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字臆断——从出土文献看仁字古文和仁爱思想.docx

“仁”字臆断从出土文献看仁字古文和仁爱思想郭店楚简的一万三千多个汉字中，大约有将近七十个“仁”字。这些“仁”字，不论是出现在道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是出现在儒家思想的文献中，也不论它上下文义怎样，出自那位抄手之手，全都一无例外，皆从心从身，作。这个字，以前也曾出土过，古玺文编有着录i，可惜是或者未被认识，或者误读为“信”ii，以致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被白白闲置了若干年。说文上说：“仁，亲也，从人二。古文仁，从千心，或从尸。”它所说的“从千心”的古文，正就是我们现在从郭店简上看到的从身心的字；只因为“身”符有时被简化，大肚子变成一个实心的黑点，有点像是“千”字，於是从身心便被误会成从千心了。至於说文说的“或从尸”的古文仁字，我们在出土文献中也能看得到。譬如中山王鼎有“亡不率仁，敬顺天德”句，包山二号墓180号简的“童笋阴仁汝”，其仁字都是从尸从二的。这两种古文仁字，我们今天都能看到了，确是一件幸事；但麻烦也随之接踵而来。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山王活动的年代在公元前310年前後，与郭店楚简主人的年代大体相当，两地同样标榜仁义，何以其仁之字形竟如此大不一样？尤有甚者，包山二号墓同郭店墓，同处一时，同在一地，同一个仁字也作两样写法，更令人大惑不解。过去我对“义”字的变迁，曾有过臆测，结论不无趣味；这一次想再谈谈“仁”字，看看它的变迁，有无什么思想文化上的意义。先看从尸从二的古仁字。尸，说者多以为是横陈的人形；那是就後起的字形而言。在早先，它本是直立的人形，并不横陈，作，隶定为尸，读如“夷”；所以玉篇说，古夷字亦作尸。此说有甲文和早期金文的多个“征尸方”字样可以印证。所谓“尸方”，乃夏商周人对东方氏族的泛指，有所谓“九夷”之名iii。古仁字从尸实系从夷，而从夷之所以为仁，当是夷风尚仁，风名从主的缘故；孔子怨叹道不行，曾“欲居九夷”，当因夷人能仁，不是随便说说的。这一推想，还可用“夸父”和“夸气”为例，从侧面试作一证。大家都知道，有个神话故事叫夸父逐日。“夸”是一个小小的巨人族iv，“夸父”就是“夸族首领”或“某位可敬的夸人”的意思。“夸”这个字，直到现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口语中，还常用来表示粗大、憨直、土气之类的气质和外观。这後一层意思和称谓，便是从前一层意思衍生出来的，是前一名词的形容词化；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夷”和“仁”的关系，大概也是如此。尸是东方的氏族，尸是夷族的族风。这个尸字，在甲骨学初期曾被释为“人”，尸方被说成“人方”。其实这倒无可厚非，因为字形确实如此。所以从尸字衍生出来的仁字，古字从尸，今字从人，本来也没有分别，因为所从的本是一个偏旁，只是书写有异隶定不同罢了。“仁”字除去或从尸或从人以外，还有个共同点是都从二。汉儒曾抓住过这个“二”字大作文章。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句说：“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所谓“相人偶”，即互相人偶之，亦即互相亲爱的意思。因此他们认定，仁是一种行为，而不甚注意仁也是一种心态。後来到了清代汉学家，为了反对宋学的心性说，遂把问题说得更死，譬如阮元在论语论仁论中说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二”是仁字的核心部件，是仁之所以为仁的关键。而在我看来，“仁”字的关键部件在“人”，人就是尸，就是尸族族风，就是仁。至於其所从之“二”，很大可能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符号，古文字学上所谓的羡划。这一点，从甲文和早期金文的“尸”字只是简单的人形，而没有“二”划可见。後来出现了“二”划，想系为了装饰和补白，并无“二人”或“相人偶”的大义。如果当年造字者真想要在字形上注以相人偶之大义的话，他也多半不会用一个抽象的数字二来充数，而会像创造“从”、“比”、“北”、“化”诸字那样，用两个具体的“人”形来表示，譬如说，使两个人形相向，便足以表示互相人之、偶之的意思了。我说仁字的“二”划是补白，还有文献上的旁证。诗小雅四月有“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句，这个“匪人”，绝非咒骂先祖不是人，而是“不仁”的意思。论语宪问“或问管仲。曰：人也”的“人也”，也是“仁也”的意思，绝非简单指出管仲是“人”而已。类似的例句，肯定还有不少，只要细查古籍，当能发现更多。前人说，“仁字不见於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尚无此字，盖周初但写人字，周官礼後始造仁字也。”v周官後始造仁字之说，於时间上未必妥当；起先但写人字，也就是尸字，後来加上二划作为美化，或作为与所从出的名词尸字相区别，大概是事实，是符合文字发展路数的。现在我们再说从心从身的仁字。这个字，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可能只是郭店楚简成书年代或抄录年代的产品，而且更有可能是某种观念或理论孵化出来的产品。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这批简牍中，除去这个从心的仁字外，还有大批别的从心的字，如义、勇、畏、孙、顺、反、疑、难、易、欲、谋、喜、哀、昏、宠、欺、求、与、为、知，等等。细察这些带心的字，仿佛都是为了强调其作为一种心态，以区别於对应的行为，而特意创造出来的。譬如缁衣篇的“恭以莅民，则民有孙心”句，其孙字带有心底，便是想要表示心态的谦顺，而非从辶的逊字所在表示的那种行为的驯顺。又如穷达以时篇有“君子谆於反己”句，反字下面加心符，显然是强调反躬自问的意思，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式的反求诸己。它与老子甲篇“返也者，道动也”之强调行为的反字，适用范围是不同的。这“孙”字这“反”字，像上面列出的许多其他带心的字形一样，以前不曾有过，以後亦不复存在，只是在这个年代里，结伴而来，有如潮涌，铺天盖地，绝後空前，确是一桩很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心态问题，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格外注意。这诸多带心的字样，自然是在人们对相应的心态与行为有了认真思考以後才造得出来的，而且是在认为有必要将心态与行为加以区别的情况下才造将出来的，是为了某种理论表示的需要而造作出来的，正像今天的化学家们为了表示新知元素而不厌其烦地大造其字一样。这一设想，由於这批简牍一些篇章的内容而得到证实。稍微涉猎者都能看得出，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忠信之道、六德、五行、语丛等篇幅，在心性问题的研究上，呈现出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这是一个此前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人类只有在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了足够的认识後，才有反回头来对自己进行认识的必要与可能。於是乎，新的领域孕育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锻造出新的术语，新的术语有时会需要新的文字。而新的文字中，最耀眼的，首推从心从身的仁字vi。它是当时子思学派将孔子的人道理论建基於人情、人心和人性，从而使儒家学说迈入新阶段的集中表现。仁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从孔子推崇“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和“欲居九夷”的言论来看，他是把自己的仁学和尸风尸俗视同一体，并以之为美的。而到了郭店楚简成书、诸子百家竞起，“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时代vii，情况便起了变化。同是孔子所提倡的那个仁，此时已不能再停留在单从九夷源头来追溯的老调调上，而更需要着眼於挖掘它的形而上学身价，发现其人情人性的本质viii。所以，孔子尽可以沿用以尸作仁为术语，因为他的仁学是述而不作的；而子思们的形而上的仁学，便不便再安於历史的茧壳，而不得不改弦更张了。於是他们甩掉了早先那个从尸的仁字，另外造出一个崭新的反映时代要求的仁字来。仁字抛开从尸或从人的依傍，而改成从心的字样，这意味着造字者们在向世人宣告：仁德并非某个氏族所专有，也不是从哪儿借鉴和复制而来的傥来物，有如先前从尸的仁字所显示的那样；仁者人也，它本是人类所特有和所必修的美德，是人之所以异於禽兽的天命之性。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少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只不过，这件事的推广并不顺利。与郭店楚简同时的中山王鼎的仁字依旧从尸从二，另一同时兼同地的包山二号墓的仁字也是依然故我，便透露出革新并非易事。幸好古玺文编上录有28个从心从身的仁字，数目可谓不小；人们把这个新字镌刻在印玺上，说明它已被采用为贵族们的名号或标记，说明这一观念还是得到重视的。一滴水中可以见世界。一个仁字的变化，反映了儒学史上的一次大改观，是值得认真研究说明的大课题，愿与有志者共进。i 罗福颐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264、51页。ii 古玺文编共收录从心从身的仁字28例，误识为“信”者22，未识者6。iii 後人有将“九夷”坐实为九个实数的，其实大可不必。九者，言其多也。iv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海外北经、大荒北经注。v 阮元：研经室集论语论仁论。vi “义”观念在此时，也受到特别注意。只是“义”字字形在郭店楚简中有五种之多，说明它的地位尚在奋斗中。vii 庄子天下。viii 孔子以後，学生们大体上从两种路数来发展仁学。易传一派，相外扩展，将仁与宇宙联系起来；子思一派，相内追求，以性情心命谈仁。此处就子思学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