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_邱静.pdf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年 第期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邱静 内容提要在数字时代，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更加明显，价值观实践的外溢性特点更加突出，体现在网络空间主权与网络空间自由化、多边主义与多利益相关方、网络内容管理与网络言论自由、数据安全管理与数据自由流动、公共数字管理与个人权利保护、数字发展权与数字人格权等方面。中美价值观竞争呈现若干形式，如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和推广、指责对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以价值观名义采取遏制对方技术发展的措施、形成国际技术联盟、影响国际规则制定。中美价值观竞争有其理念根源和政治经济根源。美国的领先数字实力、政治安全危机感增强、中国显著上升的数字竞争力对美国国际领先地位构成威胁、中国数字技术运用提供替代技术模式，使得美国不断挑起价值观竞争。价值观竞争为美国获取道德权力、违反国际规则、采取遏制中国的措施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如技术保护主义成为常态，国家阵营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以价值观名义采取的政治经济对抗措施加大地缘政治风险、阻碍全球经济恢复和发展，等等。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价值观竞争中美竞争数字治理数字威权主义技术保护主义邱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编审。（邮编：）感谢 国际政治研究 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国家实力一般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软实力则主要指制度、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力。多年来，美国不仅在硬实力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以西方价值观引领世界舆论和制度建设。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美国逐渐忌惮和敌视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美国政府不断强调中美的价值观差异，导致中美价值观竞争逐渐升级。价值观是基于感官经验对事物进行认知、辨别和判断而形成的立场和观点，包括很多方面，如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以及伦理价值观。人类文明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不同文明因素逐渐促成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潮。意识形态也指对事物的理解和认知，源于社会而存在，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联系的观念、观点和概念的总和。本文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两词混用，不做专门区分。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个特定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制定；意识形态可使相关利益合理化，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判定。行为体的价值观念偏好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国家间的身份政治兼具差异属性与工具属性，是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常成为国家维护利益与权力优势的工具。进入数字时代后，主要大国在数字领域发展迅速，展开了较为激烈的竞争。美国根据数字时代特点与不同价值观发展方向，在中美价值观竞争中进行新的理论建设和现实进攻，价值观竞争呈现新的动向和特点，例如，美国给中国等国家贴上“数字威权主义”标签。中国则加强数字领域法律制度建设，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李蕾、滕锐：东西方人权价值观比较：“年中欧人权研讨会”综述，人权 年第期，第 页。杨生平：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兼与俞吾金等同志商榷，哲学研究 年第期，第 页。，“：，”，；刘建飞：意缘政治的现实及发展趋势，太平洋学报 年第期，第 页。，“，”，；王正毅：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研究 年第期，第 页。姚璐、邢亚杰：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政治：内涵、运行逻辑与互动困境，国际政治研究 年第期，第 页。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从网络空间、网络治理发展到数字空间、数字治理。可以说，数字空间的范围更大，是以互联网和其他网络设施为基础，进一步涵盖了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社交媒体等不同层面的空间。因此，数字治理的范畴更大，包括网络治理、数据治理、平台治理、数字技术治理等各个方面。不断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并与其他国家扩大数字合作，有力反击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化操作。由于价值观在国际竞争中日益重要，亟需分析数字时代价值观竞争的特点和趋势，以更好地认知大国竞争的时代脉搏。基于目前关于数字时代价值观竞争的文章较少，本文致力于分析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的态势，主要从价值观竞争的理念差异、竞争表现形式、竞争的理念根源和政治经济根源以及竞争带来的主要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一、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的理念差异 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价值观上的障碍。但自 年起，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断提出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在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期，价值观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之一，但是并未阻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的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和对抗。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特朗普政府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明确表示“不会把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但也提出“本届政府有信心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利益以及支撑它们的基本原则”。拜登上台后，延续了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态势。拜登政府在国际上倡导和推广美式价值观，积极组建“民主同盟”，在国际社会排挤和孤立中国。美国践行价值观外交策略，导致中美价值观竞争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同时，随着数字时代来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认知，影响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国博弈的内容和形式。其中，由于网络空间、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不断融合，现实世界中的价值观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与国家安全和个人权利紧密结合，使得个人之间、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有所放大。中美在数字领域的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其中的价值观竞争则成为两国分歧和冲突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数字时代，中美的价值观竞争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点，曾经出现以及仍旧存在的理念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空间主权和网络空间公域化、自由化。中国是网络空间主权的主要倡导者，也是率先提出“主权概念”的国家。年月，国务院新闻办公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 ，“，”，室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状况 首次提出“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提出“应当尊重网络主权”。网络主权是一国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包括国家对内自主发展和管理网络事务、对外防御本国网络受到外来侵袭。而美国曾主张网络空间公域化，即网络空间与国际水域、外层空间等一起构成了全球基础设施，可被归为“全球公域”，并且认为网络空间是全人类活动的自由空间，拒绝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不断融合、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以及网络议题不断延展，单纯由技术社群管理网络已经无法应对各类问题，联合国政府专家组（，）的报告也提到网络主权概念。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认同网络主权原则，认为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拥有主权。然而，中美对于在网络领域如何适用国际法持不同看法，尤其是在网络主权原则的具体适用上仍然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介入网络事务的程度、如何管理网络内容和维持网络的全球联通性。二是多边主义与“多利益相关方”。基于网络主权的理念，中国等国家认为，全球网络治理应当采取政府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即各国政府参与并主导网络治理议题，反对由少数国家的私营部门发挥主导作用。虽然这种模式不排斥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但前提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政府作为各利益方的代表发布政令和制定政策，因此，在决策中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等级式管理。而美国主张的“多利益相关方”则是最初由技术社群推广的治理实践，指私营部门、政府、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之间平等协作，不存在中央权威，是一种自下而上、包容性的组织和决策模式。自 年以来，“多利益相关方”与“多边主义”就是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议题。由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比较适应网络的技术性、开放性等特点，同时不排斥政府参与，而且随着网络议题逐渐多元化，这种模式明确在处理不同议题时的主导方有所不同，如技术议题由技术社群、私营主体主导，而经济、安全、人权等议题则由政府主导。所以，年后，“多利益相关方”逐渐得到了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年月，：，。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年 月，：，。，“，”，：，“，”，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成为网络治理的主流理念。中国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国际网络治理，但始终强调政府在多数议题上的主导作用，防范美国利用国际私营机构掌控网络议题、谋取国家利益的行为。三是网络内容管理与网络言论自由。网络内容管理是践行网络主权的行为，其宗旨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保证网络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如不能违背宪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危害国家安全。中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如 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和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则认为中国审查网络内容限制了言论自由，是“威权主义”政治的体现，主张公众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文字信息和视听内容。年，美国的 电信法 禁止在线网站和服务因其用户的活动而被起诉，因此美国政府审查或删除网页的权力相对有限，不过，美国也开始加重数字平台的责任。例如，年，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 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网络性交易法，这项新法规为包含性交易相关内容的网站和平台规定了法律责任。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都有规范言论的服务政策，例如，特朗普曾遭推特、脸书等平台禁言。年月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参议院以 票对 票通过了众议院第 号法案，该法案涉及审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数字表达”。虽然此法案于 年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暂停执行，但一些州很可能还会制定类似法规以规范社交平台言论。四是数据安全管理和数据自由流动。中国注重数据安全，也促进数据利用和流动。中国于 年制定 网络安全法，年又出台 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侧重于对数据实行分级分类保护，明确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要求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按照规定对其数据处理活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年月出台了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明确数据处理者在某些情况下向境外提供数据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同时，中国于 年签署 大阪数字经济宣言，回应了其中“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的倡议；参加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定明确要求除维护合法公共政策、基本安全利益等特殊原因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多利益相关方”是一种路径或方法，而在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在技术层面，“多利益相关方”表现为私营机构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在公共政策领域，“多利益相关方”则是政府、私营机构、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如 平台；在经济、安全领域，“多利益相关方”则突出表现为政府占绝对的领导地位。参见郎平：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与博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外，各方不得阻止业务数据和信息跨境传输。这些表明中国认同在维护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自由流动的立场。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措施严格管控数据流动，实行数据本地化，并且政府能大量获取数据，不利于个人数据保护。美国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没有做出限制数据流动的一般性规定，而且，在国际协定中强调成员方不应针对数据流动施加任意或者歧视性限制，主张禁止采用数据本地化条款，保证企业不需要在当地设立或者购买数字基础设施。然而，美国实际上采用了较为隐蔽的方式来保障国家安全，主要通过其他规范来维护数据安全，如采取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以及针对特定国家、特定行业加强数据管理。五是公共数字管理和个人权利保护。中国提倡运用数字技术来有效提高公共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例如，一些城市在公园、广场、马路市场等重点区域安装智能监控设备，以自动识别占道经营、道路垃圾等常见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共机构有效利用大数据追踪感染人群，有效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由于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城市管理有利于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这也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智慧城市”定义较为符合，即技术密集型的城市具有高效的公共服务应当归功于数以千计的互联设备实时收集的信息。而且，中国制定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但是，美国认为中国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公民行为的追踪和监视，压制公民的隐私空间，而且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对“异见分子”的监督和调查。美国这种立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加强城市管理的措施，无视中国使用数字技术较大提升城市管理效率的现实。美国自诩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等权利，然而，为维护全球霸权，美国实行棱镜门秘密监控项目，非法获取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大量信息，谷歌、苹果等多家美国数字大公司参与其中。年，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 赋予美国情报局很大权力，如以获取外国情报为由监控美国人的电话和邮件。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美国在通往墨西哥的边境口岸部署面部识别技术，以确认离境旅客的“生物识别出口”。美国缺乏统一的隐私保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刘金瑞：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改革中的数据安全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信息安全 年第期，第 页。，“：，”，护法律，只有行业性规范和某些州制定的隐私保护法规。六是数字发展权和数字人格权。中国始终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随着信息革命使得新型智慧社会对传统工商业社会实现总体性替代，主要包含数字人权的“第四代人权”概念浮出水面。中国制定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了个人信息权益以及相关主体的责任。中国很重视数字领域的发展权，大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扩大数字空间覆盖率，让广大民众都能享受数字经济和技术带来的实惠。若以网络覆盖为指标，截至 年中国的 基站总数已占全球 以上，中国持续领跑全球 发展。截至 年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行政村通光纤和 的比例均超过了，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而且，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并提出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和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但是，美国并未看到中国数字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而是紧盯在数字空间的自由权和个人信息权，指责中国政府在数字空间“压制个人自由”和“获取大量个人信息”。总体而言，美国在数字人权上的观点是其总体人权观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谈论人权时总是强调自由权等公民权利而忽视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的“发展权”，不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类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明确了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从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中引申出隐私权。这些权利应用于数字领域，则是网络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个人信息权利等。二、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的主要形式中美在数字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其中价值观竞争较为突出，对于数字领域的整体竞争具有重要影响。价值观竞争也并非完全独立，经常与其他方面的竞争相融合。目前，中美价值观竞争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形式。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 ，“：，”，：，仲音：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人民日报 年月日，第版。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中国法学 年第期，第 页。常钦：信息高速路连通乡亲幸福路，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此处价值观竞争的表现形式除了直接的价值观竞争，还包括以价值观名义采取的竞争措施。第一，加强国内制度建设，推广有效的管理模式。价值观除了表现为宣扬的理念，还主要指导国内制度建设，因此，国内法律制度和各项政策体现了一国的价值理念，并可能被其他国家借鉴和效仿。中国在网络主权理念下对数字空间加强管理，较好维护了数据安全，并通过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来保护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和人身安全。“网络主权”概念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被写入联合国专家技术组的报告之中，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是各国加强网络管理的理论来源。欧盟提出的“数字主权”概念其实就是从“网络主权”延伸而来。俄罗斯、越南等国家也根据本国国情有效规范数字领域。由于历史、国情和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十分看重数据安全，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以抵御现实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数字攻击行为。越南也制定了管控数据流动的规范，以维护数据安全。美国在较为隐蔽地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在国际上高调宣扬其重视数据自由流动的立场，成为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主要力量。一些国家支持和仿照美国的做法，将推动数据自由流动作为主要立场。例如，年月，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上，日本提倡建立允许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数据流通圈”，强调数据对于创新和经济的重要性。美国在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中重点审查高风险敏感数据，尤其是以价值观为主要标准，将特定国家的企业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这一做法被欧盟参考和借鉴，如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强了针对 网络设施供应商的安全审查。第二，质疑、指责对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努力影响国际舆论。为突出价值观差异、贬低对方的价值观和制度，美国给中国贴上标签，进行污名化操作，而中国也采取防御性舆论措施。美国指责中国实行和推广“数字威权主义”，并主要通过几种方式进行宣传。一是智库专家纷纷撰文阐释“数字威权主义”的表现和影响，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撰文，指出中国等国家实行数字威权主义带来多重挑战和威胁。二是西方国家期刊以及其他媒体发表关于批判数字威权主义的文章，例如，国际组织 刊登 数字威权主义和人权的未来，乔治敦国际事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何波：俄罗斯跨境数据流动立法规则与执法实践，大数据 年第期，第 页。刘金瑞：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改革中的数据安全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信息安全 年第期，第 页。，“，”，“，”，务期刊 刊登 互联网自由：反对数字威权主义。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代议机构针对“数字威权主义”进行调查。例如，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关于“中国数字威权主义：监视、影响力和政治控制”的公开听证会；年，美国参议院发布报告 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指责中国不断发展“数字威权管控”来实现内部控制并扩散数字管控模式。美国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公开批判“数字威权主义”：指责中国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国内威权控制，对网上信息进行审查和操纵；反对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网络框架，在经济上的后果就是禁止外国数字平台在中国提供服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如出口数字监控、信息追踪、信息审查等方面的技术、设备和应用模式，培训当地人员运用数字技术加强人员监控和信息管控；在西方国家扩大数字市场份额，其中微信、支付宝和抖音的海外用户不断增加，对西方的国家安全、自由民主和人权保护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针对美国对中国标签化、污名化的情况，中国有力反驳美国的指责，同时也评判美国的数字实践。中国提出美国在数字领域实行霸权主义，如 年月美国出台 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云法案），明确基于执法需要互联网企业应当向美国政府披露其控制的存储于境外的数据，有效地扩大了数据管辖权。中国还指出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中国实行监听，但美国情报局曾在一些全球数字公司的应用程序和软件中设置后门，并使用恶意软件从私人、企业和政府处获取信息。而且，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数字管控较为宽容，例如，印度政府为对付克什米尔地区的抗议活动，对该地区实施断网措施长达 天，美国政府对此并未高调批判。总之，中美双方，主要是美国，以价值观为旗帜进行国际舆论战，力图占据道德制高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 ，“：，”，：，“：，”，：？，“：，”，刘国柱：“数字威权主义”论与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美国研究 年第期，第 页。，“，”，田力男：反对数据霸权 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光明日报 年月 日第 版。肖君拥：国际观察：警惕美国网络间谍活动破坏全球安全，光明网，年月 日，：，。点以贬损对方的国际信誉。第三，以价值观的名义采取遏制对方技术发展和推广的措施。美国以中国实行“数字威权主义”威胁其国家安全为名，采取相应措施遏制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和推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实行技术出口管制，阻碍对方技术发展。美国通过 出口管理条例管控关键数字技术的出口，中国较多数字企业被列入管制清单。其次，鼓励企业到美国建厂，与中国实行技术脱钩。年月日，美国正式颁布 芯片和科学法，明确将提供约 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和税收等优惠政策，以吸引各国芯片产业转移到美国，同时限制接受美方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公司在中国投资。再次，加强国内数字技术投资审查，排除中国企业参与数字建设。例如，特朗普政府实施了“清洁网络计划”，禁止国家和运营商的 网络使用被美国认为“不被信任的”中国供应商的传输、控制、计算或存储设备，后将清洁对象扩展至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商店、手机应用程序、云服务和通信电缆，并对抖音海外版（）和微信（）发布禁止交易令。最后，与中国在海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竞争。年 月，特朗普政府协同日本、澳大利亚启动“蓝点网络计划”，企图将其打造为一个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国网络。年月，拜登政府在此基础上，联合七国集团提出了“重建更好世界”（，）的全球基建方案，其中数字设施建设是主要内容之一。“重建更好世界”计划被认为是由“民主价值”驱动的、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协议，并被普遍解读为对抗“一带一路”倡议。面对美国的指责和挑战，中国积极做好各项应对。由于美国实行出口管制，中国立足于依靠自身发展科技力量，加大对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培育更多顶尖技术人才，致力于走出科研创新的中国道路。例如，中国换道超车，发展第三代芯片，以超越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形成的对中国的围堵。同时，中国进一步提高海外数字基础设施的质量，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标准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而且，针对美国的制裁，中国加强了相关立法，以进行有效反制。例如，年月 日商务部发布了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年 月 日，中国出台 出口管制法，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和对外政策的需要，对出口国别和出口商品实行控制；年月 日，中国出台 反外国制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倪雨晴：美国芯片法案签署 半导体产业格局生变，世纪经济报道 年月 日。，“，”：，王永中：美欧全球基建布局：意图、前景与影响，人民论坛 年第 期，第 页。裁法，为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第四，形成国际技术联盟，联合其他国家阻碍对方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深度融合，阻碍一国发展需要多国合作以切断其发展路径。因此，美国试图以价值观为旗帜联合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以对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形成围堵态势。美国宣称中国的“数字威权主义”会威胁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观，也会损害西方国家的数据安全，并将此作为排挤和孤立中国的理由。拜登政府尤其看重盟友的作用，采取了系列具有较强价值观色彩的国际数字合作措施。例如，年月成立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下设十个工作组，将对保护供应链（包括半导体）、通信技术安全和竞争力、信息管理和技术平台、应对技术滥用对安全和人权的威胁、出口管制等议题进行讨论和合作。年 月 日，美国召集了一场全球网络“民主峰会”，表明会议主旨就是抵御所谓的“威权主义”，尤其强调缔结数字科技网络，与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实现科技脱钩。在民主峰会上，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和挪威发布了 出口控制与人权倡议，表明将使用出口管制工具来防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软件和其他技术的扩散。年月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一项新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 “印太经济框架”，首批 个参与方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中国被排除在外，此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参与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共同制定体现其价值观的数字经济规则。年月，美国提出由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成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企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在芯片供应链之外。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中国坚持自立自强，提高自身科技实力，同时致力于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数字合作。例如，虽然欧美关系紧密，中国始终坚持与欧洲国家发展良好关系的立场，中欧在数字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建立了数字领域高层对话和促进机制，而且今后会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加强沟通和交流，为促进双方的数字贸易和投资奠定制度基础。中国不断加强“数字丝绸之路”，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已与 个国家建立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机制，不断凝聚合作共识。年，中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 ，“，”，：，“，”，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 万亿元，跨境电商的进出口额达到 万亿元。而且，中国积极申请加入相关数字协定。年 月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时宣布，中国已经决定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年月 日，中国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推进相关谈判。通过加入数字协定，中国可以扩大数字合作范围、加深数字合作内容，从而促进中国数字技术、产品和平台在海外的广泛运用。第五，以价值观影响国际规则的构建。美国倡导的“多利益相关方”网络治理理念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虽然在具体实践上美国与中国的主张仍然存在差异，比如针对哪些议题由政府主导治理进程。同时，美国一直努力主导体现其价值观的数字国际规则。年月 日，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共同发布 全球跨境隐私规则声明（，），正式对外宣告成立 全球跨境隐私规则声明 论坛。这一举动实质上是这些经济体力图将 全球跨境隐私规则声明 独立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达到排除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目的，同时将这个框架转变为其他地区的经济体都可加入的全球性框架。又如，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体现其价值观、符合其利益的提案，例如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认为成员国不应禁止、限制、歧视性地管理个人和企业跨境数据传输，不得实行数据本地化措施；在互联网环境方面，认为各国应禁止网络封锁，不能随意屏蔽或过滤网络内容，且反对过度的网络安全保护。此外，基于中国影响力增强，美国更加注重国际数字标准的制定，除了提高美国在国际标准机构中的代表性，还在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中拟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如要求美国与盟友、伙伴合作，就国际标准制定建立定期对话机制。中国也根据本国国情和价值观参与国际数字治理。中国提出的网络主权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推广，网络主权行为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电子商务谈判，并参与发表了第二份 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在关于跨境数据流动议题上，中国认为应当尊重各国的政策主张和发展途径，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的公共政策目标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基于国情平衡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王娜、张睿：跨境电商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提质增效的影响分析，商业经济研究 年第期，第 页。王楚：美国联合其盟友成立全球跨境隐私规则论坛，互联网天地 年第期，第 页。岳云嵩、霍鹏：电子商务谈判与数字贸易规则博弈，国际商务研究 年第期，第 页。不同政策目标。在相关问题上，中国认为应当寻求技术发展和公共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在促进技术发展和数据流动的同时，充分考虑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有效保障国家的互联网主权和网络安全。中国的数字治理主张在 的文本中有所体现。此外，中国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标准的制定，影响力有所上升。年，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职位中的占比增加了；在国际电工委员会中同类职位的占比增加了。三、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的理念根源数字时代的中美价值观竞争与两国在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以及数字时代出现的变化紧密相关。（一）美国持有“二元对立”观念，主张西方制度的普适性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就将自己视作“自由、民主、公平”的化身，认为其制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美国自诩其社会包容多元，但在政治制度上的包容性却较差，将其他制度和理念视为“异者”。“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政治体制被简化为“民主”与“非民主”两种类型。所有“非民主政体”被划归“威权主义政体”。“民主”与“威权”成为新的二元对立。美国学者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模板，否定不同国家政治发展的多元性、不同民主实现的多样性。一些学者论述中隐含的前提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必然冲突对抗。世纪 年代以后，美国学者普遍把中国归为“威权主义政体”。这些已成为美国的思维定式。美国未能充分认识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希腊文明孕育早期西方民主思想和实践，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给欧洲人民带来全新理念，法国大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周嘉滢：美苏意识形态分歧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史学月刊 年第 期，第 页。，“：，”，刘晨光：西方“威权主义”话语论析，科学社会主义 年第期，第 页。革命、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等带领欧美人民形成现代政治制度。这些理念和历史构成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表明西方政治制度经过多年发展而得以形成。中国则具有不同的文化、理念和历史记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西方民主实践，强调“仁政”的儒家思想多年居于主导地位，影响中国政治实践和价值理念。在糅合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已经形成维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现代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充分发挥了“良治政府”实行高效公共管理的作用，取得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福利不断提升的成绩。然而美国的逻辑是，“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等制度能够有效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实现权力相互制约，其他制度都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只要中国不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即使中国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以及个人福利上取得较大成绩，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美国都难以认同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二）中美在人权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人权理论起源于西方并不断发展，属于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到天赋人权理论的正式提出，从 独立宣言 将人权理论规范化，到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区域性人权公约的签署，人权逐渐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领域。关于人权理论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亚洲国家于 年签订的 曼谷宣言 提出亚洲人权价值观，强调人权保护需要考虑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但人权理论体系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主要表达了西方人权价值观，即注重公民政治权利，并认为其人权保护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实际上，虽然目前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人权保护，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人权具体保护上存在较大差异，而美国未能充分认识、理解这种差异性。首先，未能充分认识各国和地区认可的具体人权类型有所不同。人权包含多项权利，如隐私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随着社会发展，具体权利类型也越来越多。各国根据国情，通过立法明确需要保护的具体人权类型，因此，具体人权保护类型上存在差异。其次，未能充分认识各国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权的认知有所不同。人权保护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一些国家和民众对于权利的认识随着社会发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韩德培：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邱静：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与人权保护的相对性，国际论坛 年第期，第 页。曼谷宣言，人权 年第期，第 页。展而逐渐更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民众对于具体人权的认知和需求也不一样。例如，有的国家很早就认同女性权利，有的国家则较晚才认可。再次，未能充分认识不同国家民众对于不同人权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在实践中，有的国家更看重隐私权，有的国家更看重自由权，有的国家则更看重安全权。具体人权类型较多，且权利保护具有相对性，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具体人权保护存在价值偏向性选择，而这种偏向性与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相关，也与民众的认知和需求相关。最后，未能充分认识对人权之间以及人权与公共利益之间冲突的解决有所不同。目前较多国家运用比例原则解决人权保护冲突，但对限制人权符合比例要求的认定存在差异。权利冲突意味着价值冲突，优先保护不同权利和利益表明了不同价值取向和人权观念。一般而言，中国民众更加看重生命权、发展权、安全权以及公共利益，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权利冲突时也偏向于这类权利和利益。但是，美国对这种差异的包容性较差，认为中国对隐私权、自由权等权利的保护相对弱化，因而武断认定中国不能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三）数字时代理念差异更加明显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凸显了中美关于国家管理模式的差异。在实践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追踪、搜索相关信息以加强城市管理和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但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个人空间被压缩以服务公共利益的现象，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城市管理、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愈发重要。中国注重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给民众提供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较大程度上运用数字技术来提高城市管理能力。西方学者却认为，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发展会强化“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从而加大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竞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凸显了中美关于人权保护的差异。人们在网络上留下越来越多的痕迹，拥有更多发表言论的机会。与此同时，个人数据和隐私更易受到侵犯，表达自由权利受限也更加明显。不同权利之间、权利与公共利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邱静：论比例性原则在私法关系中的运用：以英国和欧洲人权法院案例为视角，当代法学 年第期，第 页。滕锐、崔萌洁：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权价值观比较：“全球疫情防控与人权保障”系列国际研讨会第四场会议学术综述，人权 年第期，第 页。，“：，”，益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自由与安全、隐私与安全之间的冲突逐渐增多。例如，运用大数据可以改善城市管理、做好疫情防控和维护国家安全，但在运用大数据过程中需要收集和使用大量个人数据；社交平台提供个人发布信息的机会，某些信息发布可能涉及个人隐私或国家安全，则会产生更多的表达自由权与隐私权之间以及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国基于国情，在处理冲突时更倾向于通过加强城市管理来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和安全权，却被美国指责不重视保护自由权、隐私权等公民权利。美国还认为，相较于硅谷公司，中国数字公司通常具有更模糊和更少权利保护的平台政策以及算法、数据隐私实践和治理结构。数字空间的发展凸显了中美关于国内国际治理方式的差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治理体系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层次治理。进入网络时代后，私营主体在国内国际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例如，数字平台广泛兴起，具有了社会治理的权力和职责。美国主要从反垄断的角度管理平台，基本认可平台的社会治理功能；中国注重约束平台的私权力，认为治理平台是治理数字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数字治理方面，非政府实体的参与度一直较高，不少问题的解决需要数字企业、技术社群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美国支持私营主体参与国际数字治理，认为较多议题宜由国际私营机构主导，以实现治理的科学性、保证网络的自由化；中国则认为国际数字治理仍然应当主要由政府主导，以保证各国的平等参与度和治理的有效性。总而言之，中美一直存在价值观差异，尤其是美国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偏见。进入数字时代后价值观体现的文明冲突更加明显，这使得两国的价值观竞争愈发激烈，美国更加高调地宣扬价值观以达到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的目的。四、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的政治经济根源中美在价值观上的竞争除了源于理念上差异，还源于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因素。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江山：美国数字市场反垄断监管的方法与观念反思，国际经济评论 年第期，第 页。郎平：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与博弈，第 页。（一）美国拥有强大的数字实力美国提出网络自由化、数据自由流动以及多利益相关方等主张，与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尤其是数字实力相关。互联网肇始于 年的美国，早期阶段基本上是由美国的技术专家们掌握着互联网的设施、技术及相关治理。之后成立的一系列非营利的国际私营机构，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都是在美国的扶持下成立的，美国政府通过这些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互联网核心资源。因此，主张网络自由化、多利益相关方，可以减少其他国家政府的介入，从而帮助美国更好地掌控互联网的发展方向。美国在数字竞争力上多年处于领先位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行业白皮书显示，美国数字经济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年达到 万亿美元，中国以万亿美元的规模位居第二。美国继续在 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 年 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 中位居第一。在人工智能开发的才能、研究、采用、发展、数据和硬件等六个方面美国多年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美国数字公司居于垄断地位，谷歌、亚马逊和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