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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 关键词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改造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或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逻辑结果。在这场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思考，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始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尤其是毛泽东为什么在50年代中期突然决定加速农业改造的步伐，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相当多的论者把这一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联系在一起，一些国外学者则将其归因于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思想，或者认为它是毛泽东主观意志的产物。笔者认为，毛泽东提出加速改造的动因并不仅仅是希望中国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更非个人一时的“偶然冲动”，而是另有更现实的原因，即它不过是对实践中出现的矛盾所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法。简言之，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对农业的要求和农业发展不适应工业化的矛盾，促使党的领导人寻求加速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以解决这一矛盾。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时限的估计 按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设想，在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至于这个时期有多长，说法不一。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土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上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一般说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时限的估计为二三十年。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卑版第14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毛泽东说：“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1页)，6月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讲到：“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同上，第71页) 转折点出现在1952年下半年。随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原先设想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应在实行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之后，被改变为从现在起，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个变化是，在执行过程中，把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改变为只用3年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过渡。 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同上，第143页)，这里的“三年”就是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十年”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10年就是大约要在10年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时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建国以来重要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但是，到1952年秋，毛泽东改变了原有设想，他在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笑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定为过渡时期的起点，井指出过渡时期的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杜1990年版，第251页)。这样，在思想认识和实际政策上，把原来预计大约在6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提前到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后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7页) 按照已经把过渡起点大大提前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在从1953年起的10年到15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但是，却在4年左右即告基本完成。 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过渡步伐的加快，使得一些人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搞早了”和“搞快了”两种意见。前者认为，50年代中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还落后于毛泽东强调资本主义在我国有进步意义时的40年代中期，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出过早：后者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受到苏联体制模式的很大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顺理成章，问题是执行过程中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若能按原来的测算和确定的时间扎实工作，不是搞得那么急促，情况可能比提前完成好得多。在笔者看来，问题不在于“早”和“快”，而应当研究为什么当时要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哪些因素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加快。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逻辑结果 为什么1952年秋天毛泽东改变了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设想，转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除了“五反”运动开始后工业国有化步伐加快、国有经济在短时间内已经取得优势地位这一客观因素之外，推动毛泽东思路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背景在于，三年经济恢复己近结束，正准备从1953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根据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以及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行将开始的经济建设中采取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1952年12月22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认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周恩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9月8日)一文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周恩泉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以建立国家独立的经济基础，这在新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下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战略选择。中国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优先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必然要运用国家的权威进行积累，把资金、人力、物力集中投到重工业上，由此提出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过渡是十分自然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的重要步骤并不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首先在与农产品相关的流通领域，这就是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粮食、食油、棉花和棉布实行贸易垄断，即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在其开始阶段是一项关于粮食购销的政策，于1953年12月开始实施，包括粮食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对粮食市场的管理等内容。该政策用行政手段对粮食的生产、加工、流通以至居民消费实行全面的计划控制，把整个粮食生产以及与粮食加工和流通有关的工商业全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为什么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一年之后，实行了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这首先是因为大规模工业建设所造成的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势。 首先，大规模工业经济建设使全国城镇人口大增。1953年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城镇居民的收入也明显增长，较之1952年，195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15。城镇人口的激增，加之大量失业者重新就业以及职工工资的明显提高，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提高了城镇居民的购买力。其次，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其他缺粮人口，使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杜1991年版，第256257页)。这样，到1953年底，城乡居民中近两亿人需国家供应粮食，使国内粮食销量由1952年的4678亿斤猛增至1953年的6132亿斤。第三，土改后提高了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薄一波1953年秋在华北地区调查中发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一顿白面，现在则每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同上，第257页)由于农民自给性消耗增多，加之农民都有防灾惜售的思想，国家粮食收购量势必减少。19511952年国家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282，19521953年下降到257。另外，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因此私商的抬价抢购也使国家的购粮计划难以实现，此外，为换取工业建设所需的机器设备这个时期的农产品出口也略有增长。凡此种种，尽管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记录的3278亿斤，但在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期间仍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正如陈云指出的：“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5年版，第258259页)到“一五”计划开始执行时，粮食购销面临严峻形势。当时估算，19531954年期间，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收购431亿斤，这在当时显然难以完成。为保证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稳定物价，保证城乡人民基本的粮食供应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势在必行。随后由于同样的原因，实行了棉花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除了供求关系紧张，大规模工业建设所需巨额投资与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统购统销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工业化发展战略确定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工业化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一般来说，工业化内部积累有两种办法：一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采用高地租高税收方法完成国家高积累的“明治模式”，其结果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农民流向农业以外：二是苏联采用的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法。这两种办法都是针对农民和农业，但前一种保留了市场机制(日本农民交高税后可保留私有财产，可自由流动)，后一种没有。中国选择了后一种。陈云在1950年6月就讲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同上，第97页)1953年8月，他又说：“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同上，第194195页)薄一波也认为：“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的实际需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土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181页) 对于工业化战略所加剧的市场供需矛盾，统购统销政策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使矛盾得以解决。陈云曾说：“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但来自我们对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陈云文选第2卷，第277页)解决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实行产品管制要管住价格，而要压低农产品价格，又需要管制要素土地不能买卖，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为管制要素，需要作出改变产权的制度安排，实行集体化。有的学者指出，“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的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作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摔，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的生产。”(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3940页)按照这种逻辑，农业经营的集体化即农业计划体制就势在必然地出台了。至于城市的国家所有制改造，在国家管住农村、农产品价格后，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轻工业原料来源，只得接受改造。如同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由于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5页)薄一波也说：“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人们把解决矛盾的方法寄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1952年苏共召开十九大，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1952年苏联小麦产量比1940年增长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丁”(苏联粮食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文献，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4页)。马林科夫的这个宣布，在联共十九大赢得“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给与会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人们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道路上。1953年10月2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毛泽东曾引用马林科夫宣布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成员。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中指出了土改后农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的矛盾，毛泽东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1页)。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丁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它。”(同上，第431432页)“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同上，第434页)其实，苏联通过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并不像马林科夫宣布的那样令人振奋其全盘集体化本身也存在严重弊端。但在当时基本照抄苏联搞建设的办法以及举国上下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氛围下，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寄希望通过加速集体化来解决一直困扰我们的粮食问题。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工业化的最初进程都是由农业来推动的，工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在欧美早期现代化国家中，农村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摇篮，农业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参见迪特尔森哈斯：欧洲的经历发展理论的历史评判，多弗尔伯格出版公司1985年英文版，第4647页)。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工业革命以农业革命为先导”的命题。中国的国家工业化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启动的，落后的传统农业对工业化造成极大制约，这种制约突出表现在农产品的供给短缺制约和农村市场需求不足的制约两种形式。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行，对农业革命的要求就变得十分强烈(农业合作化运动无论是从制度层面的变革，还是从生产和经营方式的转化来看，都无疑是中国农业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1955年5月间，毛泽东作出了加速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随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农业即完成了由个体农业向集体化农业的转变。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不可能像毛泽东原先所说的那样，等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毛泽东丈集第6卷，第488页)，而是迅速掀起高潮。1956年1月底，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实现了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同年底，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也基本完成。三、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思考 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加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意在解决农业发展不适应工业化要求的矛盾，希望借此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是，由于在理论上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作用估计过高，对中国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尚未发挥完毕认识不足，也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偏重农业制度改造，相应忽视农业技术性改造和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的建立，以致这场革命遗留下不少问题而同一时期推行的倾斜于城市工业投资、重点在城市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得有限的资源通过人为因素而不是市场机制流向工业部门(以资金为例，“一五”期间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工业部门占56，农林水利只占82；而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的投资占到87)，也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其结果是“一五”后期，工业所需的原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这不能不使工业化的推进受到制约。此外，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积累工业化资金的办法，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农民的某些不满。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19561957年间，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问题作了比较集中的探索性的反思。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不能动摇，同时又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页)在这里，毛泽东以苏联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训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暴露的问题为鉴戒，首次从理论上提出了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原则：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把这对关系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同上，第240241页)这里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苏联模式把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的战略，但已经提出了重大的修正。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积累资金时采取的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要让农民获得的利益有所增加，不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以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参见上书，第2930页)。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说明：首先，农业关系到5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是城市和工矿区人口(工业人口)商品粮食的提供者：其次，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第三，农村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第四，农产品是国家出口创汇的主要物资：第五，农业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参见土书，第199200页)。从上述认识出发，毛泽东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同上，第200页)。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同土，第310页)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当代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提供着四种形式的贡献：(1)产品贡献。包括消费食品贡献和工业原料贡献。(2)市场贡献。农村是国内工业品的主要市场。(3)要素贡献。即资本和劳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4)外汇贡献(参见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农业与经济发展，吴伟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毛泽东对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认识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所设计的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也是正确合理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正确的思路没有在其后10余年的实践中坚持下去，中国继续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个战略推行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工业部门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不能与工业化结合，只能在原有经济结构中作低层次的内循环，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其结果是损害了农业这个重要积累源泉和农村这一巨大的市场，反过来迟滞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反差鲜明的二元结构特征。1978年以后，我国调整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共同发展的格局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单一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历史，为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开辟丁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