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暗讳与阶级.docx

同性恋、暗讳与阶级

　　因为获了金马奖的缘故，《蓝宇》，这部原本大陆观众未必能够很轻便地看到的电影，经由众多的盗版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影碟店中。撇开商人为营利所做的有选择性的盗版不谈，——这也许是个好事，这部承袭关锦鹏一向唯美风格，类言情剧的电影，为很多对同性恋不了解、相当模糊、或有偏见的观众打开了一个正面接触的入口：蓝色的抒情感伤的色调，流畅的节奏，两位男主角精彩细腻的演出，铺陈出一场同性恋者的爱恨悲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部由于男主角蓝宇之死而上升为一个永恒爱情神话的电影，赚取了众多观众的眼泪，获得了相当的认同与肯定：“第一次为同性之间的真情而感动，真实的感情，不论是在同性还是异性之间，都会让人感动的。”这样的评价在网上颇具代表性，表明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一个异性恋身份者通过这部电影所得到的对于同性恋者的认识，它对于这个社会无名存在的同性恋群体无疑是一种鼓励，证明他们的爱情除了性取向之外，与异性恋并无不同，只要是“真情”，同样值得尊重。
　　然而这样一部好看、煽情、以同性恋为故事框架的电影是否真正地、真实地触及到了“同性恋”——这一中国当代社会之“暗讳”——的状况、处境与问题，却是值得探究的。《蓝宇》改编自一部在网上颇为流传、具有极高点击率的小说《北京故事》，早在这部电影未开拍之前，这部小说就是网上讨论的热门之一。它先是在同性恋网民中走红，接着由于它的网上知名度，吸引了众多的异性恋读者，它的高点击率使得这部小说成为最为流传的几部网络原创小说之一。投资方邀请关锦鹏改编这部被誉为“新网上经典”的作品，很显然有它商业上的考虑。但是不管怎么样，身为同性恋导演，第一次执导同性恋题材电影，人们有理由期待关锦鹏能够为同性恋者“代言”，揭示与表现出这个在现存的社会环境中遭到普遍压抑的群体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但是很遗憾，也许是由于身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差异，对内地生活的不熟悉，关锦鹏并没有正面处理这对大陆同性恋情侣如何面对家庭、社会这一暗讳问题，他删去了原作中同性恋者自我身份认同矛盾与挣扎的有关情节，把它改写成一个温馨伤感的通俗言情剧，一种跨越性别、阶层的伟大“爱情”代替了同性恋现实中远为复杂与残酷的认同危机与社会抗争。这样一部以表现同性恋为主旨的电影恰恰在其对伟大“爱情”的讴歌中遮蔽了社会真实存在的同性恋问题。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是香港的同性恋活动环境较宽松，同为华人文化生活圈，关锦鹏不是没有碰到过此类认同危机问题，在他自传性的电影《男生女相》中，关锦鹏同样坦承他如何将他的真实性取向与他母亲交待，取得她理解的难题。何以在这部电影中，关锦鹏将这一身份认同、家庭冲突问题轻轻放过？
　　原作《北京故事》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涉及，陈悍东在发现自己对蓝宇的感情绝不止是“玩”之后，他并不愿直面这个事实：“那时的中国比现在闭塞得多，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渠道去正确地了解我们的感情，而且我们也不自觉地避免了解”。由于他在这场恋爱中更多地扮演着传统男性的角色，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这一段“玩儿”只是暂时的，他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异性恋者，将履行缔造婚姻、家庭、生育的责任。在母亲的催促下，他开始物色女友，并且力劝蓝宇去进行“行为疗法”，这一行为疗法以失败告终，他和蓝宇的感情也欲罢不能地继续着。终于他和蓝宇的关系被他母亲知道，他的母亲与之进行了一场亲情与爱情之选择的谈话：“‘你不能这么不知廉耻啊！你还是人吗？’‘你瞒了我们这么多年！亏得你爸死的早，他要是今天知道了，那不比让他死还难受吗？’‘让妈看着自己的儿子让人家瞧不起、唾弃，妈不是比死还难受吗？啊？我怕呀！！’妈呜呜地失声痛哭。我眼里潮潮的，心像是被人猛击一样难受。我也该算是个汉子，看着老母亲为我这么痛不欲声，我怎么能忍心。看着老妈哭红的双眼，蓝宇、他的爱、我的感情……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而后，他的母亲又和他的新婚妻子联手，以匿名信的发式揭发蓝宇的“不良”行径，使之被单位辞退。婚后由于陈憾东始终不能忘怀蓝宇，兼之他发现了他母亲与妻子对蓝宇的作为，终于与他妻子离婚。在影片中，这些与家庭冲突有关的情节被轻描淡写地略过，他的母亲与妻子变成两个相当不重要的、走过场的角色，除了陈悍东因为要结婚和蓝宇说的“人长大了就得结婚生子”之外，镜头从陈悍东的结婚跳接到陈悍东的离婚，陈悍东与家庭之间关于蓝宇之事的纷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表现。相反，影片中出现的一幕是陈悍东从监狱出来后，他、蓝宇与其妹妹、妹夫像两对小夫妻般其乐融融共进火锅的场面，显然他们这时已经明白并且相当接受陈悍东与蓝宇的关系。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仅仅是由于蓝宇在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接受了他们的亲人是位同性恋者的事实？
　　在同性恋与社会环境、权力的冲突方面，这部影片的表现力更是远不如另外一部同样涉及到同性恋题材的影片《东宫西宫》。《东宫西宫》一开始就是一幕警察在公园里“抓人”的场景，那些在手电筒的强光照耀下四处逃串的同性恋者，真实地展露出同性恋群体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你丫的就是贱”，这句由小警察嘴里反复出现的台词，说明了这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定位：“犯贱”。由于对同性恋是否属于犯罪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主流社会既不能依据现有的法律条文将之绳之以“法”，又可以相当广泛地以现成的道德成规将其指认为“有病”“吃饱了撑的”“犯贱”，运用手上的权力任意地扣留与侮辱他们，更甚者还有人利用同性恋者苟安怕事的心理以此进行敲诈勒索，而由于整个同性恋群体在这个社会中无名化“贱民化”的极端模糊不清的地位，他们对于他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的待遇鲜少有反抗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东宫西宫》里头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阿兰作为一位被讯问者，将“交待”变成了表现、展示、与发声的机会，他明白地宣谕：“你可以说我贱，但不能说我的爱贱”。在与小警察的角力中，他甚至诱发出小警察的同性恋情欲，动摇了小警察对自我身分的确认与自信，结尾小警察茫然地在公园里行走，他的自我认同经过了这一夜，至少是部分地被搅乱与颠覆。至此影片变得有趣起来，既然“贱不贱”只是一个人为的标准，那怎么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被划入“贱”的阵营呢？这部影片也由此跨越了同性恋“苦大仇深”的调调，直指权力的本性：它那不断进行等级划分与区隔的游戏，正是由于权力的需要，“贱民”总是会被生产、被指派出来，它既可能是同性恋，也可能是别的什么，谁也不知道主体什么时候会被权力列入“贱”的范围。相较之下，《蓝宇》的思想力远不如《东宫西宫》。影片几乎不曾触及到同性恋所面临的种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压力，以及这种压力跟一元化权力、道德与思维方式的勾联。影片《蓝宇》让蓝宇死于一次偶然的工伤事故，从而转化为一出类似《爱情故事》永恒回忆的经典通俗爱情剧，这样的安排显然回避了他们——这一对同性恋情侣日后所要面对的社会舆论与压力。

　　再仔细考察，陈悍东何以能在这种至少目前还只能是在暗柜中进行的同性恋生活方式中拥有较大的自由呢？譬如他可以和蓝宇同居，而不至遭到联防与居委会的盘察？——很简单，但是很关键：他的钱与地位。他的钱让他可以较容易地找到男人；他的钱足够他购买高级别墅，营造他和蓝宇的安乐窝；等等。影片中一个不为人所注意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阶级”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运作：同为同性恋者，这个群体照样存在上下、富穷的阶级区别。在陈悍东与蓝宇的关系发展中，陈悍东始终占据着主控权，他们各自所扮演的性角色与他们的阶级角色是同构的。当然，这里头所隐含的阶级问题不是关锦鹏要表现的重心，关锦鹏的电影以拍感情戏见长，社会问题不是他所关心的，更何况他身为香港导演，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构造未必了然。如果说《蓝宇》因为出于香港导演之手，这一问题对他没有切肤之感，所以不加批判可以理解，《北京故事》——这部出于国人之手的网络作品的写作与接受情况所暴露出来的对于“阶级”这个问题的盲视却是值得深究的。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洋洋得意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津津乐道“我”的享乐，就是这样一位“英俊”“多金”的“红色贵族”可以用1000元买下一位无力支付学费的东北穷学生的童贞，可以同时和别的男性或女性上床，就是这样一位利用转轨时机牟取暴利的新权贵，仅仅因为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对蓝宇的“真情”，就可以忽略、遗忘他对于社会的巧取豪夺与剥削吗？令人不安的是，在网上众多讨论《蓝宇》或是《北京故事》的文章中，鲜有人提及陈悍东——这位转轨时期的“太子党”是如何利用父辈的权力资源大肆寻租，积聚暴利而获得他的财富与地位的，大家感动于陈悍东做为一名公子哥而焕发出的“真情”之余，却几乎没有人追问一下他的财富的道德合法性与正当性。如果说这几年有关下岗“女”工的大众传媒上的苦情剧是通过诉诸“伟大女儿与母亲”的“性别”修辞掩盖了下岗工人这一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的阶级问题，《蓝宇》与《北京故事》同样用同性恋真情这一性话语、感情话语遮蔽、修饰了社会急剧分化、严重不公的阶级现象。陈悍东这一“成功人士”形象被受众几乎没有什么心理、道德阻碍的默认与接受，只能证明的是：这几年大众传媒所塑造的这一“新富人”代言人形象是如此地“成功”。这个王晓明称之“半张脸”的形象短短几年内成了公众的偶像，以至于人们在这个形象的麻痹中忽视、忘却了真实的经济与意识形态运作。它在受众心中的长驱直入，它所造就的公众对于这一形象的不加分析与批判的欣赏，它所养成的公众普遍的政治无意识，让人不得不深思这一形象是如何建构与获得它的“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
网络的出现对于某些弱势群体的感情抒发、意见表达无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言论环境，《北京故事》与《蓝宇》出现与流传的背景是网络所提供的发言园地与传播空间。这一空间对于处于无名与压抑状态的同性恋群体来说，无疑是一处可贵的园地，提供了解放身份、挑战性别、性、权力秩序与文化成规的机会。但是，有这个机会与把握这个机会之间却有漫长的路要走，如果这个群体不能正视自身的真实处境，对自我身份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勾联互动有更清醒的认识，相反，只是利用网络满足于有限的情感宣泄与短暂的爱欲满足，很难说这个空间的出现就确实能对保障同性恋权益、促进人类更大程度的自由与解放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正如我们在《北京故事》与《蓝宇》里所看到的，即便是这样一部似乎是违反社会主流规范的同性恋小说与电影，仍然不自觉地依附着这个社会的文化逻辑，布满了时代所馈赠的意识形态幻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这里，同志不止是从港台流传过来的对同性恋者的代称，还是所有被压抑、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政治联盟，同性恋者的局部抗争有必要同其他的诸如性别、阶级的总体性的政治思考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我认识与解放。
注释：
1﹐截止到笔者写这篇文章的2002年3月2日，它在“黄金书屋”网站上的点击率已经高达3506118次，这还不包括在其他网站上被点击的统计数字。
2﹐在“黄金书屋”这个中国规模最大的读书网站由网民票选出来的“网友最佳原创排行榜”上，它排名第7位，名列《第一次亲密接触》与《悟空传》之上。
3﹐《北京故事》HYPERLINK"http:///yc/books/124/12346/1/";http:///yc/books/124/12346/1/;。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请参见戴锦华在这方面的有关分析与论述：《在“苦涩柔情”的背后》，《读书》2000年第9期。
8﹐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收于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