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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背景下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失败冯翔“一战”后，英国逼迫中国在“西姆拉条约”的基础上续议“西藏问题”，北洋政府仍以“保住面子”的思维行事，同意英国的主张。在五四运动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北洋政府内部也不得不谨慎行事。在此力量的牵引下，北洋政府相关官员利用英、日在华的利益矛盾，将续议中断的责任成功转嫁到日本之上。最终在全国的反对下，英国的计划破产。这一过程反映出五四运动有效影响了北洋政府对藏事的处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让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失败，阻止了“西藏问题”滑向难以收拾的境地。关键词：五四运动北洋政府中华民族意识“西姆拉条约”作者冯翔，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昆明市，邮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已经在筹划战后的外交行动。具体到“西藏问题”，年月，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提出可以邀美国介入仲裁，这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极为紧张，认为这将使得英国的对华外交丧失主动权，并且如果此时美国介入，将使英国极为尴尬，因为美国人将发现川边的藏军正处在英国武器的武装之下。加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英国国内的“恐俄”情绪再度升高，他们非常担心“共产主义的俄国”将势力渗透到印度，从而动摇他们在印度本已经危机四伏的殖民统治。这一问题投射到英国的对华政策上，便是进一步逼迫中国开议“西藏问题”，重启“西姆拉条约”，隔离俄国势力。这一时期，主导英国对外政策的是 年发动入侵中国西藏的寇松（），英国外交部要求在流产的“西姆拉条约”的基础上重开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谈判。在英国次施压下，五四运动爆发的 天之后，北洋政府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与朱尔典进行了一次关于续议“西藏问题”的商讨，一场五四运动背景下关于“西藏问题”的外交拉锯在中英之间展开。五四运动背景下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失败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印度国家档案馆近代涉藏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所指的“西藏问题”是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内涵中的“西藏问题”。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印涉藏关系史（）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英国插手调停藏军内侵订立停战合同及中英交涉西藏界务，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第六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传统上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中几乎未涉及“西藏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为深入，但对于五四运动给“西藏问题”带来的影响关注仍然不多。冯明珠的 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中国藏学出版社 年版）、阿拉斯泰尔兰姆（）的 中印涉藏关系史（）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皆对此问题有所梳理，但讨论不深。学术论文方面，彭武麟论述了五四运动对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民族区域整合起到的作用，朱昭华利用部分相关材料分析了 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如何施压北洋政府。“五四”时期“西藏问题”与中华民族意识的相关研究，则更为缺乏，甚至有片面认识，如兰姆的讨论虽然基于大量英国档案，详细呈现了英国对华西藏政策，但单一的材料来源也使得兰姆的论述未能摆脱当时英国官员的思维模式，并未察觉五四运动引起的中国的新变化，只是认为“中国外交部突然变得难以捉摸”。这也是国外藏学研究在此问题上的普遍缺憾。本文利用中、英、日三方档案，辅以报刊材料，对五四运动背景下中英之间关于续议“西藏问题”的过程、发展及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一、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企图 年月，英属印度政府向伦敦方面报告说，日本准备在川边修建电报线，届时英国将面对来自盟友日本的潜在竞争，为了防止日本将势力渗透到西藏，英属印度政府“建议将陆地电报系统由江孜扩展至拉萨”。这不是一项普通的提议，而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英属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终于不需要被 年的“英俄协定”所束缚，而提出的扩大侵藏权益的方案。此项建议立即引发了英国内阁的关注，并召开了一次跨部门的会议。会上，英国外交部认为在拉萨建立电报系统可能违反 年与中国签订的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因此寇松决定暂时不推进建设电报站的行动，先等待与中国就“西藏问题”达成新的协定，并认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便是派出一名常驻拉萨的代表，以推进英国需要的任何权益。寇松在印度总督任上以鲁莽形象示人，但寇松管理下的英国外交部却非常清楚，年的西姆拉会议实际上毫无成果。事实上，英属印度政府提交的报告中还专门注释了 年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第三款中的“外国”一词不包含中国，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 民族研究 年第期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年版；美 周策纵著，陈永明、张静译：五四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版。彭武麟：五四运动与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民族区域整合 以五四前后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之演进为中心，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年；朱昭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英西藏界务问题交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年第期。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印涉藏关系史（）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第 页。“，”，“，”，寇松在没有取得英国议会授权的情况下支持荣赫鹏占领拉萨，引起了英国国内的诸多反弹，在寇松卸任印度总督时，甚至没有获得常规授予离任总督的伯爵爵位。“，”，年的“英俄协定”又在客观上再次确认了这一事实。对于西姆拉会议失败，英属印度政府一直耿耿于怀。巴黎和会之前，在一份关于印度利益的备忘录中，英属印度方面认为 年的“英俄协定”，“存在大量本质上是自我约束的条款”，导致他们无法干涉西藏事务，认为当英国 年向俄国提出修改“英俄协定”的涉藏内容时，俄国所要求的在阿富汗的特权，简直是对英国的侮辱。而此时机会已至，“现在的情况与 年完全不同。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正式废除了 的条约。俄国背弃了协约国，将完全不能出席和平会议了”。同时，英属印度方面也清楚知晓中国国内的乱局，“除非中国中央政府恢复了她的权威，否则这些无关紧要的地区不在北京的控制之下”。或是对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印象过于深刻，朱尔典曾提醒过英国外交部，“一个重新统一的中国将加速使西藏回到她的疆界之内”。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大臣也认为如果 年的“绒坝岔停战协定”过期，“那么西藏人将会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被驱逐。因此他希望朱尔典不要错失任何机会，在条件合适之时推进此事”。更让英国人担心的是俄国势力重新渗入西藏地方上层，年月 日，朱尔典向寇松报告了布尔什维克在甘肃活动的情况。对英国人来说，一个现成的优势是台克满（）在川边“调解”第二次康藏纠纷的经历，能让英国人有机会得到一手的信息。年月日，朱尔典从台克满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现在无法控制这么广大的地区，只能维持名义上的统治。而四川和云南军阀之间的争斗，以及他们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导致当前中国中央政府在这里是十分无力的”，并向寇松报告说现在中国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西藏。在朱尔典看来，这样的机会不可错过，是时候重启流产的“西姆拉条约”了。五四运动前的北洋政府，在面对列强的外交策略上，有“保住面子”的倾向，即注重在条约文本上对边疆地区主权法理依据的加强。“一战”刚结束，朱尔典就“西藏问题”威胁说，“中国政府的不断拒绝将导致英王陛下政府产生不幸的印象，从而对中国期待着的在欧洲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得到的支持有所不利”。对此，作为外交部代理总长的陈箓用他曾负责的外蒙古事务作为例子回应，“中国想要保住面子在条约（中俄蒙协约 引者注）之下，俄国在外蒙古获得了至高的影响力，但中国保住了表面上的权力”。陈箓口中的“表面上的权力”指的便是“法理上的依据”。在这样的政策思维指导下，北洋政府极有可能在“西藏问题”上与英国达成协议。五四运动初期，北洋政府也不甚在意民众的想法，月日还大肆逮捕爱国学生。因此，就不必对月 日在朱尔典的逼迫之下，陈箓表示“可以将中俄蒙条约为解决西藏问题之五四运动背景下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失败“，”，“（），”，年月 日，昌都的边军分统刘赞廷与西藏地方的噶伦喇嘛，双方签订“绒坝岔停战协定”，但从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台克满在川边的活动，参见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张本”的表态感到惊讶了。年月 日，朱尔典到中国外交部，在 年“西姆拉条约”的基础上，与陈箓进行了一次正式的接洽。陈箓也同意将 年草约作为再次谈判的基础，但其中四个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第一，关于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声明必须写进条约正文；第二，中国官员将驻扎在贸易市场；第三，自治的西藏承认宗主权的内容必须写进条约正文；第四，边界划分如下：将瞻对、德格、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三十九族、察木多、德格土司以北青海部落划归“内藏”。对此，朱尔典非常兴奋，在给寇松的报告中认为陈箓所提的第一和第三点改变都可接受；至于划界方案还可以再讨论，特别在刚刚从川边回到北京的台克满的帮助下。至于寇松心系的英国代表常驻拉萨问题，朱尔典也找到了切入口，“只要我们获得相对应的让步，我认为中国贸易代表在贸易市场的存在是无害的，因此提出在拉萨派驻英国代表，我认为中国人可能是会同意的”。在报告的最后，朱尔典一扫美国人可能介入的焦虑，“我的印象是：此时在巴黎的经历说服了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我们直接交易要好于信任美国人的仲裁和国际联盟的决议”，“如果中国人坚持在这些部分保住他们的面子，我建议可以在驻军和驻地官员上满足他们”。年月 日，印度事务部出台了一份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同意朱尔典的看法，称“月 日提供的谈判基础是合适的，并且让谈判尽可能避免拖延的展开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印度事务部也意识到“一旦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威重新建立，几乎没有可能阻止汉人再次回到西藏”。月日寇松正式通知朱尔典：“英王陛下政府认为，你月 日电报中的提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是合理的，因此授权你立即与中国政府展开谈判。”在没有了“英俄协定”的束缚，川边局势不稳的情况下，朱尔典初步获得了他想要的，将“西姆拉条约”从废纸堆中暂时拾了出来。对于即将退休的朱尔典，这或许能成为他晚年最大的外交“成绩”，毕竟 年英属印度政府用尽全力也未能达成的条约，看起来确实有可能在朱尔典手中实现。但在五四运动背景下达成的开议条件，也需要在五四运动的现实中接受检验。二、五四运动与社会各阶层对续议“西藏问题”态度的转向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首先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充分体现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对内寻找民族救亡之路的爱国主义热情，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潮迅速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形成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全国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社会革命。在这场社会革命中，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广大民众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害，反对北洋政府出卖领土主权的行为。在山东问题之外，一直是西南边疆危机焦点的“西藏问题”也格外时人受到关注。然而，由于北洋政府并未向外界透露更多关于中英谈判的细节，舆论对“西藏问题”的解决还颇为乐观。年月 日，大公报 报道，虽然北洋政府因为山东问题被舆论指责，但仍希望通过一定让步来解决“西藏问题”，“此项悬案，总以早日解决为是，吾人愿 民族研究 年第期 代理总长会晤英朱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望外交部择定妥善办法，一方面足以满英人之意，而另一方面又并不妨碍中国根本上之利益”。月 日，申报 报道“外交部现在齐集档案研究适当办法”，对北洋政府解决辛亥以来的藏事乱局抱持希望。上文提到的月 日朱尔典与陈箓就“西藏问题”的第一次正式接洽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外界尚未获悉该次接洽的细节，但经过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的大逮捕，到月初上海三罢斗争，舆论的风向转得很快，任何涉及国家主权之事，都受到社会各阶层更密切的注视。月 日 京报 专门报道了有日本势力支持的张作霖对于北洋政府与英国谈判的反对，“张作霖关于西藏问题日前曾经质问政府，现再致电政府，其主张颇称强硬，略谓英国既在巴里会议喝导世界和平，今突然关于西藏强迫要求，实为无道。且英国所要求者，为我西南之半壁，实关系我国之存亡。如此范围广泛之交涉堪称从来所未有”。月、日，时报 亦提醒国人注意英国的野心。月 日，甚至大洋彼岸的 纽约时报 在介绍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时，都专门提及“英国政府的要求实际上相当于吞并西藏”。从当时陈箓所处的位置出发，在五四运动的大环境下，陈箓自然不想步曹汝霖、章宗祥的后尘。事实上，早在月日，中国驻日本代办庄璟珂就曾紧急密电陈箓，“东报载英国要求西藏自治学生因复震动，故有注意。救国团来署要求开会，词颇激烈。实情为何，敬请密示，以使酌告而免再酿骚扰”。面对留日学生的群情激奋，陈箓不敢怠慢，次日就回电称：“五月三十日与该使会晤一次，纯系彼此交换意见”。可以概见，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的中华民族意识首先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这样的能量自然也冲击到了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具体就表现在，之前陈箓主持下的外交部已经大致同意按照“西姆拉条约”来处理“西藏问题”了，“外蒙既许其自治，在先对于西藏自治当然不加限制。其民国三年森姆拉约稿除界务一端外，其余各款，双方大致同意”。面对学生群体的激烈反对，此前只想“保住面子”的陈箓，已不敢提与朱尔典在 年月 日的商谈为正式谈判的基础。在给上司陆征祥的报告中陈箓只能说是根据阁议才于“五月三十日与该使会晤一次”，并盼陆征祥“从速回国”主持工作。对五四运动背景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朱尔典却有不同认识。由于 年时日本曾派间谍到印度探查西姆拉会议，?10此次由朱尔典主导续议“西藏问题”，便格外注意日本的动作。早在获得正式授权之前，朱尔典就曾指出日本人正在进行反英宣传，称其“指控英国在包括西五四运动背景下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失败?10 西藏问题将大起交涉，大公报（天津）年月 日。西藏问题开议说，申报 年月 日。奉都与西藏问题，京报 年月 日。按文中“巴里”即巴黎。中英西藏交涉情形，时报 年月 日；中英西藏交涉再志，时报 年月 日。“，”，收驻日本庄代办电 密件（年月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发驻日本庄代办电 藏事（年月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次长会晤英朱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发法京陆总长电（年月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当时陈贻范曾主动告诉麦克马洪，日本驻加尔各答的领事官员要求他告知会议信息。参见“，”，。藏、甘肃、半个四川和部分云南展开阴谋的小册子已经在北京、天津被到处传播，据其他渠道给我的报告，这种同样的策略正被日本人控制的媒体所采用”。事实上，整个月份，朱尔典都在收到英国驻天津、成都、济南领事馆的报告，称日本人就“西藏问题”正在对英国进行攻击。朱尔典虽然恼怒，但对于日本的伎俩不以为意，认为“这种粗糙的策略只会招来对日本人的更不信任”。既然认为是日本人的行动，朱尔典对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舆论的变化也并不经意，认为中国“报纸的舆论与其是说中国公众的意见，倒不如是说他们的偏见”。但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和舆论的发酵，在华的英文报纸也开始感到事态的变化。月日，北华捷报（）报道了四川督军熊克武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文中特别提及熊克武认为“在我们全国反对青岛问题时，相比较之下，川藏问题的重要性十倍于青岛问题”，“守住我们国家的领土是公民的首要责任”，并期望“政府与各省采取一致行动来抵抗外国蚕食”。从 北华捷报 的报道内容中可以看到，熊克武的反对，特别是“一致行动来抵抗外国蚕食”，“守住我们国家的领土是公民的首要责任”，明显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在“西藏问题”上，五四运动中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其影响已经从学生群体向官员群体扩散。但朱尔典对此视而不见，月日朱尔典再到外交部催促，通知陈箓做好开议准备，称“本国关于藏案电寄本使之训令已将完全接到，现在所缺之点，正待印度来电参考”，并警告“此次参议藏事，当责成部员不得洩漏会议情形惟不欲外间乱加批评耳”。虽然五四运动爆发当天，游行学生就曾到达东交民巷西口，但对东交民巷外的中国人民于“西藏问题”的态度，朱尔典并不在意。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之后，五四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但运动并未结束，各界对山东惨案和福建惨案的声援显然是五四运动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所形成的力量，迫使北洋政府的相关官员不敢轻开涉及领土主权的谈判。月 日，朱尔典基于“西姆拉条约”，到外交部进行正式谈判，“内外藏名称系在印度会议时所定，且为权宜之计，既无根据，又无界限，将来必多障碍。本公使为久安之计，另有提议，以备采择。一拟将内外藏名称取消，仍用中国西藏名称，原议内藏之地，一半划归中国，一半划归西藏”，“拟将巴塘、理塘、打箭炉、道孚、炉霍、瞻对等处划归中国，将德格及其以西各等处划归西藏”，陈箓的回答颇为干脆：“中国实难承认。”朱尔典转而说：“此项提议系本公使个人意见，并非推翻原议，如贵国愿采用原议，本公使亦不反对。”陈箓则回答：“取消内外藏名称本次长亦非绝对反对，但如以上所述划分之法实不公允。”可以看到随着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陈箓的态度从“保住面子”，到逃避，再到谨慎，有一个随五四运动影响力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朱尔典又提出可将岗托化为内属，但德格和昆仑山以南要划给西藏，理由是“德格现为藏兵所占，亦应划归西藏”。面对朱尔典的蛮横，陈箓只能提出按旧议划分。朱尔典仍坚持将德格及其以西都划入“外藏”，并抛出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在内藏境内究处何等地位。”外交部政 民族研究 年第期“（），”，“，”，“，”，部长会晤英朱使问答 重开西藏交涉事（年月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 页。务司代理司长长福说：“自由经营以巩固其地位”，即“设郡县驻兵等等”。外交部的史佥事则表示这些都是在西姆拉会议上就曾经确定的。对此，参与会谈的台克满提出：如果中国中央政府承诺不改变“内藏”现状，可以将德格划入“内藏”。这点上，朱尔典与台克满的态度较 年时的麦克马洪要更为强硬，甚至对所谓“内藏”都要指手画脚。陈箓表示“容再考量”，并问朱尔典“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中国原拟作为内藏之地，贵公使如何处置”。朱尔典的回答颇为轻佻，“该处系荒僻之地，何以坚持如斯”，陈箓的回应则再次体现出来自五四运动的影响，“舆论所关，政府不得不争”。台克满追问：“如将此地划归内藏，将来中国是否驻兵？”朱尔典补充道：“该处离拉萨太近，印度政府必不愿中国在彼驻兵致起冲突。”面对英国人的强硬，陈箓仍有犹疑，答称，“如将该地划归中国，中国可以保证维持现状”。朱尔典进一步要求陈箓对“维持现状”进行定义。陈箓说：“悉照现在情形办理之谓也，现所未有者将来必不添设。”回避了是否驻兵的问题。朱尔典最后问“两议之中贵国究取何议”，陈箓只得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贵公使之提议能否通过国务会议尚难逆料，至得国会之通过与否更无把握”。但陈箓的“更无把握”传递给朱尔典的印象却是“充满希望”的。次日，朱尔典向寇松报告了取得授权后与中国外交部协商的情况，对此颇为乐观，认为下次会议将在一星期之内举行。可以看到在外交“拉锯”过程中，面对英国人的强硬，陈箓还是有“唯唯诺诺”的一面。这符合朱尔典的经验，但将“更无把握”误读为“充满希望”，一方面有朱尔典急于树立成绩的个人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朱尔典及其背后的英国政府在处理对华西藏事务时傲慢的一面，他们并不认为五四运动之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其带来的爱国、反侵略思想的凝聚会对谈判造成什么影响。当朱尔典感觉谈判“充满希望”之时，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正由学生、官员群体进一步扩散。朱尔典曾要求不得“洩漏会议情形”，但有关“划界”的报道还是在次日就见诸报端。月 日，京报 载“西藏交涉问题关系重要，以致一时舆论界均极注意。昨日上午十一时，外交陈代部及部员二人在部招待英朱公使及馆员直迄下午一时，谈判始告完竣。探闻大致虽略有决定，而一时究不能为具体之结束，但事关外交详情不能查悉”。五四运动爆发以来，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从未放松过领土主权问题的关注。月 日，大公报 认为英国要求的划界过于苛刻，“直将甘边青海云南片马尽纳藏区之内此实不能承认”。月 日，大公报 连发两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此时舆论已经十分关注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所扮演的侵略者角色，并开始提醒政府注意“英政府对于阿富汗及中国西藏，亦将以对待波斯之手假改诱入其牢笼之中，是故关于中英谈判西藏问题，中国当局务须以波斯之事为前车之鉴”。月日，晨报 报道，朱尔典谒见徐世昌，而“元首告以国内民气未便，遏止前此五四运动背景下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失败以上问答引文均见 部长会晤英朱使问答一件（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按长福为政务司的界务科长，此时暂代政务司长王继曾的职务，而长福的界务科长职务则由“史佥事”（即史悠明，清末西藏江孜关监督）暂署。“，”，半个世纪后，使用英国外交档案进行研究的英国学者兰姆，依旧不甚明了五四运动造成的影响。参见 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印涉藏关系史（）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第 页。昨日外部之西藏谈判，京报 年月 日。最近之西藏交涉问题，大公报（天津）年月 日。东报论英国霸业西藏问题，大公报（天津）年月 日。西报论英国在中亚之政策，大公报（天津）年月 日。举国力争青岛，现在西藏事同一律，故必须得舆情尤洽”。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背景下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大众传媒对领土主权事务颇为敏感，而通过大量相关报道，大众传媒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放大其影响。在反对风潮日盛的背景下，陈箓的行事也受到北洋政府内部的批评，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就强烈反对陈箓与朱尔典所谈的划界内容，称“德格自须力争，当拉岭以北固系不毛之地，然关系变更领土，亦万不容退让。惟尚有宜注意者，察木多乍了两呼图克图辖地系光绪末年规划边务大臣管辖民国亦经设立昌都等县治”，并着重提醒陈箓“近来爱国思想发达，青岛一隅之地几酿全国之争”，现在“昌都察雅等县皆删削之，恐难保不引起反对”。在五四运动的作用下，社会各阶层对于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态度转变，北洋政府内部也出现对陈箓的质疑，而这种转变与质疑突出表现在涉及领土主权的议题与爱国思想上。“近来爱国思想发达”的言语，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成为五四运动背景下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外在表现，爱国主义使得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到涉及领土主权议题的讨论中去，彰显了“五四”时期社会各阶层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所带来的强大影响力，并逐渐渗透到近代以来一直难以有效处理的“西藏问题”之中。三、五四运动力量牵引下的外交行动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对处于谈判中心的陈箓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大环境的改变促使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所处的地位。年月 日陈箓派人前往英国公使馆，“声称舆论反对”，要求暂缓开议。结果次日上午，朱尔典便直接前往外交部“兴师问罪”，而陈箓称：“自与贵公使讨论解决办法以来，近两星期内，本部长向各方面疏通意见，以期迅将悬案早日了结。不料各方面对于此次解决藏事办法多不满意。”但朱尔典并不买账，称“本公使察各方面舆论未有反对”。提及此事，朱尔典首先想到“有某国挑拨此事”，并认为陈箓“仅派属员来馆，以暂缓会议一语了之，贵次长此举实为藐视本公使身份，且与本国体面有关”，并语带威胁地反问：“不知若何报告政府？”看得出朱尔典仍在使用威逼手段。在朱尔典的逼问下，陈箓不得以道出实情，“当初本次长接洽此时，认为与外蒙问题相类，自不难互样解决，谁料国民心理过殊，察情形始觉棘手”。陈箓的表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高涨，已不复从前。这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显示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不可分割性，反对外来干涉、分裂中华民族。从陈箓的言语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对五四运动以来身处风暴中心的北洋政府外交部，产生了足够大的牵引力。面对朱尔典坚持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反对态度，坚持询问陈箓所说的“各方面”到底指什么，陈箓道出了另一“实情”，以接应朱尔典所说的“某国”，“某国迭次到部来询情形，已被本次长拒绝”，“现在山东问题尚未解决且有人播弄是非，政府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尔典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掌握在某国手中”，陈箓避而不答。结果陈箓的 民族研究 年第期 交涉停顿中之西藏问题，晨报 年月日。总统府吴秘书长致次长函（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以上问答引文均见 部长会晤英朱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表态与之前日本的反英宣传都使得朱尔典十分确定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英国的情报也显示云南、四川、新疆、蒙古地区都有日本活跃的间谍。朱尔典在当天给寇松的紧急秘密电报中愤怒地表示：“我将此事件视为日本对我们在亚洲整体地位的直接挑战，并大胆建议接受这种挑战。”看起来朱尔典完全相信了会谈的中断就是日本介入的结果，他写道：“我要求与总统进行会谈，并要求拜见总理，他承诺进行安排。但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军方手中，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完全与日本同呼吸共命运。”如此严重的“挑战”自然引起了寇松的关注。月日，寇松召见了日本驻英国大使珍田捨巳，珍田矢口否认，但还是表示“如果这是驻北京公使的行动，将会立即停止”。可见日本驻英国大使自己心中也没底。月日，朱尔典会见了总统徐世昌，徐在清末曾处理过涉藏事务，对“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是了解的，他特意提醒朱尔典最近的形势变化，朱尔典则直接询问是否“反对来自外部”。对此，朱尔典得到的印象是：“总统并未否认”，“我重复问了两三次，以确保总统明白我的意思。但总统除了对这些困难表示遗憾之外再无表示。”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档案中，面对朱尔典的询问，徐世昌回答得非常暧昧，“吾人对于此事，均望各方面将来无何等反对之举动”。为了确定徐世昌话中的含义，朱尔典秘密找到徐世昌的幕僚，也是前驻英公使和前任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并在给寇松的报告中写道：“汪大燮先生确认了日本人的干预是导致西藏问题谈判中断的原因。”从日本外交档案中展现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收到日本外务省的询问后，月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回复称朱尔典对此事推进过急，指朱尔典受了中国报纸中“揣摩臆断”内容的影响。月日，日本的军事情报机构的调查则认为这是由于徐世昌和国会的反对所致。显然，受到五四运动牵引的官员不止陈箓一人，北洋政府内部已经感受到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力量。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不能接受外交对领土主权的损害，该情况已经在巴黎和会上被验证，此时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是“外争国权”的继续。这成为牵引北洋政府在处理对英交涉“西藏问题”时的深层力量。月 日上午，小幡到英国驻华公使馆拜见朱尔典，直接对指控做了否认，但朱尔典告诉小幡，他从陈箓、徐世昌、龚心湛处得到了一致的说法，“我已经不止一次将这种说法报告给了总理和总统，而他们的态度鼓励我相信此说法具有可信性。我是在我的两名中文秘书的陪同下进行这些会见的，我们三人均能说和理解中文，并且确定无疑感受到了外交总长的话语倾向所传达的所有印象”。词穷之后，小幡仅能表示“他将尽早利用机会拜访外交总长，正式否认那五四运动背景下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失败“，”，“，”，“，”，大总统接见英国朱公使问答（年月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根据 大公报 在 年月日的报道，徐世昌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密谈甚久，参见 西藏问题之汇闻 近日交涉情形 防御藏番近讯，大公报（天津）年月日。小幡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大正八年九月五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西蔵関英清交渉一件附尼保爾事情第四巻，档号 。天津軍司令官 天電一七一號（大正八年九月六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西蔵関英清交渉一件附尼保爾事情第四巻，档号 。种说法”。或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小幡次日便前往中国外交部会见陈箓，一再强调他本人从无干涉举动，但陈箓提醒道，“贵馆西田参赞议前曾致电施参赞，询问交涉情形”。小幡称此举绝非干涉，强烈要求陈箓向朱尔典说明情况。但此时的小幡，已逐渐落入陈箓的圈套。早在月 日，陈箓就曾派一名顾问到英国公使馆，称陆军部一名叫坂西的日本顾问起草了一封反对开议的信函送至外交部。日下午，陈箓再对朱尔典表示，“本部又曾接到陆军部公文，表示不赞同本部所提议之解决办法。此公文系该部某顾问起稿，是则反对力甚烈”。结果在月 日，小幡做好准备到英国公使馆会见朱尔典，解释了日本使馆参赞的日常询问和报纸的宣传后，朱尔典突然抛出了陆军部顾问坂西的反对之事，并质问小幡是否知晓该情况，小幡当然否认。目前还未有材料证明小幡是否在说谎，但面对朱尔典的质问，如果小幡解释关于坂西的情况，那自然坐实了朱尔典的怀疑；而他的否认对减少朱尔典的怀疑也毫无意义。日当天，小幡再度前往中国外交部，从会谈记录中可知小幡的怒意：“贵部长意有此言，余不能不认贵部长对于日本为非好意。”小幡的愤怒并未阻止陈箓进一步行动，他在 日当晚便拜访朱尔典，说小幡已经质问过他，按照朱尔典的描述，陈箓“看起来非常焦躁不安”。陈箓对朱尔典表示，“关于他所作的不利于坂西的发言，小幡用非常强烈的指控来批评他，说即使该情况属实，他泄露给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是不友好的行为”，并称自己可能因此被要求辞职。陈箓的这套说辞也见于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档案中。但一夜过后，陈箓派部员前往日本公使馆，其说辞又变得符合小幡的意愿，称：“部长即严查坂西起草文件一事，始知全属谣传并无其事。当即电约英使到部告以十五日所谈坂西为陆军部起草文件事乃属谣传并非其事。”至此，已经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陈箓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他巧妙利用了朱尔典早已对日本有疑的情绪，在英、日两公使间来回周旋。陈箓的行为自然难以避开日本人的注意。月 日，小幡给日本外务大臣內田康哉发了一份关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报告，认为陈箓言行不一，对朱尔典的描述则是“英国公使神经过敏”，?10认为整件事都是中国政府编造的，?11颇 民族研究 年第期?10?11“（），”，部长会晤日本小幡公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部长会晤英国朱公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部长会晤日本小幡公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部长会晤英国朱公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熊垓往晤日本小幡公使问答（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小幡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大正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西蔵関英清交渉一件附尼保爾事情第四巻，档号 。该报告由日本 外 务 省 官 员 埴 原 正 直 给 艾 思 顿“个 人 信 件”透 露。参 见 ，。有一种叫屈的成分。收到小幡的调查报告后，月 日下午，日本驻英国大使会见寇松，正式否认介入中英之间的谈判，并向寇松表示，“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他们的调查，以彻底查清此事，并在之后再来拜访”。为了查明此事件的真正原因，日本甚至动用了一名“内探”，确定是北洋政府中有人在运作此事。在华超过 年的朱尔典对中国人民反对的声音视而不见，即使在中国外交部多次说明国内形势的变化时，仍不相信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从日本外交档案看，日本确实一直在收集中英谈判“西藏问题”的情报，但这更多是为转移山东问题的焦点而准备的。早在月，小幡就向日本外务省汇报了中英谈判和各界反应的详细信息。所以小幡也得出中英谈判中断的原因在于“各团体有力者，反对渐盛，北洋政府颇困难”。纵观整个事件，陈箓利用了英、日在华利益的矛盾，利用日本在“一战”后的反英宣传给朱尔典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陈箓的操作当然是为了自保，但回顾他在朱尔典逼迫续议“西藏问题”初期的态度，可谓判若两人。背后作为“无形之手”牵引陈箓进行外交周旋的力量，自然是五四运动推动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月号，日本外务省正式向英国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说明了日本公使馆馆员的致电只是常规询问，而关于坂西少将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并称“即使干涉之事发生，也是违背日本政府意愿的”。寇松接受了日本的解释，但仍对日本驻英大使略带警告地表示：“这里显然有一些我们都不能很好解释的误会；但对我来说，这个事件可以结束了。”日本官方的解释自然也转给了朱尔典，到 月 日，朱尔典致电英国外交部，认为谈判恢复在即。从朱尔典给寇松的电报内容上看，他认为英国已经成功排除了日本的干预：“现在我们不用做什么，只需要观察形势，等待中国人恢复谈判。”但朱尔典等到的，是全国人民在民族救亡的呼声中排山倒海的反对。四、全国反对续议浪潮与英国图谋的失败当陈箓还周旋于英日公使之间时，北洋政府月 日的内阁会议就决定不同意英国所提五四运动背景下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失败“，”，小幡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大正八年十月十九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西蔵関英清交渉一件附尼保爾事情第四巻，档号 。小幡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大正八年六月八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西蔵関英清交渉一件附尼保爾事情第四巻，档号 。小幡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大正八年十月四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西蔵関英清交渉一件附尼保爾事情第四巻，档号 。“，”，“，”，“（），”，“，”，的“划界”方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北洋政府认为涉及国家主权之事有必要咨询各省的意见，月日外交部“歌电”相关各省大员，述说了月 日和月 日两次会谈的大致内容，并认为朱尔典“实已大有让步”，希望各省“有何意见，希速电部，以资参酌”。一石激起千层浪，得知有“西藏划界之事”后，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商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寰球中国学生会、华侨联合会、上海青年会、上海欧美同学会、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上海救火联合会，联名致电外交部，要求“事关国家主权，万勿退让，以弭后患”。可以看到相比前一阶段，五四运动推动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更多国人注意到“西藏问题”。月 日，申报 以“十一团体电争西藏问题”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这引燃了新一轮的全国反对浪潮。年月、日，四川和云南方面通电对谈判表示不满，但朱尔典的态度一以贯之，称“这些文件在本质上是政治宣言，不需要太被严肃对待”。唯一令朱尔典担心的是“云南督军甚至威胁要进军西藏”。日本的情报也显示十月初云南督军唐继尧就已在部署武力。月 日，唐继尧致电外交部，“滇省军队业已陆续开拔，刻又电催熊督，饬川军速谋进行”。面对国内形势，在徐世昌的要求下，外交部于月 日组织了第一次“藏案研究会”，邀请北洋政府内熟悉藏事的官员、议员参加。陈箓作为外交部代理总长自然成为该会议的主席，会议在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此案迟速之程度，应以界务一端磋议结束能否满足我国希望为标准倘将来界务问题不能达到我国所希望之折中办法，则此案苟能从缓，总以从缓为宜”；对于提交国际联盟的问题，已经在巴黎和会上感受过列强主导世界秩序的国人自然认为，“提出国际联盟中国方面恐难得最后之胜利，所以尚宜慎重”。足见五四运动对北洋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影响，甚至会议的讨论中，多次提到处理方案的准绳在于“满足全国希望”。北洋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思维模式的转变，直接的推动力是“全国希望”，而“全国希望”正是寓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之中。月 日，外交部收到熊克武对于“歌电”的回复，称“此间未尝不知尊处困难”，但“关系国家主权以不失原有界址为第一要义”，并提醒外交部“英使所称德格以西，划归西藏，直与现在假定之停战条件无异”，朱尔典的要求“已较原界损失甚多，未可轻许”。此外，熊克武更 民族研究 年第期 阁议反对察木多归藏（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发新疆省长云南督军川边镇守使四川督军甘肃督军电 藏事（年月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收江苏省教育会等电（年月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 。十一团体电争西藏问题，申报 年月 日。“，”，本田事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