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者的坚守——略论王彬彬的批评写作_陈舒劼.pdf

突围者的坚守略论王彬彬的批评写作陈舒劼评论【王彬彬评论小辑】138一如果将学术的发展理解为知识与思想的持续交融和冲突，那么王彬彬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显然呈现了学术发展过程中较为激烈的一面。至少是从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发表开始，许多同行或外行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王彬彬的批评标签化了。无论是击节赞赏还是不以为然，王彬彬批评的锋芒成为不同反应的共识。虽说没有思想的冲突就没有学术的发展，虽说蔡元培对胡适的包容和支持成为学术冲突事例中的一段佳话，虽说对批评的鼓励倡导始终不绝于耳，但众多评论王彬彬的文章都注意到，这条与人驳难的批评之路已然遭遇多方面的压力。“毋庸讳言，文坛上对王彬彬这样有锋芒的批评家是有颇多议论的像王彬彬这样的批评文章似乎就不能登学术的大雅之堂，尤其是以文化批判的 骂的姿态出现，更使得一些自诩为学院派精英和贵族的学者 不自在而侧目。于是，私下里就议论纷纷，似乎王彬彬有损 学者 之形象。”(1)“文坛和学界对王彬彬的态度大可玩味。其直言谠论直接刺中许多人要害，间接令许多人怫然不悦，私底下群议汹汹，但公之于众却难得一见。似乎都商量好了，只当他是空气，敬鬼神而远之。”(2)这静默、侧目与疏远，既是对直言批评的某种冷处理，又在客观上使本该在交锋中得以深入的讨论，其焦点往往偏移到了批评者的发言姿态上。经过这层转折，批评的学理探讨更被批评的动机揣摩所置换，批评者也被进一步标签化。如是循环往复后，富有攻击性的批评家的形象似乎终与王彬彬如影随形。当然，这种对王彬彬的批评的简化、俗化与情绪化认知，不足为道。一旦陷入对批评者言说的主观意图的深疑，这种疑邻盗斧的心理机制就排除了交流与说理的可能。理解王彬彬批评的方式，需要在具体个案的基础上，重新回到他批评写作的历史场域，分析他的批评如何与其所处的时代文化精神发生互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王彬彬的批评写作将与对其的流俗化理解拉开距离。王彬彬被视为富有攻击性的批评写作，在被历史化还原之后，更像是某种悲壮的精神突围。“突围”意在强调批评与时代所携带的文化病症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双方力量和位置的不平等。如果能联想到鲁迅、联想到魏晋风度，就不难理解犀利的批评往往是打破“铁屋子”式的精神突围的需求。“所以，王彬彬的批评宁愿选择激烈与偏颇，也不愿选择温和与平庸。”(3)在王彬彬的批评中，文风激烈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显影时代文化病症的需求。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王彬彬的批评文字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对之前的历史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又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转折的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文化交流和知识生产的国际化趋势上升，互联网技术深刻介入社会生活，市场经济开始有力地重构文学场域。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他们所熟悉的论域。“人文精神大讨论”骤然兴起表明人文知识分子感觉到某些共同问题的压迫性，而它的不了了之也象征着认同困惑难以阻拦的漫延。一些知识分子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思想讨论的热度渐趋下降，而学术表达的学科意识和规范化日趋提升。可在面对时代课题和公共议题之时，“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近似某种回避甚至自欺。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在提出挑战，历史的积弊还尚未清理，学术研究和生活现实都在迅速地问题化。强调研究的聚焦和规范是学科建设的必然，但跨学科讨论的勇气和基于价值立场的批评更需珍视。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研究，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场域转型过程中明显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引人注目，但作为与个人或日常生活有着特殊关联的学科，批评不应该放弃对人性人心的执着关注，不应该放弃自己与时代价值选择、与其他文化话语间的对话责任，应该更积极而敏锐地介入现实的文化精神生产。认识王彬彬批评甚至是写作的意义，正应当在这层意义上展开，从发表于 1989 年的 余华的疯言疯语 到 1994年的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再到近期在 收获 的“尘海挹滴”和 钟山 的“荒林拾叶”上开设的专栏，这些文字都需作如是理解。此时读者已然发觉，王彬彬的批评文字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实现了批评的跨界。这139自然也可以理解成，精神的突围在多个方向上打响。二跨界批评并非对文学研究专业性的反动。如果意识到所谓的学科边界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人为区隔，所谓的“学术性”就不能被闭门造车式地理解，真正重要的始终是问题本身。王彬彬直言：“我认为，一个从事专业性工作的人，完全没有专业意识，是肯定不成的，但专业意识过于强烈，也是不好的。”(4)2013 年回顾自己的研究经历时，王彬彬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身份之间并不吻合：“我的所谓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但博士毕业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我就一直是副业。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主要时间精力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大量的时间花在写与文学没有多少关系的杂文、随笔上。最近十来年，主要时间精力则用于读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书和写这方面的文章。虽然这类文章不算 学术成果，但却乐此不疲。”(5)乐趣预示着坚持，到今天，他在历史领域中的研究已经可以具体化为几次主题的转换，从中共党史、现代史中的国民党、义和团运动再到北洋时期的人与事。(6)跨界研究携带着不同领域的知识关联，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就是方法论上的“史诗互证”，也可以理解为是重回并深化马恩现实主义理论精神的批评实践。有评论指出，“王彬彬所操持者可谓老旧，是马克思主义式的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7)三十余年来，这“老旧”始终坚持对真问题的捕捉与深入，突破诸多秉持流行概念却又浮光掠影的批评操作。以历史的辩证思维践行批评，体现了王彬彬批评实践的方法论自觉与勇气。方法论的“老旧”不意味着方法论的简陋或失效。实际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对文化批评提出高要求，持守者必须意识到并处理好以当代视角进入历史现场时面临的复杂性，以辩证的态度分析批评对象“何以如此”，而非将批评对象置于某一学术概念的机械解剖或牵强附会中。要实践这种历史辩证思维，又必须拥有自觉且持续的理论反思能力，清醒地意识到批评者自身的时代局限以及所接触到的历史资料的有效性，这或是王彬彬分外重视历史与文学互动的缘由。“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当我们面对的某个文学问题与某种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时，我们切勿轻易地借助和依赖关于此种历史现象的现存看法，而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这种历史现象。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8)从 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 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等到对中共党史、现代史中的国民党、义和团运动和北洋时期的人与事研究，无论是在文学之内还是跨出文学的界标，王彬彬的批评写作都贯穿着自觉的历史意识与信念。回到历史具体语境的批评方法论，意味着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场域和知识关联结构之中理解文本或现象，消解理论对文本单向度的强势压迫。某个概念在批评领域的流行，可能是异域学术热点话题的西风东渐，也可能是同时段的一些本土文学作品较为明显的共同特征的反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起于异域的概念先后在批评中流行一时，这种流行反映出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在改革开放中融入世界体系的大进程，但这些概念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化却可能并不充分。对批评而言，无论是焦点话题的辐射还是文本共性的把握，都需要对概念抽象的合理性和概念介入文本的有效性保持清醒。概念的抽象往往是发现与遮蔽的一体两面：“它在凸现了某种特征的同时，也忽视了别的种种意味、意蕴、意义；它在彰显了某一类作品的同时，也埋没了1402022.12其他的种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因此抽象概括“一旦僵化成一种 模式，便构成对文学史的遮蔽和误解，甚至它所遮蔽的东西要远远多于它所凸显的东西，它所误解的东西要远远多于它所正确地把握了的东西。”(9)对抽象的辩证认知使得王彬彬的批评始终保持着对“大概念”或“大词”的谨慎。对海外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是王彬彬历史辩证批评的方法论的鲜明体现，他对海外中国学者如顾彬、王德威、唐小兵、刘禾、李陀等人的研究不止一次地提出批评。王彬彬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学者为中国大陆学者思维的更新和眼界的开拓不无意义，但往往是清醒与迷误共存、新见与偏见交错。(10)在这种“新解读”与“再解读”的影响下，许多现当代文学的文本或现象沦为西方现代理论的操练场，理论的粗暴渐成风潮。“这些 海外中国学者把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些人 再解读 的，往往是所谓的 红色经典。而所谓 红色经典，是以意义简单、明确为突出特征的。但这些人，却能用西方现代理论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 红色经典 解释得十分复杂，本来清浅的池塘，突然变得幽深莫测。这种神奇的 再解读，令一些海内中国学者 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兴奋、崇拜之余，是急起仿效。”(11)王彬彬对这些海外中国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正是对“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及其后“急起仿效”的风潮的突破。在王彬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西方现代理论的简单移植和方凿圆枘，或脱离、或扭曲、或简化了所论述的文本和现象所处的历史语境，无法避免史料偏误、逻辑偏差和观念偏见。仅在国内的鲁迅研究中，就有强行运用西方现代哲学阐释鲁迅而导致的“玄学化”现象，和源自日本学界的简单、庸俗、粗鄙的“实证研究”。(12)显然，回到历史现场还必须落实到重建有效的知识联系，并在其中揭示对研究对象的新发现。王彬彬的历史写作尤为清晰地体现了他的方法论持守，以及在历史场域的多种因素互动中发现真问题的追求。有评论指出：“他的融合历史和文学的一系列论著所要寻找的是文学和历史之间那些实实在在的关节点，他还要从这些关节点出发，阐发文学和历史如何在这些关节点上互相渗透、水乳交融。这种追求不允许他局限于某些稀见史料的发掘，更不允许他躺在某些时髦理论上进行重复操作，他必须 杂学旁收，尽可能多地读那些似乎与文学和历史的扭结没有直接关系的杂书和闲书，他更要在这些杂书和闲书以及文学作品本身发现那些 历史性细节，帮助他实实在在地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建立真实而活泼的勾连，所以他很少煞有介事地抖出某些稀见之书、独得之秘，也绝少从引用某个理论话语出发，再来依样画葫芦地推演开去。”(13)。秉持历史辩证思维，以历史与文学的复杂互动冲破流行的学术操作的蒙蔽，这或许是王彬彬的批评文字难以绕过、常读常新的缘由。三王彬彬批评写作的历史辩证意识，必然与许多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常识劈面相迎。许多文本与现象在重返历史语境之后，显示出与既有认知的龃龉，王彬彬的批评无疑破坏了常识的稳定。按照乔纳森 卡勒的观点，这才是“做”理论的应有之义而非照着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概念的指引跑马圈地。“理论的主要效果是批驳 常识，即对于意义、作品、文学、经验的常识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并且，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应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看来似乎已经很自然的理论，自然到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是理论的程度了。”(14)读者不难发现，王彬彬的批评文字“与人驳难”，许多时候就是与不同层次上、不同领域中的“常识”拔河。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 两种不同质地的文化略论“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 说不清楚的概念 样板戏与所谓“红色经典”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等文章，对瞿秋白、邓拓、柳亚子等人的研究，对金庸、余秋雨、王朔等人的批评，包括前文所提及的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都是在冲击某种当时流行或稳定的知识“常识”，而这个系列远未完结。缘由可以溯回到王彬彬批评的历史辩证意识。批评的历史辩证意识包含了自省的重要维度，检视自己的知识素养的历史生成、反思自己的批评立场和方法，是持续质疑“常识”的必要前提。只有将自身的理论积淀也视为有待“问题化”的“常识”的一部分，质疑才能深入而持久。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常识”错误，必须回到这些知识形成的历史中才能厘清，就研究个体而言王彬彬以自身为例则是个“吐出狼奶”的自我批判过程。在 用一生的时间吐尽狼奶 鲁141评论【王彬彬评论小辑】突围者的坚守迅内外 自序 等篇章里，王彬彬多次谈及这种知识观念上的自我反思与修正，坦承自己“已经努力吐出许多狼奶了，但还远远没有吐干净”，坦承这可能是个“旧狼奶上又添新狼奶”的反复过程，坦承“太多的狼奶，让几代人精神上长期处于蒙昧状态”(15)，这同时也是在强调针对习以为常的“常识”的反思应是知识界的公共事业。如果说批评是努力接近真相的过程，那么保持对以“常识”面目出现的知识论述的警惕，就是努力接近真相的起始点。某些时候，努力探寻真相需要勇气更甚于理性。清理“常识”的生成过程、揭示其谬误的所在与根源，往往还要面对无形的心理压力，对“金庸热”的批评就是一例。金庸因其武侠小说广受追捧而被视为文学大师，借由“雅俗共赏”的通道，武侠性与文学性近乎等值也渐成常识。王彬彬将金庸武侠小说置于新文传统发展的脉络之中，逐条批驳将金庸武侠小说奉为文学经典的流行观点，指出武侠小说所反映的侠义与江湖不过是流氓文化的魅影，而“中国最迫切的事情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确立起一种现代公民意识。”(16)然而，清理这些荒谬的“常识”，同时也是要目睹女大学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金庸先生时脸上的潮红和目光中的黏性”、直面“金迷”们“圆睁的眼和扭歪的脸”(17)的过程，这意味着，对“常识”的批评时常会冲出具体知识内容的活动半径。相比于纠正具体知识形态的“常识”，指向学术规范与风气的“常识”批评更为敏感，也更需要勇气。众所周知，王彬彬始终保持着对这个批评方向的关注，其中的部分文章结集为 有事生非。这部 2014 年出版的著作的题名显然不满足于表达批判“常识”的信息，在立足于知识指谬的基础上，它更在意对学界某些风气的批评。早在写于 2002 年的题名为“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的文章中，王彬彬就指出，健康的商榷和驳难的风气在学术界堪称稀薄，批评时常面对错误观点缄默不语，“一种观点、一套理论、一番 创见，尽管许多人都觉得很偏颇、很牵强、很不通，但由于是出自某个在学术界很有头脸的人士之手，便能在很长时间内畅行无阻，又由于很有头脸的人士总不乏吹捧者和追随者，这种观点、这套理论、这番 创见 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被大学生一类学术辨别能力尚不够强的人所信奉”，“学术界的 生态 确实已恶化得极不利于学术的生长了”。(18)王彬彬的大量文章，都在践行自己批评“权威”的主张。花拳绣腿的实践 一文列举了 跨语际实践 在中、日语言方面大量的常识性错误，直言“无视常识，在刘禾这本书中是很普遍的现象”(19)，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 一文分析了“把假问题当作真问题和把真问题说成假问题”的学术路向(20)，这些分析都意在揭示学界盛行的“理论的蛮横”，从而减少盲目的理论崇拜。常识错误往往伴生着明显的文理不通等基础性问题，这也是王彬彬反复指出的。“文理时常不通，甚至整段整段的话语无伦次；常识性错误时有所见，有些地方错得十分离奇”(21)，“文理不通的话太多，不知所云的话也太多有着太多的常识错误”(22)，“文理不通，甚至整段整段地语无伦次，是常见现象；许多常用词语，被用得莫名其妙；许多常识性的问题，都弄错了”(23)，“文理不通、语无伦次，是我对这本 革命的第一个看法我对这本 革命 的另一种感觉，是常识性错误很多”(24)。不同学者的多部著作中如此密集地出现文理不通和常识错误，就说明学术规范与学术风气存在问题。王彬彬认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这就关乎学风问题了”(25)。如果在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常识错误之外，同一本书中存在严重的文字重复、同一作者的不同书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那么这种“学术表达和学术出版的方式，关乎的是学术道德问题”(26)。指向学术规范与风气的“常识”批评连年不绝，既说明批评者的执着，也反映出某种弊病的广为流布和积习难除。站在指向学术规范与风气的“常识”批评的前线，免不了被视为缺乏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进而遭到潜在的价值否定。学者似乎应该引经据典、用密集的术语搭建起理论的深沟高垒，而非纠结于错字病句。王彬彬曾在批评文章中说，文理不通是相对于作品解读等而言“更低层次”的问题(27)，“把 学术规范 当作了学术标准，就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28)然而，这不是对“学术规范”批评意义的消解，而恰是在强调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性意义。遵守学术规范不是学术标准，而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底线、最基本的准入资格。如果语句问题普遍存在，如果学术规范可以视而不见，谈何批评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又怎么能信任理论的穿透力与指引力？有观点认为，说王彬彬“以咬文嚼字之名行派别相争之实，因此完全忽略他挑剔学术著作病句错字的诚意和深意。这实在冤枉，恐怕也是当代学术 最大的悲哀。”(29)指向学术规范与风气的“常识”批评应被理解为对批评精神的坚持、对存在的学风积弊的突围，这种坚持冲击的姿态，必然植根于批评价值立场之中。1422022.12四王彬彬的批评写作始终保持着对人的关注，这是他批评文字最深层的底色。“他总是直面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残缺和问题人的尊严和权利，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精神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关注人本身，或者说，是关注现实本身。他们的姿态是批判的。”(30)无论是谈论文学或是历史、政治，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人物研究，对人的关注是王彬彬批评写作不曾中断的主线。他批评的主题也许看似繁多“不管这几年王彬彬的文字多么庞杂，有几个主题似乎是不变的，那就是理想、道德、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批判”(31)，却最终交织融会成这条主线。王彬彬在批评中表达过的一些观点，就是这种批评立场的折射或反映，如“小说的认识应该穿过社会政治层面，应该穿过历史文化层面，而直抵存在的深渊”(32)，如文学创作者的情怀“表现为对人间苦难的敏感，对时代的人性状况的关注，对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更合理的探求，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意味着对人类生存的一些最深层也最基本的问题的关心”(33)，如文明“意味着对思想、艺术的尊重和热爱，意味着对个性、尊严的重视，意味着精神的丰富、心灵的细腻”(34)，如“我关心的更多的是历史中的人性而不是因果”(35)。在方法论上坚持以历史辩证思维突破流行的理论操演，在学术规范上以对“常识”的清理坚守基本学术秩序，最终都在人文关怀的坚守与呼唤中体现出来。坚守人文关怀意味着坚持某种价值判断，文学与价值判断无法分离，而价值判断又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血肉相连。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和维持其统治权力的假定。”(36)人文关怀的立场坚守与价值批判是王彬彬批评文字的魅力所在，许多精彩的篇章值得反复玩味。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良知的在场与缺席丁玲的命运沉浮与人格形成 陈宝箴的喉骨谨以此文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 等文章，都聚焦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精神世界，展示了人物独有的风神、遭际与选择。这些篇章写出了历史人物面对多重复杂关系叠加的压力时，突破自身所处的现实和心灵之围的努力，陈独秀的鼾声、陈宝箴的喉骨、高晓声的算盘等，因此成为意味深长的经典细节。历史人物的判断、选择与命运，不仅是与其所处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的对话，也是对今天的人文知识界的启示。站在人文关怀与启蒙的价值立场上，王彬彬还有大量短兵相接式的当代文化批评，与前述的历史重现相互呼应。这些批评文字不乏激烈之语，却往往能直击核心。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直言，作家的聪明不应该表现为形而下的立身手段、生存策略和活命智慧；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漫说批评指出，当前的部分批评已经放弃批评的基本信条，成为与评论对象合谋的谋取名利之举；流氓的变迁 认为王朔的貌似叛逆，实则隐藏着深刻的大院文化等级意识，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嫉恨与憎恶；对电视剧的最低要求猛烈批评帝王、清官、武侠等流行主题的电视剧中宣扬的崇皇情结、臣民意识；对昆德拉的接受与拒绝既看到昆德拉以小说的方式揭示出的人的生存困境，也看到沉迷昆德拉可能导致的极端怀疑主义的危害；关于文学奖的东扯西拉指出热衷亵渎文学的倾向与“诺贝尔情结”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功利性思维的显现；文坛三户 抽象出金庸、王朔、余秋雨的本质：“他们的作品都属 帮字号文学帮忙或 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37)这些批评都意在突破“种种时髦而浅薄的精神潮流”(38)，突破蒙昧、狂热、麻木的精神围困，续接启蒙的精神立场与传统。令人感慨的是，其中诸多写于二十年之前的文字，至今也尚未过时。时至今日，许多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大规模、深层次地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曼纽尔 卡斯特早就指出：“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39)，新的网络数字技术催生新的社会运行逻辑，许多重要概念都需要重新历史化地审视。“革命”“启蒙”“价值”“真相”似乎太不时髦，技术时代坚守人文情怀与启蒙立场的意义究竟几何？“后人类”“后真相”“元宇宙”已经纷至沓来。有研究认为，原来支撑真相的两大基础作为普世性的理性原则和作为经验性数据收集、143评论【王彬彬评论小辑】突围者的坚守统计、分析的客观性结论都已经崩溃，“后真相”时代“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40)王彬彬的批评写作显然还将继续他的突围与坚守，但他的批评同时也在启发新的思考：在这个技术分量不断加重的新的“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之内，启蒙立场和人文关怀的新位置在哪里？注释：（1）（3）丁帆：“与人驳难”的批评姿态背后，文艺争鸣2002 年第 4 期。（2）（13）（29）郜元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关于王彬彬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 2018年第 4 期。（4）（6）（35）王彬彬：生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现代快报 2020 年 8 月 30 日。（5）（12）（15）（38）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第910页，第1页、第5页、第3页，第 7 页。（7）王侃：提速时代的历史反刍略论王彬彬及其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 2012 年第 6 期。（8）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应知天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40页、第 47 页。（9）王彬彬：被遮蔽的与被误解的读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05 页。（10）王彬彬：从“尾”谈起驳王德威 从“头”谈起 ，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29 页。（11）王彬彬：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再解读以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为例，扬子江评论2014 年第 2 期。（14）美 乔纳森 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5 页。（16）（17）（37）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11 页，第 118 页、第 104 页，自序 第 3 页。（18）王彬彬：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14 页、第 316 页。（19）王彬彬：花拳绣腿的实践评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 2006 年第 10 期。（20）王彬彬：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 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 中的问题意识，文艺研究 2007 年第 4 期。（21）王彬彬：王烨 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 杂议，文艺研究 2015 年第 2 期。（22）王彬彬：惠雁冰 “样板戏”研究杂议，文艺研究2011 年第 6 期。（23）王彬彬：朱崇科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 杂议，文艺研究 2016 年第 5 期。（24）王彬彬：蔡翔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当代文坛 2012 年第 3 期。（25）（27）王彬彬：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艺研究 2010 年第 3 期。（26）王彬彬：道德、逻辑与常识读周志强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与 阐释中国的方式 ，南方文坛 2019年第 6 期。（28）王彬彬：学术规范与学术标准，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17 页。（30）朱竞：在“五四”的旗帜下说说王彬彬，王彬彬：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94395 页。（31）汪政、晓华：“守旧”的勇气王彬彬文学批评述评，南方文坛 1999 年第 6 期。（32）王彬彬：重提小说的“认识价值”米兰 昆德拉的启示，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43 页。（33）王彬彬：才华与情怀，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68 页。（34）王彬彬：当代中国知识者的主体定位，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4 页。（36）英 特雷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8 页。（39）英 曼纽尔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69 页。（40）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探索与争鸣 2017 年第 4 期。（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责任编辑：王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