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研究新进展_王琨.pdf

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研究新进展王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收稿日期:2022 07 12基金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XRZ20210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COA200243);北京市科委科学技术项目(SM202210038013)作者简介:王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斯拉法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摘要: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是需求拉动型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以自主性需求和资本存量灵活加速调整为基本特征，较好地解决了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在模型拓展过程中，随着就业率、技术进步、自主性需求结构、货币和通货膨胀等议题的引入，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对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然而，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也存在偏离斯拉法经济学、缺少价值理论的支撑、无法刻画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忽视经济发展规划等局限性。应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内对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进行合理借鉴，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关键词:斯拉法超级乘数;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不稳定性中图分类号:F061 2;F091 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23)02 046 13自索洛模型提出以来，旨在对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行严格形式化表述，并将萨伊定律和生产要素相互替代作为核心要件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便成为增长分析及政策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黄金 30 年”结束之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均出现了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情况，这对强调长期稳定增长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了解决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奠基人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及其合作者史无前例地构建了长期增长率下降的内生增长模型，但出于维护新古典增长理论正统地位的考虑，他们的数值模拟实验仍然提供了社会福利增进的充分可能性。1 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尖锐地指出，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的缺陷时，经常采取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从而阻碍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2 无独有偶，针对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紧缩政策并未带来全球经济复苏的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认为，乘数效应实际上远比主流经济学家设想的大，凯恩斯效应在长期依然存在。3 于是，强调有效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但长期被视为“异端”学说的需求拉动型增长理论得以再次进入学界和政界的视野。其中，以自主性需求和资本存量灵活加速调整为特征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解决了传统需求拉动型增长理论的内部逻辑不一致问题，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关注还很少，相关文献极为稀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基于古典剩余分析方法的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石，还要积极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鉴于此，系统梳理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对64于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理论起源哈罗德增长模型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态进行了最早的形式化表述，但其增长路径的内在不稳定性极大地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因此，各学派的学者从不同思路出发尝试解决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初衷就在于为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提供异于新古典分析范式且内在逻辑一致的解决方案。1 哈罗德增长模型及其不稳定性以乘数和加速数效应为基础，哈罗德(Roy Harrod)试图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扩展到长期。4 5 16 34他假定:(1)经济体是不包含政府部门的封闭经济;(2)生产单一产品，并由同质的劳动力和固定资本(由产品构成)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出来;(3)劳动力不构成对生产扩张的限制，其增长率为外生给定;(4)存在固定的产能利用率及资本产出比;(5)投资决策独立于储蓄决策，储蓄决策由固定的边际储蓄倾向决定。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上，哈罗德增长模型由 6 个关键方程构成:Yt=It/s(1)gKt+1=It/Kt=StYtY*tKtYtY*t=svut(2)gKt+1=gKt 1+gIt)(1+gK()t(3)gIt=gKt=svut(4)gW=sv(5)gL=n(6)方程(1)是均衡条件，即储蓄等于投资的变形，Yt为 t 时期的总收入(产出)，s 为固定的边际储蓄倾向，因此，sYt为 t 时期的总储蓄，It为 t 时期的总投资，均衡时二者相等。于是，在投资决策具有独立性的基础上，产出由投资决定，实际产出增长率由投资增长率决定。方程(2)是均衡条件的动态形式，被哈罗德称为“基本方程”，通过在储蓄等于投资等式两边同除以 t 时期的资本存量 Kt得到，gKt+1为资本积累率(资本存量增长率)，等于以资本存量为标准衡量的储蓄率StKt(St为 t 时期的总储蓄)，后者又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平均储蓄倾向StYt(哈罗德模型中没有自主性支出，平均储蓄倾向等于边际储蓄倾向 s)，正常产能利用率条件下资本产出比的倒数Y*tKt=1v(Y*t为正常产能利用率产出)，实际产能利用率YtY*t=ut。方程(3)通过递归形式表明了投资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的关系，在长期二者趋于相等。方程(4)将(2)、(3)式结合起来，表明均衡状态下投资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以资本存量为标准衡量的储蓄率相等。方程(5)通过将(4)式的实际产能利用率规定为正常产能利用率(取值1)得到，哈罗德称之为有保证的增长率。方程(6)为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个模型表明理想的长期均衡增长率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在此状态下，资本家不会改变自己的预期和行为，经济将处于稳定增长状态。然而，现实中没有理由认为独立决定的投资增长率总是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一旦投资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有保证的增长率，经济将永久偏离有保证增长率的轨道，进入持74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研究新进展续扩张或持久衰退的路径，产生不稳定性。此外，也没有理由认为投资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能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等，因此，经济可能长期面临失业率上升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总之，各自独立决定的三种增长率相等的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巧合，不稳定性是哈罗德增长模型的本质特征。2 解决哈罗德不稳定性的马兰沃方案及斯拉法超级乘数哈罗德模型产生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是分别独立决定的，在人为限定了唯一且固定不变的有保证增长率以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确保实际增长率总是处于有保证增长率的水平。这种可能具有爆炸性或衰退性特征的不稳定增长路径明显与实践不符，因而极大地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此后，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对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的解决思路，法国经济学家马兰沃(Edmond Malinvaud)在 20 世纪 80 年代总结了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搭建了解决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的基本框架。6 622 624我们以方程(4)为基础具体阐述解决哈罗德不稳定性的马兰沃方案。马兰沃指出，解决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放弃对有保证增长率的某些人为限定，进而建立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之间的自动调节机制。具体方案又包括:调整资本产出比，调整储蓄率，调整产能利用率，引入自主性支出。方程(4)表明，均衡增长率可能持续偏离唯一且固定不变的有保证增长率(s/v)，为了解决这一不稳定性问题，就需要放松对有保证增长率的人为限制，允许某些参数自行调整，从而使二者趋于一致。第一条思路是保持边际储蓄倾向和产能利用率不变，允许资本产出比变动，这种解决方案被新古典学派所采用。产能利用率不变限定了资本的利用水平，这时资本产出比要发生变化就只能通过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运动引起要素使用比例的调整，最终确保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增长率的一致性。然而，新古典学派的解决方案存在明显不足，除了在资本度量问题上进行循环论证这一严重的理论缺陷外，实践上也面临诸多挑战，因而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7 第二条思路是保持资本产出比和产能利用率不变，允许边际储蓄倾向变动，这种解决方案被新剑桥学派所采用。当由投资增长率决定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不一致时，资本家通过产品加价比例的变动改变国民收入中的工资和利润份额，由于工人和资本家具有不同的边际储蓄倾向，收入分配的变动将改变总的边际储蓄倾向，从而可以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向实际增长率收敛创造条件。新剑桥学派的解决方案仍然存在不足，理论上表现为短期动态和长期动态分别对应产出和价格两种完全不同的调整机制，实践上则被多个经验研究所证伪，因而逐渐被新的解决方案所取代。8 第三条思路是保持边际储蓄倾向和资本产出比不变，允许产能利用率变动，这种解决方案被新卡莱斯基学派所采用。当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不一致时，产能利用率会发生变化，以保证由实际增长率确定的增长路径最终能够处于稳定状态。新卡莱斯基学派的解决方案试图用单一的产出调整机制取代新剑桥学派的二元调整机制，以规避后者内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却又带来了新的难题。以实际增长率决定的增长路径作为稳定均衡状态意味着对哈罗德有保证增长率的抛弃，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又无法脱离与有保证增长率“共生”的正常产能利用率这一“标杆”概念，因而陷入了两难困境。此外，很多经验证据并不支持实际产能利用率对正常产能利用率的长期偏离。实际上，新卡莱斯基学派内部的一些学者已经承认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具有难以解决的逻辑缺陷。9 第四条思路是保持资本产出比和长期产能利用率不变，允许平均储蓄倾向变动，这种解决方案被斯拉法超级乘数学派所采用。前三种解决方案都假定了由边际储蓄倾向决定的总储蓄与投资相等，但马兰沃认为，总储蓄中的一部分可能作为政府支出的来源，因此，总储蓄未必与总投资相等。6 623一旦引入政府支出，总储蓄就必然大于总投资，这使得与总投资相等的储蓄具有了一定伸缩性，为解决哈罗德不稳定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遗憾的是，大多数增长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能够直接创造产能的842023 年第 2 期投资，导致马兰沃的第四种解决方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忽视了。沿着这一思路出发，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塞拉诺(Franklin Serrano)和弗雷塔斯(Fabio Freitas)最终建立了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10 通过引入非产能创造的自主性需求成分，与总投资相等的就不再是由边际储蓄倾向决定的总储蓄，而是由平均储蓄倾向决定的储蓄量，方程(4)和(5)中的边际储蓄倾向 s 被平均储蓄倾向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当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时，平均储蓄倾向的调整通过由自主性需求引致的超级乘数效应为二者的趋同创造了条件。二、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基本结构“斯拉法超级乘数”这一解决方案提出以来，塞拉诺及其合作者通过一系列文献阐述了基准模型的技术细节，10 13 我们在整合各版本模型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简要介绍其基本结构。1 基本假设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为:(1)经济体是不包含政府部门的封闭经济;(2)使用由同质劳动和同质固定资本按固定比例系数确定的生产技术生产单一产品;(3)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且劳动力增长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4)存在额外产能且正常产能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5)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自主性需求三部分构成;(6)消费和投资都是引致性的，消费取决于当期产出和边际消费倾向，投资取决于当期产出和边际投资倾向;(7)边际消费倾向由收入分配状况决定，边际投资倾向由正常资本产出比和预期经济增长率决定;(8)预期经济增长率在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通过灵活修正的方式进行调整;(9)自主性需求不影响产能且不受当期生产状况的制约，其水平和增长率均为外生给定;(10)收入分配具有外生给定的古典剩余形式，工资和利润份额固定，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利润收入用于投资和自主性支出。2 动态系统在遵循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可由方程系统进行形式化表述:Y*t=MinKtv，aLt=Ktv(7)Yt=Ct+It+Zt(8)Ct=cYt=Yt(9)It=hYt=vgetYt=sYt Zt=s ZtY()tYt=sfYt(10)get=gt1+(1 )get1(11)Yt=1/(1 c vget)Zt=1/(s vget)Zt(12)gKt+1=ItKt=ItYtYtY*tY*tKt=utget(13)ut=YtY*t=Yt1Y*t1(1+gt)(1+gKt)=1+gt1+gK()tut1(14)方程(7)表示现有资本存量处于正常产能利用率时的产出水平，即产能产出，在劳动力不构成约束(a 为劳动力对产出的影响系数)的情况下，产能产出的增长率由资本存量增长率决定。方程(8)表示总产出和总需求相等的均衡条件，总需求分为消费(Ct)、投资(It)和自主性需求(Zt)三部分，自主性需求的水平和增长率都是外生给定的。方程(9)表示消费完全是引致性的，由当期产出(收入)水平 Yt和边94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研究新进展际消费倾向决定，由于消费全部来源于工资收入，总消费必然取决于国民收入中的工资份额()。方程(10)表示投资完全是引致性的，由当期产出和边际投资倾向决定，边际投资倾向一方面取决于正常产能利用率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另一方面取决于预期产出增长率。在均衡时，边际投资倾向等于平均储蓄倾向 S ztY()t，即边际储蓄倾向与调节分数(f=It/(It+Zt)的乘积，其取值严格小于边际储蓄倾向。方程(11)表示预期产出增长率的形成方式为灵活调整的适应性预期形式，当期的预期产出增长率一方面取决于前一时期的预期产出增长率，另一方面取决于前一时期实际产出增长率和预期产出增长率的误差，误差将以既定的速率(0 1)逐渐得到修正。方程(12)表示均衡的产出水平由自主性需求和超级乘数(1/(1 c vget)决定，该乘数融合了传统的消费乘数效应及投资加速效应，因此被称为“超级乘数”。方程(13)表示资本积累率取决于实际产能利用率和预期产出增长率。方程(14)以递归的形式表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由产出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3 主要结论首先，经济增长是由需求特别是自主性需求拉动的。方程(11)(14)能够化简为以 g 和 ge表示的差分方程系统:gt=z+v(1+z)(gt1 get1)s vget(15)get=gt1+(1 )get1(16)在均衡状态，ge=gK=g*=z，即预期产出增长率等于资本积累率等于实际产出增长率(产能产出增长率)，这些增长率又由自主性支出增长率(z)决定。不同于由供给侧驱动的新古典主流增长理论，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强调需求侧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长期持续的有效需求特别是自主性需求能够自动引起供给侧产出的调整，使产能最终与需求相匹配。其次，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较好地解决了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通过以可变的平均储蓄倾向重新定义哈罗德有保证的增长率，在资本存量灵活调整的加速效应下，斯拉法超级乘数模型使有保证的增长率向自主性需求决定的增长率收敛。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当宽泛的条件下，自主性需求决定的均衡增长路径是稳定的。此外，方程(13)和(14)表明，在均衡状态下，ut=1，产能利用率等于正常产能利用率。不同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中长期产能利用率根据总需求变化进行调整的机制，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使长期产能利用率趋于正常水平。因此，均衡状态的产能变化确保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增长率相一致。总之，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长期均衡路径具有一系列良好的性质:第一，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在正常产能利用率水平运行;第二，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具有需求拉动的特征，有保证的增长率向自主性需求增长率收敛;第三，在灵活调整的加速效应下，长期均衡增长路径是稳定的。再次，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存在极限。不同于后凯恩斯学派某些学者提出的需求拉动型增长不应受到供给约束的观点，斯拉法超级乘数模型中需求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存在上限。一方面，均衡增长路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超级乘数大于 0，这意味着在均衡路径附近边际投资倾向(h)始终小于边际储蓄倾向(s)，h s 又等价于 gesv，均衡路径附近 ge趋近于 z，因而有 z sv。于是，需求拉动型增长只有在自主性需求增长率严格小于哈罗德有保证的增长率时才成立。另一方面，均衡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需要为灵活加速的投资增长率预留空间，这就进一步限制了自主性需求的增长率。事实上，一旦自主性需求的增长率超过哈罗德有保证的增长率这一上限，自主性需求的增加将引起总需求的无限扩张，这种情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一定程度上支持“节俭悖论”和“成本悖论”。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052023 年第 2 期学相关文献中，“节俭悖论”指边际储蓄倾向提高引起的产出下降现象，“成本悖论”指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提高引起的产出增加现象。在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中，方程(12)表明边际储蓄倾向提高和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降低都能够降低超级乘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产出下降。然而，由于长期均衡增长率由外生的自主性需求增长率决定，不取决于边际储蓄倾向和工资份额，因此，“节俭悖论”和“成本悖论”只具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三、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拓展基准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结构较为简单，省略了一些重要内容。在坚持核心假设的前提下，很多学者对模型进行了拓展，使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更具有解释力。1 引入就业率在哈罗德增长模型中，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分别独立决定的，一旦三者不相等就会产生不稳定性。基准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解决了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相等可能造成的不稳定性问题，但没有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问题。事实上，由自主性需求增长率决定的就业增长率未必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等，由此可能造成长期持续的充分就业或零就业，而任何一种情况都与经验事实不符。为了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还必须将稳定的就业率引入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以解决有保证的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一致的问题。实现有保证的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趋同有三条思路:一是使有保证增长率向人口自然增长率收敛;二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向有保证增长率收敛;三是在有保证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引入自动的调节变量。沿着第一条思路，在坚持外生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基础上，阿兰(Olivier Allain)引进了基本消费需求这一概念。14 基本消费需求是任何人(无论有无工作)为了维持生存都必须满足的生理需要，本身不受收入变化的影响。对于没有工作的人口，其基本消费需求由社会收入再分配制度予以保障。对于就业者，其总收入中剔除基本消费需求的部分才能作为引致性消费的来源，基本消费需求构成了总消费中的自主性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方程(9)被修正为:C=0N+c(1 )Y 0N，N 为总人口，0为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为利润份额，简单变形可得到:C=c(1 )Y+(1 c)0N，(1 c)0N 即自主性消费 Z。在这个拓展模型中，自主性消费 Z 的增长率决定均衡的有保证增长率，而 Z 的增长率又等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借助基本消费需求这一渠道，有保证的增长率能够自动向人口自然增长率收敛，就业率也保持稳定。然而，长期固定的人均基本消费需求设定过于脱离现实，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阿兰对基本消费需求进行了动态化处理，将总需求方程修正为:C=wN+c(1 )Y wN，w 为实际工资，为大于 0 小于 1 的参数，aw 表示占实际工资特定比例的动态基本消费需求，其值随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增加。15 修正的模型更贴近经济增长的现实特征，但仍存在明显不足:当自主性需求仅包括基本消费需求时，有保证的增长率能够向人口自然增长率收敛;一旦引入出口、政府消费等成分，自主性需求便不再完全由人口因素决定，有保证的增长率也没有理由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等，就业率将不再稳定。沿着第二条思路，在不引入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纳(Won Jun Nah)和拉沃(Marc Lavoie)重新定义了自然增长率，他们认为自然增长率应当用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后者既取决于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取决于随时流进和流出就业人口的劳动力后备军变动情况。16 劳动力后备军能够对经济形势的变动做出反应，当实际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时，将有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后备军的行列，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增长率便会提高;反之亦然。因此，通过引入劳动力后备军这项调节因素，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增长率向有保证的增长率收敛，就业率也得以实15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研究新进展现稳定。然而，后备军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意味着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与宏观经济形势构成正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撑。17 2 引入技术进步解决有保证的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一致问题的第三条思路是引入技术进步。帕里(ThomasPally)认为，如果存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就业增长率就不仅取决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还受到技术进步速度的影响，更快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速度能够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18 此外，就业状况也会影响技术进步，更高的就业率可能引起工资上涨，进而侵蚀企业利润。为了增强议价能力，恢复合意的利润率，企业倾向于采用节约劳动的生产技术。基于此，帕里在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中引入了卡尔多希克斯技术进步函数，其形式为:ga=(gK，E)，E 为就业率，其一阶偏导数满足:gK0，E0。卡尔多希克斯技术进步函数打通了资本积累率、技术进步率和就业率之间的联系，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外生给定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充当了有保证的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的调节变量。高于自然增长率的有保证增长率将引起就业率上升，更高的就业率导致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速度加快，进而降低了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并最终形成稳定的就业率。卡尔多希克斯技术进步函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一致情况下出现的稳定就业率提供了解释。然而，由于仅刻画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当增长过程中还存在其他技术进步形式时，有保证的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未必能够被完全消除。卡尔多希克斯技术进步函数以“干中学”的方式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分析工具。很多学者将该技术进步函数及其变种形式引入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刻画了有效需求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19 22 卡尔多希克斯技术进步函数主要从加速效应的角度刻画总需求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一些学者还从乘数效应的角度探讨了自主性需求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切萨拉托(Sergio Cesaratto)、塞拉诺和斯蒂拉蒂(Antonella Stirati)认为，自主性需求中的商业支出部分包括企业的研发支出，这部分支出虽然不创造产出，却是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新生产技术的基本来源，因此，自主性研发需求的增长最终必将促进技术进步。23 德雷迪(Matteo Deleidi)和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进一步指出，企业的研发支出明显受到旨在促进创新活动的政府支出的影响，他们把这类政府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一并引入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24 在这个拓展模型中，促进创新活动的政府支出增加具有双重超级乘数效应:一方面通过超级乘数直接拉动总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刺激企业研发支出间接带动总产出的增长。不同于上述从自主性需求视角考察企业研发支出的研究，诺玛勒(nder Nomaler)、斯皮诺拉(Danilo Spinola)和沃斯佩根(Bart Verspagen)以引致性方式将企业研发支出引入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这等价于边际投资倾向的提高，因此，超级乘数也相应增大，在自主性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研发支出通过直接改变超级乘数扩大了产出。22 针对从不同角度引入企业研发支出可能造成的逻辑不一致问题，卡米纳蒂(MauroCaminati)和索尔迪(Serena Sordi)将企业研发支出分为引致性的技术现代化支出和自主性的科学研究支出两部分，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科学研究支出进行了内生化处理。25 在这个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中，自主性需求增长率决定资本积累率、技术进步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结论并没有改变。与基准模型不同的是，由于科学研究支出被内生化了，其自主性程度受到削弱，仅具有“半自主性”特征。半自主性支出的变动受到资本存量的影响，因此，均衡增长路径除了具有需求拉动的特征，还表现出了明显的路径依赖，资本存量更多的国家有更大的增长空间。3 引入自主性需求结构研发类自主性支出的引入为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自主性需求的增长效应提供了思路。学者们分别构建了包含政府消费、资本家自主性消费、居民信贷消费以及出口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26 32 德252023 年第 2 期雷迪和马祖卡托同时引入了以上所有类型的自主性需求。33 虽然没有改变基准模型的主要结论，但这些拓展模型中的自主性需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菲比格(Brett Fiebiger)和拉沃认为，不存在完全自主的需求类型，自主性需求本质上都是“半自主”的，长期必定受到累积性经济活动的制约。34 基于此，一些学者对不同类型的自主性需求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布罗希尔(Ldia Brochier)和马塞杜埃席尔瓦(Macedo e Silva)通过引入财富和私人债务实现了信贷消费的内生化，斯科特(Peter Skott)、桑托斯(CostaSantos)和欧瑞洛(Costa Oreiro)通过引入税收和政府债务实现了政府消费的内生化，诺玛勒、斯皮诺拉和沃斯佩根通过引入研发资本和金融资产实现了研发支出的内生化。22 35 36 在这些内生增长模型中，基准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揭示的主要结论均没有改变，与卡米纳蒂和索尔迪的模型类似，长期稳定的均衡增长状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4 引入内生货币和通货膨胀对自主性需求的内生化处理使得货币供给内生化成为了必然要求。切萨拉托和布基亚尼科(Stefa-no Di Bucchianico)指出，自主性需求及其引致需求的顺利实现必定要通过内生货币创造予以保障，因此，内生货币理论与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37 不过，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引入不仅使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中的通货膨胀现象成为常态，还催生了“债务拉动型”经济增长，进而为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不同于上述通过银行及金融机构引入内生货币和通货膨胀的方法，纳和拉沃在权益冲突的框架下，通过引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将通货膨胀和货币创造内生化了。16 工人和资本家对实际工资有完全不同的诉求，工人倾向于较高的实际工资，资本家倾向于较低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低于工人的目标实际工资会引起名义工资上涨，实际工资高于资本家的目标实际工资会引起物价上涨，两者都会产生对货币创造的内生要求，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实际工资由工人和资本家的议价能力决定，工人的议价能力又取决于现实的失业率。然而，长期均衡状态下稳定的失业率未必能够使工人的议价能力达到将工人的目标实际工资、资本家的目标实际工资与现实实际工资拉平的程度，因此，与工资膨胀率和物价膨胀率相等的通货膨胀率将长期存在。纳和拉沃的方法在引入内生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将收入分配内生化了，这为构建完全内生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布罗希尔通过同时引入存量流量一致框架、卡尔多希克斯技术进步函数、权益冲突型通货膨胀，将就业率、技术进步、自主性需求、收入分配、货币和通货膨胀全部内生化，构建了迄今最完善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38 这个模型不仅维持了基准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所揭示的主要结论，还使“节俭悖论”及“成本悖论”具有了增长效应 边际储蓄倾向降低或工资份额上升既能够提高产出水平又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四、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具有良好的性质，现有文献主要从自主性需求的增长效应、引致性投资的灵活加速效应以及正常产能利用率的稳定效应三方面为其提供经验支撑。1 自主性需求的增长效应一些学者考察了特殊类型的自主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美国 1947 2018 年的季度数据，德雷迪和马祖卡托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的方法估计了政府消费增加的增长效应，发现政府支出的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持久的正向影响。24 佩雷斯蒙铁尔(Prez Montiel)和帕里博尼(Riccardo Pariboni)聚焦于住宅投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使用不对称格兰杰因果方法对美国 1960 2019 年的季度35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研究新进展数据进行统计检验，证实了住宅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39 另有一些学者考察了包含家庭信贷消费、政府消费以及出口的一般自主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欧洲 16 个国家 1995 2018 年的面板数据，佩雷斯蒙铁尔和马内拉(Carles Manera)使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测算了自主性需求的增长效应，结果不仅证实了自主性需求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揭示了二者在长期呈现出的接近1 1的变动关系，从而为自主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提供了较充分的数据支撑。40 不过，上述研究中自主性需求是通过对家庭信贷消费、政府消费以及出口进行简单加总得到的。波特拉卡尔博(Portella Carb)和德琼(Oscar Dejun)发现，自主性需求中的不同部分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简单加总可能会掩盖这些重要的经济关系。41 针对简单加总存在的缺陷，佩雷斯蒙铁尔和马内拉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自主性需求的综合衡量指标，随后使用不对称格兰杰因果方法对美国 1960 2020 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显示自主性需求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2 吉拉迪(Daniele Girardi)、梅洛尼(Walter Paternesi Meloni)和斯蒂拉蒂以 34 个 OECD 国家 1960 2015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别使用动态双向固定效应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全面地分析了自主性需求的增长效应。他们发现自主性需求扩张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对就业率、技术进步率、资本积累率和通货膨胀率产生了持久的正向影响，这就为拓展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提供了经验支撑。43 2 引致性投资的灵活加速效应超级乘数框架下与引致性投资相关的经验研究主要涉及两类问题:一是自主性需求变动能否引起边际投资倾向的变动;二是边际投资倾向能否进行灵活调整。就第一类问题而言，基于 20 个 OECD 国家 1960 2016 年的面板数据，吉拉迪和帕里博尼分别使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和半参数局部投影法检验了自主性需求对边际投资倾向的影响，发现自主性需求增长 1 个百分点在长期将引起边际投资倾向上升1.5 个百分点，证实了自主性需求对边际投资倾向的带动作用。44 此外，他们还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美国 1947 2014 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同样支持自主性需求提高边际投资倾向的结论。45 就第二类问题而言，以美国 1985 2017 年的宏观数据为基础，哈鲁斯卡(Guilherme Haluska)、布拉加(Julia Braga)和苏马(Ricardo Summa)使用广义矩估计法测算了经济增长率对边际投资倾向的影响，发现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1 个百分点仅使当期投资份额上升 0.075 个百分点，这就为投资的灵活加速效应提供了经验支撑。46 布拉加使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分别对巴西 1962 2015 年的季度和年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滞后的经济增长率对边际投资倾向的影响系数仅为 0.097，进一步证实了边际投资倾向灵活调整的结论。47 3 正常产能利用率的稳定效应经济增长率对边际投资倾向产生正向影响的经验事实已经暗含了长期产能利用率趋于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可能性，为了检验正常产能利用率的稳定效应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一些学者深入分析了长期的产能利用状况。基于美国制造业部门1955 2012 年的季度数据，肖德(Christian Schoder)使用向量自回归方法考察了实际产出、全产能产出和预期产出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外生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存在。48 德雷迪、加恩(Santiago Jos Gahn)和帕里博尼分别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法和局部投影法分析了美国 1949 2019 年的月度数据，发现持久性的需求冲击并不会对产能利用率造成持久性影响，因此，长期产能利用率具有保持稳定的倾向。49 加恩和冈萨雷斯(Alejandro Gonzalez)对21 个欧美国家1996 201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长期产能利用率都维持在75%80%之间，没有随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发生明显改变。样本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增长率均存在差异，长期产能利用率却都收敛于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这一事实为长期产能利用率趋于稳定的正常产能利用率提供了经验证据。50 452023 年第 2 期五、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局限性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为完善需求拉动型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撑，但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第一，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偏离了斯拉法经济学。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初衷是为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提供逻辑一致的全新解决方案，为此引入了自主性需求以及投资的灵活调整机制，这一思路与希克斯处理商业周期的方法有相似之处。斯科特、桑托斯和欧瑞洛认为，自主性需求和超级乘数与斯拉法的理论并没有明显关联，“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这个术语具有一定的误导性。36 事实上，在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奠基性文献中，塞拉诺已经指明了模型的“斯拉法特征”:一是采用斯拉法复兴的古典剩余分析方法;二是投资调整机制基于古典自由竞争和平均利润率。11 遗憾的是，在不断拓展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过程中，学者们逐渐将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作为了唯一重要的问题，却忽略了模型的“斯拉法内核”。针对这一问题，切萨拉托和布基亚尼科中肯地指出，经济剩余、正常价格、联合生产和社会制度才是斯拉法经济学的核心，离开了核心原理，正常产能利用率、资本产出比、预期产出增长率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51 只有引入这些问题，“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这一术语才称得上“名副其实”，“超级乘数”才有其坚实的“斯拉法内核”，需求拉动型增长理论中正常产能利用率、资本产出比等长期混乱不清的概念才可能得到清晰的界定。第二，自主性需求的内生化没有考虑未来经济发展规划。基准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中自主性需求完全是外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对增长问题的解释力。拓展的模型尝试对信贷消费、政府消费、研发支出和出口进行内生化处理，但都将财富存量作为了内生自主性需求的重要依据，由此产生了路径依赖的结论，这就使得模型很难解释现实中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现象，因而限制了其适用范围。事实上，在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的奠基性文献中，塞拉诺曾指出:技术条件、制度环境、税收政策、国际竞争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自主性需求，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财富存量是自主性需求的唯一决定因素。11 不过，尽管塞拉诺本人对自主性需求的内生化持怀疑态度，新古典增长理论由外生到内生的发展过程依然揭示了内生化自主性需求的可能性。对自主性需求内生化研究的焦点一旦由自主性需求的具体形式及影响因素转向自主性需求的生成过程，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就可能进入人们的视野。一国的未来经济发展规划能够同时对信贷消费、政府消费、研发支出产生持久性影响，这将为从自主性需求内生化的角度进一步完善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提供新的思路。六、结论与启示通过引入自主性需求和投资的灵活加速调整机制，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解决了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在理论层面上，随着就业率、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