德和法律的相辅相成、德治和法治的相得益彰。中国农村是一个传统的礼俗社会，乡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民俗、人情、礼仪、习惯等，这些以村规民约、民间习俗为主要形式的非正式制度是进行德治的重要因子。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赡养父母、尊老爱幼、仁义廉耻、关心集体、热爱公益等观念有所淡化，赌博滋事、不讲诚信、不守规矩等不文明和不道德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中，通过整合非正式制度，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有利于规范乡村社会秩序，也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降低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本。（四）智治的技术赋能是“四治融合”的支撑作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科技支撑，智治的技术赋能是乡村治理延展和升级的必由之路。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乡村治理不仅要靠技术赋能，更需要理念、组织、制度、法律、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协同支撑与规范制约，提升服务的精准度和治理的效能度。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将智治方法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中，根据村民多元化的需求，优化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灵活设置信息模块，精简办事服务流程，不断强化乡村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和适应性，在优化乡村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增强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耦合，持续创新基层各项制度，以此达到“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在“四治融合”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并非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既彼此独立又互相融合、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统一于党建统领的乡村振兴实践。其中，自治是“四治融合”的基础，也是法治、德治、智治的内在动力，通过订立和完善村规民约、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民主协商等，引导基层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乡村事务，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激活乡村治理的内在动力；法治是“四治融合”的保障，为自治、德治、智治提供理性约束，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做好“送法下乡”宣传工作、开展矛盾调解，维护法律权威，规范基层权力的行使，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德治是“四治融合”的动力，为自治、法治、智治提供文化浸润，通过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厚德养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挖掘良好的家风家训、发挥乡贤能人的带动作用，助力乡风文明建设，预防并减少社会矛盾，降低治理成本；智治是“四治融合”的支撑，为自治、法治、德治提供智慧平台，通过数字治理满足和回应群众需求、深入推进“雪亮工程”、整合县乡村多种治理资源，为乡村治理赋能，推进治理的精准化和高效化。三、“四治融合”与乡村治理：新昌县梅渚村的治理实践梅渚村位于新昌县城西南 10 公里处，隶属澄潭街道。该村始建于宋代，现存明清、民国建筑30 余处，其中祠堂 6 个、庙宇 3 座、台门 20 余个、古街 300 余米，孕育“梅渚十番”“梅渚剪纸”“梅渚糟烧”等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露天博物馆”。全村共有 877 户、2200 人，党总支下辖 3个党支部，党员 60 名。近年来，梅渚村相继被列本文中有关“四治融合”的案例材料主要来源于 2021 年 8 月至 12 月间笔者在浙江省新昌县梅渚村的调研。乡村振兴88辽宁行政学院学报入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浙江省3A 级景区村庄、绍兴市剪纸文化特色村、绍兴市乡村振兴先行村。2021 年 9 月，梅渚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在坚实迈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梅渚村坚持“党建聚力、文化铸魂、产业立根”，利用数字化改革这个支点，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村民自治、民主法治、民风德治、赋能智治”的“四治融合”治理体系，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为新时代构建“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深化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热情梅渚村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培育社会组织等工作，鼓励和支持村民参与本村公共事务治理，健全村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体系。一是完善村规民约，制定梅渚村美丽公约。梅渚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将原先冗长的村规民约简化为朗朗上口的“新八条”，并针对乱晾晒衣物、乱堆放杂物等突出问题，形成 古村美丽约定。将公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推动村规民约入脑入心、落在实处，引导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二是推动协商民主，创新群众议事形式。梅渚村通过建立“四民主两公开”、百姓议事会、联户代表等制度，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乡贤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拓宽村民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村“两委”将协商项目提交给村民大会，通过“集体议事”“工作坊”“开放空间”等形式，便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达成共识，并且将后续落实情况在规定期限内通过线下村务公开栏公示。同时还结合“入户连心大走访”等活动定期走访慰问，与村民结对子、交朋友、说心事、解心结。（二）树立法治理念，规范推进村级事务治理梅渚村坚持以法治定规则，从根本上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保障和增强农民群众的权益和福祉，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法治为民意识，将农村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降低风险等方面卓有成效，形成“理性求共识”的法治良序格局。一是优化乡村法治环境。梅渚村利用农村“大喇叭”、网格员入户讲解、定期放映法治电影、法治文艺节目等方式，积极宣传法治思想，帮助村民树立法治意识；同时，通过法律进乡村、进梅渚小学、进村民聚居区等活动，深入开展普法工作。在定期开设的“老黄讲坛”法律讲座中，以播放视频、发放宣传单、互动问答等形式，宣传扫黑除恶、打击“黄赌毒”、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等知识，提高了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理念，“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变成了村民的行为自觉。二是提高依法治理水平。梅渚村坚持就地化解民事纠纷，通过成立矛盾调解中心，培育村里的法治带头人，组建矛盾调解委员会，广泛开展基本信息研判、矛盾纠纷调解、风险问题排查等工作。同时，积极建立乡村调节、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调处机制，对接法律专家、律师、政法干警等，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三）弘扬非遗文化，以德治为引领树文明新风梅渚村文化气息浓郁，历史底蕴深厚。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梅渚村注意发挥德治“软治理”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和谐善治。一是厚植基底做深非遗文化。梅渚村立足“民间民俗文化体验地”定位，深入挖掘“梅渚十番”“梅渚剪纸”“梅渚糟烧”等省市级非物质文化资源，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该村已基本建成“四街八馆”（即老手艺街、老作坊街、老风味街、老民居街四条风情街，记忆馆、家风馆、工匠馆、戏曲馆、陶艺馆、民俗馆、茗香馆、印象馆八大体验馆），发动村民及周边群众开展曲调十番的有序训练，促进十番的传承与创新，编排 闹新春 新编紫竹调 等新节目；开设剪纸课堂，定期教授剪纸技艺；利用绍兴首批非遗研学游实践基地的优势，举办“古村电影周”“花海音乐节”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参观。此外，梅渚村还制定了古村产业发展清单，突出“非遗、美食、民宿、夜游”四大关键词，在保护好糟烧、剪纸、竹编、陶艺等传统技艺的同时，积极引入点茶、曲艺、扎染、民谣酒吧等，构建与古村同频共振的文旅产业。二是以文养德弘扬社会正气。梅渚村立足宋乡村振兴89辽宁行政学院学报韵文化千年古村，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复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黄家祠堂、莲花禅院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家风、乡风、民风，让村民的联系密起来、守望相助帮起来。通过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进移风易俗，做好美丽庭院创建工作，现在梅渚花街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同时，创新乡贤文化，吸引了一大批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的乡贤能人回村，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力量。此外，梅渚村连续 10年与浙江在线合作举办“文化礼堂闹新春暨梅渚村晚”活动，现已成为浙江省乡村文化的品牌活动。在活动中既活跃了文化生活、凝聚了人心，也展示了农民的自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四）丰富应用场景，数字赋能精准智治梅渚村立足数字化改革，依托澄潭街道“数字大脑”，把智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科技支撑，构建起“智慧梅渚+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和“智慧梅渚+民生”一系列综合应用，实现了乡村治理“数据化、可视化、智慧化”目标，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一是实施“数字+治理”。通过“澄潭大脑”1+4+N 模式，梅渚村确定了社会化服务重点任务：智慧党建、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产业、智慧农贸、智慧景区、智慧乡村，实现了从近期到中期、从基建到网络的合理规划。比如，在智慧党建板块，梅渚村通过开展“党建领航 红色管家”行动，展示5 年内党员发展、队伍结构、流入流出等基本信息，剖析组织发展动态，构建党建发展体系。利用互联网手段，充分发挥智慧平台的党员在线学习、党内活动信息接收、工作管理、考勤请假等功能，党员管理、党员考评、“三会一课”等均可在线开展，真正把“支部建在网络上，教育落在指尖上”。目前，梅渚村正依托“澄潭大脑”与绍兴市“浙里兴村共富”应用场景进行对接，以服务群众、提升效率、整体智治为着力点，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二是实施“数字+旅游”。结合文旅数字化改革，梅渚村在改造中积极引入智慧化场馆、水幕电影、3D 数字投影、线上导游等项目，实施预约管理、安防管理和统一收银，以大数据支撑运营管理，打造智慧景区，有效提升旅游体验度。在“澄潭大脑”的技术支撑下，梅渚村可以实时监测旅游人数、性别、年龄、游览区域、消费特点等内容，实现对游客群的精准“画像”，为业态管理提供数字支撑。四、经验与启示梅渚村“四治融合”的创新实践不仅激发了村民自治活力，还提升了治理效能，实现了乡村善治。研究发现，“四治融合”离不开基层党组织这一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更离不开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范有序的法治保障制度、文明和谐的德治引领制度和精准高效的智治支撑制度，四者缺一不可。梅渚村“四治融合”创新实践为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建设性启示。（一）夯实组织基础，党建引领激发治理活力在乡村治理领域，村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承担着对乡村这一“微型社会”的全面领导职责。梅渚村坚持把加强农村基层党建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动力引擎，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建设、乡村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梅渚村选优配强“领头雁”，精挑细选“当家人”，新一届村“两委”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这为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了组织基础。此外，梅渚村还组建了一支由党员干部、农村工作指导员、驻村干部、选调生、热心村民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在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疫情防控、平安稳定等方面，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梅渚村还通过党建联盟，延伸支部联盟、产业联盟、村村联盟，大力发展合作共赢型经济，以党建工作实现资源共享，推动有效治理、共同富裕。（二）深化“四治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保证，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梅渚村“四治融合”治理实践使各类资源在“物理整合”基础上实现“化学融合”，在“一核多元”互动中迸发“乘数效应”。一是深化村民自治。建立健全“四民主两公乡村振兴90辽宁行政学院学报开”、村民说事、村规民约等制度，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村民监事会、乡贤理事会等平台的作用，大力培育公益型、服务型、互助型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公益慈善、文体娱乐等活动，实现还治于民，激发乡村治理活力。二是营造法治环境。充分利用好村、镇两级矛盾调解中心，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定期举办普法小课堂、将法律知识送到村民身边，培育一批法治带头人，提升乡村整体法治水平。三是弘扬德治文明。充分保护和利用好古村遗迹、村文化礼堂、乡风文明展示馆等资源，扩大文化影响力；通过“以评树德”，让村民广泛参与道德评议，以榜样的力量检视自己的德行，倡导崇文重教、崇德向善之风，树立乡村善治标杆。四是聚焦数字赋能。依托澄潭街道“数字大脑”、智能装备小镇客厅，对接教育、医疗、环卫、交通、文旅、农业农村等各部门，打造乡村智治共同体，用数字化、智慧化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三）聚焦乡村运营，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7，是村民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共同追求。梅渚村坚持发展智慧业态，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地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实现沉睡的资源变资产。一方面，运营主体“请进来”。梅渚村作为乡村运营的实践基地和孵化基地，采用融媒推荐真人秀、人才直聘等方式，招募乡村运营团队，负责旅游产品打造、市场营销等整村运营服务，搭建运营团队、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构架。通过与新昌县旅游集团合作，成立梅渚村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以专业化运营实现乡村与市场相结合。目前，梅渚村已完成景区核心 IP 设计、人车分流布局调整、引进水幕电影、音乐喷泉等，成功策划“非遗兴乡大巡游”“粽情梅渚”“宋韵中秋”等大型活动项目，让古村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品牌文化“输出去”。根据现有产业布局，以“梅小丫”为主题形象、以“梅香印象”为主题，对村庄入口和景区沿线开展一系列形象营造，通过制定项目建设清单和产业发展清单，整合村庄资源，统筹闲置农房资源，满足年轻消费者的需求，拓展消费市场，将梅渚村的文化品牌推广出去。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治理是否有效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承载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由于我国乡村独特的历史和政治生态，乡村治理面临着村民参与不足、法治意识薄弱、乡村归属感与村民之间的感情纽带缺失、数字技术的应用给乡村带来巨大挑战等难题，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来唤醒乡村自信。梅渚村“四治融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围绕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四个维度展现乡村治理图谱，从而有序推动乡村治理创新。诚然，“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并不能一蹴而就，各地不能照搬照抄、“全面移植”，而是要将优秀的经验成果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把握内在规律和价值，边实践、边总结，逐步加以完善，然后再推进落实、总结提升，最终走出一条既符合顶层设计精神，也契合基层治理需求的振兴道路。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N.光明日报，2020-11-04（1）2 浙江乡村振兴报告（2019）全文发布 EB/OL.（2020-10-29）2022-02-09.http：/ 徐勇.民主与治理：村民自治的伟大创造与深化探索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4）：28-32.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N.人民日报，2018-02-05（1）5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 J.东方法学，2021（1）：5-246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J.求是，2015（1）：3-8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58责任编辑：赵忠亮乡村振兴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