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_刘洁.pdf

2023年第2期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刘洁摘要孑民图书室是解放战争时期受中共北京大学地下党领导的、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以借阅革命文献为特点的图书馆。在其存在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孑民图书室向北京大学学生及北平中学生群体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加速了青年学生思想层面的革命化，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北平解放后，随着新的历史时期任务的变化，孑民图书室将全部藏书移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永久组成部分，也开始了其向知识传播机构回归的学术化历程。考察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对于增进了解北京地区青年运动史、北京大学校史、以及图书馆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孑民图书室解放战争北京大学青年运动北京大学图书馆分类号 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文教机构，为学习、研究和文化传承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在特定历史时期，图书馆也会成为传播革命文献与革命思想的枢纽，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历史变革。成立于 年的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孑民图书室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政治功能突出的图书馆。该室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由北大学生创办，以借阅革命文献为工作重点。年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孑民图书室的使命告一段落，全部图书移交北大图书馆，成为北大图书馆馆藏的永久组成部分。孑民图书室的存在时间虽仅一年半，却在北大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或是将孑民图书室作为北 京 近 代 图 书 馆 发 展 史 的 组 成 部 分 加 以 看待，或是强调其与近现代作家之间的关联，对于其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此外，一些亲历者的叙述虽然注意到该室的革命政治功能，但只是属于史料的范畴，未作深入研究。本文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北大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日记、报刊、忆述资料等，试图还原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孑民图书室，以期推进北京青年运动史、北大革命史、北大图书馆史的相关研究。在革命运动中诞生抗战胜利后的北大图书馆是当时全国馆藏最丰富的大学图书馆，在战前北大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新增伪北大时期收入的木犀轩李盛铎藏书，又于 年至 年间多次接收、购买各类机构藏书和私人藏书，馆藏量急剧攀升。年馆藏量达大学图书馆学报 刘洁，邮箱：。关于孑民图书室的创办，一种观点认为该室由北大学生创办，如“孑民图书室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大学生自己创办的进步图书机构”（见李庆聪、吴晞编：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页）。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室由学生自治会创办，如“孑民图书室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一个进步图书机构”（见吴晞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事实上，孑民图书室成立于 年 月 日，其时北大学生自治会尚未成立（直至 年 月 日才成立），由院系联合会代行自治会的职能，故从时间来看，该室不可能由学生自治会创办。此外，据藏于北大档案馆的 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为筹办孑民图书室给胡校长的报告，该室向校方登记备案时也是以院系联合会的名义进行，而非学生自治会（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 第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考虑到自治会和院系联合会均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本文采用孑民图书室是“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由北大学生创办的”图书机构进行表述。2023年第2期 册，年 北 平 解 放 前 夕 达 到 册（）。又据档案所载，年北大图书馆经费开支占学校总支出的，可见北大校方相当重视图书资源建设。那么，坐拥百城的北大学生，为何另行成立孑民图书室？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主要是当时北大学生迫切渴望学习革命理论的结果。年至 年，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在中共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大学生多次走在北平学生运动的前列，校内出现了许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及中共政纲的左翼读书会。但这些读书会所需要的革命文献却不易获得，这是因为：一、国统区通胀严重，青年学生的购书能力十分有限，而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书刊的 订购不足（），一 些 左翼 报 刊如 文 汇报、新华日报 等几乎不购（），尽管学生多次促请图书馆增订左翼书刊，均遭拒绝；二、一些革命书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印刷品，其出版传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受以上因素影响，革命文献十分难获取，学生们便将各自的左翼书刊凑到一起，形成一批公用书刊。北大大一学生会就是用这个办法积累了一百多本书刊，形成孑民图书室的雏型（）。北平其他大学的学生也用类似办法成立了左翼图书馆，如清华大学的一二一图书室等。年秋，大一学生即将升入大二，“大一学生会”行将解散，该如何处理这些书刊？大一学生会主席、史学系地下党员周桂棠和他的同班同学陈宗奇决定以这批图书为基础，成立一个以借阅革命文献为特色的图书室，受北大院系联合会领导。周桂棠先是将书交给史学系同学戴秉衡保管，很快，陈宗奇也参加保管（），几个人立即开始创办图书室的行动。首先，他们需要确定图书室的名称和宗旨。经过商议，决定以老校长蔡元培的字“孑民”来命名图书室，这样一是寓意“兼容并包”的办馆宗旨，易于得到北大师生的好感；二是政治色彩有所淡化，有利于安全。与之相应，藏书种类也尽量做到兼容并包，不局限于革命文献。名称和宗旨确定下来之后，图书室开始募集图书，很快募到 余册图书，加上大一学生会原有的 多册书，至正式成立时，共有约 册图书 （）。其次，孑民图书室的成立本就是在校图书馆的基础上另起炉灶，本身也设在北大校内，这就必须取得校方的谅解和支持。为此，图书室首先尝试争取校长胡适的支持。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胡适对孑民图书室的态度是：“认为学校有图书馆，这事没有必要”。另一份成稿于 年月的内部工作报告则写道：“因为和学校的关系没有弄好，尤其是胡适的态度一直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所以使她的发展受到地方的限制，直到现在仍然是在一间很小的房间中”。由此可知，胡适并不赞成成立孑民图书室，因此该室只能以原“大一学生会”的 社 址 为 阅 览 室，是 为 红 楼 一 层 号房间（）。在胡适处受挫后，图书室转而寻求教授们的支持，写信聘请他们担任图书室名誉导师。为礼貌起见，学生们也给胡适寄了聘书：“本会经过数日筹备，已大致就绪，为纪念蔡孑民先生起见，拟定名为孑民图书室。并拟请校长为名誉顾问，指示一切”。尽管北大图书馆所藏的油印版 孑民图书室组织大纲 的“我们的导师”一栏中有胡适，但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成稿于 年月的文件，聘书寄出后，胡适“却一直没将允聘书交回”，意即胡适没有允聘。考虑到胡适最初就不赞成成立该室，本文倾向于认为，他没有答应担任导师。胡适此举自有其考量所在，他心知学生创办孑民图书室是为了传播革命思想，身居国统区大学校长位置的他，自不便加以支持。虽然胡适态度如此，其他教授却大多欣然允聘。考察其中缘由，一是一些教授希望借此了解中共的政纲和解放区情况，二是也有一些教授对成立图书室的政治意图不甚了解。诚如该室的工作报告所言：“大部分教授觉得这是一种学术性的东西，所以不会理解到她所起的别的作用”。由于得到教授的支持，孑民图书室在和校方交涉时就获得了转圜的余地，相当于获得“半合法”地位。以此之故，年月，在提及校方的态度时，该室自嘲道：校方“起 初 在 表 面 上 反 对，现 在 表 面 上 也 敷 衍 敷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 刘洁 ：大一学生（级学生）是解放战争时期北大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的群体，在全校学生自治会尚未成立时，大一学生会率先于 年初成立。年下半年，戴秉衡离开北京大学，奔赴解放区，改名戴逸。2023年第2期衍”。有了一些书刊，有了阅览室，有了教授们作为名誉导师，孑民图书室开馆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遂于 年 月 日正式成立。图书室下设管理股、募集股、资料研究股、总务股、编目股、联络股等机构。在隶属关系上，图书室先是受北大院系联合会领导，年 月北大学生自治会成立后，改隶于学生自治会学艺部。由于学生自治会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故该室实际上也是中共地下党工作的组成部分。在革命中艰难发展孑民图书室成立后，面临扩充书刊、图书编目、筹集经费、寻找房源等日常性困难。本节就这些日常性困难展开讨论。第一，由于缺乏资金，图书室面临扩充书刊的难题。为此，他们采取了以下办法。一是在校内师生中募集图书，发动师生捐献多余书刊。二是利用捐款买书。三是经沈从文等名誉导师介绍，给各出版社和文化名人写信募书。沈从文不但直接写信向朋友们募书，还给学生提供募书线索，譬如让上海学生利用暑期返家的机会去找 大公报 记者刘北汜，通过刘获得许多其他作家的联系方式。年秋，孑民图书室就是用这个办法给全国各地的出版机构、书店寄去 多份捐册。至当年冬天，这些捐册陆续收到回音，“一包包的新书不断从邮局送来，四十多种杂志也相继寄到”，此外还收到巴金等著名作家的赠书，其中最富有价值的当属许广平捐赠的 鲁迅全集 纪念本 （）。孑民图书室的第四个图书来源是北大地下党领导的左翼书店 文化服务社。文化服务社位于北大民主广场的一间平房，借助北大校园不易受国民党军警直接干涉等有利条件，翻印、售卖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和解放区的革命书刊，以此颇有盈利。由于孑民图书室与文化服务社同受北大学生自治会领导，经过自治会和地下党的协调，文化服务社对孑民图书室从经费到书源上都给予很大支持。通过以上 几 种 方 式 的 努 力，图 书 室 藏 书 不 断 增 加。年 月开馆时仅有 本书，不到一年后的 年月，已有书籍 余本，资料 余册，杂志 余种 （）。在藏书种类上，孑民图书室尽量广收各类书刊。馆藏的全部图书中，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仅占，其余大部分是国统区普通图书。报刊杂志也是如此，左翼 报 刊仅 占 ，观察 等一 般 性 报 刊 占，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背景的刊物。这当然是出于安全考虑，北大当时虽有“小解放区”之称，毕竟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孑民图书室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安保”措施。事实上，那些国民党背景的书刊在关键时刻很能发挥作用。一次，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来人查看孑民图书室，大家便把馆藏的 中国之命运 摆放在显眼位置，把中共的 群众 杂志收起来，于是安然过关 （）。第二，孑民图书室成员均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图书编目是他们的难题。图书室先后进行过两次编目。第一次是创馆初期，由毫无编目经验的名史学系、中国语文学系（以下简称中文系）等专业的学生用天时间仓促完成 （）。这次编目的缺点很快暴露出来：“编目类别太少，有很多缺门，分类方法也不尽合理，来了新书插不进去，勉强插进去，谁也查不到”，图书室遂决定在 年暑假进行第二次编目。这次编目吸取前次教训，向袁同礼、余光宗等图书馆学专家请教，认真参考刘国钧先生所著的关于图书编目的著作，结合图书室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一套相对科学的编目方法 （）。由于藏书量剧增，编目量变大，参与此次编目的人数远多于第一次，室友、同乡、同班同学均被发动参加，大家“紧张战斗了两个星期，最后一天开了一个通宵夜车，终于将五千多册书全部编好了目”（）。第三，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孑民图书室。在图书室工作的学生均是无偿服务，即便如此，诸如“写信须要邮票，募捐要印捐册，编目没有卡片，出壁报又没有纸”等基本费用仍不可避免 （）。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经费问题更形突出。事实上，图书室开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经常费，即维持图书室基本运转的办公费用；二是谋求图书室发展壮大的购书费。经常费由院系联合会（后来改由学生自治会拨）按月拨给，年下半年每月拨 万至 万。随着物价上涨，年月增至每月 万。参照当时物价指数，这些数额还不及一个大学生每月的基本生活费，因而非常拮据。图书室屡次向北大训导处请求补助，均被答以“学校无钱，如果教育部有课外活动费用，一定给你们”（）。此外，图书室还 通 过 义 演 电 影 列 宁 在 一 九 一 八 来 募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 刘洁 ：2023年第2期款 （）。社员陈宗奇将自己的生活费（当时称为“公费”）也捐给了图书室 （）。中学生在图书室办读者证所缴纳的保证金亦被充作经费 （）。至于图书室的购书费，主要靠节庆日大型募捐获得，其中以 年月日校友“返校节”的募捐最为成功。当天，图书室全体成员分为八个宣传小队一齐出动，共募得 余万元。孑民图书室决定将这次募捐所得全部用来购书。第四，图书存放需要空间，房屋是图书室的又一大难题。由于胡适最初即视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为“多余 之举”，该室向校方申请扩大房屋便屡遭挫折，从成立至翌年月一直“屈就”在红楼 号的狭小房间中，十分拥挤：“每天有好几百人在这里读书、看报、翻阅杂志，这里是拥挤的，甚至出入都得小声说 劳驾，劳驾”（）。经过反复交涉，年月底，校方终于同意将红楼一间地下室拨给孑民图书室。从此，红楼 号是办理借还书的阅览室，红楼地下室则是图书室成员日常工作和交流的场所。随着藏书愈来愈多，红楼 号也渐渐容纳不下，需要更换一间更大的阅览室。校方表示碍难解决，图书室只好从学生方面着手，劝说一些住在红楼的学生搬至其他宿舍，以腾出空间做阅览室。这样，年月，阅览室先是从红楼 号迁至红楼 号，待秋季开学后，经校方同意，又从 号迁至 号 （）。从此，孑民图书室才算安居下来。尽管面临募书、编目、募款、寻房等几大日常难题，孑民成员们却以巨大的热情克服困难，使图书室在困难中发展壮大，从而真正发挥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作用。成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根据孑民图书室内部工作报告，该室的作用是：“（一）教育同学、服务同学（包括北大及中学同学）；（二）吸收一部分中间同学参加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改变”。其中，前者是就读者而言，后者是就图书室工作人员而言。因此，图书室的革命宣传作用是双向的：既向读者传播革命思想，又借由图书室的工作培养一批革命干部，发挥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作用。在国统区从事这一工作相当危险，但孑民成员们藉此锻炼了应对危难的本领，也愈发坚定了革命意志。推动工作成员群体的革命化检视孑民图书室的成员队伍，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大多是历史或中文专业出身。在初创成员中，陈宗奇、戴秉衡、周桂棠均来自史学系，田觉狮来自中文系。其后，他们又介绍本系的同学加入图书室。可见，初创者的学科背景和人际网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图书室后来的人员构成。此外，文史专业自身的学科特性也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因素之一。自抗战以来，文史专业、尤其是史学专业，向有关心国是、积极参加学运的传统，这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选择史学专业的，往往是一些本来就高度关心国家命运，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人。对此，北大 一书称，“史学系同学在北大是颇为活跃的他 们 希 望 能 从 历 史 的 发 展 里 发 现 新 的 道路”（），此言不虚。由于这些因素，孑民成员以文史专业为主。孑民成员的第二个共性是喜爱阅读、性格内向、不喜张扬。当时地下党在北大成立了许多社团，歌舞类的有沙滩合唱团；文学创作类的有文艺社；体育类的有北星体育社，以便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爱好。关于孑民图书室所吸引的特定人群，孑民成员李德文做了精辟总结：“有的喜欢读书；有的性格好静；有的不善于或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进行活动；有的参加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感到需要坐下来读点书充实提高自己，有的甚至看不惯那些跳跳唱唱、大喊大叫的人，认为是在出风头，而愿意做点要静一点但实实在在的工作；等等。他们喜爱 孑民 丰富的藏书和安静的环境，自愿来工作，工作起来是那样的踏实、认真、负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对这些性格内向的爱书人士来说，在孑民图书室工作既是服务他人，同时也充满乐趣。戴秉衡自承：“我素性爱书保管这点书籍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乐趣”（）。尽管他们最初加入孑民的动机是为了看书方便，但在与革命文献的朝夕相处中，他们自身也逐渐革命化。社员杜槐林就是一个典型。在孑民图书室成立之前，杜槐林曾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运动结束后，地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 刘洁 ：何兆武曾分析自己选择历史专业的原因：“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2023年第2期下党员何璞荪有意介绍他加入民青。但杜对民青一无所知，误以为民青就是民盟，故以“政治上赞成、支持 他 们 的活动，但不 参 加他 们 的组织”为由 婉拒。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形，即许多学生出于一时热情而参加游行，游行结束后，思想觉悟并没有根本提升。直到加入孑民图书室，杜槐林“读到了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书刊，在革命思想哺育下，逐步成长起来参加革命”（）。年底，杜槐林经陈宗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其他的孑民成员也是在图书室工作期间发生了类似的思想转变，从而加入了民青或中国共产党，可见孑民图书室确实对其成员起到了“像春天的毛毛雨似地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 作 用 （），推 动 了 他 们 的 革命化。推动读者群体的革命化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孑民图书室的另一作用是推动读者的革命化。图书室的读者群体分校内和校外两部分。校内读者凭学生证免费借书，每天都有几百人来借阅书刊，即便是夏季的午休时间，当大部分人在午休时，该室仍“坐满了看书、查报纸、摘笔记的人”。因书刊供不应求，为加快流通速度，图书室规定一本书只能借出天，逾期罚款。史学系学生罗荣渠在其日记中记到，因逾期一天而被罚了万元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思想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罗荣渠，却跑到孑民图书室借阅 马克思传，可见那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潮流。同样处于中间状态的中文系学生艾治平也是图书室的常客，晚年回忆时曾特意提及：“对我来说，她还是一个良好的 避风港，得到任何政治违禁的书，往往来这里挤进一个角落里阅览。有时为赶还书的时间，怀里揣着两个窝窝头，便是一顿午餐”。其实，即便是思想保守的学生，也常去孑民图书室看书。据当时的档案 资 料 记载，该室读 者 以中 间 立场的 最多（占），其次是左翼读者（占），立场保守的读者占 。除北大在校生读者之外，孑民图书室还有一些来自校外的北平中学生读者，数量约相当于前者的。向中学生开放借书，是中共地下党对北平学生运动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当时北平学运主要在大学开展，中学生较少参加，这导致“在中学的工作，远落于形势之后”。为此，中共北平党组织采取过许多举措加强中学生工作，先是邀请中学生到北大参加 年五四纪念活动，后又于 年年初举办面向中学生的寒假补习班，均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的孑民图书室，正是在此情形下决定向中学生开放借书，藉此播撒革命火种。这项工作不易开展。其一，中学生面临升学压力，又多在北平住家，受到学校和家长的双重约束，较难发动；其二，联络中学生需要跨校，意味着更多不确定的危险；其三，中学生的思想状况不好掌握，地下党不易找到可靠的联络人，必须制定一套安全可行的办法。年月，图书室先是通过华北学联联络部、寒假补习班教师等关系，调查各中学中较为积极的学生，发给他们“基本读者证”作为借书凭证，再由他们将书刊分给本校进步学生。为保障中学读者安全，读者证上仅印有编号和图书室章印，其他关于读者姓名、学校、住址等信息均登记在另一笔记本上，由一位同学专门保管。每当学校面临国民党当局镇压的危险时，就把这个笔记本藏起来或者销毁 （）。此外，图书室还编印一份辅导中学生功课的刊物 学习。据一位汇文中学学生回忆，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从孑民图书室借了数十种图书，例如 我的童年 在人间 大众哲学 等。后来，这位中学生因从事革命工作而离开汇文中学，每当他到北大民主广场与地下党员见面，“不是先到就是后走，为的是挤出时间去红楼孑民图书室翻阅近期出版的报刊”，这成为他的习惯。基本读者数量最多时曾达 多个 （），考虑到一个基本读者证往往由多人同时使用，实际受影响的中学生人数则远超过 人。应对危机、迎接解放革命本身意味着危险。孑民图书室先后两次面临国民党当局施加的巨大危机。第一 次 危 机 是 年 月 的“四 月 风 暴”。年月底至月中下旬，国民党北平当局接二连三镇压学生运动，学生连续罢课半个多月，北大校园随时可能被军警闯入，孑民图书室处于危机之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 刘洁 ：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年初成立于昆明。2023年第2期中。月 日，北大红楼和东斋遭遇砖块袭击。当天，图书室决定闭馆，同时组织珍稀革命文献进行“逃难”。为寻找合适的藏书地点，同学们决定把一部分书藏在红楼锅炉房。该房在冬季是供暖房，其他季节闲置，不易受人注意。从工友处拿到锅炉房钥匙后，同学们把书刊放进一人多高的大锅炉中，用废纸盖好，钥匙由专人随身保管 （）。此外，还有一部分书被藏在红楼屋顶和灰楼，后者因系女生宿舍，军警不能轻易闯入，是历次学运中藏书藏人的不二之选。与“书籍逃难”同时进行的，是基本读者名单的“逃难”。直到月 日，“四月风暴”进入尾声，孑 民 图 书 室 才 将 疏 散 出 去 的 书 刊 搬 回来 （）。在此前后，由于大部分学生投身于学运之中，来孑民图书室看书的人明显变少，中学生更因为政治高压而不敢来北大借书，所幸没有书刊和人员损失，随着运动结束，危机也告结束。第二次危机是 年月的“八一九”大逮捕及其余波。年月 日、月 日，国民党当局以“肃清奸匪职业学生”为由，将涉及 名北大学生的待“拘提”“传讯”名单送达北大，要求校方交人。在这 人中，大部分人不在校，此外仍有 人滞留在北大沙滩区。经过校方反复与北平当局交涉，军警最终未能入校逮捕。月 日，北大训导长贺麟陪同北平市警察局的几位要人巡视沙滩区一圈，封锁即告解除。困在沙滩区的“上榜学生”得以离开北大，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学籍。这次事件一般被称为“八一九”大逮捕。对孑民图书室而言，“八一九”造成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书刊，二是人员。首先，图书室再次被迫转移馆藏革命文献。由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八一九”期间先后遭军警入校搜查，同学们因此担心北大也将遭到搜查。以此之故，孑民图书室在事件发生后很快转移了革命文献。此次转移远比“四月风暴”时间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这批图书才返回书架，重新流通 （，）。其次，图书室人员也面临青黄不接。“八一九”大逮捕发生后，“上榜学生”均不能返校，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自治会理事，结果造成“自治会因为理事大都走光几乎不能展开工作”（）。北大为此在 年秋季举行新一届自治会改选，许多孑民成 员 因 当 选 为 自 治 会 理 事 而 退 出 了 图 书室 （）。此外，在临近解放之际，大批学生奔赴解放区，其中就包括图书室骨干成员陈宗奇、杜槐林等人 （）。这些人的离开和退出，使图书室几乎难以为继。留下来的人，工作热情也不高。围绕北平的战与和，大家日夜关注局势进展，聊天之风盛行，谁也无心工作，来看书的读者也很少 （）。凡此，使 年下半年的孑民图书室在书籍、读者、工作人员等三个方面俱显寥落。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预示着孑民图书室即将完成阶段性使命。图书室成立的初衷本就是用革命文献教育学生，同时吸收一部分中间分子参加革命。至北平解放前夕，大批学生完成了革命化的思想转向，成批离开校园，奔赴解放区，这预示着新的历史阶段即将到来。结束与新生 年月 日，北平和平解放。身处历史转折关头的青年学生面临着抉择。如前所述，年下半年，大批学生前往解放区或南方，使全校注册人数从 年 月的 人 减至 年初的 人。年上半年，北大掀起参军参干的热潮，学生人数进一步减少至 人。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各大学时，就遇到“学生中进步的优秀的南下 与 投考 三大 学 者 太多，影响学生工作”的 问题。因此，一方面是学生人数大量减少，一方面是解放后的北大百废待兴，开展工作亟需人手，于是往往出现一人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的状况。在上述形势影响下，孑民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和读者人数进一步减少，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被提上图书室的议程。年三四月间，孑民图书室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会上出现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孑民图书室在解放前深受国民党当局的压制，现在压制已不复存在，应趁机扩大发展。第二种意见认为，孑民图书室的产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即北大图书馆以前没有充分满足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现在既已解决这一问题，孑民图书室也就不必再办。第三种意见则主张逐步过渡。鉴于北大图书馆正在调整，因而对孑民图书室不能遽然取消，而应分步骤地将其藏书移交给北大图书馆 （）。最终第三种意见占了上风，江孝绰和赵树芝两位同学受命前去北大图书馆联络。新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欣然同意接受孑民图书室的全部藏书，决定先派几位职员到孑民图书室值班并管理借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 刘洁 ：2023年第2期还书，以便于孑民成员们立即脱身出来，从事新的工作。其后，北大图书馆对孑民图书室的全部藏书、卡片和文书档案进行清点、交接，重新向师生开放借阅，馆址也从红楼迁到孑民堂附近的一个院子，继而迁到沙滩北大图书馆二楼西侧的大阅览室。年，又随北大搬到燕园。从此，孑民图书室的藏书成为北大图书馆馆藏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带 有“孑 民 图 书 室”中 文 字 样 和“”英文字样的蓝色印章的孑民图书室藏书仍在北大图书馆被广泛借阅和使用，成为北京大学知识宝库的一部分。考察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发展过程，能够丰富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历史细节，再现那一代北大学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勇于探索救国真知的精神风貌，重申北京大学爱国进步的精神传统。同时，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变迁也反映了近代图书馆兼具知识传播功能和革命政治功能的双重功用及其相互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换。知识传播功能是图书馆的常态功能，革命政治功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非常态功能。在革命年代，孑民图书室主要是发挥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非常态功能，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加速青年学生思想层面的革命化，从而推动革命取得胜利。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从革命时期走向建设时期，孑民图书室完成阶段性使命，并入北大图书馆，开始向常态化的知识传播机构回归。对当今读者而言，孑民图书室的藏书和北大图书馆其他藏书一样，俱是获取知识、开展研究的历史文献和工具，而其革命精神则融入了北大图书馆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当中，历久而弥新。参考文献郭松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张树华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续）大学图书馆学报，（）：何颖，吴国彬孑民图书室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影响探究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李庆聪北大人的精神粮仓 介绍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罗歌突击黑暗 争取光明 记孑民图书室的诞生图书馆学通讯，（）：吴晞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九 十 年 记 略 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校务会议记录第一次会议至第六次会议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艾治平 今日的北大 出版者不详，戴逸回忆孑民图书室的草创 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沙叶 我所了解的孑民图书室创办经过 李庆聪，吴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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