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所困：一位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生成的自我民族志_奂婷婷.pdf

队伍建设DOIDOI：1010.1358513585/ki.gxfdyxk./ki.gxfdyxk.20232023.0202.007007为何所困：一位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生成的自我民族志奂婷婷（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610000）摘要：高校辅导员是青年学子的知心人与引路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职业倦怠现象极为常见并引发学界关注。围绕个体在“身份建构”中的向往、确认、迷失、逃离与再协商，本研究以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范式从另一角度探究辅导员职业倦怠现象。研究发现，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辅导员为时间所困，为情绪所扰，为双重身份所忧，为科层体系所规训，为自我认知所惑，为“镜中我”所累。基于此，明确辅导员“育人”首要身份，顶层设计并支持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方能有效促进辅导员自我身份的协商，缓解职业倦怠现象，走出身份困境。关键词：辅导员；职业倦怠；自我民族志；身份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37（2023）02-0032-06立德树人是高校根本职责，辅导员是立德树人的主要力量。当前，高校辅导员普遍面临“职业倦怠”现象，1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学生的健康发展和成才。学界将其归因于“职责不清”，“角色定位混乱”，“工作任务重，成功概率难以确定，见效周期长，成果无形化”以及“工作胜任力不足”等。然而，职业倦怠是个体与工作情境长期互动的结果，是压力相关的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低落的心理综合表现。职业倦怠的成因不仅有个体差异性，且是复杂和动态的。既有研究多从局外人视角展开宏观讨论，尚欠缺从辅导员内心世界出发，采用内外结合的研究方式。自我民族志研究能更好地进入场域，深描研究现象。本文以一名从业10余年的辅导员为自我民族志实例，用工作经历与理论对话，通过“讲自己的故事”，深描消磨辅导员工作热情的事件与场域，“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重构从而实现对自我的诊疗功能”，探究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深层原因。一、辅导员“倦怠”的关联性讨论作为青年学子的知心人与引路人，高校辅导员因职业倦怠而出现的工作情绪不佳，对学生耐心不足等状况会严重影响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学界归因众多，主要有：顶层设计错位，组织支持力度不够，辅导员群体社会认同度低。从岗位设立至今，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辅导员寄予厚望，给予其双重身份，使其能够双向晋升。但部分学者指出顶层设计缺陷是辅导员职业倦怠的主要诱因，如“制度生态位错位”2，“双向晋升就是一个悖论”3，会导致辅导员职业“社会角色模糊，社会认可度较低”2。在高校内部，组织支持力度被认为是辅导员职业动力的主要因素。辅导员工作职责泛化。辅导员工作范畴广，对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个人素质等要求极高，但由于评价机制所限，辅导员晋升困难，工作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22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辅导员专项课题“高校典礼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研究”（CJSFZ22-39）。作者简介：奂婷婷（1986-），女，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第 15 卷第 2 期2023 年 3 月高校辅导员学刊队伍建设32队伍建设获得感低从而导致职业认同度不高。学界认为辅导员工作职责泛化是其职业倦怠的主因，如工作负荷重，工作量过大，工作琐碎、“大包大揽”式的工作内容、辅导员工作需要整合各学科知识，要求极高。辅导员个体调适不足。职业倦怠存在于各行各业，学界对辅导员职业倦怠个体因素的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工作能力与职业期待的不匹配。4在九大工作职责中，如心理健康、职业规划、学业指导等均对辅导员个体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提出了专业化要求。二是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尤以女性辅导员、已婚辅导员突出。5三是辅导员心理调适能力不足。辅导员工作繁杂，且随时面临各类突发紧急状况，学生的安全问题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心理调适能力至关重要。辅导员个体情绪能力、成人依恋类型、人格特质、心理健康情况、个体情绪适应程度均影响辅导员职业倦怠程度。无论是社会、组织支持、工作本身或个体因素，职业倦怠成因多种多样，但其根源来自于自我身份建构的困境。11在文化语境中，“身份”是“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6，“社会身份”则是个体在其所属社会群体中的定位，是“一组特殊的特征、信仰和忠诚”，会影响个体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观”7。辅导员职业是个体对于自我在社会群体中的定位与选择。在通过笔试、面试、政审等招聘环节后，个体方能获得辅导员身份。可以说，辅导员身份是个体与自我、与社会互动后的建构，而其职业倦怠根源也在于身份建构的失衡。既有研究集中在以局外人视角审视辅导员身份，即描述辅导员身份困境的现象、原因及对策。而Jenkins，R.指出，“身份”是个体对自我的定义，它来自于如何将自我与他者以及集体区分。从高校辅导员个体“身份协商”的生命历程去考察该群体身份困境、职业倦怠成因，能弥补现有研究不足。通过自我民族志，借用自我叙事的写作手法，基于自身工作经历，聚焦微观个体对高校辅导员身份向往与确认、身份失衡与困顿的过程，试图回答并解释研究者我对于研究对象“我”出现职业倦怠的归因以及再现“身份”的历时性全过程。二、研究实例与方法论介绍（一）研究实例“我”，女，汉族，中共党员，35岁，已婚，育有两孩，是原生家庭中第一名本科生，也是目前学历最高者。“我”在一所省属师范院校担任辅导员十余年，目前正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十年职业经历中，经历了身份向往、确认、迷失与困顿，也正在进行身份再协商。在本研究中，作为研究者的我从局外人理性梳理工作经历与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尝试理解局内人“我”。（二）方法：自我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主要采用自我叙事的形式，进行“第一人称的”“内部描写的”“关注情境的”研究，重点关注研究者本身的经历，关注情感、思绪和情绪，是对自我经历进行正式的、结构化的研究。在阐释的过程中，对内完成自我理解，通过反思与重构达成自我疗愈。对外，将个体案例置于情境中，通过对个体与文化模式、社会结构互动的阐释，以小见大，唤起读者的思考与讨论，也鼓励他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日常生活的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选择自我民族志为研究方法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研究对象“我”有着十数年的辅导员工作经历，自我民族志能深入内心、将自我与社会的互动更好地呈现。其次，从微观层面剖析个体在职业生涯中的身份建构过程，旨在引发共鸣与探讨，促进社会对高校辅导员的认识与理解，而非揭示客观真理或科学规律，自我民族志能很好地契合研究目的。三、辅导员身份认知变迁：向往与确认、迷失、破碎与自我再协商2011年至今，作为高校辅导员，“我”收获了学生的喜爱与尊重、同事与组织的认可以及若干奖项。而自2018年始，“我”陷入一种怪圈，工作热情降低、对学生耐心下降等情形伴随。彼时的“我”，于家庭，小女儿刚诞生，家里一团乱；于单位，所在学院领导换届，作为下属的“我”处在适应的过程。种种冲突与压33队伍建设力下，“我”陷入困境。在自我身份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想过换岗、辞职、从头再来，然而“我”如今依然在原地。回顾这十余年，经历了小镇姑娘对辅导员身份的向往与确认，迷失在他者与自我身份认知的镜像中，“我”也正尝试和自我再协商。对自我社会身份困境产生过程的回顾，是自我诊疗，更是典型案例深描。（一）向往与确认：成为辅导员2004年，“我”从S省一个小镇进入S大就读。大学期间学生干部的经历给予“我”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及职业取向的初探。大学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辅导员，“有活力、有朝气、能力强、见多识广”是“我”对辅导员个人的印象，“工作稳定，待遇不错，社会地位高，有意义”是“我”对辅导员工作岗位的判断。成为辅导员的愿望在“我”心里生根。怀着满腔热情和对工作的向往，2012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我”经过层层筛选正式加入高校辅导员队伍。除本职工作外，入职后的“我”因学院工作需要，兼任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等职务。数年间，“我”既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突发事务的处理，也负责招生录取、开课排课、毕业答辩等教务工作。同事形容“我”为“一个人做了2.5个人的工作”。工作不可谓不忙，加班更是常态，但“我”欣喜地沉浸在辅导员身份中，被自己工作的点滴所鼓舞。（二）迷失：他者与自“我”镜像的不对称是什么事情让“我”对辅导员身份产生了困惑呢？是职称的评定吗？按照相关政策，2014年，在申评中级职称时，“我”可以申请“讲师”或者“助理研究员”。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教师，理应申评讲师。但意外的是，“我”的申报被驳回，原因是“没有课堂教学经历”。第一次对自我身份产生怀疑，“我”意识到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是工作被他者评价为“莫名堂”吗？2015年，休完产假回到职场的“我”在家庭与工作的撕扯中陷入自我否定。某次学生大会时，Z教授用英语发言后当着全体学生的面调侃“我”：“你肯定听不懂吧？毕竟天天做的都是莫名堂的事”。“我”对“辅导员是保姆”的说法早有认知，但被他人当众评价为“莫名堂”让“我”开始思考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是被辅导员前辈劝告“早做打算”吗？2004年到2011年，在S大读书的这几年，“我”经历了前后5任专兼职辅导员，均在35岁左右转至教师教学岗。入职之初，“我”的辅导员C老师就告诫过我：“要么早点生孩子，要么早点读博”。但彼时的“我”并不能理解，听入耳却未入心。当工作时间日久，“早做打算”的话语渐多，“我”开始认真思考诸如“辅导员工作是否能长久”之类的问题。选择辅导员职业是基于“我”认可其社会价值，期待能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知心人。可数年工作经历后，“我”的英语专业学习背景未能支撑起我的职业化发展。“我”也未能抓住有效机会成长为职业化、专家型辅导员。在数件事情叠加下，“我”困惑了：“我”是教师吗？“我”的工作真的有价值吗？“我”的获得感与价值感该如何体现呢？（三）尝试逃离：困在身份认同中的心理消耗成为辅导员的第7年，“我”不得不思索自己的职业未来。在现有政策和实际操作中，辅导员有“专、转、提、派”四条可能路径。“转岗”，即转至职能部门行政岗位或教学岗位，是大部分辅导员职业倦怠后的常见出路。2004至2020年，近20年间“我”所在的二级学院共有专兼职辅导员14人，其中2人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1人转至行政岗位，1人辞职，6人转至教学岗位，剩余4人继续担任辅导员。于“我”而言，专和转是可能路径。国家赋予辅导员的九大工作职责中，职业生涯规划和心理咨询是辅导员专业化路径最明晰的范畴。然而在职业认同度最高的几年间，“我”欠缺有效的职业规划，困于日常琐事中，错过了专业成长的黄金期。于是，转至教学岗的想法与日俱增。2020年，通过入学考试后，“我”拿到博士入学通知书并提出转岗申请获得同意。可一个月后，“我”被通知：“学校人事处政策改革，要稳定辅导员队伍，今年始辅导员申请转为教学岗位，须拿到博士学位后方可”。“我”被辅导员身份困住了。一方面，学校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稳定辅导员队伍，所以提高转岗要求。另一方面，出现认同危机的“我”迫切想要逃离，“在场的缺席”并不利于开展34队伍建设工作。（四）迷茫：身份困顿与伦理困境转岗失败后，学院破例同意“我”脱岗一年后（学校要求行政教辅职工深造“原则上不脱产学习”，而教师岗位则不受限制），“我”回到辅导员岗位。日常工作于“我”不是难事，难的是陷入伦理困境与身份撕扯。如果要全身心地投入辅导员工作，“那么这个投入的工作量是你很难预估的”3，但不能全身心投入的“我”在面对学生时“有点于心不忍”3。四、为何而困？职业倦怠的产生绝非朝夕，从向往、确认再到被身份所困，在唤起式自我叙事后，“我”尝试用局外人理性探寻职业倦怠之“困”。（一）时间所困时间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或组织设置”8，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我”为时间所困体现在两点：工作与生活时间的边界模糊，导致时间碎片化，体验感极差；“青春饭”的工作认知让“我”紧迫感倍增。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边界模糊。工作时间是指员工投入工作事件中，完成工作活动的时间总和。社会上大多数岗位，工作与生活是界限分明的。正常情况中，非工作时间是属于自我的、生活的，是处于身心放松状态中的。但因工作职责所限，辅导员没有常规意义中的下班或假期。在十余年间，“我”需要随时随地回应各种电话、短信、微信等；更得随时准备处理突发危机。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工作时间的弥散导致时间体验感极差，精神压力巨大，尤其是在工作、家庭与自我产生冲突时。处于被时间抛弃恐慌中的辅导员。辅导员是青年学子的同路人、引路人，需要与时俱进，了解学生思想动态，这也让岗位颇有“青春饭”意味。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辅导员工作，赋予其九大职责，给予其双线晋升的优待。但另一方面，时间的碎片化与工作时间的模糊性边界导致辅导员要在日常琐碎且冗杂的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相当困难。如果错过职业发展黄金期，被时间抛弃的恐慌如影随形，极易陷入“存在性焦虑”状态。“我”所在高校，辅导员以40岁以下居多，这也让30多岁的“我”产生时间紧迫感，丧失“本体性安全”。（二）为情绪所困辅导员工作毫无疑问是“一项情感工作”，其日常工作中会主要涉及“工作所需情绪”“个体感受到的情绪”以及“调整后外化的情绪”。当三类情绪相互平衡，个体情绪体验较佳。而反之，个体就会出现情绪伪装、情绪偏差以及情绪失调。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是常用情绪调节策略。表层扮演指“员工通过改变外部表情和行为状态，伪装或隐藏情绪感受，表现出工作需要的情绪”9 53；深层扮演是指“员工努力调整内在情绪感受，使自己的情绪体验与工作所需的情绪表现达成一致”9 54。表层扮演被反对，因其“有碍于心理健康和职业持久”。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人员，组织和工作本身都对辅导员的情绪有所要求。思政教育中，辅导员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宣讲队，是青年学生的引路人，政治身份要求其工作情绪稳定且克制，有些情绪必须被彰显而另一些情绪必须被压抑甚至隐藏。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辅导员是学生的贴心人和人生导师，与学生共情、同喜同悲是走进学生内心的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每个学生都是差异性个体，日常事件的处理必然伴随不同情绪，有些情绪能共情，而有些情绪必然只能“表面共情”。当辅导员个体情绪与工作需要的情绪产生极大差异时，情绪失衡就不可避免。职业认同与情绪劳动呈现正相关性，10这在“我”身上得到证实。当职业认同度高时，在工作情绪与个人情绪之间出现差异时，“我”会努力调整自身情绪以适应工作需要。反之，“我”长期处在焦灼和“烦死了”的状态，采取表层扮演策略。长期的表层扮演又加剧职业倦怠程度，导致自我身份的进一步撕裂，“我”被困在情绪劳动中。（三）为双重身份所困“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但实际工作中，作为学生日常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辅导员作为“干部”却没有享受到干部应有的职位发展和职级晋升；而作为教师，与专职教师相比，辅导员在面对专业发展、进修、科研等教师的核心利益时多有缺失。35队伍建设双重身份易造成身份缺失。“双重”意味着二者皆可，但也隐含着二者皆不可的逻辑。没有自我的身份，高校辅导员就像骑墙者。“身份不明”就必然导致角色冲突、认同危机，进而尝试去明确身份。陈勇博士指出，双重身份是一种摇摆性的制度设计。11杜向民、黎开谊也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作为向职业化目标模式推进的过渡性措施无疑是有效的，而从长远看，这种措施与职业化是矛盾的。双重身份管理的设计，恰恰暗含一个前提性逻辑，干几年能出得去，流得动，这与职业化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12 279。在“我”的个案中，“我”没有担任课程教学工作而不能评“讲师”，又因“岗位不同”而不能继续脱产进修。同时，在“干部”序列发展中，资本的差势导致“我”行政职级竞聘胜算极低。“我”到底属于什么身份？（四）为科层体系所困马克斯韦伯将科层制定义为“特定行政人员组成的集体及由其推行的组织行为”13 56，具有专门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的特点。科层制是高校的主要教育体制架构，存在常规科层系统与专业科层系统两类。常规科层指行政权力上的等级分类，而专业科层系统指以专业知识为主要竞争的学术权力系统。国家赋予辅导员双重身份，却也意味着辅导员同时受困于两套系统，受到双重束缚。就职务而言，处于常规科层制末端的辅导员，行使着基层“管理”职责。在其之上，有数不清的职能部门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领导，“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而在专业科层系统内，学术权力以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为等级划分。客观上受制于学历差势、工作与专业背景不匹配、日常工作繁杂等原因，辅导员在专业科层系统内晋升阻力重重。处于双重科层制末端的辅导员，当面临工作冲突与抉择时，会不得不倾向于看得见的管理工作而忽视看不见的育人工作，选择可以量化的科研工作而忽视难以评价的育人工作。在自我民族志的撰写过程中，我尝试着问“我”：是受困于科层制？还是受困于科层制底层？换言之，如果作为辅导员的“我”在双线中有任意一条线晋升了，“我”还会觉得受困吗？陈向明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得出了吊诡的结论：“高低不满”3。这个词形容辅导员群体“无论位置高低”都不满意，以及“无论如何”都不满意。不同类别的辅导员都受困于职业倦怠，陷入地位焦虑、情绪焦灼、职称和职级之间彷徨以及对学生关注度减少的伦理困境等。科层制对工具理性的过于强调会让人“非人格化”从而实现“效率至上”的目标。受制于双重束缚中的高校辅导员，在数年弥散的、受制于他者的工作中出现职业情绪衰竭、职业动力不足，进而导致对身份迷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在亚文化困顿中，每个辅导员体验不同、选择不同而已。（五）为自我认知所困，为“镜中我”所困石中英认为，异化的劳动让教师丧失了自由自主的类本性，14从而导致教师职业倦怠。异化劳动指如求职时的非自愿，专业发展的不受控制以及教师主体性的丧失。在“我”的个案中，职业选择是“我”自愿的，但在十余年工作中，时间、情绪、身份以及体制结构都让“我”丧失自由。正是因为这种类本性的丧失，“我”被困在身份中，但这是全部原因吗？朱炳祥在自我的解释一书中指出“文化模式对个体的磁化程度受制于个体的情性特征”15 115。在同样的文化模式中，有些人会调适自己求得适应，有些人则会反叛。个体与文化的张力源自于不同的个体情性特征，张力的大小会决定个体的行为。回望“我”的成长经历，不安全感伴随始终。单亲家庭长大的“我”，很小就得知父母离异是因为“你是个女孩”，憋了一口气的“我”通过高考、保送研究生、辅导员招考等应试教育渠道获得了他者镜像中的“成功”。但当成为高校双重科层制的最底层，专业自主权未能得到有效行使时，十余年止步不前的工作让“我”出现认同危机，自由的类本性丧失。回顾过往，“我”的主体性未成功建构，才导致在重重困境前不能正确调适自我、建构自我。米德认为，自我是源于与他人的互动，以及从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个体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验证和修正自我认知。如果自我认知与他者镜像中的认知一致，个体将继续以原本的方式行事，而不一致的认知所带来的失衡会让个体陷入痛苦之中。在职业初期，获取辅36队伍建设导员身份时的欣喜满足了自我期待，肯定了自我认知。无论是工作的压力，抑或是深陷各类冲突，“我”都积极调适，达到平衡。而当职称评定被否定，被同事指责工作“莫名堂”，周围前辈告诫“早做打算”，“我”的自我认知与他者镜像出现严重偏差，这让“我”陷入身份困顿和自我否定，深陷职业倦怠。在“我”的历程中，时间、情绪、双重身份、体制都只是外在催化剂，自我认知偏差才是职业倦怠的根本原因。“我”失去了自我，迷失在他者镜像与自我认知中。五、结语：在自我协商中成长在唤起式自我叙事后发现，从宏观层面而言，是辅导员的双重身份导致“我”身份不明，所以人到中年产生强烈的职业危机感，“我”迫切想要寻求一个明确的社会身份；是高校的科层制体系，让“我”感受到了常规科层制与专业科层制的双重重压，并且产生了“未来不在自己掌控中”的困顿感。从中观层面而言，工作时间的模糊边界，让深陷其中的人失去“自由”；而工作对象的特殊化又让“我”产生年龄危机感，处于“被抛弃”的恐慌中；在情绪上，工作需要的情绪、感受到的情绪以及调整后外化的情绪三者长期处于不协调的状况，加重“我”的职业倦怠，而职业倦怠又进一步影响工作情绪。“我”被时间与情绪折腾倦怠了。从微观层面而言，“我”被自我困住了。客观上说，“我”错过了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的黄金时期，未能将自己成长为专家型辅导员。主观上讲，在辅导员工作中的“不受自我控制感”中产生了自我的怀疑与焦虑不安。学生时代考试结果的成败、工作时期源自他者的“镜中我”都成为自我肯定与否定的重要感知。这其实就是主体性的缺失，实质是对他者的依附。在不断唤起和审视过往经历时，我不断反思自己职业的初心与使命。选择辅导员岗位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基于对学生工作的热爱以及与年轻人共同进步的期待，更是对辅导员育人价值的职业认同。而这依然是我的使命与追求。行文至此，将已经经验到的自我与未来预期中的自我作为“此在”，在自我协商中实现自我主体性与职业身份的整合统一，“我”释然了。职业倦怠的我只是暂时“生病了”，自我在他者镜像中不经意地破碎了。“我”期待国家能明确我“育人”的首要身份，期待组织能给予“我”专业发展上应有的支持，更期待自己能重构自我，与自我和解。参考文献：1 刘军.突破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瓶颈的实践探索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例 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7（4）.2 聂永江.生态位理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研究 J.江苏高教，2020（12）.3 陈向明，王富伟.高等学校辅导员双线晋升悖论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J.教育研究，2021（2）.4 刘爱楼.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课程教育研究，2015（36）.5 袁健，陈晓龙.新时代高校女辅导员职业倦怠归因及防控基于NVivo10的质性分析 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9（3）.6 项蕴华.身份建构研究综述 J.社会科学研究，2009（5）.7 Tajfel H.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3（1）.8 阎光才.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 J.教育研究，2021（8）.9Hochschild，A.R.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10 周勋勋，林姣姣.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与情绪劳动、职业倦怠相关研究 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4）.11 陈勇.高校辅导员双重身份研究 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5.12 杜向明等.嬗变与开新：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 马克斯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 石中英.教师职业倦怠的一种哲学解释 J.中国教育学刊，2020（1）.15 朱炳祥.自我的解释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责任编辑：李永山）37Narrative Inquiry：An Effective Way to Reconstruct the Identity of College AdvisorsZhang Zhe（School of Busines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Guangdong，510006，China）AbstractAbstract：Insufficient research ability and weak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re common problems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advisor teams.Educational narrative inquiry is a widely used researchparadigm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ization.Introducing narrative inquir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dvisor team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advisors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research ability，and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vocationaldevelopment of advisor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ve role of narrative inquiry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advisor teams and reconstructing advisors sense of identit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nectionbetween narrative inquiry and advisors work，the significance of narrative inquiry for advisors 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narrative inquiry on advisors team training.Key wordsKey words：advisor；narrative inquiry；team building；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Why Trapped：An Auto-Ethnography of the Generation of Professional Burnout in a College AdvisorHuan Tingti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0，China）AbstractAbstract：College advisors are the confidants and guides of young student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The phenomenon of professional burnout among advisors isvery common and arouses academic attention.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s aspirations，confirmation，loss，escape and renegotiation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advisor profes-sional burnout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us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elf-ethnography.The study foundthat in decades of professional life，advisors are trapped by time，disturbed by emotions，worried by dualidentities，disciplined by bureaucratic systems，confused by self-cognition and tired by their mirror selves.Based on this，it is clear that the primary identity of advisors is to educate people，and top-level design andsupport fo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vocational development of advisor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nego-tiation of advisor self-identity，alleviate professional burnout phenomena and get out of identity predica-ments.Key wordsKey words：advisor；professional burnout；self-ethnography；identityThe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Yang Qiqi1Cai Wenbo1.2（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830017；2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Xinjiang，832000，China）Abstract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construction，co-governance andsharing of society in the new era require higher education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labor talents adaptable tochange.By combing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university labor education，it is found tha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for its reform is to achieve a balance of values in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society.Incombination with the objective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actualdemands for diversified individual development，cultivating workers with both high-quality labor spirit and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has become the core task of college student labor education.Universities shouldreconstruct the value goal of physical and mental cultivation in labor education，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of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the implementation platform of trinity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diversedynamic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labor talent training system.Key words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labor education；university educati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高校辅导员学刊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