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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卷 第 2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25,No.2 2023 年 4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pr.2023 新华辞书社的成立经过与主要成就 金 欣 欣1,2（1.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 100081；2.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摘 要：新华辞书社是一支兼具现代辞书学与现代语言学素养的辞书编写队伍，是经过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等多位学术大家的精心组织和培养，通过新华字典这一起点高、立意高、品位高的辞书的编纂，逐步打造而成的。新华辞书社在 1950 年 8 月成立，至 1956 年 7 月划归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虽然仅仅成立几年时间，但是为新华字典这部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辞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字典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了新华辞书社的成立及工作过程。新华辞书社的成果除新华字典外，还编纂了精简本常用字用法举例（后改为常用字汇）。关键词：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叶圣陶；魏建功；人民教育出版社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3.02.019 作者简介：金欣欣，男，北京人，编审，博士研究生。中图分类号：G239.29;K82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3)02-0120-09 收稿日期：2021-12-15 新华辞书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国家政府部门组建的第一个辞书编纂机构，也是我国 20世纪 50 年代前期仅有的两个国家级的辞书编纂机构之一。新华辞书社的成立在中国辞书学史和文化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华辞书社成立于 1950 年 8 月，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下设的机构。它由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先生领导，著名语言学家、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魏建功教授任社长。新华辞书社曾经改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后于 1956 年 7 月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为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的一个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新华字典是享誉国内外的小型汉语语文辞书，对我国的文化教育、辞书编纂、语文现代化等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华辞书社虽然是新华字典第 1 版（1953）的编纂者，第 2 版（1954）、第 3 版（1955）、新 1 版（1957）的修订者，但是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这个辞书编纂机构的史料不是很多。有关研究资料主要有刘庆隆先生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1992）1、叶圣陶先生和新华字典（2000）2、新华字典编写修订的历程（2000）3，魏至先生新华辞书社沿革和新华辞书社成员（均待刊），龚明德先生新华字典创编史况（2005）4，吴海涛先生在炮火中孕育的一部工具书首版新华字典的故事（2008）5，时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陈克寒同志在 1954 年曾指出：“国营的字典、辞典编辑机构现有两个摊子，一个是师范大学内的以黎锦熙为首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一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内的新华辞书社。”（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袁亮、余甘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 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6 页）郭戈先生人教社的“三社”始末说：“对外仍叫新华辞书社。”（中国出版2020 年第 7 期，第 56 页）魏至先生的这两篇文章还未刊登。谢仁友先生新华字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2008 年第 5期）对部分内容做了引述。这篇文章原刊中华读书报2008 年 1 月 23 日，读书文摘2012 年第 2 期转刊。第 2 期 金欣欣 新华辞书社的成立经过与主要成就 121 谢仁友先生新华字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6，郭戈先生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考述（2019）7、人教社的“三社”始末纪念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建社 70 周年（2020）8、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 70 周年（2020）9等文章。本文拟在叶圣陶先生日记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对新华辞书社的一些史实略做梳理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教。一、新华辞书社成立的原因 新华辞书社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文化教育和出版领域制订的发展规划项目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设意义。但是，新华辞书社的具体组成，却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前者为成立的远因，后者为近因。（一）新华辞书社成立的远因 叶圣陶先生不仅是教育家、文学家，还是一位辞书学家。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主持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时，即立志编纂一部真正为广大读者的语文学习提供帮助的小字典1010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作为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界的领导人之一，叶圣陶先生的这一信念影响了出版领域的决策者们。这些在叶先生日记中多有体现。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编纂新型的汉语语文辞书已成为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一个努力方向。1949 年 4 月 7 日，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11。此后，他把编纂辞书的计划列入了该部门的工作规划。叶先生日记有如下记录：1949 年 7 月 3 日：“与胡绳灿然谈扩大我会之组织，拟名曰编审局，下分各处，编审各种教本而外，旁及社会教育用书及辞典字典年鉴地图等。”1254 1949 年 8 月 15 日：“与陆部长、愈之、黄洛峰诸人谈将来出版署之规划。署中暂拟设编审、出版两局。编审局分教本、工具书、翻译、通俗书、杂志诸部分。”1261 从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改为编审局看，编审局的业务范畴当以中小学教学为主。这样，编审局下设的新华辞书社所编辑的工具书，自然以学生辞书为主要业务。由于编审局有出版工具书的任务，在以编审局部分部门为基础，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后，隶属于编审局的新华辞书社转属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先生对我国 20 世纪 40 年代，以及 50 年代初的汉语语文小辞书的质量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在 50 年代初期，我国急需质量较好的小字典，以便于人们学习文化。出版管理局于是在当时已出版的小字典中，选择了两三种质量相对较好的，请叶先生审查。出版管理局表示：如果叶先生认为这两三种小字典质量还可以，那么有关出版社准备尽快重印，以应读者之需。叶先生翻检了两种小字典，认为质量不好。他在 1952 年 7 月 16 日的日记中深有感慨地写道：“余观此两册，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总之，初学者得之，固以为得所依傍，实则未能解决问题，或仅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我社有鉴于此，故成立辞书社。”12342-343叶先生日记的这段记述可谓对新华辞书社成立远因的具体描述。引者按：即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郭戈先生70 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筹建一文指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最初构成，主要包括出版总署编审局负责文理教科书编辑工作的一处、四处（部分），以教科书为主要出版业务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的出版部分。另外，编审局所属新华地图社和新华辞书社也归属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30页、第 32-33 页）叶圣陶先生 1950 年 12 月 1 日日记：“编审局取消，教育出版社成立，余之兼职非局长而为社长矣。”（叶圣陶集第 2 版，第 22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9 页）12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二）新华辞书社成立的近因 编纂辞书时，对于编者的选择，有两种模式：一为组建临时的编写组，一为成立专门的编写机构。叶圣陶先生显然选择的是后者，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宏大计划。在最初组建编写机构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改组现成机构的选择，大致经过是这样：在中华民国时期，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教授领导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先生在 1950 年 5 月 17 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136，信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汇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现状。黎先生提出三方面内容请求毛泽东主席“指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机构归属问题，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可以接管这一辞书编纂、研究机构。数日后，毛泽东主席在 5 月22 日复信137,14，对黎先生的请求表示同意，并将此事交给他的秘书、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同志办理。胡乔木同志希望由出版总署接管。叶先生 1950 年 5 月 27 日的日记，对上述事情的大致经过做了简要记录12113。为此，叶圣陶先生曾专门到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访问，又向相关人员请教。甚至还初步考虑请魏建功先生主持接收后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此外，叶先生 1950 年 3 月 8 日日记提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是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机构；北京师范大学的主管部门教育部，也曾经提出，希望由出版总署接管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297。叶先生后来出于一些考虑，未接收这个单位。直到几年后拟成立古籍出版社时，出版总署才准备接收。在初步考虑不接收这个机构后，叶先生决定另成立新华辞书社。从叶先生日记看，在 1950 年 5 月 27 日，叶先生已经非正式地向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先生表态，不考虑接收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作为出版总署的附属辞书编纂机构：“与愈之谈我署对于黎劭西大辞典编纂处之处置。黎言此于毛主席，毛商于乔木，乔木意可由我署接受。我等之意则不受为佳。”12113所以，至少在 1950 年 5 月，叶圣陶先生已经决定筹建新华辞书社。如果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改组为出版总署下设的编写机构，也许编写理念、工作程序等与叶圣陶、魏建功先生的观点会有一些不同。所以，叶圣陶先生的另外筹建辞书编写机构的决定，是新华辞书社成立的近因。二、新华辞书社成立的经过（一）新华辞书社成立前的准备工作 上文谈到，叶圣陶先生在考虑接收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时，即决定请魏建功先生主持，这与魏先生的学问、为人以及对辞书编纂的识见和雄心壮志都是相关的。在规划筹建新华辞书社时，叶圣陶先生也是请魏先生负责。为此，叶先生就筹建工作与魏先生做了讨论，并且把筹组人员的任务交给魏先生。此 黎锦熙先生的信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虽然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了，成为了一个附属机关；但由于北师大的工作重心是“以造就中等学校师资为目标”，二者在工作性质上不一致，所以这一合并不很恰当。编纂处“在逻辑上是应当与出版总署或科学院合并的，我也曾请示过教育部，并与署、院作非正式的接洽”，但是没有办妥。编纂处“只好暂属师大，以待将来”。（毛泽东书信背后的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 页）毛泽东主席复信说：“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6 页）叶圣陶先生 1950 年 3 月 8 日、11 日，9 日日记。（叶圣陶集第 2 版，第 22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7-98 页）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说：为了建立这个机构，拟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与新华辞书社的人员都吸收进去”。（袁亮、余甘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 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7 页）据郭戈先生考证，新华辞书社先后共有 18 位成员。其中，从人教社（包括其前身）调入的有：杜子劲（1949 年加入教科书编审委员会，1950 年入职）、李开馨和赵桂钧（均为 1951 年加入人教社，1952 年入职）、李克俊（1950 年加入人教社，1953 年入职）。（郭戈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 70 周年，中国教育科学2020 年第4 期，第 11-12 页），这四位当为叶圣陶先生及人教社领导调入的。叶圣陶先生对杜子劲先生的业务能力评价很高。叶先生 1949 年 10 月 21 日日记：“上午开语文组组会，历半日。杜子第 2 期 金欣欣 新华辞书社的成立经过与主要成就 123 外，在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之前，叶先生已把业务开展问题提上日程：1950 年 6 月 19 日：“建功来，北大汤校长已允其解除系主任之职，来我署主持辞书社。因商如何谋此社之建立，首要在延致人员，此事由建功任之。”12117 1950 年 7 月 20 日：“建功以二时半来，谈至五时，无非关于辞书社之事。”12119 1950 年 7 月 27 日：“开座谈会讨论小字典如何编辑。建功与其所邀来共事者三人来，又有叔湘，此外我署同人五人。”12120（二）正式开展工作的时间 一种说法是，新华辞书社正式开展工作是在 1950 年 8 月 2 日。叶先生这天的日记说：“建功来，谈一时许。辞书社之工作者今日开始到局工作，仅两人耳。建功尚未工作。”12121 另一种说法则是，“新华辞书社成立于 1950 年 8 月 1 日”1402-403。刘庆隆先生说：“1951 年 8 月 1日，叶圣陶先生和辞书社全体工作人员在萃华楼聚餐，庆祝新华辞书社成立一周年。”应该说，刘庆隆先生关于聚餐的时间记忆有误。叶先生 1951 年 8 月 1 日日记未涉及聚餐之事12214。这一庆祝性质的聚餐是在 1951 年 9 月 10 日，叶先生这天日记：“傍晚，与辞书社全体同人会餐于萃华楼，为此社成立一周年之纪念。”12224-225很显然，新华辞书社不是政府部门，该社举办的纪念活动，未必在成立一周年之日当天进行。从叶先生日记看，在 1950 年 8 月 1 日这天，日记未涉及新华辞书社的事情：“今日庆祝建军节，并反对美帝侵略朝鲜及我台湾，晨八时在故宫中举行大会。晚上于北京饭店，朱总司令大宴宾客。余俱以力不及，未往在署作杂事，下午早归。”12121结合上文的叶先生 8 月 2 日日记，则新华辞书社在1950 年 8 月 2 日正式开始工作，此前未举行成立仪式。由于新华辞书社只是出版总署编审局的下属单位，在当时，人们并没有刻意规定这个单位的成立时间。新华辞书社的组建工作是按部就班进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叶圣陶、魏建功两位先生为新华辞书社最先选定的人员办好手续、开始工作，也就意味着这个单位成立了。现在，新华辞书社在新中国辞书编纂事业以及教育事业上已具有象征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回溯该社的成立经过，正式确认它的成立时间。尽管刘庆隆先生的相关佐证关于该社成立一周年的聚餐时间不准确，但刘先生所说 1950 年 8 月1 日这一时间，经过郭戈先生的考证，应该确定为新华辞书社成立之日。（三）队伍建设 郭戈先生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一文，按照人民教育出版社关于新华辞书社的名册档案考证，新华辞书社先后有 18 位成员。这是关于新华辞书社人员名单的权威记录。新华辞书社的成员不是在短时间内组成的。上文所引叶先生 1950 年 7 月 27 日日记提及的魏先生“所邀来共事者三人”12120，看来在新华辞书社成立前至少已确定三位人选。勤（引者按：勤当为劲，系手写繁体字“勁”的形误）识解颇强，蒋仲仁精密而有条理，皆为组中能手。”（叶圣陶集第 2 版，第 22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6 页）把杜先生这样高水平的语文编辑调到新华辞书社来编纂新华字典，体现了叶先生对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的高度重视。据郭戈先生考证，张克强（1950 年 8 月 2 日到任）、萧家霖与孔凡均（均 1950 年 9 月 1 日报到），三位是由魏建功先生推荐的（郭戈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 70 周年，中国教育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8-9页）。由此看来，叶先生日记中的“邀来共事者三人”，当为张、萧、孔三位。据郭戈先生考证，这是李九魁（1950 年 8 月 1 日入职）、张克强（1950 年 8 月 2 日到任）两位。（郭戈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 70 周年，中国教育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8 页）郭戈先生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指出：“刘庆隆在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8971992 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中说：1951 年 8 月 1 日，叶圣陶先生与辞书社全体工作人员在萃华楼聚餐，庆祝新华辞书社成立一周年。但叶圣陶日记记载这一聚会的时间却是 9 月 10 日。笔者以为，新华辞书社创立时间应以魏建功（兼职）、杜子劲（兼职）特别是李九魁 1950 年 8 月 1 日到任签名为准。”（郭戈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 70 周年，中国教育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8 页）12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新华辞书社的秘书萧家霖先生，在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称为魏建功先生的助手和新华字典的副主编。郭戈先生人教社的“三社”始末说：新华辞书社“日常业务由萧家霖（享受人教社室处长待遇）负责”856。但萧家霖先生不是最早参加新华辞书社工作的，他是在 9 月初加入的。叶先生 1950 年 9 月 2 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建功邀余与字典社同人共谈新参加者有萧君夫妇二人。”12126-127 此外，在 1951 年 1 月，新华辞书社决定再次增加人员。叶先生 1 月 15 日日记：“与建功萧家霖谈辞书社事，决加添人员，加劲工作。”12158据郭戈先生考证99，这次增加的人员包括朱冲涛、张乃芝、李伯纯、刘庆隆、游禹承，以上人员是 1951 年的 2 月、3 月到职；王蕴明（1951 年 11 月到职），使得总人数在 1951 年时达到 13 人。三、聘请魏建功先生主持新华辞书社的经过 上文谈到，叶圣陶先生曾经按照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考虑接收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作为出版总署的附属机构。叶先生在考虑接收后的管理者人选时，首先想到的是魏建功先生。叶先生 1950 年 3 月 9 日日记说：“建功来，与谈大辞典之机构如由我署接收过来，可否由渠主持其事。渠谓于字典辞典颇有雄心，唯须北大方面职务能摆脱方可。”1297但是，魏先生来新华辞书社主持工作的事情却不顺利。（一）叶圣陶先生希望魏建功先生调到新华辞书社工作 在征得魏先生同意主持新华辞书社的意见后，叶先生即与北京大学方面联系魏先生的工作调动问题。叶先生日记：1950 年5 月23 日：“作书于北大汤校长，与商可否任建功离去北大，来我局主持辞书机构。”12112 1950 年 6 月 6 日：“建功来。汤校长未允渠解去系主任事由余再致书汤校长商之。”12115 1950 年 6 月 8 日：“发第二书与北大汤校长，再言建功事。”12115 叶先生在十几天内再三致函，可谓求贤若渴。由于北京大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均隶属于教育部，教育部后来甚至曾经考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把魏先生调到人教社。叶先生 1952 年 3 月 13 日日记：“晨间张萃中来，谈部中决意请叔湘来我社，不复与清华用商量方式，而将以命令行之。于北大则调建功，亦用同样方式。”12297 但是由于魏建功先生主观方面的原因，魏先生后来没有调到人教社。叶先生 1952 年 5 月 26 日日记说：“建功来谈其本人之工作问题。教部已向北大表示，须调建功专任我社事，编辑辞典。北大亦并非不肯放，唯建功自己迄无表示，亦不好径允。余与灿然因促其明白表示愿为辞典尽力。建功虽应允，而殊不爽快。”12327吕叔湘先生怀念圣陶先生一文也提及此事：“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1523所以，魏先生自始至终都是以兼职的方式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人教社辞书编辑室主任。对此，叶先生很为慨叹。叶先生曾经对吕叔湘先生提起此事，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1523 商金林教授在叶圣陶全传的“后记”16也记述了叶先生当年的心情：“至善先生晚年跟我谈起圣陶先生时说：父亲一辈子很辛苦又说：编教科书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父亲到处物色人才，想把中意的调到人教社。有的朋友同意了，可真到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又不愿意，以为编教科书是当“编辑匠”，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当官名气大。”上述情况虽然不是专指魏建功先生，但是显然也与魏 龚明德先生在新华字典创编史况中说：“起初，所谓新华辞书社只有魏建功和萧家霖两个人。”（出版史料2005 年第 3 期，第 31 页）刘庆隆先生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说：“到 1951 年初就有 14 人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403 页）由于时间久远，当存在误记的情况。新华字典第一版出版于 1953 年 12 月。按照吕先生文章的记述，此事当发生在 1954 年。叶圣陶先生 1954 年的日记未见提及。或为叶先生对魏先生的再次邀请。（怀念圣陶先生，新文学史料1988 年第 3 期，第 23 页）第 2 期 金欣欣 新华辞书社的成立经过与主要成就 125 先生相关。由此可见魏建功先生之人才难得与叶圣陶先生遗憾之深。（二）魏建功先生希望以兼职方式参与新华辞书社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魏先生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的工作模式，魏先生与叶先生原本意见就不一致。魏先生希望的是兼职工作，叶先生则希望魏先生全职工作。从上文所引叶先生日记即可看出：1950 年 3 月 9 日：“建功谓于字典辞典颇有雄心，唯须北大方面职务能摆脱方可。”1297魏先生的意见只是“摆脱”“职务”，即不继续在北大担任领导职务，以便用这一部分时间从事辞书编纂方面的工作。1950 年 6 月 6 日：“建功来。汤校长未允渠解去系主任事。”12115魏先生此处转述的也仅仅是北大不同意魏先生辞去系主任职务，并不涉及调离北大的问题。但是随后不久，北大方面同意了魏先生的兼职工作要求。1950 年 6 月 19 日：“建功来，北大汤校长已允其解除系主任之职，来我署主持辞书社。”12117这应该是魏先生向北大方面直接提出请求（兼职工作）后得到批准；不是北大在不同意魏先生调动工作的前提下，采取的退让一步的方案。（三）叶圣陶、魏建功两位的意见分歧 叶先生从 1950 年 5 月 23 日最初与北大方面联系，就是以“离去北大，来我局”的意见联系的12112。这一最初的意见分歧，在北京大学由于叶先生和教育部的一再要求，终于同意魏先生调动工作，但魏先生不想离开北大时，终于凸显了矛盾。上文所引叶先生 1952 年 5 月 26 日日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问题。毋庸讳言，叶先生对此不满意。但是，叶先生并没有勉强魏先生，依旧充分任用魏先生，显示了他宽厚待人的长者风范。实事求是地说，魏先生未能以全部精力投入新华字典的编纂工作，这对于新华字典的确是一种缺憾；可是我们也不能以此苛求魏先生。魏先生执着于他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仅希望兼职编纂新华字典，是可以体谅的。魏先生兼职担任新华辞书社的社长，却不计较报酬，魏先生和编者们编纂新华字典，却没有任何稿酬17。在这种情况下，魏先生仍然为编纂新华字典兢兢业业地工作，令人钦敬。四、新华辞书社（人教社辞书编辑室）的成果 毫无疑问，新华辞书社最著名的成果是新华字典。关于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纂、出版情 “职务”，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专业技术。”（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683 页）在现代汉语中，“职务”还有一个意思：“特指领导职务。”这个意思在现代汉语中比前者用得更多。从叶先生关于魏先生工作问题的日记，可以看出，叶先生所用的“职务”，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注释的意思：包括魏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国文系主任职务和教师职务；所以他在致信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未设置校长职位）汤用彤教授时，希望魏先生“离去北大”。魏先生所用的“职务”，则是领导职务的意思，指北大国文系主任。当然，叶、魏两位在沟通中，不会在“职务”的含义上存在误会；现在有些文章作者误会了叶先生日记所记魏先生说的“唯须北大方面职务能摆脱方可”中“职务”的意思（虽然是叶先生的转述，但明显可以看出是魏先生的表述），认为魏先生为了把全部精力用在新华字典的编纂上，请叶先生出面与北大协商，希望调离北大，则不准确。有一种说法，魏先生担任新华辞书社的社长，是没有报酬的。欧阳海燕魏建功：新华字典之父引述对魏至先生的采访：“当年父亲出来主编新华字典完全是尽义务，一块钱工资都没有领过。他的工资仍由北大支付，北大的课程也继续担任着，只是抽出约一半的时间到辞书社来主持编写字典。”（新世纪周刊2007 年第 15 期，第 90 页）这一说法略为笼统。据郭戈先生考证，魏先生在 1952 年 11 月以前，他的工资由北京大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各支付一半。由于当时是供给制，人教社付小米 500 斤。此后的工资“全部由北大发给”。（郭戈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中国教育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9 页）尽管魏至先生的说法不够具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不论魏建功先生在新华辞书社工作的报酬（占工资的一半）是由人教社支付还是由北京大学支付，他都没有为此多领取报酬。更进一步说，大学教授的工作时间，在授课、备课、科研之余，总还是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但是魏先生在新华辞书社的工作，把他的工作时间占满了，“由于工作时间紧，魏建功常常把材料带回家里审阅”。（魏建功：新华字典之父，新世纪周刊2007 年第 15 期，第 90 页）这样说来，工作量加重了，收入却没有增加；魏先生确实是以事业为重，无私奉献，不计较报酬的。12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况，笔者曾撰文略做介绍10101-103，本文不再涉及。以下介绍新华辞书社在新华字典之外的另外两个选题。（一）拟议编纂的新华通俗小字典 叶圣陶先生的日记中，多次提到这部早已列入工作计划的字典。最初，这部字典并没有确定名称，但是内容无疑是新华字典的精简本。叶先生 1951 年 3 月 17 日日记：“开辞书社社务会议。现编之字典期于九月底完稿。第二季之工作，一部分为搜集资料，作将来编辞典之准备。”12173同年 5 月 24 日日记：“辞书社开社务会议。今年字典编成，继之将续编小学生字典。难题仍在无得力之人手。”12194此时距新华辞书社成立未久。由于当时对新华字典编纂的困难程度估计不足，所以这个计划只好搁置了。至 1953 年年末，新华字典第一版出版在即，这个选题又重新提起。叶先生 1953 年 12 月 4 日日记：“下午至社中心，与灿然、恽逸群偕。辞书编辑室之新华字典已完工，即将出版，今方总结工作，准备明年之工作计划。”1859这个工作计划是什么，叶先生现有日记未见提及，但他 1953 年 12 月 15日的日记说：“恽逸群与余同车归，告余日来在辞书编辑室商谈编辑小辞典，大家谈论颇有劲。”1863由此看来，这个选题无疑是辞书编辑室 1954 年的首选任务。从叶先生此后的日记看，这个选题从名称到读者对象再到编写计划，等等，愈加明晰了。编写新华字典时准备工作不足的问题也被重视起来：1953 年 12 月 28 日：“晨偕彬然至我社，缘辞书编辑室讨论新华通俗小字典之编辑计划。明年彼室拟致力于此，供具有小学程度之人使用。鉴于新华字典之计划未前定，随时变更，耗力甚多，而又未能作好，此番拟多为事先之准备工夫。各人就所拟之草案提意见。”1865 1954 年 2 月 9 日：“为小字典之编辑大纲召开座谈会。外间来者仅五人，他皆社中人。各就大纲发言，颇有修正补充处。余殊少信心，即大纲定得完善，恐实践亦未必佳。”1877 虽然叶圣陶先生通过对新华字典第一版初稿的再三修改，把编写辞书的困难考虑得更充分，对这个选题也缺乏信心；但是可以相信，编者们经过新华字典第一版的几番磨炼，会把这个选题编写得更好。可是，有三个原因导致新华通俗小字典的编写计划没有开展。首先，早在 1954 年 3 月，出版总署已考虑成立古籍出版社，人教社辞书编辑室也将归入这个新成立的出版社，这在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中明确提及19。后来，新华辞书社确定合并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这部字典的编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整个部门的隶属关系的改变，势必影响编写工作的开展。辞书编辑室多数成员在 1956 年 7 月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以后，随即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中，更不可能编纂这个选题了。其次，新华字典1954 年版的仓促上马，打乱了辞书编辑室的工作计划。新华字典1953 年版的正文是按注音字母顺序编排的。由于南方读者不熟悉这一编排方法，迫使编者们临时决定尽快编写正文按部首排列的版本（1954 年版）。这一版比前一版有不少增补和修改。此后又于 1955 年出版了 1955年版（由于重新制作纸型所做的修订，较 1954 年版改动很少），之后在 1955 年底对 1955 年版做全面的修订，出版了新华字典1957 年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一版）。所以，可以说，每次修订都是不得不为之，编者们无暇顾及这个选题了。第三，新华通俗小字典是要以新华字典为蓝本的。辞书编辑室最初的考虑是，新华字典1953 年版出版后，短时间内不会再修订。这也符合辞书修订的规律。蓝本确定了，才可以改编副产品。但是，新华字典第一版一再修订，蓝本不确定，作为副产品的新华通俗小字典也就无从编写了。刘庆隆先生新华字典编写修订的历程说：“1955 年下半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等文件。为了贯彻两会的精神和有关文件的规定，1955 年底就开始了新华的修订工作。”（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1 页）第 2 期 金欣欣 新华辞书社的成立经过与主要成就 127（二）常用字用法举例 这是一本常用字组词造句字典。这本书的编写工作虽然较新华字典启动晚，但却是新华辞书社的第一个成果，是按照吕叔湘先生建议编写的，目的是“供学文化的人学习写话”，“学习阅读”20。第一版共收常用字 2421 个（包括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常用字 1500 个、补充常用字 500 个，以及编者按照工农读物选收的 421 个较为重要的字），此后的版本又略有增加。这本书每个字（包括字头和例证）均加注注音字母，另配部分插图，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学习识字。该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3 年 5 月出版。此后曾经多次重印（1954 年第三版改书名为常用字汇，195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 1 版），印数至少达 70 余万册，为当时的扫盲运动做出了贡献。叶圣陶先生日记有这样的记录：1952 年 6 月 26 日：“建功家霖来谈辞书组拟就教部所定一千五百常用字，拼成词汇，供初识字者之用（此是叔湘创议）。”12336 1952 年 7 月 29 日：“与建功家霖诸君商常用字用法举例之初稿。教部公布之常用字一千五百，又益以较常用者五百。”12349 1952 年 8 月 19 日：“余与萧家霖、张克强、杜子勤共谈。”（引者按：“勤”当为“劲”）“彼等已编成常用字用法举例，即可付排。辞书社成立已将两载，此为第一种出品也。”12354（三）新华辞书社的出版方向 以上两种选题，与新华字典联系很紧密：新华通俗小字典是新华字典的精简本，如果新华辞书社后来没有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那么这个选题迟早会提上工作日程；常用字用法举例实际上也包含了新华字典的编纂、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新华辞书社最初的发展方向是很明确的：以新华字典为基础，不断开发以初等、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为对象的小型汉语语文辞书。当然，新华辞书社的这个最初的发展方向，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教育工作重点（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扫盲工作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所在工作单位的性质（它所隶属的出版总署编审局后来改组建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人力、物力有限等都有关系。如果当年新华辞书社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那么它至少会在小型汉语语文辞书、学生用辞书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五、结语 新华辞书社是一支兼具现代辞书学与现代语言学素养的辞书编写队伍，是经过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等多位学术大家的精心组织和培养，通过新华字典这一起点高、立意高、品位高的辞书的编纂，逐步打造成的。它对于我国在 20 世纪中叶的先进辞书学理论与编纂实践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华辞书社在 1950 年 8 月成立，至 1956 年 7 月划归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虽然仅仅存在几年时间，但是为新华字典这部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辞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字典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华字典的成功编纂经验和工作流程，以及工作中的挫折和教训，对于后来新华字典的修订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至于新华辞书社的多数成员此后参与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则又为新华辞书社增添了荣誉，为中国现代辞书编纂事业又建功劳。参考文献：1 刘庆隆.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M/.高翰卿.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 刘庆隆.叶圣陶先生和新华字典J.语文建设,2000(11):47.3 刘庆隆.新华字典编写修订的历程C/.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 龚明德.新华字典创编史况J.出版史料,2005(3):31-32.5 吴海涛.在炮火中孕育的一部工具书首版新华字典的故事J.读书文摘,2012(2):71-74.6 谢仁友.新华字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J.中国出版,2008(5):55-57.12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7 郭戈.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考述J.课程教材教法,2019(11):23-30.8 郭戈.人教社的“三社”始末纪念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建社 70 周年J.中国出版,2020(7):54-60.9 郭戈.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 70 周年J.中国教育科学,2020(4):6-16.10 金欣欣.家国情怀铸就辞书典范之作中国现代著名语文辞书新华字典第一版编纂始末J.新疆社科论坛,2018(5):97-103.11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31.12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 22 卷M.第 2 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3 曾珺.毛泽东书信背后的故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86.15 吕叔湘.怀念圣陶先生J.新文学史料,1988(3):22-25.16 商金林.叶圣陶全传: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5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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