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学为坐标与参照的谱系学考察_赵振杰.pdf

2023年第2期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与文明的泱泱大国，其文化的根基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乡土文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历代文人创作的主流。相比之下，文学中的“城市”更像是一个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者”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与乡村从来都不仅局限于地域空间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对位关系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定和等级秩序。本文力图以乡土为坐标和参照来考察文学史叙述中“城市”形象的起源、想象与嬗变，进而挖掘城市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为当下的城市文学写作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一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文本形态中，“城市”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是缺席和失语的，或者说，在古代文人群体的审美意识中“城市”并非先验地构成一个自足的美学意象。解释这一判断最好的起点无疑是考察这个词语的词源。说文有言，“城”者，从土，从成，意指“完全用土垒筑的墙圈”；“市”者，上“之”，下“兮”，意指“往来嘈杂声”。“城”与“市”合，用来指代一切与商贾买卖相关的活动场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以乡土文学为坐标与参照的谱系学考察赵振杰摘要：在古典文学的言说场域中，拥有千年文化传统加持的乡土文学牢牢地占据着话语权力的制高点，文学中的“城市”更多集中在王权政治的象征和道德审判对象上，城乡差异往往意味着世俗与诗性的对位；而伴随着启蒙现代性而确立起叙事合法性的现代文学，则将城乡之间的差异悄然转换为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之间的对立；新时期以降的当代文学叙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城乡之间的对位关系又被引向了更为极端化的叙事轨道，一方面是对城市空间中物质欲望、官能享受的热情拥抱，另一方面是对日渐消亡的乡土经验、田园景观的深情凭吊。关键词：城市文学；形象起源；文本想象；身份嬗变；时空观念164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15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之相对的词汇是“乡土”。“城”从“土”来，自不必多言，真正值得玩味的是“乡”字。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像二人面对着盛满食物的器皿，表示二人相向而食。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指出：“象飨食时宾主相向之状。古公卿之卿、乡党之乡、飨食之飨，皆为一字，后世析而为三。”实际上还有方向之“向”，古代也写作“乡”。一字而四兼，这在汉字中极为罕见。显而易见，这与古人造字时的集体无意识密不可分。经过一番词源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较之于“乡”这个古老多义、制作精良的源头性文字，“城市”更像是一个含义单一、构造粗糙的派生性词组。由此，文字起源背后所渗透出的先天性意义次序和价值等级便一目了然。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古代文学史叙述当中，“乡”的起初对立面并非“城”，而是“朝”，因此，乡土文化的早期对位模型不是市井文化，而是庙堂文化。抑或是，“庙堂文学”才是城市文学的文本雏形与经验前史。从滥觞于周的诗经大雅绵，到盛行于汉的两都赋二京赋蜀都赋，再到魏国曹植的 名都篇，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北宋周邦彦的卞都赋，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直至明代盛况空前的北京赋，无一不洋溢着对天子威仪、皇权统治的礼赞与讴歌。古代城市文学中一统天下的“权力主题”到唐代中后期才有所松动，由于经济型城市（尤其是南方城市）的发展壮大，城市文学的王权讴歌功能逐渐让渡为富有烟火气的世俗生活书写，于是催生出唐朝王建的夜看扬州市，北宋柳永的“婉约词”、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作品；明朝以降，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然萌芽，以“金本位”意识为表现主题的市井文学进入井喷期，诞生了“三言二拍”、金瓶梅这样的骇世名著，以及晚清的风月梦海上繁华梦 海上花列传等一系列狭邪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人对于商业繁荣和市井烟火的细腻描摹与呈现，往往同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绑定在一起，仿佛都市与堕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DNA双螺旋结构，即便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浮华奢靡的都市体验的艳羡与迷恋，作者依旧要在文本结尾处“发乎情而止于礼”，膝跳反应般地给予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谴责与批判。不得不说，古代文人潜意识当中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对于这种叙事惯性和审美定势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中，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文人的心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植根于乡土的文化传统的掌握之下。“落叶归根”“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入土为安”“近乡情更怯”“月是故乡明”从这些词句中，我们不难发现，“乡土”才是古人的理想人生归宿，相比之下，“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旅舍、驿站，因此有关“城市”的文本更多承载的是“借古讽今”“劝百讽一”的道德诉求和批判功能。正是因为古代文人普遍具有相当自觉的乡土意识，道法“自然”的山水风物、田园生活才会被涂抹上一层浓郁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光晕；相反，作为“乡土”文学镜像存在的“城市”书写，由于其不在古典美学价值体系中心的“他者”身份，必然难以在文坛上与乡土文学争辉，而“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也注定了以工商阶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城市文学始终无法成为古典文学的叙事主流。借用西方中世纪的一句谚语讲，古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就像是一个站在乡土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也为此后大量涌现的城市文学奠定了两个基本的叙事雏形，即劝谕讽谏立场下的权力讴歌与道德伦理视野中的欲望书写。二一个“字头”的诞生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在特定的时间意识下发生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与内在性美学，前者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1652023年第2期和新奇。具体到文学语境中，“一位作家，无论他喜欢与否，都脱离了规范性的过去及其固定标准，传统不具有提供样板供其模仿或提出指示让其遵循的合法权利。对于现时的意识决定了他灵感与创造性的主要来源，而这种意识又受制于现时的当下性及其无法抗拒的瞬时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于现代作家来说，过去模仿现时远甚于现时模仿过去”。如果说，文学的现代性表达为现时美学对传统美学的挑战与颠覆的话，那么，其中必然伴随着“现代城市”与“乡土中国”之间的话语权与合法性争夺。在现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被普遍视作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它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文学的现代化”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重要的描写对象和叙事内容。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前言处就明确写道：“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以及城市现代化本身所产生的新的矛盾、困惑，都对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面貌（从内容到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在现代文学史的叙事视野下，“城市文学”的书写史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文学的现代化”的历史；而文学的现代性要求又先天决定了现代文学中的“城市”不再仅仅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时间性”价值。换句话说，现代“城市文学”所要面对和处理的，不仅是城乡范畴中的自我定位问题，也不仅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未来走向问题，更是在进化论观念加持下作为历史存在的逻辑自洽性问题，正是这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身份自觉”为现代城市书写提供了文本想象和形象嬗变的重要依据与动力。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现代性开始遭遇中国。外患与内忧相交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艰难求索，“城市想象”成为了一种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建构性力量，于是催生出诸多带有城市空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例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 狮子吼，陆士谔的 新中国，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五四”时期，西学大量涌入，思潮此起彼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文人志士扛起思想启蒙的大旗，将“被压抑的现代性”彻底释放。如果说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中所倡导的“推倒迂晦艰涩的古典文学，建立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主张中尚未形成“城市文学”自觉意识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为“乡土文学”下定义时，头脑中已然存在一个较为明晰的“城市文学”概念。尽管五四时期“乡土小说”蔚为可观，然而，“乡土”也随着这些“侨寓作者”的书写逐渐沦为了一个陈腐、凋敝、落后，充满了恐怖、暴力与死亡的人间炼狱；而孕育着思想解放的理性微光的城市（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策源地上海与北京）则更多承载着作家对于未来的想象与思考。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小说，从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到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诗歌，无不为“文学中的城市”涂抹上一层沉郁、理性、浪漫、感伤的理想主义光泽。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已不再是一个以“乡土”为宿主的空间寄生者，摇身一变成为具有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间领主”。进入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尽管文学主潮由“文学革命”转变为“革命文学”，但“城市”依旧是“革命”的主战场，无论是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作家还是京派、海派文人，潜意识中都存在这一个“文明 VS 野蛮”的城乡对位模型，只不过思想观念与写作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城乡观念的差异。茅盾笔下的“城市”延续了五四启蒙现代性意义上的“大叙事”，工厂、港口、码头等之于左翼无不具有鲜明的解放意义。一如子夜在开篇处大段的城市景观描写：“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166Light，Heat，Power！”到了张资平、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海派作家笔下，“城市”具有浓郁的商业属性和世俗气息，外滩、霞飞路、百乐门成为了消费主义的象征符码，隐含着 1930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审美想象；京派作家虽然主要致力于各自“故乡世界”的营造，对于城市文明普遍持一种讽刺批判的态度，但乡村并未因他们的审美打量彻底倒退回古典意义上的“乡村乌托邦”，其内在的闭塞感与野蛮性反而愈发凸显，与此同时，城市文明之于京派文人的意义也远非“不屑一顾”所能完全道尽，其中还隐藏着京派与左联、海派在话语权争夺、意识形态建构等方面的策略与意图。后来随着左翼文学成为叙事主流，以及文化政治斗争的日渐白热化，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等京派作家相继被批驳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就与他们在文本中对乡村原始野性的审美化处理，无视城市工人的革命价值不无关系。此为后话，这里不多赘言。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救亡压倒启蒙，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让城市文学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情感改造问题而被迫陷入停滞，相反，以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为中心的农村题材创作开始在阶级优先性的庇护下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叙事主流，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的作品因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与此相对，张爱玲、苏青、徐訏等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上海书写”，却因与主流叙事偏轨脱序，而被文学史形象地描述为“孤岛叙述”或“飞地叙述”。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为现代“城市文学”总结一个大致发展轨迹的话，笔者愿将其概括为：前二十年是“城市对抗乡村”，第三个十年是“农村包围城市”。而这两种“叙事模式”亦在创作观念上深刻影响着此后几乎整个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与表达。三从“敌人”到“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权力对文学界控制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持续升级，1950年代到1970年代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此起彼伏。“城市文学”因其天然携带的物质性、世俗性、商业性、娱乐性，在批判运动中被统一贬斥为带有“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的“反动文艺”I1。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十七年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多少与“城市”有关的叙述与描写。如果一定要为当代“城市文学”寻找一个写作起点的话，要算是萧也牧的 我们夫妇之间 了吧。小说通过一对由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的典型夫妻进城后的矛盾冲突，十分小心且隐晦地流露出主人公对于城市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但文本中所要表达的核心命题“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的？”却还是不经意间揭示出当代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警觉与疑惧。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城市”始终是一个处处充满了资产阶级陷阱的“罪恶渊薮”。这种警觉与疑惧后来被进一步强化，于是便出现了像祝您健康和霓虹灯下的哨兵这种直接把城市视作“阶级敌人”的作品。对于“当代”而言，虽然城市文学不像农村题材作品那样“根红苗正”，但因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亦有其亟待表现的对象，即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本家。因而，工厂、矿山、建筑工地、烟囱、钢铁、齿轮等成为城市工业题材反复出现的意象。但由于多数作品属于概念图解、主题先行，往往描述范围狭窄，人物、情节设置过分公式化，总体创作上乏善可陈。I2新时期以降，直至整个 1980年代，仍然是乡土文学一家独大，城市文学中虽然出现了像邓友梅那五 烟壶，陆文夫美食家，陈建功“谈天说地”系列，冯骥才俗人奇事等一些市井民间小说，但终因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而行动迟缓。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进城”文学，代表作品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路遥的人生。陈奂生是个地地道道的生活于土地上的农民形象。十一届三种全会后，农村政策放宽，他的日子好起来，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还开始做起小买卖去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1672023年第2期城里卖油绳，赚几个零用钱买顶保暖的新帽子。由此可见，陈奂生接下来经历的种种“奇遇”更像是一场大开眼界的城市之旅，“城市”从来就不是陈奂生的目的地，出行的结局仍是回归乡村，回到土地。不管城市如何的美好、新鲜、充满诱惑，陈奂生也从未萌生过移居城市的念头，他的理想不过是能够成为一个在乡亲们面前显摆的“讲故事的人”I3。即便如此，城乡之间的矛盾却已在陈奂生的描述中显露无疑；到了路遥的人生，这一矛盾已经趋于白热化。19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乡村里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然而坚固的户籍壁垒，则将这些蠢蠢欲动、振翅欲飞的青年人牢牢囚禁在土地上，左冲右突，遍体鳞伤。于是，诞生出像高加林这样一群“欲脱离土地而不得”的农村知识人形象。从义无反顾地逃离土地到无可奈何地回归土地，高加林曲折艰辛的人生历程，恰恰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无数个鲜活生命的精神困境呐喊与彷徨，其间，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乡土中国遭遇城市化撞击时带来的噬心疼痛与屈辱。无论是陈奂生这种“旅游式”进城，还是高加林这种“逃离式”进城，“城市”俨然幻化为“塞壬的歌声”，引诱着无数个“奥德修斯”到这里来。进入 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流行，当代城市文学终于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中挣脱，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与繁荣。贾平凹废都、格非欲望的旗帜、王朔 顽主、陈染 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朱文我爱美元、海男私生活等一系列以表现城市生活，反映城市人心态，挖掘人与城市之间复杂关系的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了当代城市文学蔚为大观的文坛景观。这些作品虽然风格迥异，内容驳杂，形式多元，但大体上可以勾勒出城市文学的两种叙事模型：一种是以“断裂”的姿态，深入到城市人的个人经验和体验的私密性领域，着力呈现现代都市生活欲望图卷的“个人化写作”，文学史称这些作家为“新人类”“晚生代”或“70年代作家群”；另一种是以类似于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巴黎浪荡子”的震惊视角，审视“城市”这个机械复制时代的资本主义欲望空间，进而体验着以赛亚光晕消失之后的现代性末世景观，代表性作家有贾平凹、阎连科、格非、余华、苏童等。这两种极端对立的叙事模型，显豁地揭示当代作家集体无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方面，一些前卫作家渴望以“弑父”的方式，彻底割裂与乡土文化的联系，建立城市文学的全新认知与体验；另一方面，许多怀揣人文理想的“保守派”作家则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在感受到城市“文明的张力”同时，也因乡村的日渐消亡而在心理上承担着巨大的罪责感与危机感。无论是主动断裂，还是兀自彷徨，失去“乡土”，就意味着一种“根性”的丧失。用拉康的话讲，“自恋现象”与“恋母情结”其实是同一心理感受，即一种强烈的“阉割感”（或“被阉割感”）。前者的“与镜像同化的欲望”和后者的“与母亲同化的欲望”都根源于他们（当代作家们）下意识地想要去补充其短缺物“菲勒斯（phallus）”，这不是生物性的生殖器官，而恰恰是“父亲”的隐喻。I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基本叙事模型之外，德国评论家克劳斯谢尔普意义上的“让城市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在文本中自由地开展自我叙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文化母体之主体性重构”I5的“城市想象”也已初露端倪，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无疑是王安忆长恨歌。“上海小姐”王琦瑶的命运悲剧与上海这座的大都市的历史变迁被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主人公成为城市生活逻辑中的重要环节。作家既是在书写人物的命运，同时也是在塑造城市的性格。这一时期，通过“城中之人”去挖掘“城市之心”，综合、立体呈现现代城市的文化景观与精神风貌的作家还有叶兆言、丁力、毕飞宇、金宇澄、迟子建、徐则臣等。这种基于主体性建构的“城市想象”叙事模型既承接着“古典”城市文学的文化基因，也流淌着“现代”城市文学的精神血液，同时又为21世纪青年作家的城市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范式。168四“时间的空间化”与“附近的消失”进入新千年，在科技神话与工具理性的助力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文学的“城市性”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再现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和时代变迁，而同样表现为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面对这一巨变的特定心理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机感的切身感受。成为城市人就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城市化是把人变成为城市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人变成了城市的对象。换言之，城市性赋予我们改变城市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自身。借用鲍曼描述现代性的一句话，成为城市人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已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城市一起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与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与革新，抗争与矛盾，含混与痛楚”I6。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意味着“时间开始了！”那么，当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则标志着“时间破碎了”。格非曾在一场题为“重返时间的河流”的文学演讲中提到，“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文本的基本构成要素，并非仅仅是小说叙事学或小说修辞学意义上的概念，也是构成了文学史范式转换、作家创作方法论革命，以及读者审美接受变迁上的关键线索，同时还是衔接文学内部与外部，文学自律性与他律性，文学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时代要素的重要枢纽。对于古人而言，“空间”自身并不产生意义，它只有附着于“时间”之中才具有意义。诗人陈子昂之所以将千古诗句写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非“前不见来者，后不见古人”），正是源自其自身对于传统“时间”之永恒性的笃定与确信，而处于一个“时间空间化”的文化现场，传统的“时间性”对于当代作家们已近乎完全失效，尤其是在当下，城市正在以鲸吞蚕食的方式无情地掠夺着乡村，现代空间对传统时间的挤占、侵蚀，使当代作家感到前所未有的纠结、惶惑、恐惧与无奈。正是基于这样的“震惊”经验与“炸裂”体验，他们笔下的城乡书写愈发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极端化写作态势。于是催生出余华的兄弟第七天，格非的 春尽江南隐身衣，刘震云的手机，阎连科炸裂志，苏童黄雀记，李佩甫的 等等灵魂，李凤群的 大野，付秀莹的他乡等作品。此外，“时间的空间化”也意味着古典意义上的乡村文学濒临灭亡。格非的 望春风可以视为当代作家对于传统乡村文化的最后一次深情回眸与凭吊。与“时间的空间化”互为表里的是“空间的时间化”，即“附近的消失”I7。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项飚先生在其学术专著跨越边界的社区 中最早提出并阐释了这一理论概念：所谓“附近的消失”，从人类学的角度上讲，可以简单概括为时间征服空间的过程。我们以前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由具象的空间来指认的，所有的时间概念都是有空间物象来表达，比方说，“一盏茶的空档”“一炷香的时间”“一袋烟的功夫”等等。抽象的“时间”其实是相对晚近的产物，它是工业时代钟表被发明以后所衍生出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到了现在的网络社交时代，时间又由连贯的线性变得日益碎片化，时间感愈发强烈的现代都市人，变得越来越焦虑、暴躁、易怒、抑郁、消沉。表现在文学叙事领域，便催生出当下流行的“失败青年”写作，代表性作品有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世间再无陈金芳，甫跃辉动物园，路内少年巴比伦，林森小镇，陈集益特殊遭遇，王十月大哥，陈再见天桥，张敦夜路，班宇逍遥游，胡迁 大裂 等。以陈再见的作品为例。小说天桥讲述了现代化大都市中四颗孤独灵魂萍水相逢的故事。王一单，城市打工仔、同性恋者、诗人，少年时遭受表哥性侵，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只能借助诗歌隐晦地传达内心的苦痛；郝荣，商场保安、浪子、强奸犯，父母离异，母亲远赴新疆，自幼与姐姐相依为命，视姐如母，并患有严重的恋母情结，为躲避警方追捕，前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1692023年第2期往深圳会见网友王一单，飞机上获得空姐江小野赠送的一颗“晕机糖”；江小野，空姐、“二奶”，为了帮助身患绝症的弟弟筹措医药费，无奈向情夫索要巨额分手费；陈孟隽，企业家、江小野情夫、王一单所在工厂老板，早年偷渡香港，与结发妻子白手起家，内地开拓市场时，在飞机上邂逅江小野，东窗事发后，残忍将其杀害。原本素昧平生的四个陌生人，机缘巧合，彼此关联，于霎那之间，交汇于深圳天桥上下，冥冥之中构成了一首摇滚版的断章：你站在天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木棉花装饰了你的车窗，你装饰了别人的“秘密”。四颗孤独的灵魂，分别携带着各自不同的秘密，在天桥上下彼此碰撞，然后破碎，直至幻灭。“天桥”俨然成为了装载和卸载“城市秘密”的异度空间，所有关于城市阴暗角落里的生存隐秘和心灵隐痛都在此展露无遗。陈再见的小说中散发出一股来自底层的强烈的“群”的气息，如生之艰难、性的苦闷、肉身的沉重感、灵魂的孤独感、存在的荒诞感等等，这既是每个城市中孤独生命个体的内心独白，也隐喻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从文学现象学的角度来看，陈再见笔下的“城市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史中“进城叙述”链条上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一环。从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到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再到陈再见的“王一单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中“城乡矛盾”的延宕与嬗变。“时间的空间化”和“附近的消失”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城市经验与城市想象的自发性增殖。我们已然看到，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群体中（无论是以读书、务工等方式进城的“农二代”，还是以原住民身份自居的“城二代”），城市伴随着现代化交通方式和现代媒介，尤其是电视、电影等影像媒介的普及，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经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如杨庆祥教授所说：“在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作家那里，比如金仁顺、乔叶、东紫、马金莲、陈崇正、周瑄璞等，城与乡不再是对抗的存在，而是找到了一种对话和平衡；对于没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作家，比如迪安、黄昱宁、张惠雯、马小淘、大头马、李燕蓉、姬中宪、周李立等，虽然都市男女、物质欲望已然构成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那种欲望却有了非常体贴的肌理；而在更年轻一些的作家那里，比如小珂、于静如、辽京、王占黑、李唐、张玲玲、张亦霆、梦小书等，读者已经无法在其作品中辨认出具象的城市，城市已经成为生活的自动装置。”I8“外在化”城市的消失，除了意味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书写在青年一代作家这里成熟外，似乎也预示着一种基于“内在性”城市经验与城市想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意识形态的悄然确立。有评论称，当“此城”即“故乡”之时，“城市文学”以及“文学中的城市”之主体性建构才能宣告完成。当然，对此亦有反对的声音，比如青年评论家岳雯就提出，文学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建构离不开乡村作为镜像与参照，只有在“对位”与“互鉴”之中，城市性言说才是完整有效的，如果只局限于城市经验谈论城市性，而没有与乡村体验构成一个整体的话，就会陷入到“唯城市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陷阱之中。I9张鸿声教授亦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发出同样的呼吁，城市主体性身份的获得和自我叙事的展开，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学只能是对城市的合法性自证。近现代城市性书写是复杂的，有关城市文学的研究所持的观点与方法也应当是多元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城市想象”只能作为对城市与文学关系某一方面的揭示，与以往的城市书写并不是（也无法做到）彼此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因此，要避免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历史化、本质化过程，避免使其论述呈现出一种新的中心化，在或记忆或遗忘的情形下强行对文学或文学史进行注解，或者作为文学史阐述的唯一标尺。20岳雯与张鸿声分别从文学创作与文学史研究两个维度，提醒当代城市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始终需要立足于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辩证法，即“城市性”首先要对立于传统，其次要对立于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对工具理性、科技崇拜、进化论逻辑、时间神话等命题的反思），最后还要对立于“城市性”自身，时刻警惕“唯城市主义”中日常生活化意识形态形成新的话语霸气和美学威权。城市的自我叙述，只有依靠不断的反思和自省，才有可能避免从他者视角下的“异端”和阶级斗争思170维中的“敌人”滑向另一个极端，即一个自我陶醉的封闭性审美空间。212020年，央视热播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用影像的方式系统阐释了作家与故乡、作品与乡愁、文学与乡土的内在联系。试问，再过十几年或几十年，当城市取代“故乡”，具备单向度的“故城”审美属性之后，对于那些只拥有城市生活经验的更年轻作家而言，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呢？这个哈姆雷特式的疑问，势必需要我们每一个文学写作者严肃面对与认真回答。注释：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国台湾艺文印书馆1981年版，第207页。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第64页。诗品有言：“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可见，“错彩镂金、雕缋满眼”之美，在中国的美学传统中，始终是个略含贬义的次等级审美形态，“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才是古典美学上乘典范；从诗经中风雅颂的递减式评价标准中亦可确证这一美学判断。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指出，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相对于古老的乡村而言，文学中的“城市”被强行赋予了革新、文明、进步等积极的意义。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需要强调的是，农村题材创作并非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农村”概念也并不等同于古典意义上作为诗性载体存在的“乡村”。其中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农村题材创作是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的引导下，以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为艺术追求，以农民为主要表现主体，以农民为潜在阅读对象，以广大农民喜闻乐见为评价标准的文艺创作活动。I1洪子诚先生在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中指出，城市文学“在三四十年代就受到左翼文学界的批评，进入50年代以后，更毋庸置疑地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一方面，在文化价值观上，近代都市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即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滋生的场所，需要施以革命的大手术加以改造；另一方面，都市文化（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7页。I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I3陈奂生这个角色，有些类似于本雅明所描述的早期小说或民间故事的作者：经验的交换是单向度的。作者讲述，受众聆听。参见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见汉娜阿伦特编：启迪，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I4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I5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I6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第4页，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I7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I8杨庆祥：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I9参见周茉：城市文学观察：城市之过，还是文学之失？，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20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21王晓丽：城市的文学叙事与自我突破，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刘小波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