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_王静.pdf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月 性别王静 摘要性别研究在人类学学科肇始之初一直隐而不彰，湮没于人类社会进化模式的探讨中。在功能主义学派对小规模社会制度的研究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凸显出来，性别议题得到一定关注，但很多民族志书写局限于男性视角，且不注重性别分析。文化与人格学派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着重强调文化对个体的形塑作用。世纪 年代以后，结构思想、象征主义及实践理论关于性别议题的研究重点关注二元性特征。世纪 年代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和发展。世纪以来，性别与种族、阶级、性偏好及体能等其他“差异”相互作用，日益成为人类学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性别研究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界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本土化田野实践的过程，呈现出与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多元交叉的显著特征。关键词性别；人类学；性别差异 作者简介王静，人类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黑龙江哈尔滨，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概念界说“性别”（）一词的词根“”源自拉丁文“”，意指生产（），但与其相关词“”和“”一样，具有专门的用法。世纪 年代以前，“”几乎只是一个语法术语，不被用于专指人或生物的性别属性，其更古旧的涵义约同于“”“”“”，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象进行分类的方式，而不是对固有特点的客观描述。世纪 年代后期，当该词在性学和精神分析学中被用来描述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时，其含义发生了变化。年，心理分析学家斯托勒（）在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一书中将“”与“”进行区分，指出前者应限定于生物学范畴，而后者是一个具有心理或文化内涵的术语，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继斯托勒之后，“”开始用于指代男女的生理性别差异，“”则指代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世纪 年代，“性别”一词开始与女性主义思潮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女性主义者引入并充分利用了该词，不断对其进行阐释，使其成为自身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工具，以对抗、批判男权话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自媒体时代女性身体观的形塑与表达研究”（项目编号：）；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现代消费语境中女性身体展演化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初版于 年，其并未收录“”，而是在对“”的释义中提到 的涵义。参见 ，：（：，），（：，），：，（）：，：（：，），：（：，）语体系中的“生理性别差异论”；但同时，此概念也在女性主义理论中饱受争议和质疑。年，鲁宾（）在 女人交易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系”（）的术语，该体系被定义为一套压迫性的（并非不可避免）安排，通过这套安排，社会将生物性性别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其中“性别”被视为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强加给两性的一种划分，其在鲁宾的最终论述中被消解掉。她指出，女性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将人类个性从社会性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建立一个雌雄同体、无社会性别（）的社会。对鲁宾来说，性别概念仍指代一种蕴含“压迫性”的社会规范，这一批评性意涵尤其在 世纪 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那里得到广泛支持并被进一步阐发。但作为表述性别差异的术语，“性别”为女性主义者介入正统和抽象知识领域以及由社会、自然及人文科学所定义的认识论和认知领域奠定并维持了基础，作为与“”相区分的术语，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建构性基本内涵由此被确定，并因此通常被学界视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产物。人类学在此之前对于“性别”概念的思考显得过于简单了。人类学家曾经用“”指称性别，或更偏爱于“两性”（）、“男性和女性”（或 ）一 类 的 表述。直到 世纪 年代初，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才在理论和民族志著作中普遍使用了“社会性别”一词，但基本是女性主义概念范畴的一种沿用，因此具有鲜明的性别政治色彩。世纪 年代末到 世纪 年代，人类学开始重新审视和定义“性别”，其内涵被赋予新的特性。人类学家开始超越性别视角，反思早期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中的局限。皮科克（）在 人类学透镜中指出，曾被认为是静态的和给定的“性别”，现在被看作是创造的、“表现的”，这是个体为获得种种身份而在文化模式中挣扎和反抗的结果，皮科克还强调了“权力”在定义性别身份中的重要作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参见 ，（：，）；，：（：，）；，：（：，）；，（：，），：，（：，），（：，），：（：，）参见 ，（：，）；，（：，）；，（：，）；，：（：，）；，（：，）参见 ，（：，）；，：（：，）；，（：，）；，：（：，）；，：（：，），（：，），：（：，），这一时期，尽管人类学家仍旧通过与“”作区分来进行释义，认为人类学主要关注男女两性之间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被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性别差异，用“”指代文化上特定的符号表达和对这些差异的阐述，但不同文化对男女关系的认识和实践方式存在重大差异这一事实被揭示出来。人类学开始重点考察不同社会中的性别关系，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的问题。在 世纪 年代的解构主义论述中，“”和“”之间的区别变得愈发模糊不清，越来越多基于福柯理论所进行的性别和性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不仅是性实践，而且有性别的身体本身也是历史和文化建构的。进入 世纪，人类学语境中的性别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和文化范畴的分类方式”，其与“”概念在意涵上的张力不再被强调，“两性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异成为界定性别的一种内在依据”。二、角色分工、社会等级与性别人类学肇始之初，性别议题在学界几乎隐而不彰，相关讨论仅散见于原始婚姻家庭形态的研究中。世纪初，功能主义学派研究中出现具体鲜活的土著人形象，人类学开始注重“掌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认识 他对 他的世界的看法”，“人”从宏大的社会制度结构中突显出来，性别议题由此得到一定关注。在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安达曼岛人 努尔人及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等经典民族志中，可窥见该时期性别研究的若干主题，如性别的性情、性观念、服装配饰及仪式习俗中的性别禁忌等，其中性别分化是重点议题。在民族志呈现的小规模社会中，性别分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性别角色分工。男女两性在劳动、礼仪及节庆事务等不同活动场合存在着明显的分工差异，男性主要负责外出、远行，从事更强的体力劳动；女性则多留在村庄、营地，从事照料性、琐细性的工作，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生计方式密切相关。例如，在以园艺和易货贸易为主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男性从事库拉交易、贸易远航等重大活动；女性负责园艺工作、大规模礼仪性食物分配以及施行巫术、妖术。在以狩猎采集为主、混合园艺或渔猎的安达曼岛，男性负责狩猎、打鱼捕龟以及制作弓箭、扁斧等重要劳作工具；女性负责采集食物，砍伐、搬运柴火，编织篮子和渔网等琐事。在牧业占主导、混合园艺和渔业的努尔人社会，男女两性以“牛”为核心形成不同的角色分工，并且性别与年龄纠缠在一起，成为社会分化的重要准则。如男孩和男人承担牧民角色，负责到牧场放牧，成年男性的关注点是公牛；女孩和妇女的劳动被限制在牛棚和畜栏里，多数与奶牛有关。对男性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其对牛会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即在经过成丁礼、建立独立家户及获得一定权威的每一阶段，牛会成为男性的财富象征品、私有财产及仪式献祭品；而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牛一直仅作为食物及劳动对象而存在。性别分化另一个表现是性别的社会地位等级，及由此形成的性别关系。其影响因素较为多元化，具体关涉到社会是父系制还是母系制、在经济生活中男女两性何者贡献更大、在信仰体系中男女两性何者具有操控权等。例如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每一村庄中关于园圃劳作的重要巫术系统都沿女性一线王静/性别 ，：（：，），（：，），（）（：，）参见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冬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瑞巴霍芬：母权论，孜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英 埃文思普理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代代相传，女性特别是高阶层女性享有独立且很高的社会地位，男女各自拥有财产且经常进行无关经济原则的相互赠礼。关于此情况形成的原因，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特罗布里恩人通过女性计算世系从而赋予她们在母系社会系谱上的重要性地位；怀娜（）则在 世纪 年代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岛人中指出，女性的生产性工作给她们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是女性重要的经济角色决定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田野点安达曼岛同样拥有平等的性别地位与性别关系，作为典型的觅食社会，根据科塔克（）的分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程度在他们之间最小，等级最不明显，男女两性的权利、活动、影响领域具有最多的重合性，性别的相对平等更有可能。相反，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研究的努尔人与阿赞德人中，女性的社会地位都要低于男性。在父系氏族制的努尔社会，两性之间相对南苏丹其他部落更为平等，女性特权更多，但总体上女性仍依附于男性；而在信仰体系尤为发达的阿赞德社会，女性在实践魔法和神谕中不担任任何重要角色，毒药神谕是男人的特权，并且某些与性有关的女性行为被认定为“不祥”和“邪恶”，会伤害到男性。总体上，这一时期人类学关于性别的研究呈现两大特点：其一，田野地点主要是男性视野中的，该研究特点在 世纪 年代以后引发大量关注和反思。如女性人类学家认为，既然男性做了大部分早期的研究，那他们的研究结果可能反映了“男性观点”，由此女性在被研究中可能处于边缘地位甚至缺 席；如 埃 里 克 森（）批评以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普理查德等为代表的男性人类学家，在其对亲属制度所做的研究中，通常持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男性视角，女性在这些研究中有时以妻子、母亲和姐妹的身份出现，但很少以独立行动者的身份出现，她们是男性社会控制的资源，被用来交换、结婚，被控使用巫术等。其二，民族志书写中不注重甚至缺乏性别分析。世纪 年代，克利福德（）在 写文化中指出，如果妇女的经验被意味深长地从民族志叙述中排除出去了，那么承认它的缺席，以及最近许多研究中对此的修正，却突出了男人经验本身大多没有得到研究这一事实。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描述特罗布里恩人的园圃劳作及巫术仪式时，多用“土著人”一词替代男女两性，即使是经济生活中的“共同劳动”，如建造独木舟及房屋、搬运东西、捕鱼、从事园艺工作等，他也并不刻意强调性别的角色分工。而普理查德自己承认，在对努尔人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性别分化是存在的，但他不关注该议题。三、文化、人格与性别 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与人格学派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女性学者参与到人类学研究中，一系列著述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黄剑波、方静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英 埃文思普理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吴晓黎译，载于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乔治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参见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英 埃文思普理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米德（）和本尼迪克 特（）关 于 性 别 的 研 究 具 有“文化决定论”色彩，认为男女两性处于文化建构中，关注文化形塑下的同质性人格。相较而言，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米德更为关注性别议题，这是她研究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从 萨摩亚人的成年 新几内亚人的成长到 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男性与女性，米德的研究兴趣从女性转向两性。在成名作中，米德研究了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少女的青春期问题，以此反思西方社会充满压力与约束的教育环境。在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中，米德考察了性别与气质问题，力图在戏剧性的性别差异的比较中，观察到什么是独立于性别性的生物因素之外的社会构架，从而得出“所谓的男子气和女人气是社会性产物”的结论，以此批判欧洲传统文化中关于性别差异专断的标准化神话。从米德的开拓性研究到其后来的跨文化研究，她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无论男女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生物学差异，它们都是极其可塑的，生物学并非命运之神”。本尼迪克特更注重对“文化整体完形”的研究，认为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由其所处文明的丰厚传统积淀培养。在代表作 文化模式中，她述及了原始文化中男女性成熟礼仪上不同的性别禁忌，以及男性成年仪式较之女性更受注目的特性。在对祖尼、多布、夸扣特尔三个原始部族的描述中，她将性别议题置于三种形态迥异的文化模式中，述及了女性在礼仪生活中的边缘化地位、婚姻中的性别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对抗及女性在巫术信仰中被污名化等问题。实际上，本尼迪克特在用“民族性”去概括叙说具体文化中的个体特性时，弱化了个体的“性别属性”问题。四、结构、象征、实践与性别 世纪 年代以后，人类学视域的性别议题重点关注“二元对立”性。法国社会学学派开启并奠定了人类学结构思想中的“二元性”研究，涂尔干（）和莫斯（）在 原始分类中关注小规模社会具有道德或宗教性质的符号分类，把情感当成社会分类与符号分类的终极解释，认为事物由此被赋予不同属性，从而形成了神圣凡俗、纯洁不纯洁、朋友敌人、吉利不吉利的二元图式的分类体系。受该思想启发，象征人类学开创者赫尔兹（）写成了 右手的优越，指出“二元对立”作为原始思维的要素是小规模社会的组织原则，其中神圣世俗是最基本的一组对立，世间两种性别分别对应神圣与世俗（或不纯洁）、生命与死亡，社会、宇宙和身体都被赋予了“性别”并处于两极性法则之中，男性一侧（右侧）强大而主动，女性一侧（左侧）微弱而被动。受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自然区分假设、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分类的著作以及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启发，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在有关自然、洁净和污染的文化概念的著作中表达了一种关于自然和社王静/性别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美玛丽凯瑟琳贝特森：新世纪献言，载于 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美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宋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美威廉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第 页。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英罗德尼尼达姆：原始分类（英译本导言），载于 法爱弥儿涂尔干、法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法爱弥儿涂尔干、法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法罗伯特赫尔兹：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载于 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吴凤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会之间关系的独到观点，该观点述及的性别议题同样蕴含深刻的二元对立思想。在代表作 洁净与危险中，道格拉斯注重研究小规模社会系统中的矛盾性特征，认为两性的区分和差异往往是基础和首要的，这主要体现为原始文化中的一种“性污染”信仰。该信仰一方面包含“自然与文化”相交织的二元性，即性行为的自然行为通过一种性别观念结构转化为象征意义上的文化行为，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包含“性别对立”的二元性，即对性污染的态度实际上由小规模社会结构内部的性别关系决定，是男女两性角色之间矛盾的体现，是男性统治原则与女性被保护原则之间博弈的结果。同样，象征人类学另一代表人物特纳（）在关于“冲突与仪式”的研究中，也对性别议题中的二元性有所述及。在对恩登布人的研究中，特纳指出，恩登布村庄建立所依据的原则在不同情况下经常相互冲突，性别对立是该社会中的基本对立，具体表现为母系继嗣原则与随夫居制度之间的对立，村落经济中男性狩猎活动的主导地位与母系制对财产、地位和居住等控制权之间的对立，以及劳动中性别角色分工之间的对立，但种种对立被处于和谐中的仪式象征符号本身所表述，仪式象征的出现代表一连串社会控制力的形成与消解过程。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以涂尔干的社会决定论为前提，在学理上与象征人类学相承接，它试图揭穿文化资本和符号暴力的生产和繁衍机制及其弥漫的广度和对人濡染的深度。其中以“性别对立”为基础的男性统治秩序被布迪厄当作分析的典型，他将此种统治关系中女性的服从视为“象征暴力”的一种体现方式，认为可以借此“把握以一个既被统治者又被被统治者所认识和承认的象征原则的名义所实施的统治逻辑”。布迪厄对男性统治秩序的分析是基于 世纪 年代在阿尔及利亚卡比尔社会的田野调查，从 世纪 年代的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到 世纪 年代末的 男性统治，布迪厄的研究视域从小规模社会转向现代文明，但他认为性别对立的二元结构始终以“实际转换和隐喻”的方式无限充斥在人类社会中，并对事物和行为进行二元划分。这在卡比尔社会表现为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对立、空间结构及时间结构中的男女对立，在现代社会则体现在家庭、学校领域以及劳动世界、行政领域及传媒场等整个社会空间和次空间中。五、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性别 世纪 年代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起源于社会科学中普遍的理论重新评估，这本身也是 世纪 年代末广泛的政治动荡的后果，社会科学家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理解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及重新评估发展和不发达问题的工具。对女性作为“第二性”地位根源的类似探索，导致西方女性主义者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学。与当时人类学的研究惯例不同，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不仅关注人类学传统研究的世界部分 小规模的、异域的、技术原始的文化或被定义为“他者”的近在咫尺的人群 而且将跨文化研究中产生的见解与其所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她们开始研究女性在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处境，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女性在不同文化和经济中的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参见 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 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王建民：维克多特纳与象征和仪式研究（代译序），载于 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 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法皮埃尔布尔迪尔：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一般性角色等问题。早期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研究旨趣在于通过田野和民族志书写，去反思和对抗传统人类学研究中的“男权视角”。她们认为包括她们自己在内的女性在许多文化领域尤其是公共领域，一直处于沉默状态和从属地位，她们试图让女性在民族志记录和她们自己的世界中可见。这一时期主要著作有斯特森（）的 中间的女性（年）、罗萨尔多（）和兰菲尔（）的文集 女性、文化和社会（年）、阿登纳（）的 感知女性（年）、韦纳（）的 有价值的女性，有名望的男性（年）等。这些早期著作在 世纪 年代人类学民族志反思浪潮中被指出，“在踊跃地改写大男子主义的经典，但焦点或者是忠实地记录妇女的经验，或者是修正人类学范畴（例如文化自然的对立），还没有生产出非传统的写作形式，或对民族志的文本性等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但它们对“性别研究”的发展的确做出了贡献：一是使人类学学科清楚地认识到，它将“女性”排除在研究主题之外，以及这种忽视如何与该学科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假设中的男性偏见相关联；二是人类学用跨文化的视角研究“女性问题”，不再仅局限于西方语境，这种对文化和社会差异的敏锐性为 世纪 年代和 年代的性别研究进行跨学科分析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世纪 年代，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焦点从“女性”逐渐转向“性别”，但女性仍然是研究的首要主题，以至于“性别”本身几乎可被视为“女性”的一种注释，但“男性”和“男性气质”也逐渐成为研究焦点，尤其是 世纪 年代以后，二者同样被作为一种文化建构来研究，被视为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范畴。与此同时，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也相继提出了新的和更为复杂的问题，如跨文化翻译、普遍性、思想体系或分类体系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和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等。六、人类学领域性别研究的新趋向进入 世纪，人类学的所有研究领域几乎都受到了“性别”研究的影响。性别问题所涵盖的范围已与人类学本身的范围相当。性别与种族、阶级、民族、性偏好及体能等其他“差异”交互作用，已经成为性别研究工作的另一个焦点，这同样影响了人类学关于性别的研究，更为多元化、更具时代特征的主题的民族志不断涌现，主要聚焦于婚姻家庭领域、女性性工作者 群体等边缘群体以及性别化身体、性别气质等诸多议题。民族志书写中出现了更多的女性学者及非西方世界学者，研究目光既倾注于异域他者也投向西方社会、都市区域中的人群，此外田野中的多点参与、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更紧密地结合都成为人类学性别研究中的新趋向。“女性与家庭疗愈”主题重点讨论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达。博罗沃伊（）在 贤妻良母：战后日本的酒精、相互依赖与养育政治中，研究了东京一群中产阶级女性在“问题家庭”中的应对王静/性别 ，（）（：，），：（：，）文集中既有女性撰稿人，也有男性撰稿人，这意味着当时主流的人类学界开始接纳女性问题研究。参见 ，：（：，）；王立阳、高丙中：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互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吴晓黎译，载于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乔治 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实践，具体展示了女性在与拥有不良嗜好行为的家庭成员（酗酒的丈夫或药物滥用的孩子）相处过程中的抗争与努力，及女性如何在“支持小组”中形成一个同情的共同体，相互依赖和治疗。反思了好妻子角色、母性特质如何成为定义“女性气质”的关键，揭示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与反思。肖赫特（）的 沉默与牺牲：越南家庭关于照料和爱之限度的故事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民族志，作者对越南中部地区几个城市、城郊和农村中的多户多代大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具体以五个核心家庭群体为研究个案，考察了女性在家庭照料以及婚礼、生日庆典、祖先祭祀等仪式活动中的日常性、个体性牺牲行为，展示了女性如何帮助家庭成员在治疗战争创伤及应对社会动荡失序中建立一种代际关系的连续性，从而重塑另一种道德生活。“性别与婚姻选择”主题关注亲密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问题。亚历克西（）在 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离婚与独立的浪漫中，考察了当代日本的离婚现象。作者通过访谈名男性和 名女性离婚者，揭示了当下友谊式婚姻中一种“相互关联的独立”的理想，指出其不同于上一代婚姻中性别角色明显分离的“互不关联式依赖”。探讨了婚姻中性别角色期望的代际变化，尤其强调了女性在离婚中基于亲密关系新标准而扮演的主动性角色。兰姆（）的 在印度单身：关于性别、排斥与可能性的故事是关于印度社会单身女性群体的民族志，作者考察了西孟加拉邦不同年龄段、阶级、种姓的未婚女性的单身生活，关注该群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排斥及其想象和追求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强调女性在主动和被动性单身选择中的主体意识，指出教育、就业机会的扩大使更多女性在婚姻之外养活自己和实现价值。此外，论文集 跨境婚姻：跨越亚洲国界的性别和流动性研究了不同国家、种族及阶级背景的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移民，其中强调了女性在此种跨国迁徙中的个体动机和欲望。研究“女性性工作者”群体的著作主要讨论了“角色认知与角色评价”“女性健康与公共卫生”“移民与人口贩运”及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的伦理等相关议题。如戴（）的 博弈：女性与性工作探讨了该群体个体身份中的公共性与私人属性问题，即社会将她们界定为“公众女性”，而她们反对这种传统偏见，认为自己既具有公共地位身份，也同时拥有“私我”领域。斯特克（）的 欺骗与幻觉考察了性工作者生活的不同方面，重点关注了该群体的吸毒、健康风险等相关问题。郑诗灵（）、范德赫斯特（）等学者则研究了移民妇女中的性贩运、妇女权利及身体管理等问题。此外，关于性别研究的民族志还关涉到身体与生育、种族与宗教、战争与暴力、男性个体生命史与男性气质、群体的身份政治等主题讨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七、性别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国内学界关于性别的研究主要是“女性”维度的，其始于 世纪 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对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进行引介和评述。该项研究具体在 世纪 年代集中展开，主要是概述性的。进入 世纪，国内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呈现出三个趋向：一是结合西方人类学理论对女性社会地位、亲属制度、女性身体、民族志写作等主题进行专题性讨论；二是关于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本土化的探讨，以及创立中国女性人类学学科的理论探索和尝试；三是以少数民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田野考察越来越成为显著趋向，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并且社会性别的维度逐渐凸显出来，研究主题聚焦于婚姻家庭、生产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角色、性别关系、仪式习俗等，此外还涵盖生育、教育、媒介技术等诸多重要议题。在本土化实践的努力中，以及在中国社会性别和女性研究理论体系的逐步建构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界关于性别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与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多元交叉的显著特征。责任编辑陈彪王静/性别 年出版的 女性人类学通常被认为是国内学界介绍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的第一部著作。参见禹燕：女性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年。参见白志红：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二元论的挑战 跨文化妇女地位研究，云南社会科学，年第期；李霞：依附者还是构建者？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思想战线，年第期；李金莲、朱和双：月经人类学：聚焦女性被遮蔽的生活方式，世界民族，年第期；周泓：主体对文化和结构的反动：社会性别能动、身心互动和意义调动，广西民族研究，年第期；张晓佳：民族志知识重构与女性艺术，广西社会科学，年第期。参见戴成萍：女性人类学与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年第期；刘世风：女性人类学发展及其中国本土化尝试，妇女研究论丛，年第期；冯雪红：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参见方李莉：梭戛日记 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北京：学苑出版社，年；冯智明：广西红瑶：身体象征与生命体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刘彩清：婚姻、家庭、生育与妇女地位 对一个侗族村寨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年；罗之勇、龚婷：女性人类学视阈下的仫佬族女性：从“女神”到“女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期；杨雪：隐藏的锁链：周城传说故事与女性社会地位变迁 云南大理白族村的人类学考察，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年第期；许喃奇、陈锦均：仪式场域中女性元素的人类学考察 以广西宁明县海渊茶场瑶寨的度戒仪式为例，青海民族研究，年第期；赵锐：女性人类学视野下苗族女性社会角色变迁研究 以苗族口传文学为例，贵州民族研究，年第 期。张继焦、吴玥：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和三个意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