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_赵晓峰.pdf

Mar.，2023Vol.31 No.3河南社会科学HENAN SOCIAL SCIENCES2023年3月第31卷 第3期收稿日期：2023-01-15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22ZDA101）作者简介：赵晓峰，男，法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颖，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赵晓峰，刘海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杨凌712100）摘要：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基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具体而言：一是先富与后富的张力，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二是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的张力，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以及政策驱动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是城乡分割与城乡融合的张力，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分立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断裂与弥合；四是现代化发展的渐进型与加速型之间的张力，表现为社会政策的激进型调整与渐进型调整的分歧。四重张力及其内在矛盾，共同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要破解的现实困境。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治理主体与发展动力的关系，收入分配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只有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才能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人口规模；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23）03-0051-08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与本质要求。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基础，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特殊之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与矛盾，共同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如何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又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的目标。一、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张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实现繁荣发展无法跨越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社会整体发生的转型与变迁。由于社会制度和51阶段性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呈现出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别1。中国的现代化单从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实际情况而言，就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现速度要快。在超大规模、超高速度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多重内涵：一是从价值内核来看，人民性是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渐进性是共同富裕的主要特征，全面性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共建共治共享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二是从发展进程来看，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渐进地、分阶段地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要协同推进。三是从实现步骤来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更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需要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通过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来实现全面性的共同富裕。简言之，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转向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数量性压力向结构性压力转变，呈现出老龄化程度高、人口红利下降、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流动活跃等特征。人口规模变动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密切相关：从共同富裕的规模来看，19492021年中国人口总数从5.42亿增长到14.13亿，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使得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度增加。从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来看，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巨大的年龄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阶层差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任务艰巨。其一是年龄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速度。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都达到历史较低水平，人口出生率为7.52，出生人口数量为1062.1万，比2020年减少140万人。2021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67亿。老年人口急剧增加，老龄化程度加深，未富先老的现象凸显。其二是城乡结构，近年，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农村的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甚至演变为空巢化3，影响共同富裕的全域实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城乡二元分割，城市人口远远少于农村人口。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1979年，中国城市人口数为1.8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96%，农村人口数为7.9亿，占比为81.04%。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1年，城市人口数增长到9.1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4.72%，超过农村人口数。其三是区域结构，人口高度流动加剧区域人力资本的差距，阻碍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达3.76 亿，比 2010 年 增 加 1.55 亿，增 长 幅 度 达69.73%。从人口流向来看，人口持续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向沿海、沿江地区聚集，这进一步拉大了东中西部、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其四是阶层结构，收入差距引发的阶层分化，阻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统计年鉴2022 全国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数据显示，在2021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低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32.8元，中间收入组家庭为29053.3元，高收入组家庭为85835.8元。此外，自1994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0.4，贫富悬殊，影响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公平实现。人口规模变动背后反映出的是政策、经济等条件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一个映射，更是共同富裕实现进程的一个反映。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成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张力的一个面相，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具有四重张力：一是先富与后富的张力，具体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二是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的张力，具体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以及政策驱动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是城乡分割与城乡融合的张力，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分立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断裂与弥合；四是现代化发展的渐进型与加速型之间的张力，这是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分歧与争论，具体表现为社会政策的激进型调整与渐进型调整。新时代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在社会转型52的视角下考察四重张力，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均衡、高质量发展。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先富与后富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实现的程度、水平和具体内容是不同的4。共同富裕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均平”等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如何在较低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1953年，毛泽东在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中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要求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随后，国家实行了“三大改造”，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当时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偏差，共同富裕走进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误区，呈现出同步富裕的特征5。改革开放后，在深入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论断。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在共同富裕的推进过程中，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情况，邓小平认识到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同步实现富裕，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群体实现了先富，但是先富群体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带动作用，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严重背离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为此，国家不断进行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党的十六大报告从公平角度出发，在政策上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注重收入公平，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2012年以来，国家政策强调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多措并举，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富的渐次性过程。纵观我国先富群体的致富历程，其致富方式由最初的依靠体力、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力转变为依靠智力、知识创新与人力资本，致富的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本与生产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发展的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进程加深，人口素质有待提升。人口的结构变化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不匹配，造成大量的后富群体没有抓住机遇脱贫致富，反而是先富群体更加富裕，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21年，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社会矛盾突出、信访维稳压力大等问题，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面对贫富分化、收入差距过大等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制度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人民增收的政策举措。一是实行精准扶贫。2013年开始国家提出脱贫攻坚战略，着力改善贫困状况，缩小区域、阶层、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2020年年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共享发展理念，遵循“两个提高、两个同步”的目标，政府不断推进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在初次分配方面，逐步形成市场调节、企业分配和政府监督三者相互协同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6；在再分配方面，不断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更好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重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作用。经过制度完善和实践探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着手建立城乡一体、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3.46亿人。国家不断提高对贫困人口、五保户的救助标准，加大对失业人员的保障力度。从治理角度来讲，妥善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关键是要增强社会的流动性，推动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一是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打破资本对行业的垄断，加快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促进机会公平。鼓励高收入群体先富带动后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同时，发挥税收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作用，缩小收入差距。二是要妥善处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使得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鼓53励人们通过勤劳致富、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三是要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要以增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为突破口，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主动性。要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四是要健全先富带动后富的体制机制，全面深化税收、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收入结构。三、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从区域差异到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生产力分布极不平衡，70%的工业分布在沿海地区。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之后，我国开始了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大规模进行工业迁移，改善生产力布局7。在这个时期，由国家重大项目推动的区域发展战略极大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区域均衡与区域增长的矛盾短期内是不可调和的，于是勾画了“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方案，即中央优先支持东部地区发展，待时机成熟后则由东部地区反过来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在这个时期，东部地区依靠地理区位优势和政策先发优势率先发展，中西部地区由于缺乏发展资源与政策优势发展缓慢。此外，由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东部的虹吸效应，大量中西部劳动力和人口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劣势。从近年人口迁移趋势来看，全国人口迁移表现出了向东部城市群及中西部核心城市聚集的特征。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不可避免地逐渐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愈发凸显。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是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双重影响下的结果。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大，先天条件差异客观上导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此外，各地区市场经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引导的因地制宜特征，致使不同区域发展并不平衡8。学界主要从市场化进程、转移支付9、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市场分割10等因素入手讨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整体而言，区域发展差距是由不同发展因素造成的差异在循环累积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效率上的差距11。除此之外，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差距大幅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甚至呈现出从“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演化的新趋势12。针对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国家在“八五”计划中首次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之后国家层面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2000年起，我国先后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2010年，国务院颁布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对国土空间进行科学划分和整体布局。2011年至今，中央出台“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区域规划，系统性、针对性地推动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2018年，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发布，其中提到要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妥善处理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关键是要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一是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对区域发展的调节作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要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占比。同时，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对口帮扶，鼓励东西部协作发展。二是加强要素市场与空间载体一体化建设。区域之间通过合理分工与有效合作，消除市场壁垒，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间协调发展。三是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格局。要充分发挥城市群、54都市圈的协同发展效应，以大城市发展带动中小城市发展，带动周边市县（区）的经济发展。此外，在省域范围内要加快发展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带动边缘城市的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四是要促进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调配能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实现全国统筹和区域间互助共济。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分地域、分阶段推进的，经历了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城乡问题是阻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通过建立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这种二元体制阻碍了生产要素、人员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进一步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大规模的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并显著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由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转变为鼓励经济高增长的城市全面扩张，城镇化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中国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与迁移过程，1978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7.92%上升到63.89%，呈现出“超高速度、超大规模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逐渐引发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收入差距，“大城市病”不断凸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其一，经济增长机会主要在城市，农业和农村产业所占的GDP比重低。城市人口利用住房、就业获得了比农村人口更多的物质财富13。其二，城镇化的发展，使得村庄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外流，农村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其三，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使得城市的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相匹配，引发道路拥堵、住房紧张、治安混乱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城镇化迫切需要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为基本特征，强调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最近10年，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顺利。国家不断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放开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落户限制，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此外，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在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逐步覆盖常住人口。二是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2019年，国家公布了11个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名单，要求试验区在20222025年，探索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三是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目前，我国的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GDP，城市群的集聚趋势不断增强。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妥善处理城乡发展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关键是要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城城镇化的提出与发展，既顺应了近年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的趋势，又回应了人口近域化流动的变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一是要支持综合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县城高标准建设中等规模现代化城市。县城要根据自身的独特资源优势，因地制宜，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就业容量大的产业14，如全域旅游业、有机生态农业等。二是要提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的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县城要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建设、劳动就业等领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村的生产、生活与劳动力要素向县城有序流转，促进农民增收。三是要统筹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政府要推动县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与覆盖，弥合县乡村之间在医疗卫生服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差距。四是要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政府要打破阻碍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壁垒，畅通城乡人口自由双向流动的渠道，优化城乡土地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55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五、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加速型与渐进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由共同富裕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所决定的。受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无法同步实现共同富裕15，因此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方式。历史证明，激进式发展的道路是不可取的。在共同富裕道路中，一度出现的加速型策略是行不通的，在历史的检验中是失败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从毛泽东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到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两步走”和“新三步走”，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具有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走的是渐进型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是阻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的三大阻力。这三大差距具有顽固性，其形成受到特定社会政策、历史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三大差距具有累积作用，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需要从顶层设计、政策优化的角度去扭转。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五个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些政策和举措都旨在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传统的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社会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16。消灭三大差距，要统筹协调阶层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协调发展与利益均衡，促进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渐进性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从共建角度而言，要推动利益相关者的网络聚合，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民众协同参与共同富裕的创建。各个行动主体既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特色与发展优势，也要加强沟通合作。从共治角度而言，要推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参与、协商与合作，处理好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强区域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与协调，推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及时将问题、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共享角度而言，要推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配置与差序满足。共同富裕最终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其推进过程中，要对利益相关者的资源进行统筹调配，分过程、分阶段地差序性实现所有人的共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奋斗、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共建解决的是共同富裕依靠谁的问题，即共同富裕必须是所有人都参与、大家一起奋斗勤劳致富。共治解决的是共同富裕的问题，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共享解决的则是共同富裕为了谁的问题，即经济发展成果应当为全体人民共享，让每个人都能够公平享有发展机会，鼓励每个人通过自身的奋斗获得幸福生活。共建共治的过程就是促进共富的过程，共建共治是共富的前提，共富是共建共治的目的15。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使得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要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机制。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发展的主体力量，要推动乡村能人、社区、社会组织、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到共同富裕的创建工作中。二要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和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三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统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17，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56六、结论与讨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起步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之上1。在现代化发展初期，中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在短短数十年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积累和发展。但“人口红利”效应的相对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如何辩证处理巨大人口规模与有限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打造惠及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当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的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上的重要价值，强调要始终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实际上意味着要始终将人置于现代化的核心位置。政府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其工作积极性，鼓励全体人民共同奋斗，靠勤劳智慧共同致富。整体而言，要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社会整合是指调整和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使之成为统一体系的过程或结果。面对现实存在的区域差距、地方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要积极进行政府干预和社会协同，共同调整社会矛盾，促使社会在更加平稳、和谐的氛围中快速发展。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视角来看，正确处理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内在矛盾，需要处理好治理主体与发展动力的关系、收入分配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的关系，把人口规模变为治理优势。第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共同富裕的创建，为其提供发展动力。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运用行政包干制、政治统合制等方式将各层级政府及部门的资源与力量进行整合，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层政府要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富裕治理的相关制度，统筹推进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发展。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在资源联结、政策沟通、治理评估中的作用，积极参与共同富裕的创建。村庄能人、企业要发挥其带动引领作用，增加就业岗位，拓展增收致富渠道。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稳定发展秩序。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调整好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勤劳致富，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公平，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第三，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增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基于此，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要围绕着公平正义、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展开，推动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区域均等化，全民共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其兜底保障作用，让人民群众吃得饱、穿得暖。政府要聚焦社会主要矛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精准性，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总的来说，要通过社会整合，化解社会矛盾，缓解发展差距，优化人口布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参考文献：1徐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与时代价值J.求索，2022（1）：40-49.2陆杰华，林嘉琪.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基于“七普”数据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3）：57-62，2.3马良灿，康宇兰.是“空心化”还是“空巢化”？当前中国村落社会存在形态及其演化过程辨识J.中国农村观察，2022（5）：123-130.4阎志民，刘捷.邓小平先富共富理论与我国当前先富群体问题J.新视野，2002（2）：4-6.5侯晓东，朱巧玲，万春芳.百年共同富裕：演进历程、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2022（2）：1-8.6闫少峰，杨辉.十八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启示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21（3）：100-103.577廖祖君，侯宏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历程、模式与展望J.企业经济，2021（6）：31-39.8赵晓峰，马锐，赵祥云.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及经验适用性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75-84.9孙久文，张皓.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差距演变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学家，2021（7）：63-72.10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10）：24-36.11李实，王亚柯.中国东西部地区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5（6）：16-26.12杨明洪，巨栋，涂开均.“南北差距”：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事实、成因与政策响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97-112.13贺雪峰.大城市的“脚”还是乡村的“脑”？中西部县域经济与县域城镇化的逻辑J.社会科学辑刊，2022（5）：55-62.14董雪兵.以县域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J.法治与社会，2022（10）：70-71.15殷晓元，彭静.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历史演进和实践方略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14-120.16蒋永穆，豆小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理论逻辑与初步设计J.东南学术，2022（1）：36-44，246.17李实，杨一心.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22（2）：27-41.编辑张志强张慧敏Huge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Wealth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Zhao Xiaofeng，Liu HaiyingAbstract:The huge population size is the basis of the real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and the realization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re are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between the huge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specifically：first，the tens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income gap and thewealth gap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and groups；second，the tension betwee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regionalcoordination，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due to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and the policy-drive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third，the tension between urban-ruraldivision and urban-rural The fourth is the tension between progressive and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development，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divergence between radical and progressive adjustment of socialpolicies.The fourfold tensions and their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together shap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al dilemma to be solved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To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n a country with a huge population，it i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body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dynamic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order，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Onthe basis of social integration，we insist on common construction，common governance and sharing，and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people at the core in an integrated manner.Key words：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Common Affluence；Population Size；Coordinated RegionalDevelopment；Urban-rural Integration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