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观...代前半期沈从文自我塑造考论_罗帅.pdf

2023年2月第36卷 第1期Feb.2023Vol.36 No.1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乡下人：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观念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沈从文自我塑造考论罗帅（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摘 要：有关沈从文“乡下人”身份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大都带有本质化的色彩，而其产生过程、意义流变以及在文学场域中的特殊意味等生成性特征，则有进一步梳理和考释的必要。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诞生于京海文学场域的挫折体验，并在否定外界赋予自身的“天才作家”标签、反思新文学的“趣味化”倾向、积极参与“京海论争”等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明晰，表现为“自嘲到自觉”的曲折过程，进而建构为独特的“乡下人”文学身份。沈从文有选择地突出“乡下人”的自然、雄强、野性、努力、呆气等特征，并以之自况，处处显露与城市知识阶层的不同，使其成为自我的文学招牌。沈从文进一步从“乡下人”气质中提炼出“成功”的经验，并拔高为文化观念，既彰显了文学个性，也流露出面对城市学院派的自我优越感，体现出他进入文学史经典序列的潜在意愿。关键词：“乡下人”；天才作家；趣味化；自我塑造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3）01002711“乡下人”是沈从文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及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取得的成果，集中在沈从文这一身份认同背后诸多二元对立观念的阐释，如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对乡土文化的赞美，对苗族身份的体认，以及其与湘楚精神的关联。这些研究奠定了人们理解沈从文的基础，也留下需继续阐释的空间。笔者对既有研究的不满足，基于以下几个问题。一，“乡下人”的内涵，其实是随着沈从文在创作过程中不断阐述而日益生成并丰满的，但目前研究多将“乡下人”视为一个自然生成的固定概念，没有看到沈从文的着意建构，因而对这一身份认同的内在“弹性”及动态建构过程注意较少。二，既有研究多所采取的“城乡”或“苗汉”二元框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家心态的复杂性。三，“乡下人”概念建构与沈从文文学实践的互动关系，在从王晓明到姜涛等学者那里已得到相当的关注，但他们或重点解读小说，或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很少涉及沈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活动，尤其是直接体现沈从文观念和思想成长的批评与论争，未被纳入视野。针对研究现状的不足，本文将从沈从文的文学活动切入，还原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其“乡下人”意识形成的具体语境，重探“乡下人”概念的涵意，梳理“乡下人”与沈从文另一身份认同之“文学者”之间的关系，进而阐发两种身份认同背后可能隐含的自我塑造意味及其文化理想。所谓30年代前半期，只是集中考察的重点时段，具体论述或有所溢出。一、标签如何诞生：从“天才作家”到“乡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沈从文都自称“乡下人”，不同场合的指向各有侧重，暗示了不同的心境和诉收稿日期：2022-09-25作者简介：罗帅（1993），男，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小说研究、沈从文研究和废名研究。参见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参见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 1986年第6期。参见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 1988年第3期；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 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Doi：10.16061/46-1076/c.2023.01.00427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第 1 期2023 年求。1925 年 10 月在 扪虱 中，沈从文首次以“乡下人”身份，指谬燕京大学于成泽诗歌 恍惚地 中的“绿洲”意象：“绿洲照我乡下人解释，是河中生草的沙堆子。峦与岫是用到山冈绵延的地方。似乎这里是个虱。”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生活经验，讥讽学生套用书本知识，这份自信，也许与不久前得到的“天才”评价有关。扪虱 发表前5个月，北大教授林宰平在评论沈从文作品 遥夜 时，误以为作者是北京的大学生：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沈从文则竭力申辩自己与“天才”和学生生活有云泥之别，强调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无钱无机会的漂泊者。初到北京，沈从文确曾苦于谋生，半工半读和卖报修鞋的计划都无法实现，报考大学也多次失利，投稿大都石沉大海，经梁启超推荐就职于香山慈幼院，却因无学历而遭到绅士和学生们的歧视，白丁 和 棉鞋 等作品，就是这种对屈辱感的记录。惟其如此，林宰平这一偶然的“误解”所给予他的鼓舞，不难想象，客观上唤醒了他对书写乡村记忆的信心。回应林文后，沈从文开始写作 画家师兄 怯步者笔记 等第一人称乡土作品。而徐志摩对 市集 的赞赏，则进一步让沈从文认识到乡土作品对都市读者的吸引力，由此逐步调整创作重心。可以说，沈从文在林、徐等人的启发下，从以往经历中发现了“乡下”这一独特经验的文学价值。1926年后，沈从文接连出版 蜜柑 鸭子 入伍后 等乡土作品集，出版商的广告则大力渲染其自学成才的经历、乡土题材的魅力及其细腻的文笔，“天才”几乎成为他的标签。1928年，沈从文来到上海，独自负担母亲和妹妹的生活，拼命写作，产量和效率都高得惊人，3月的 蜜柑 和7、8月的 阿丽思中国游记 广告都反复鼓吹作者的“天才”；读者和评论家只要谈到沈从文，多半也离不开“天才多产”标签，比如徐行就惊异于他的“高产”和“天才”，署名“台生”的评论者指出，沈的“天才多产”已经名扬文坛，苏雪林也把沈从文成名的第一原因归纳为“作品产量丰富迅速”。“天才多产作家”俨然成了彼时沈从文的商业招牌，以至于钱锺书后来在小说 猫 中忍不住讽刺了这位“高产”的“天才”作家。沈从文配合市场需求而创作乡土小说，尽管赢得了“天才”之名，也获得了高校教职，却并未获得经济自由，在一干洋学生出身的城市绅士群中仍然自惭形秽，焦虑和自卑如影随形。得益于胡适的帮助，沈从文破格进入吴淞中国公学教书，1930年8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收入有了相对的保障，根据校档记载，月薪均为170元，待遇并不低。但他还是需要向中国公学预支月薪，并托胡适推荐出版作品，才能渡过难关，而与胡适、陈西滢等教授每月的 300500 元相比，薪资也有明显差距?I1，中国公学的教师名录上，只有沈从文的履历栏空空如也?I2，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见一斑，而这种压力往往转变成了内心的失落与自卑。书店的稿酬制度则带来了沈从文和名作家的一系列隔阂。出版沈从文小说的新月书店执行两种分成法，第一是抽版税，作者保留作品版权，并获得版税分成，随着销量的增加而上涨，每四小兵（沈从文）：扪虱，晨报副刊 第1295号，1925年10月24日，第52页。唯刚（林宰平）：大学与学生，晨报副刊 第99号，1925年5月4日，第8页。休芸芸（沈从文）：致唯刚先生，晨报副刊 第105号，1925年5月12日，第7-8页。解志熙细致梳理了沈从文创作转变的过程，参见 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年第11期，第86-88页。鸭子 沈从文戏曲小说集 实价七角，北新 第20期，1927年1月1日，第68页。新月书店出版的创作小说（一），新月 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扉页；新书出版预告，申报 1928年7月8日第5版；现代书局 新书出版，申报 1928年8月27日第7版。徐行：沈从文成名及其近况，克雷斯 1931年1月12日第2版。台生：多产的作家沈从文，社会日报 1932年7月31日第1版。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 第3卷第3期，1934年9月，第712页。钱锺书：猫，文艺复兴 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第73页。?I1沈从文：致沈宗嗣 192906，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页；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 中华民国十九年度，1931年，第160页。?I2私立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第94页。28罗帅：乡下人：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观念个月结算一次；第二是卖版权，作者将版权卖给书店，稿费千字三元至八元，曾发表过的稿件稿费酌情减少，结账日期由作者与书店商定。正如 一个天才的通信 所写的，为维持生计，沈从文常流着鼻血疯狂创作，且只能卖版权，尽管其小说的售价并不比其他人的低，但无法参与版税分成，新月出版的蜜柑 阿丽思中国游记 好管闲事的人 事先又都已发表，稿费故需扣减，而结账日期的不固定，则迫使他长期讨薪，同时眼睁睁看着书商为“文豪”预留版税，巨大的落差带给他强烈的打击。就连辛苦创作的乡土小说，主要价值也只在于维持生计，自己反倒因乡下做派和性格，被城市学生嘲笑为“乡巴老”，这种自卑和屈辱就更深了一层。早在1925年，初涉文坛的沈从文就隐约意识到，成功的标志在于拥有“荣誉，金钱，女人”，而来到上海后，更进一步认识到，文凭和文名是现代文学场域的入场券，书商、学者、作家和学生或拥有（即将拥有）文凭，或拥有文名，因而是场域的有效参与者，而自己尽管身负“天才”美名，但因缺乏金钱和学历，从而无法真正融入这一场域，所谓“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另一些人在旁边肚中空虚，所谓新文学运动扩张，意思就是把这关系更显明的继续维持而已”，确有其道理，所带来的自卑，无疑是当年慈幼院受辱经历的延续和强化。正因意识到自己同这一场域的隔阂，所以在面对“天才”雅号时，沈从文将其奉送给学者、作家、学生们。1927年，沈从文就第一次以“天才”指代那些渴望借写作来成名成家的大学生们，而在 一个天才的通信 中，他将“天才”与“大作家”“名人”“教授”等并用，不死日记 将“天才”与“大学生”“学者”并举。具体看来，“天才”或是任教高校的“学者”，享受丰厚薪酬，因而不用靠文学谋生，对写作持“玩票白相”态度；或是混迹于文坛“文豪”，善于搬弄小道消息，甚至专精于抄袭和投机倒把之道，迎合受众，仰赖批评家的阿谀、书商的叫卖，凭此攫取名利和文坛话语权；或是所谓热爱文学的学生，热衷于搜罗文坛秘辛，不愿卖力创作，只想借写作出名，享受优越的生活。与挖苦“天才”互为表里的，是其对“乡下人”身份的有意建构。比起此前表述的零星和模糊，这一时期，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次数明显增多，并与“乡巴老”“农人”等称呼混用，强调其与“天才”相反的“土气”“落伍”等特征，字里行间布满对“乡下人缺陷”的有意暴露，以“乡下人”对抗“天才”的意味十分鲜明。然而，这一简单对立背后，掩藏着更复杂的身份焦虑。沈从文当年正是凭着“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离开湘西赴京求学，只是在三番五次碰壁后，开始卖文为生，即便日后已略有文名，仍在友人帮助下，报考了燕京大学国文班，但依旧未能如愿；1928年迁居上海后，先后担任编辑、高校教师，并意图让妹妹完成自己未竟的学生梦，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争取加入城市知识阶层的“准入证”。而正如此前的论述，沈从文尽管离不开，也忘不了胡适、徐志摩等知识精英的提携，但因缺乏文凭等文化资本，双方的隔阂就依然横亘眼前。新月同人梁实秋说过一段往事，有次沈从文来梁宅盖章取新月书店稿费，不走前门只走后门，拜托佣人传话，不愿与自己打照面。如此看来，沈从文自居“乡下人”，并展开对城市文明和“天才”群体的讽刺，有意标举被鄙视的野蛮和呆气，固然体现了与城市生活的隔膜，但未尝不也是融入城市而不得的自然反应，看似“自嘲”，实则自尊。这种心态，使他一度有返乡的冲动。?I11931年，沈从文迎来转机。他的稿费从过去的千字两元涨到四元?I2；当年8月，沈从文到青岛大学 新月书店出版章程，新月 第1卷第3期，1928年5月，末页。广告 新月书店出版之小说，新月 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扉页。沈从文：一个天才的通信，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第18-27页。沈从文：不死日记，上海：人间书店，1928年，第119-123页。休芸芸（沈从文）：狂人书简 给我将变老样的大表哥，京报 民众文艺 1925年5月26日第22号第1版。沈从文：一个天才的通信，第26页。璇若（沈从文）：乾生的爱，晨报副刊 第1980号，1927年6月23日，第40页。参见沈从文：不死日记 阿黑小史序（1928年著，收入 沫沫集）、生命的沫 题记（载 现代文学 创刊号，1930年4月）等。参见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 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0页；回忆徐志摩先生，沈从文全集 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4-436页。梁实秋：忆沈从文，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82页。?I1沈从文：19300112 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页。?I2沈从文：19310227 致王际真朋友已死去，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29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第 1 期2023 年任教，尽管每月150元的工资并不高过中国公学，但可独居于校舍，不用负担房租及家人生计，经济窘境得到缓解；上海时期面临的精神压力，如今因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工作环境的轻松而有所缓和，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与都市绅士阶层更为接近。而青岛大学相对放松的氛围，怡人的景色，洗涤了沈从文的心灵，置身其中，“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感情、希望与人格都得到了放大，以至于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于青岛的海天草木。尽管沈从文并未真正返湘，但青岛经历确实帮助他放松心态，无异于一次“精神返乡”，为他创造了咀嚼过去，沉潜现在，展望未来的机会。精神返乡的直接产物，就是1932年7月出炉的 从文自传，其中的“乡下人”特征较此前有明显不同，成为了沈从文“乡下人”身份认同的分水岭。首先，通过叙述“掷竹筊”定生死、“我”静观砍头、幼童平静地带走父兄头颅等情节，在“天才”看来可笑的下蛮、呆气等“缺陷”，被解释为“乡下人”普遍葆有的生命自然状态；在文颐真、陈渠珍的引导下，陆续阅读了 辞源 申报 四部丛刊，进而对智慧和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从“乡下人”的自然状态中体会到美和生命的永恒；与印刷工人赵奎五相识，则直接激发了对新文化的痴迷。这位乡下青年决定走出乡村，步入城市，最终成为新文学者。在这里，“我”的形象并非“天才”眼中野蛮、粗鲁的“乡巴老”，而更接近一个乡下新青年。其次，借助对个人生活史的回忆，沈从文小说的乡土题材和“乡下人”形象，一定程度上都找到了时空及文化依托，摆脱了“天才”及现代社会秩序的“凝视”，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也获得了主体意义；而对“美”和“智慧”，以及新文化的强调，则强化了“乡下人”和“文学者”两种身份之间的关联，以湘西生活经历为基点，一方面，将城市知识阶层所缺乏的乡下体验，阐发为从事写作的必要准备，另一方面，赋予“乡下人”身份以雄强、诚朴、勇敢等正面诠释，取代粗蛮、土气等负面形容，找到了城市与农村、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平衡点。这一身份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沈从文融入文学场和知识场的价值符号。随着自传的完成，沈从文打开了人生的新篇章，也改变了“乡下人”书写的出发点，从一种破坏“天才”空名的被动反应，转变为对这一身份正面性格气质和文化观念的主动挖掘与建构。1933年9月，沈从文返回北京，与张兆和完婚，成为 大公报文艺副刊 主编，和杨振声一同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月薪涨到400元，且终于拥有著作的版权，情绪状态与工作效率大幅度上升，用他自己的话说，“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彼时正在诞生的 边城，则在 从文自传 及 萧萧三三 等作品的基础上，丰富扩充了“乡下人”赖以存在的湘西世界，以“人性”为立足点，进一步营造“乡下人”性格的普遍性和持久性。1934年7月，从文自传 问世，并于次年再版，1936年又作为压卷之作收入 从文小说习作选；1935年初，人间世 杂志邀请文坛名流，推介1934年的好书，周作人和老舍喜爱的正是 从文自传：沈从文也在受邀之列，推荐了 神巫之爱 边城 和 XXXXX，选择前两本因其出于己手，第三本“虽不是我写的，但很显然的，我却被写进书里面去了”。从同行的青睐和市场的认可来看，上述一系列文学活动，都不失为有效的“自我推广”，沈从文本人踌躇满志的姿态也随之显露。就在这段日子，沈从文接连写下 萧乾小说集题记 和 习作选集代序，论述了“乡下人”超越“天才”之处，阐发了其中寄托的文学文化理想，标志着“乡下人”身份建构基本成熟：前者“胆量大，精力强”，不同于大部分作家的胆小、偷懒，拥有学院式“天才”缺乏的生命野性和朝气；“乡下人”意志坚韧，“不拘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坚守志业，直至完成“伟大事业沈从文在青大任讲师，按照学校规定，薪资每月150元。参见 国立青岛大学一览 中华民国二十年度，1931年，第147、163页。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第285页。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 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页。沈从文：青岛绿而静，沈从文全集 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33-535页。沈从文：从文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第34、91页。沈从文：从文自传，第160-161、93-97、105页。沈从文：致沈云麓 19330824，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沈从文：水云（下），文学创作 第1卷第5期，1943年2月，第56页。沈从文：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人间世 第19期，1935年1月5日，第70页。30罗帅：乡下人：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观念伟大作品”，与取悦媚俗、应时投机的“天才”之术分道扬镳；这种文学激情能激发读者对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的厌恶，同时质疑当下的不合理，保持理想主义精神，以憧憬人生和民族的远景。经过沈从文的反复书写，“乡下人”的内涵逐渐由蛮横、粗野、愚昧，嬗变成勇敢、自然、诚实，突出其与城市文化的异质性，同时承载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理想，使得“乡下人”的范畴超越了一般性的“农人”，而成为超越性的文化理想的表达者；至于“对当前一切的怀疑”和“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则是沈从文寄寓在“乡下人”身份中的长远追求，映照出他以“乡下人”身份介入文学场，改造社会和文化的意图。二、“乡下人”：作为批评家的“反趣味化”1930年1月，沈从文说道：“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痛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做一总检察”不过，正是这些头疼的功课中国公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成为沈从文考察新文学发展历程的契机，并“督促他”撰写了若干评论，对新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有了理性认知，其文学观念和自我定位也随之逐渐清晰。1934年4月，沈从文出版新文学论集 沫沫集，据已有材料看，大部分文章都曾于1930年前后发表，只有 论冯文炳 鲁迅的战斗 未曾见刊。论冯文炳 应作于1930年7月，主要讨论周作人影响下的废名乡土小说，就题材、语言等方面，肯定其超过张资平等“天才”的恋爱小说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废名的“扬弃”。沈从文指出，废名的小说过于“安静”，笔下的乡土世界不够全面，语言也过于琐碎纤细，不够庄重，沦为了“趣味的恶化”，这种趣味同样来自周氏的影响：冯文炳君的作品，所显示的趣味，就是周先生的趣味。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揉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觉得是可惜的。这一判断可谓一针见血，不仅符合周、废等人的自我期许，也与当时其他的批评声音形成了共振。为废名 竹林的故事 写序的正是周作人，而废名也说：“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而对文学“趣味”的玩味和孜孜追求，正是两人的精神契合点之一。周作人认为，“满足自己的趣味”，就足为经营“生活或艺术”的理由，所写的正是“趣味之文”；废名在同时期的创作论 说梦 中，也自白道：“文艺作品总要写得intersting。这话我也首先承认”，到了20世纪30年代，更是津津乐道于“厌世派”文章作法之趣?I1。周作人最欣赏废名的，也就是后者小说的“古典趣味”?I2。针对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趣味化”圈子，也早有批评之声，观点与沈从文相仿。1927年，成仿吾把周作人及周边作家群描述为“以趣味为中心”的cycle?I3，李初梨响应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概括为“趣味文学”?I4；而关系较近的朱自清，也声称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大公报 文艺副刊 1934年12月15日第126期第12版。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国闻周报 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4页。沈从文：致王际真 19300129，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8页。沈从文19291930年撰写的新文学批评篇目。参见屠毅力：文学者的“政治”对30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03-104页。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2页。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2、6页。冯文炳：竹林的故事 序，竹林的故事，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第1页。岂明（周作人）：艺术与生活 序，语丝 第93期，1926年8月23日，第195页。起明（周作人）：泽泻集 序，语丝 第145期，1927年8月20日，第15页。废名：说梦，语丝 第133期，1927年5月28日，第245页。?I1鹤西、废名：邮筒，骆驼草 第3期，1930年5月26日，第8页。?I2岂明（周作人）：桃园 跋，收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无页码。?I3仿吾（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 第3卷第25期，1927年1月16日，第3-4页。?I4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 第2号，1928年2月，第6-9页。31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第 1 期2023 年自己不能理解其“以趣味为主”的明代名士式追求。周作人等及时回应，在 燕知草 跋 中指出，俞平伯与明人最接近之处是“反抗”的姿态，补充了朱自清的观点，而在 桃园 跋 中揄扬了废名的“古典趣味”后，特意加上一句“（又是趣味）”，未必没有对这一时期蜂拥而至的“趣味化”批评的不满。废名则更直白地挑明，为“时人所病的 趣味 二字”，正是周作人最“近乎事理”处。从师生的一唱一和，明显看出其对“趣味化”的默认和自喜。沈从文口中的“趣味化”和“趣味主义”，不只用于指称周作人及弟子们的创作态度，这是他与其他批评者不同所在。在沈从文眼中，大部分新文学作品都可纳入“趣味化”的序列：鲁迅的 故乡 社戏等开创了对乡愁和乡村风物趣味化书写的先河，此后与周作人等人经营的“语丝体”，则形成了诙谐讽刺的趣味，郭沫若的小说语言夸张，结构松散，培养了粗率夸大的兴味，而张资平依靠三角恋小说，迎合青年官能化的低俗口味；后起的冯文炳、许钦文、王鲁彦、蒋光慈等不同流派的作家，则在不同层面受到影响。这一经由两代作家传递后形成的新文学整体负面趋势，被他命名为“趣味化”：从各方面加以仔细的检察，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实大可惊人，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把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这是文学革命稍后一点普遍的现象过去一时代文学作品，大多数看来，皆不缺少病的纤细，前面说到的理由，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沈从文在什么意义上，扩大了“趣味化”的范围，形成了与其他批评者的差别呢？这得从造成这一风气的“理由”说起。他指出，1927年前后国民革命影响下，原本集中于北京的部分新文学者赴沪，从而形成了“北京-学院”及“上海-市场”两大新文学聚合关系，其连带而来的学院化、商业化和政治化，正是新文学“趣味化”风气的根源。也正是不必靠写作谋生的学院生活，使周、废等的眼光局限于个人趣味：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故为周作人所称道的 无题 中所记琴子故事，风度的美，较之时间略早的一些创作，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康健的病的纤细的美。相比之下，自己则能保持庄重的写作态度，雨后 龙朱 我的教育 等作品描绘了乡下人“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与周、废等人构成了区别，与学院的距离，反倒成了创作的优势。沈从文此前并未如此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与废名的差别。1926年，沈从文曾发表 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评论了当时北京的主流文学刊物，以及相应的作家作品，针对废名的 竹林的故事，称赞其笔调细致、感情悲切，并呼吁文坛多产出如此美丽动人的小说。论冯文炳 则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拿废名的小说与许钦文、王鲁彦等师从鲁迅的乡土作家比较，将其美学特点归纳为“农村寂静的美”和“平凡人性的美”，勾勒了一条独立于“鲁迅乡土文学”谱系的“周作人-废名乡土文学”脉络；同时，追述了其给予自己的影响，从而自我定位于周、废乡土文脉中，为试笔阶段的文学生命追认了一条线索。沈从文早期的 画家师兄 腊八粥 代狗 等，大都描写恬淡温馨的乡村风光和人物关系，夹杂着些微乡愁，模仿废名的痕迹确实很重。1928年后，沈从文更侧重湘西传说、爱恋故事的书写，论冯文炳 中所提到的突出了湘西人野性、自然的一面，与废名同期的 枣 和 桥 等诗化篇章的确风格有异，其创作个性日渐成熟，隐有自成一派的势头。1930年，废名说沈从文的 萧萧“文章写得很好”的同时，更对小说所写萧萧怀孕后族人的态度表示不满，严厉批评其“轻薄气息”和“下流”，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时两人文学观的差异。因此，沈从文大致肯定早期废名，从 桥 开始的作品则难以欣赏，原因是对周、废等人“趣味化”佩弦（朱自清）：燕知草 序，语丝 第4卷第36期，1928年9月3日，第29页。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 第13期，1934年10月5日，第68页。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续），文艺月刊 第2卷第5、6号合刊，1931年6月，第220页。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 第2卷第4号，1931年4月，第2页。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0页。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续），文社月刊 第1卷第6期，1926年3月，第98页。法（废名）：随笔，骆驼草 第25期，1930年10月27日，第2页。32罗帅：乡下人：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观念取向的不满，而联系其小说风格日已成型的事实，背后未必没有淡化废名影响，突出自我风格之意。正是通过不断摸索和自觉比较，沈从文的艺术个性逐步成熟。而在与上一代作家对话的过程，以“趣味化”为其所建构的新文学场域的缺陷命名，客观上也是其审美观念和身份意识逐渐成熟的体现。作家与场域的关系，一直为沈从文所关心，也是其定位自我的出发点。长期摸爬滚打于文坛，让沈从文对“游戏规则”有着直接的体认，早在1926年，他就展现出了对场域规则的初步认识，将互相标榜、携手资本和联合书商，概括为作家赢得文坛话语权的诀窍。到了1930年前后，更为丰富、深刻的经验，促使沈从文敏锐指出了文学场规则对“趣味化”的客观支持：场域的有效参与者，是教授、文豪和学生等文化资本持有者，稳定和闲暇的生活决定了他们创作的业余性，也保障了其倾向的趣味化，沈从文口中的“玩票”，正是指这种业余态度，文学教育则为“趣味化”文学及业余化写作提供再生产渠道，从而构成了机制的闭环；而自己作为高产的职业作家，仍因缺乏文化资本而无法进入场域中心。这种劳动和回报不成正比的境况，刺激他对生产机制展开批判，“有些作家用他的作品支持到他的地位，有的作家又正是用他的地位支持到作品”，正是沈从文对这一结构的生动总结。与知识阶层比较，沈从文最独特的资本，就是乡下经验，而这也是他进入文学场的重要依凭。首先，作为职业作家，沈从文强调杰作的永恒价值，体现了“作品中心”的立场；其次，以“习作”定位职业化的高产，将这种不成熟的经历视为不可或缺的历练，因为其中蕴藏着“沉默”“镇静”“努力”“诚实”等完成杰作所必需的，且与趣味化相反的品格，以“习作”为纽带，在职业作家和“乡下人”两种身份间构建血脉联系。根据他此后的说法，绅士们不屑的“落伍”“呆气”，以及乡下环境和生活经验，正是自己沉默耐烦写作的精神来源，与他此后长期呼吁的“文学者的态度”形成了互动关系，也是他保持“乡下人”姿态进入文学场的底气；而为年轻作家撰写序跋与批评时，他也抓住机会，鼓励他们坚守“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等创作立场，并就“热情的自炫感慨的无从节制，急于小成”的习气予以提醒，以求打断再生产链条，同时给文学青年们追求“伟大事业”的希望，隐含了更新文坛的愿望。沈从文认为，他与这些无名作家一样，属于文坛边缘人，对无名作家们的评价，因而可看作一种夫子自道，而这种反复言说，以及从青年一代发现同道的经历，无疑会帮助沈从文建立自信，坚定做“文坛乡下人”的决心。然而，沈从文当时并非无名作家，而是有“天才”名号的成名作家，这一名号的来由之一，正是其投合读者趣味的作品。韩侍桁指出，沈从文享有文名，凭的正是迎合市场的“游戏”之作，其中充斥着“性的诱惑”等“低级的趣味”。沈从文对 雨后 柏子 等出于卖文求生、投市场所好的作品确实不乏反思，认为其远未达到朴素节制的理想境界，而这些恰恰是 论冯文炳 中他所自赏的作品。考虑到沈从文对新文学场域的熟稔，那么除开不得已而为之外，这种投其所好的写作，背后未必没有朝场域中心靠拢的意图，他本人说过，对都市和文坛的厌倦，源于工作和生活的不体面，只要有摆脱困境之途，自己无不乐从?I1，好友丁玲当时也就他生活的绅士化气息予以提醒?I2。如此看来，沈从文当时对“趣味化”文学和“天才”身份的拒绝，既出于无法融入文坛的苦闷，也是某种自我警醒，通过对“沉默写作”这一行为的坚持与言说，赋予其对抗场域规则的意义，寻找另一种融入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与乡下经验对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续），文化月刊 第1 卷第6期，1926年3月，第96页。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文艺月刊 第2卷第8期，1931年8月，第159页。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续），文艺月刊 第2卷第5、6号合刊，1931年6月，第220页。沈从文：记胡也频（二十二），时报 1931年10月31日第7版。参见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国闻周报 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沈从文：连萃创作一集序，中央日报 文艺周刊 1931年5月21日第31号第3版。沈从文：高植小说集酒后序，创作月刊 第1卷第3期，1931年7月，第134页。沈从文：论创作的态度与转篷，创作月刊 第1卷第2期，1931年6月，第12页。侍桁：一个空虚的作家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文学生活 第1期，1931年3月，第119页。沈从文：题 雨后及其他 ，沈从文全集 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5页。?I1沈从文：致王际真19290915，沈从文全集 第18卷，第19页。?I2沈从文：记丁玲女士（二十），国闻周报 第10卷第49期，1933年12月11日，第5页。33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第 1 期2023 年话，“乡下人”身份内涵也随之日渐丰满，与文学的关系也越发密切。到了1934年，沈从文已经成为了北方文坛代表人物之一，此时将数年前的评论集结为 沫沫集 出版，并把妹妹沈岳萌撰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 我的二哥“据为己有”，列为该书的压卷之作，正是其信心的体现，带有浓厚的“再出发”意味。而他同一时期介入的“京海论争”，其实正是“反趣味化”批评的深化，手握 大公报文艺副刊 这一言论平台后，发言的底气更足，矛头直指北平跻身高校者和上海寄居报馆者，批判他们“玩票白相”的业余立场，以“勇敢诚朴”的文学者态度替代之。成为平津大刊编辑后，沈从文也迈出了融入文学场的重要一步，与周作人的合作关系，也让他的态度从批评转向欣赏在与杜衡、鲁迅、徐懋庸等人论战过程中，总结的“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等海派特征，其实也适用于他频繁批评的北平高校人士。集中火力反思海派，既有对自己上海时期迎合市场的变相反思，同时也蕴含了借“海派-非海派”的对立，表达清扫文学场积弊的诉求，并从独异于文坛的“乡下人”身份中挖掘积极正面资源，丰富“文学者态度”之内涵。两者的互动既强化了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认同，同时也帮助他发现了重建场域秩序的资源，而他也把握了编辑 大公报文艺副刊 和中小学教科书的机会，借助不同平台，对“乡下人”身份进行言说，强化了其与文学者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背后则是他深刻的文学史意识。三、“乡下人”：一个“成功”的观念1934年初，沈从文返湘探母，从常德沿沅水回凤凰，途中一边给张兆和写信，一边校对近作 月下小景，不禁自赞道：吃饭以前我校过几篇 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对“天才”这一称号的拒绝，沈从文30年代所轻视的“天才”，则具体指祈望灵感，追求轻松的写作态度。作为对照，沈从文主张耐心（也常用方言词“耐烦”）和用功的“沉默写作”，这也是他所青睐的“文学者的态度”。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沈从文对耐心用功的提倡，因缺乏实绩而底气不足，那么 月下小景 边城 等杰作的诞生，无异于现身说法，其自我欣赏中，也闪烁着过去没有的自信。这当然源于作品的优秀，不过更关键处，恐怕是找到了一种有别于“天才”之路的成功经验。沈从文曾回忆，相比 边城 等代表作，早期写作只能算作试笔，“用生僵呆定发霉发腐文字，来把脑子里与颜色声音分不开的一簇簇印象，转移重现到纸上”，结果只能是失败；边城 则能融汇昨日种种黑暗经历和感悟，经过艺术加工后，以“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呈现给读者。在沈从文看来，边城 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展了“湘西”的记忆图谱，更在于通过对乡土挽歌的吟咏，找到了一条不再“驳杂”“混乱”的文学新路。解志熙将这一转变总结为“爱欲的压抑 到 情绪的体操”；而从另一层面看，也是从“天才”写作到“乡下人”写作的华丽转身；而“素朴”“从容”的风格，也反拨了过去投市场所好的“趣味化”写作，回应了韩侍桁、苏雪林等人的批评。从自我暴露到诗意田园，沈从文的笔法由“诚实的自白”转为“精巧的说谎”，描摹了一片天然纯粹的乡下净土，塑造出一个个自然雄强的“乡下人”形象，既保持了作品的“流行”，又形成了期盼多年的独特风格，而从受制市场到耐心用功，则是对作品风格转变的有力诠释。我的二哥 的作者问题，参见金传胜：沈从文集外文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第7期。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 文艺副刊 1933年10月18日第8期第12版。从文（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 文艺副刊 1934年1月10日第32期第12版。沈从文：湘行书简 泊缆子湾，沈从文全集 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9-140页。沈从文：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 第27卷，第24、27页。解志熙：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年第10期，第8页。沈从文：废邮存底，大公报 文艺副刊 1935年6月23日第157期第11版。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国闻周报 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3页。34罗帅：乡下人：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观念出于加深读者印象的考虑，沈从文决定为自己编订选集，收获潜在的“十万读者”，使作品“传得久，播得远”，两年后出版的 从文小说习作选，既实现了这一期盼，也再次摆明了“沉默写作”的立场。与此同时，沈从文在 大公报文艺副刊 文学 水星 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与作家和读者谈文论艺，后经过筛选，连同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数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