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_田飞龙.pdf

34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田飞龙 内容摘要 2022 年是香港回归 25 周年，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为主要标志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改革初步完成，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迈出关键步伐。2021 年是香港制度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年份，也是“一国两制”展现初心和治理智慧的转折年份，其焦点事件是选举制度改革。新选制改革前承香港国安法的法治工程，后启香港民主秩序的拨乱反正，是“爱国者治港”的体系重构。新选制期待塑造的香港民主新秩序，与香港社会基础之间的磨合还有一定的时差和落差，需要通过社会结构的合理转型来实现承接与互动。在香港国安法下，包括教育、传媒、校园法治、社会文化等在内的香港社会若干关键领域正在发生重要的适应性改革和变迁，制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生成。与制度和社会变革相应，2021 年，香港在理解大湾区建设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采取了重要的推进举措北部都会区是融入式发展和香港自我塑造的新事物。中共二十大报告清晰确认了“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论、最佳制度安排论和长期坚持论，并赋予其在民族复兴中的特殊地位。香港的综合性国际地位、制度优势和发展条件仍具有比较优势，其发展前景和对国家的实质性贡献值得期待。关键词 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新选制；社会转型；融入式发展 2022 年是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变迁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既有来自新选制的民主秩序的重构，也有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变迁，更有双向性的融入式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本地回应。香港政治社会秩序开启了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既体现了中央对“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实施的政策立场，也折射出转型中的香港社会自我调适与融入国家进程的艰难曲折。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但这一切的发生和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涉及“一国两制”诸多理念与实践方式的理性检讨和改良。本文即拟以这一变迁脉络中的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进程作为相互连贯的考察分析对象，从法学与政治学的复合层面解析香港“一国两制”结构变迁的机理和成效，并客观展望香港的未来发展前景。*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涉外法治的规范原理与典型制度研究”（北航课题编号：YWF-22-W-2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7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42023/2/7 上午11:5335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政治Politics一、香港“一国两制”的新篇章：政治社会秩序的结构变革因应 2019 年修例风波之乱，中央提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顶层法治规划，并具体落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层面，推动香港法治巩固和民主秩序重构，实现了香港的由乱返治，为由治及兴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2022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的讲话（简称“七一香港讲话”）中庄严宣布：“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宣告，“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必须长期坚持。这是香港“一国两制”制度实验历经 25 年展现出的肯定性面貌和历史定位。之所以是“好制度”，显然不是因为僵化不变，而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有机演化。其中，2021 年完善选举制度改革及民主秩序重构，是保持“好制度”状态与功能的关键举措。2021 年，中央治港继续以 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涉港制度规划为蓝本，推进制度体系改革与社会改良。新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爱国者治港”，将这一源于邓小平“一国两制”初心的根本原则提升至治理香港的某种“元原则”的高度，其具体作用领域首先为选举制度，其次是政府管治范畴和社会治理范畴。在中央主导和特区配合下，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规定之香港选举制度的结构性改革迅速完成，香港本地立法配套落实，并实际运用于新选制下的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与选举制度改革及香港民主秩序重塑相适应，2021 年的香港继续在香港国安法规制下深入社会结构的若干关键领域展开检讨和改革，“支联会”、“教协”、壹传媒等相继解散，香港社会结构与组织网络在“爱国者治港”及香港国安法作用下出现了向“爱国者社会”转型的趋势，并引导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社会空间获得话语权，取得文化领导权。制度改革需要社会基础的支撑与互动，但社会基础的修复及培育要比制度改革本身更漫长和艰难。2021 年的香港还开启了“融入式发展”的时代序幕，这是“一国两制”新阶段和国家改革开放新战略的共同需求，也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及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大湾区和广阔的内地体系，改变的不仅仅是香港的经济地理结构和城市空间秩序，更是其管治哲学、社会文化以及身份认同。根据香港实际实现与内地的逐步通关，是香港融 张晓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11 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s:/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57 页。参见田飞龙：爱国者治港：法理内涵及在选举安全上的制度运用，澳门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5657 页。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61 页。夏宝龙：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紫荆（香港）2021 年 3 月号，第 45 页。2021 年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难题反映了两者之间的磨合落差，参见田飞龙：超越投票率：香港民主的现实和未来，明报（香港），2021 年 12 月 21 日。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52023/2/7 上午11:5336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入国家发展大局及适应“一国两制”新阶段的关键，也是“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测试，非如此，则可能陷入融合发展的困境，北部都会区也难以实质性展开并使香港各阶层获益。20212022 年，香港从选举民主改革、社会结构变迁到融入式发展的实质性启动，既是香港社会自身由乱返治、由治及兴的内在演变，也是“一国两制”初心、法理与新时代规划的有序展开。二、爱国者治港与新选制的民主逻辑“爱国者治港”是 2021 年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也是推动香港社会深层次改革的根本原则。“爱国者治港”的具体内涵如何？为什么在香港制度改革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香港选举民主改革将塑造一个怎样的香港民主新秩序？这些是讨论2021 年“香港之变”的宏观制度背景和主导性线索，也是深刻理解新时代“一国两制”有机演变的关键。（一）“爱国者治港”的溯源性解释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秩序的基础性原则。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上，爱国成为至高的政治伦理和君子人格要素，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对危机、联合自强及文明演进的关键性精神力量。爱国，显然是一种糅合了文明传统、民族主义与国家理性的基础性价值建构和认同技艺。如果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理性与国家认同就是更高理性层面的规范建构，是国家团结与国家竞争的前提与基础。爱国主义，就其历史渊源和思想流变而言，通常与“共同体”的古典伦理相结合，但西方政治现代化条件下的个人主义及其社会契约论并未真正摆脱爱国主义的集体前提，而是寻求以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及方法重构理性的或宪法的爱国主义。从基于民族的爱国主义到基于宪法权利的爱国主义，西方的政治现代性与宪制体系得以建构。但这里毕竟存在“共同体”向“个体”转变的范式跃迁，若论述和操作不当，必有激进的、解构性的政治后果出现，也就可能为各式分离主义提供借口、理由和动力。即便在奉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美国，爱国主义也并未退场，而是借助公民共和文化及宪法制度得以加强。在美国，爱国主义渗透于入籍宣誓、公民教育、任职听证等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美国的个人自由是在“星条旗永不落”的爱国认同条件下的权利享有和保障。“911”事件后美国更是制定了严格的爱国者法案用于反恐及维护国家安全。英美议员更是以爱国为前提，否则资格不保。诸如香港特区立法会 2016 年发生的“宣誓风波”，即候任议员在就职宣誓环节公然侮辱国家民族、挑战宪制秩序，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随后有了针对性的人大释法（基本法第 104 条），开启了“爱国者治国”根本原则之制度化的先河。有学者将宣誓解读为权力的“圣礼”，但权力背后是国家尊严和国家整体利益。国家是神圣的，香港天大研究院：港式清零之路：从最高指示到社会自律，天大报告2022 年 3 月号，第 36 页。这一理论基于北美移民民族经验，对于中华民族的解释力存疑，有关质疑参见汪晖：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载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14 页。进一步可参见林海：美国爱国者法案的诞生与反思，法律与生活2013 年第 19 期，第 4243 页。陈端洪：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中外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5121514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62023/2/7 上午11:5337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政治Politics因为国家包容、整合了全体成员并预设了保护义务。在公民共和主义的政体传统中，共和国本身也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和不可分离的整体。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建构的并不是松松垮垮的联合体，而是一个在道德和法律上严谨一致的规范共同体。任何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宣誓都预设了一个“道德理想国”，它既是历史的，也是规范的。“一国两制”下的爱国主义与爱国者伦理不可能构成例外，高度自治不应当削弱和消解爱国主义，反而需要不断培育和巩固爱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以回应和化解所谓的爱国与民主之间的持续性张力。“爱国者治港”不是新生事物，而是在“一国两制”奠基时刻即灌注其内的宪制原则，是香港宪制秩序的构成性原理。邓小平先生在 1980 年代多次论述“爱国者治港”，澄清了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即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港人治港表述的是高度自治原理，但这一原理不是孤立和无前提的，而是严格限定在“一国两制”框架内的。通常所讲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有前提的，都是以爱国及其政治维护作为预设义务的。如果香港社会及其高度自治的管治体系背离了上述国家前提和爱国义务，“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就一定会陷入认同危机和现实威胁之中。关于爱国者的具体标准，邓小平先生根据当时的理解和要求进一步确定为：“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此即所谓的“爱国三标准”，其逻辑层次为：其一，国家认同，确立作为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的政治底线与伦理；其二，制度认同，确立对国家主权及其体制的承认与爱护；其三，爱港认同，即爱护香港利益。这是“一国两制”下的爱国者标准，以“一国”的认同为前提，兼顾对香港利益的认同，是符合国家前提与香港实际的一种可操作标准。遗憾的是，爱国者的经典标准并未在香港回归之后获得严格而准确的制度化及实践遵循，从而导致香港制度运行日益暴露出无法忽视的国家安全威胁与管治效能的下降。（二）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民主逻辑2021 年引入的新选举法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建立了代表香港整体利益的新选举委员会，赋予其更完整的宪制功能和选举职能，并重构了立法会议员来源和选举方法，设立了严格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些制度元素反映了新选制的宪制防卫功能、基本政治伦理和塑造“爱国者治港”管治体系的规范指向。对新选制的整体理解和认同，在香港社会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结构性的精神难题和政治难题，但新选制的权威性无可置疑，新选制的来由与香港民主的异化密切相关，新选制对“一国两制”完整法理的承载以及对香港民主生态的结构改造意义无可回避。香港反对派泛泛地与外部势力勾结唱衰香港民主和香港未来，以及“孤狼式的恐怖主义”零星出现，甚至对新选制的 刘兆佳：完善选举制度 确保“爱国者治港”，港澳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35 页。关于“一国两制”的治乱张力，香港大学的政治学者阎小骏曾有比较系统的梳理，参见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 的政治想象，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069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1 页。关于宪法的防卫性理论，参见林来梵、黎沛文：防卫型民主理念下香港政党行为的规范，法学 2015年第4期，第1112页。李晓兵：“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政治伦理，今日中国2021 年第 3 期，第 1617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72023/2/7 上午11:5338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原则性“杯葛”与“揽炒”，这些都不是香港民主文化应有的规范品性和理性特质。但新选制对香港民主文化与民主生态的矫正和塑造，也不可能短期奏效，而是需要长期引导、智慧动员及有序调整。对新选制的最大特点，香港本地观察人士是敏锐感知到的，如蔡子强早就认定其是“安全系数最高”的选举制度。选举，作为近代启蒙民主主义的核心制度成果之一，历来与“自由”价值紧密结合，而香港民主的制度改革以“安全”为内核展开，选举组织与保障的核心工作也是“安全”。选举安全被认为是建立健全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及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的关键一环，因选举事关源头性的“爱国者治港”，新制度的最主要目标是确保香港民主严格属于“爱国者”范畴，而“反中乱港势力”只能出局。新选制具有强烈的“防卫型民主”的充分自觉和严格的制度防护网。这一防护网的关键不是司法，而是“行政主导”，是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新选制的防卫性原理是有条不紊地展开的：其一，高举“爱国者治港”的宪制根本原则大旗，充分挖掘这一原则在“一国两制”初心与邓小平论述中的规范性地位和作用，并从制度检讨的层面对香港原有选举制度加以批判和改造，这构成此次选举制度改革的根本法理依据；其二，建立更为成形、完整的“两层”选举制度架构，即以选举委员会的扩容和新的赋权为“底层”基础，以立法会和特首选举为“上层”架构，将选举委员会设定为最具政治代表性的基础性选举权力机构，将其选举性权力从选举特首拓展为提名及选举立法会议员，实现了立法会和特首之合法性来源的“交集”，结构性改良困扰香港已久的行政立法关系，这在宪法工程意义上可谓用心良苦；其三，设立强大且具独立性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是香港选举制度体系中的新机构，负责对所有候选人范畴的全覆盖式审查，其审查重点不再是候选人的个人形式性信息与条件，而是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的实质性条件，且审查流程上引入了香港国安委的“深度审查”，相关审查决定不受司法复核，这一特别审查机制首次取得了行政权在选举资格审查上的主导性和排他性，也就基本排除了反对派滥用司法复核阻挠合理的资格审查乃至于胁迫选举行政机构实质性放弃审查责任的可能性。新选制下的选委会、立法会已经产生，有关“爱国者治港”的选举操作标准也基本清晰化，特首选举亦有序完成。这些对香港民主的结构性改革意义是深远的：其一，反中乱港势力慑于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的忠诚门槛而放弃参选，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家发展最关键的转型时期未能满足“忠诚反对派”的底线标准，反而以“民主”为武器煽动本土抗争，勾结外部势力，因而不适合在新时代的“一国两制”范畴下继续获得政治权力及引导香港民主方向；其二，香港民主运动的话语、纲领和组织力量将发生结构性裂变和重组，激进派和两面派从此永久性出局，温和派及中间派有望尝试性参选以及逐步与新体制之间磨合出新的资格认可条件与理性互动法则；其三，香港的爱国建制派将一改既往的本地选举和话语权颓势，占据香港管治体系的大部分职位和资源，其主要政治使命不再是以选举为中心维护“爱国者治港”基本盘，而是如何将自我改造为“坚定爱国者”，以服务香港、服务国家，同时赢得香港民众和中央的持续稳定的信任，“贤能政治”成为香港爱国建制派永久性的政治课业，其内部 屠海鸣：夏宝龙“五点希望”阐明立法会议员责任和香港民主政制本质，大公报（香港），2022 年 1 月 6 日。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82023/2/7 上午11:5339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政治Politics竞争法则将确定为“贤能者”上，“非贤能者”下，而其判断和问责标准及其实现将由中央监督权和香港民众监督权合作完成，一种全新的香港民主问责制将会逐步形成并展现其强大效力；其四，民生正义和融入发展成为香港民主政治的显性话语和主题，无论是参选人还是当政者，都不再使用以往的“激进民主”话语或者“积极不干预”的消极管治话语，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气神，撸起袖子加油干，真正下大力气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的民生正义问题以及从战略和实际参与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展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新时代解决方案及其独特贡献力。（三）香港民主：中西之间的特色与平衡2021 年 12 月 9 日，美国拜登政府举办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全球民主峰会”，中国大陆不在其列，中国香港也不在其列，而中国台湾地区受邀参加，甚至乱港潜逃的通缉犯罗冠聪也受到邀请。美国“民主峰会”是对美国“民主”霸权的背书，是美国以民主名义深化中美“新冷战”及构筑“民主反华统一战线”的关键策略动作，其本身与评价和促进全球民主进步并无直接关联，甚至有扭曲民主和分裂国际社会的严重后果。同为受到西方影响的地区民主，美国高捧“台湾民主”，贬低“香港民主”，支持“港独”路线继续危害香港民主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对美国的“民主冷战”挑衅，中国选择了坚定的理论斗争和制度斗争，并具有一定“先发制人”的战略提前量：其一，2021 年 12 月 4 日，这一天是国家宪法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表述确立中国民主的完整体系；其二，2021 年 12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批评美国民主的选举中心主义和金钱政治逻辑。这一来一回构成了以中美为主角的“全球民主大辩论”。这是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出现的“软实力战争”的典型事件。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没有直接论述香港民主，而是以“一国”之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论证对象。但这并不等于中美在香港民主议题上没有交锋和激烈的话语斗争。事实上，从非法“占中”到“修例”风波，从香港国安法到新选举法，乃至于新选制下的选委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都有美国的政客、官方机构和智库人士发表贬低香港民主的报告或言论，将香港民主的所谓“希望”寄托在以颠覆为目标的“港独”势力身上。关于香港新选制及民主新秩序的权威性说明，2021 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出版典礼暨粤港澳大湾区志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上的视频致辞以史为鉴谱写香港民主新篇章或可作为一个重要而及时的补充，其中总结概括了香港新选制的“四大特征”：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2021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更加系统阐释香港民主的白皮书，进一步对上述香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22 页。外交部：美国民主情况（2021 年 12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 年 10 月 22 日。参见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出版典礼暨粤港澳大湾区志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举行 夏宝龙发表视频讲话（2021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s:/ 年 10 月 22 日。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92023/2/7 上午11:5340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港民主特征与优势加以理论论证和事实支撑。当然，这是新制度预期的“包容性民主”，由于反对派的集体“杯葛”和外部势力的一致唱衰，有不少市民对新选制仍怀有疑惑甚至抵制情绪，这可能导致新制度的“四大特征”在当下具体选举实践中未必能够充分展现出来，但长期来看必然是香港新民主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在民主论辩意义上，美国断然否定中国民主的存在资格与合法性，也进一步否定“一国两制”范畴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及香港民主的新身份。美国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及对香港反对派长期从事的“民主反共”和完全自治行为的政治宣教与煽动，在香港社会确实造成了对中国民主性质和演变方向的严重法理误解和政治敌意。2020 年 5 月 28 日，美国以香港国安法制定为由，首次否定香港“自治”地位及相关的在美国法上的优惠待遇。2021 年 3 月下旬，美国以香港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为由，再次否定香港“自治”地位，并推动对香港的多项制裁和贸易待遇的取消。美国还专门制定香港自治法案，实施更为具体和经常化的“长臂管辖”。否决自治地位的背后，是美国对“一国两制”范畴下中国民主身份和香港民主身份的双重否定，其有关制裁和产业链排除显示了美国作为“世界民主警察”的执法者角色。美国的这些民主判断权、立法权和执行权在国际法上均属于非法，受到中国政府依法展开的法理批驳和对等反制。美国判定香港民主的标准是典型美国式的：其一，有没有“一人一票”的普选；其二，香港反对派（无论是否港独）有无平等参选和当选机会；其三，与民主有关的言论自由、结社权、司法独立等是否受到过度制度限制。美国近年来涉及香港民主的评估报告，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独立智库，基本上都按照上述标准和指标展开，其结论基本上是否定的，美国政府再按照上述评估结论改变香港自治地位和贸易待遇。如果美国是一个对各国和各地区具有合法管辖权（jurisdiction）的真正的全球帝国政府，这些相关行为或可合法化，就如同它对其国内某个“州”（state）的直接管辖一样。遗憾的是，各国及各地区从未对美国作出任何涉及主权管辖的“授权”，联合国架构也没有对美国存在过任何概括性的管辖授权。美国这一切“长臂管辖”的行为不是执行国际法的行为，而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按照国际法的正当报复原则，受主权侵害各国可以在国际法上获得对美国的对等报复权利且无需承担任何国际法责任。这是国家反制的法理，类似国内刑法上正当防卫和国际法上的自卫战争。2021 年 6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反外国制裁法以及研究如何引入香港特区，就是对美国非法制裁的合法反制安排。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有关官员、议员、机构等进行了反制性制裁。美国以“民主”为普遍理由凌驾主权和国际法之上，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并影响香港民主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在“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中，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全力干预和煽动香港“颜色革命”的技法和危害。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与香港国安法具有一致的立法理由和正当逻辑：为香港民主提供安全保障。香港民主无法在社会撕裂、本土激进化和外部干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357 页。强世功：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文化纵横2019 年第 4 期，第 8488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402023/2/7 上午11:5341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政治Politics预条件下理性和有序地运行。2019 年 11 月 24 日发生的“黑暴区议会”选举及其后出现的选举夺权与立法会揽炒的宪制危机，证明的绝不是香港民主的进步，而是宪制秩序的颠覆性风险和选举的极端不安全性。美国对香港民主的判断和干预，是建立在错误的“一国两制”法理观念和民主理解基础上的：其一，美国无法接受“一国”对“两制”有正当的立法权和治理权，无法接受中央享有的“全面管治权”；其二，美国无法接受香港民主朝着中国民主的整体体系和秩序内融合发展；其三，美国无法接受长期扶植的反对派及各种代理人势力的政治性出局。但香港民主恰恰必须始终在“一国两制”框架内才能够行稳致远，“爱国者治港”而不是“乱港者治港”才是香港民主的理性方向。夏宝龙主任在 2022 年 7 月份的一次讲话中再次将其中的法理逻辑予以澄清，指出香港新选制需长期坚持，并提出关于“爱国者”更为清晰和可操作的标准与要求，为“爱国者治港”在未来选举民主及政府管治、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等范畴的规范与准确的运用提供了权威的政策性指导。香港新选制是在“一国两制”的正当而权威的规范限定下制定和运行的：其一，香港民主必须与其宪制地位相称，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具体限定下的地方自治民主，而不存在以美国式民主标准进行的“完全自治”的激进民主化空间；其二，香港民主是功能代表制和地区代表制的混合制度模式，其中功能代表制具有对国家利益、香港整体利益及各功能组别利益的有效代表性，是香港民主均衡参与的主要制度保障，而地区代表制是香港社会地区利益的反映，应当与功能代表制共同组成香港完整的选举制度；其三，香港自治民主的精髓在于接受国家法律保护和引导，同时坚决抵制和反制外部势力干预，保障香港社会“爱国者治港”的名实相符，此次新选制的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提供了直接有力的安全阀机制；其四，新选制下的选举民主，其竞争性和多元性必须是“爱国者”共同身份和标准下的政策竞争和能力竞争，是“贤能爱国者”之争，必然与之前制度下“鱼龙混杂”的选战生态有别，需要结合整体制度的代表制原理及制度与人心的具体互动效果加以客观评断；其五，新选制下的“投票率焦虑”“投票率陷阱”或“投票率政治”本质上是对新选制的民主文化与民主代表性的不同理解程度和信任度的体现，是对西方以“直选”为中心的投票率评价机制的习惯性依赖，具有阶段存续性和可变适应性。总之，香港新选制已经尘埃落定并进入制度实施阶段，立法会选举与特首选举是关键性测试。新选制恰逢中美的“全球性民主大辩论”，其民主辩题既触及“一国”，也关涉“两制”。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引发的是中美两国的国家级关于民主理念的大辩论，而 2021 年 12 月19 日立法会选举及其“投票率”争执涉及的是“一国两制”范畴的香港民主性质和民主身份合法性问题。在中美民主理念斗争的战场上，香港始终是一个激烈的前沿和缩影。刘兆佳：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港澳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57 页。张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8082 页。夏宝龙：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在“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会上的致辞（2022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s:/ 年 10 月 22 日。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412023/2/7 上午11:5342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三、社会结构变迁：香港国安法的社会化及社会基础的改良“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只是香港建立良政善治的第一步，还必须聚焦和深入社会基础的变化与革新，才能确保一个“爱国者治港”的社会结构真正形成和巩固。香港社会既往受西方“世界公民”范式及其教育、民主行动逻辑影响深刻，爱国与民主的价值对立被政治化建构和滥用，造成法治动摇和社会撕裂，以及颠覆性政治运动的爆发（典型如 2014 年“非法占中”和 2019 年“修例风波”）。在香港国安法下，新制度与社会基础之间的博弈与再平衡仍处于复杂演化状态，客观上逐步推动香港社会的结构变迁与文化更新，以及香港青年人对国家认同的重塑。（一）“七一”刺警案与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严重赤字 2021 年 7 月 1 日，百年党庆日兼香港回归日，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日子，甚至是香港传统的“民主游行日”，政治意义繁密、复杂而张力横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国两制”的“隐在”符号，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已经开始走向前台，成为香港社会需要理解和认同的最关键的国家法权元素。借助百年党庆，党史、国史与“一国两制”史开始出现正面交织的良性趋势，香港更多居民包括青年人开始全面准确地认识、认同国家与体制。正是在这样的“趋好”氛围下，7 月 1 日当天却发生了孤立的、刺眼的甚至具有极端挑衅性的“刺警案”，一名香港普通市民“梁健辉”刺伤警察后自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从纯粹法律观点来看，“刺警”是绝对的非法行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应当予以共同谴责和惩治。在法治社会，警察是执法的公权力的象征，其履职行为代表法律所推定的“公意”（general will）。“刺警”则是对警察之公权力象征及其公意代表性的公然挑战，是一种背叛共同体及其法律秩序的“公敌”行为。没有证据显示，行凶者与受伤警察之间存在私人恩怨或警察存在滥权行为，他们之间的“刺杀冲突”是一种政治泄愤的极端化，是一种具有恐怖行为性质的极端暴力。在香港警方的法律认知中，这一行为属于“孤狼”式的恐怖主义。行凶者已经自杀，他似乎要通过这一极端行为在 7 月 1 日这个具有高度深刻之政治内涵的节日里向香港社会与世界宣示什么。由于自杀的事实，就该案而言已无法展开刑事诉讼程序。但该案所涉及的绝非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整个香港社会的正义观问题。香港社会是否对此行为有积极的回响呢？两个层面来看：其一，从政府立场及一般公众立场而言，谴责暴力，惩治恐怖行为，维护香港法治，是绝对的共识，执法者显然不会因为“孤狼”的恐怖袭击而放弃执行法律和保护市民的法定责任；其二，民间层面出现了令人极度忧心的同情甚至赞美“刺警”暴力的声音和力量，典型事件是香港维他奶的“深切慰问”声明。这表明，在香港国安法的严厉震慑下，在“爱国者治港”的治理整顿下，香港社会仍然存在激进对抗基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48 页。江照信：国家安全判例法与宪法国家主义香港特区诉黎智英案之意义分析，紫荆论坛（香港）2021 年 34 月号，第 1820 页。田飞龙：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青年探索2022 年第 4 期，第 110111 页。曹二宝：抗战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法律评论2015 年第 3 期，第 2529 页。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537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422023/2/7 上午11:5343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政治Politics因及其行动，甚至外部势力也在寻求介入香港政治的新方式。国安法虽然在宏观秩序上稳定了香港，提供了香港由乱返治的关键制度条件，但香港仍然是一个政治对抗的战场。由“刺警案”及其社会余波，我们看到香港的正义观已经出现严重的颠倒，法治的权威性及国家的正当性并未伴随国安法落地而自然恢复。行凶者是香港维他奶公司的职员，事发后出现了以公司内部信件为代表的“深切慰问”声明，其中完全不谈其行为之非法和危害，一味表示慰问甚至暗含支持。这种表面上的“慰问”声明，其内涵非常可怕，几乎就是 2019 年“修例风波”中“和武一家”精神的再现。在那场“修例风波”中，多数的和平示威者虽然不直接诉诸暴力，但充当了施暴者的道德支持甚至现场掩护力量，他们见证并鼓励了不断升级的运动暴力。以现场多数人的“和平”外观为那场运动性质辩护，是本地媒体和外部势力的修辞套路，但由于“和武一家”的不割席伦理，导致香港法治信仰的崩解和正义观的洞穿，于是这一套修辞也就失去了解释力和说服力。不和暴力割席，不以违法为耻，公然宣扬“违法达义”，这种来自香港社会运动内部的不良基因，严重污染了香港民主运动及其伦理本质。这一政治道德败坏的起点，即为“占中”之前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理论之误引滥用。依据“修例风波”中的社会行为倒错，以及刻意制造的“仇警文化”，我们可以合理推定，类似“香港维他奶”这样的对抗法治、同情甚至支持违法暴力的“内部员工”不在少数，比如航司职员、医护人员、黄丝教师甚至公务员和个别法官，等等。尽管维他奶的错误声明在香港内外的抵制和谴责下被更正，公司亦遭受一定的市场正义力量的惩罚，但现象和源头并未清理。与维他奶的“深切慰问”声明相比，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的“感激牺牲”声明简直是要为行凶者“封圣”，将其作为“义士”和“烈士”对待。这些来自香港本土的所谓“天之骄子”完全颠覆了正常的法治信仰和正义观念，激进宣扬一种“勇武黑暴”的泄愤和恐怖行为模式，其共享的极端政治理念显然可追溯至所谓的“时代革命，光复香港”。他们的无知和激进行为严重侮辱了汉语中的“牺牲”“革命”等带有神圣意涵和道德高尚情操的字眼，一再彰显和放大他们对“一国两制”、宪法、基本法与香港国安法的颠覆和对抗意图及行为冲动。他们怎么可能以及有何资格代表香港的未来？看看他们集体动议中的核心措辞，触目惊心，甚至达到了“无耻”之境地：“评议会对梁健辉逝世深表悲痛，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同情和慰问；感激他对香港的牺牲。”这一动议即刻受到香港大学校方、香港特区教育局和保安局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的严厉谴责。社会的主流力量对学生声明背弃法治、颠倒正义及危害社会的恶劣性质与后果予以严正揭露，并呼吁社会警醒，与之切割。迫于压力，香港大学学生会撤回动议，其干事会全体辞职。请记住评议会动议的投票结果：30 票赞成，0 票反对，2 票弃权。这是香港校园民主和香港教育历史上最严重的污点之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刺警案”虽是“孤狼”行为，但极具代表性和震撼力，再次暴露了香港法治及国家权威建构面临的严峻境地。正义观的重建，是香港社会重建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不因为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的垂直落地而自然生成。将颠倒的正义观矫正过来，需要中央和香港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一，国民教育立法及系统改革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信报（香港），2013 年 1 月 16 日。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432023/2/7 上午11:5344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刻不容缓，放弃教育主导权就是放弃香港未来，中央与特区政府必须依据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共同推进这一延误太久的根基性事业；其二，香港国安法进校园及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法治意识与守法伦理必须得到系统性检讨和重建，校园内宣扬违法暴力的声音和力量必须得到严厉遏制和惩处；其三，检讨和修订有关香港学生会的法例及自治规章，依法监管和引导学生会及其他学生组织合法开展活动及服务校园和社会；其四，重视回应和解决香港民生疾苦，在“爱国者治港”的有利制度条件下集中力量解决香港社会的公平正义深层次问题及发展前景问题，以“贤能政治”“民生政治”和“希望政治”重置香港社会的“人心政治”生态和取向，挖除本土激进主义的社会病灶；其五，社会自身的正义声音和集体行动，是清理倒错的正义观及其危害性的最深厚力量，如同本次交锋一样，香港社会需激发和扩展维护正义观的共识和体系，社会不放纵，激进的“学生”和“员工”就会丧失舞台与勇气，社会正义的恢复就会加速完成。（二）教协解散与“爱国者治教”的兴起2021 年 7 月 1 日，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香港发生“刺警案”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感激牺牲”的集体决议事件，显示香港正义观的迷失和香港教育对国家与法治的严重背离，香港教育病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