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冲突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docx

在全球政治冲突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容提要】日趋严峻的国际政治冲突凸现了各国文明进程的差异，特别是政治文明进程的差异， 民族国家利益仍然是国际政治冲突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条件。【关 键 词】政治冲突/民族国家/政治文明经济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相反，当今世界范围内政治和文化 的冲突还相当严重。在日趋严重的国际政治冲突中，我们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才能应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有效地消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对我国的影响。江 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 目标，这是我党对邓小平理论创造性的运用和重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 深化。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是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需，也是我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一、文明进程中的国际政治冲突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迅速蔓延，似乎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幅图景：文化的全球 化和政治的全球化离我们不远了，世界正在走向“大同”。然而，且不说对全球化的本 质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趋同也是值得怀疑的。就目前 西方的思想界而言，恰恰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全球化导致人类文明的趋同或冲突， 这两种观点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具代表性。苏联的解体，使世界进入了一种后冷战时代，一直以来在西方人心目中洋溢着的西方 价值中心论被无限放大了，很多人认为世界进入了以西方为核心的“单极时代”，在这 种背景下，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前国务院官员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夏季号 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的长文，提出了他的“历史终结论”。1 992年，他又将该文的观点加以引申、充实、扩展成一部专着，名为历史的终结和最 后的人，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观和历史观。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并非仅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其一，他从 黑格尔的历史观出发，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意识是物质发展的原 因而不是结果，而西方的胜利标志着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失败，因此当人类“满足”于 西方的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其二，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经历了多种政府 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专制制等，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 胜利。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它解决了人类所有的政 治矛盾，因此，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在可以见的将来也将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 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人也就变成了历史上“最后的人”。由此可见，福山将 西方的社会模式视为普遍化模式，并认为西方的文明是高级的，其他的文明和体系是低 级的，并最终与西方的价值体系趋同。与福山的观点相反并引起更大范围关注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塞缪尔亨廷 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1993年，他在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文明的冲突的长文，此后又把该文扩充成专着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并于1996年出版。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 ，冲突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只是引起冲突的原因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冲突的主 要根源，既不是意识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不同的文化及文明的差异是引起冲突的根 源。虽然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 在不同文明和民族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 来的战斗线。亨廷顿认为，目前世界上还存在着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 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还不明确的 非洲文明。目前世界上一切冲突都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基本价值的差异导致了 军事、政治的冲突。亨廷顿强调，冷战之后，西方在世界格局中成为霸王，冲突的重心 转变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些非西方国家通过自身 的发展和相互合作，向西方国家的轴心地位提出挑战，这种合作的突出形式是儒家和伊 斯兰的军事联合。应该说，如果纯粹从学术上看，从文明的角度来观照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可能有助于解释某些国际性冲突的深层原因。文明冲 突论在反对普遍主义的文明论方面是有其合理性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差异的确是存 在的，如西方文明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法制及政教分离等等；伊斯兰文明 、儒家文明推崇整体主义、政教合一等等。但问题是，文明的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冲突， 国际政治冲突的根源是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还是以利益而非文 明定位的，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位。文明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其发展过 程中可能由于存在差异而产生冲突，但更多的是互相间的影响、交汇和融合。至于亨廷 顿关于“儒教和伊斯兰的军事联合”的命题更是缺乏依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固然不能解释冷战后为什么还出现那么多的地区冲突。20世纪 下半叶以来的中东巴以冲突、海湾战争、南亚的印巴冲突、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危机、非 洲的种族屠杀、车臣危机、911事件、美国的对伊战争等等都向我们昭示了历史远没 有终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能正确解释各种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的根源。事 实上，当今呈现出的世界图景是经济趋向全球化，文化的差异或文明的差异仍然存在， 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导致了世界的不安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人权、自由主 义、民主政治等等，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认同民族主义、权威主义，有 的甚至仍存在着独裁、专制等等。意识形态的对立可以通过世界文明的进程，特别是政 治文明的发展来解决，但美国却刻意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把西方的政治模式推向全 球，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 政治制度，进而实现其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二、国际政治冲突的根源：民族国家利益当今世界上不断产生的冲突，凸现了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历史地看，随着近代 民族国家的形成，人类就步入了一个民族主义时代。民族主义的存在，首先基于民族的 存在，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民族主义是在同一民族中形成的感情情结、共同认可的 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极其广泛，其内涵也很复杂，我们在这 里只关注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紧密相 连的，其表现是，特定的民族要建立独立的或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与主权国家相 关联的政治原则，现代民族主义始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推翻了 君主制，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确立“主权在民”的原则，从而建立了现代的民 族主权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的创建者们 正如独立宣言所说的，他们谋求民族独立是为了反抗一个“恶贯满盈、倒行逆施” 、“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的政府”，以扞卫自己的“生命权、自 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9世纪以来，世界上各民族通过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纷纷 建立起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存在，为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必然会存在。与其他共同体相比，民族国家是最具社会凝聚力的群体形式，也是所有共同体形式中 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中心。因此，将民族国家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便是很自然的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国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与公民相对应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又可理解为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某一特定领域之内的人群共同体。从后一层面理解，国家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或国际关系中产生的。就这一层面而言，“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它肯定了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国家”两个层面的含义是相互影响的，特别是“主权”概念的提出，对国家之为“政府”的意义有了新的修正，这就是主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即政府可以转换，而主权却由于国家的存在而永恒存在。正因为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维护国家主权便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而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实际上就是蕴含于主权至上的观念中。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自然资源有限的既定事实下，在缺乏一个世界性政府作为调节者的市场环境中，国家仍然是民族利益的保护者和执行者。为了在对相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得优势，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保卫国家利益、保护主权的名义展开了各自纷争和冲突，直至战争。但是，在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地球已经变为一个村落，人类面临的是一种全球 性问题，即人类在对自然的疯狂掠夺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危机以及人与人的危机。为了解 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类需要建立普世的原则和共同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 种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世界主义崇尚普世原则的一个理论假设就是满足人类共同的需 要。如果人类有共同的需要，那么，为了满足这些共同的需要，不同的文化应该有些共 同的内容，这些共同的内容就构成普世价值。以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为普世原则的世界 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对立的，它认为，民族主义如果不以弘扬个人的自由权利为目标，那 就是被少数人用来麻木民众的心灵以便创造新的罪恶的毒药，它所扞卫的并非真正的民 族利益，而是某些小集团的狭隘利益。事实上，现实中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时候的确意 味着一种狭隘的感情和对集体意志的盲从，因此，它内含着非理性倾向，如果民族主义 中的非理性部分被不加节制地放大，也容易造成流血冲突、纷争仇杀、种族清洗等等， 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如果说超越民族主义，建立普世原则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我们究竟 需要什么样的普世原则，如何判断这种普世原则具有最高的正义性，如何推行这种普世 原则?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将他们创立、认同并无上崇拜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 等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普世原则，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凭借自己经济、政治、信息等方面 的优势，强行渗透到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并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机构提出一整套政治的 行为规则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未能履行人道主义原则，人权原则 或其他西方认为重要的原则所规定的义务，这些国家可能就会受到经济制裁，甚至武装 干涉。这些经济制裁或武装干涉的主体既可以是联合国，也可以是北约或欧盟，甚至美 国自己。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说“自由、民主 、平等”作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的话，作为先发展的发达 国家，应该首先践履这一原则，但事实恰恰相反。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向我们表明，全球化在为很多国家带来财富和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过分集 中、贫富差距扩大和某些国家被边缘化的后果，发达国家的繁荣是以不发达国家的贫穷 为代价的，少数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大多数国家贫穷的基础上。当发达国家破坏了主权平 等原则的时候，它就无权对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方面达不到他们的标 准而指手划脚，甚至粗暴干涉。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维护人权的招牌，绕过北约组织，发动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绕过 联合国，擅自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控制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 区的目的。谁能否认，美国攻打伊拉克不是为了中东地区的石油呢?否则，美国为什么 不对同样是种族冲突的非洲图西族、胡图族的互相残杀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呢?美国对中 东地区的武装干涉和在美国支持下的以巴冲突持续升级引发了恐怖主义的危机后，布什 和沙龙所推行的是铁与血的逻辑，他们以扞卫国家利益的名义，肆意武装清洗阿富汗和 巴勒斯坦。当阿富汗在美国的炮火轰炸下，满目焦土，难民遍地，当以色列的直升机和 坦克在杰宁街头狂轰滥炸，无数的平民、妇女、儿童死于炮火中的时候，他们是否考虑 过什么是人权呢，当他们认为本国利益受损时，别国人民的生存权利就无足轻重了。美国推行的强权政治不但无助于消除冲突与纷争，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冲突 和纷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纷争和政治冲突中，我们可以把恐怖主义理解为弱势民族与 不发达地区人民对美国强权支配国际秩序不满所引发的极端行为和绝望之举。但恐怖主 义绝不是解决国际政治冲突的方法，它剥夺了无数平民的生命，留给人类的是永远的创 痛。如果美国的这套以“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主权的逻辑和做法得到认同的话，那么， 当对付完伊拉克之后，美国是否会对自认为对其构成威胁的其他国家例如朝鲜、中国采 取行动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左右摇摆使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退一步讲，即使不使 用武力，美国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例如经济的制裁、文化的渗透，最终展开一场意识形 态领域的战争，把其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强加于我国。因此，在全球政治冲突中加强我 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使我国的政治文明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才能具 有话语权，这是我们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三、在全球政治冲突中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发生学来看，政治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产生是一致的，正是政治的产生，人类社会 才进入了文明时代。政治反映了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社会 价值追求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是趋向文明的，因而，人类社会的政治构建是人 类不断追求文明进步的反映。人类自从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其政治发展史其实 就是一部政治文明演进的历史。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政治 文明，人类的文明就是残缺不全的。人类的政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进入近代 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产生了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漫长黑夜之后，西方资产阶级借助文艺复兴运动，举起“自由 、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同时按照洛克和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和密尔的“代议制理论”建立起资本 主义民主制度，这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在此后长达200至300年间，资本主 义社会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社会的迅速发展。在此期间，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局部 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结构变化、大规模的动乱，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 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进入了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引 发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的腥风血雨中，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遭 到了最无情的践踏，在法西斯的屠刀下，惨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即使是进入现代社会 ，资本主义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富人的政治游戏，对大多数穷人来说，民主权力由于 经济地位的卑微而被剥夺已经成为一种宿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 己的经济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制定了许多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对大多数第三世界 国家来说，是政治话语权的被剥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开启新时代的里程碑。尽管18世纪 的空想社会主义也试图推翻私有制，建立集体化的、公有制的大同社会，但毕竟是一种 带有理想色彩的空想。真正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和理念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规 律之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理性科学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马克思在关 于现代国家的着作的计划草案中把政治文明(如“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布 和实施、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开等)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恩格斯则从历史唯 物主义出发，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指出，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和国家，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是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与存在着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一 样，都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政治文明。恩格斯指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 ，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 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 式上的复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恩 格斯设想，无产阶级完成革命后的社会形态，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这才是一 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世纪以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俄国 、中国及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制度的形式得以实现，把人 类政治文明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此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在对 立和冲突中不断发展。不可否认，人类政治文明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内容，但也包含着具有一般性的人 类共同价值。当今，世界已进入了经济全球化阶段，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 同社会文明的竞争与整合。全球化的深刻社会意义在于，它既是不同社会文明的对抗， 又是不同社会文明的交融。全球化大潮推动着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努力寻找更多的符 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共同价值。全球化的趋势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世界视野，使不 同的社会文明在相互沟通和深入比较中更多地发现相互间的共通、共同之处，这也是人 类文明进程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出现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早，它的许多政治理念、政治体制蕴 含着人类的共同价值理想，因而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借鉴和学习的。如民主制 度、分权制度、权力制衡制度、人权保障制度、政党制度、代议制、普选制、舆论监督 机制等等。资本主义的这些政治运行机制，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已相当成熟，对 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稳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因 为这些制度是由资产阶级创立的，并且现在仍在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而拒绝接受，实际上 ，这些政治制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正如 市场经济，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一样。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对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价值的共 同追求和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政治发展的异质化，即全球化过程中 的经济文化发展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民族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正以 前所未有的姿态干预当代的经济文化生活，这就使全球范围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西方政治价值和非西方政治价值的冲突。在苏联、东欧解体后，美 国将它的主攻目标瞄准中国，近年来借口“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 题”等频频对我国发难，其目的就是要中国在政治上屈服于美国，继而实现“西化”、 “分化”中国的图谋，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 仅是我国自身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是应对国际政治冲突的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的内容相当广泛，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21世纪全球仍然存在政治冲突的 时空背景下，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着重解决以下几 个问题。首先，在全球互动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既然被认为是人类 政治发展的共同目标，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就必然缺少不了这一主题。中国 在过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中，一直缺乏民主的传统，正如邓小平所说：“旧中国留给我 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出现过失误 和波折，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以“缺少民主”为借口攻击我国。由于资本主义的 民主制度在现代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中 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使社会更缺乏公正与关怀，弱势群体不断被边 缘化，平等和民主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因此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中，我们不能照搬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致美国民主一书中，指出了文化的原生 性与适应性原理，他认为，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之间进行原封不动的制度与文化移植 是绝对不能成功的，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必然带有本国文化的深刻烙印。德国的社会市 场经济，东亚带有很强的政府干预色彩的市场经济，都与美英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有很 大的差别。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体制完全相同的国家，尽管它们中多数奉行“主权在 民”的民主理念。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本 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精华，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 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把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 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既适应本国实际又符合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民主政治体制 。其次，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的政 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其他法律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 和规范化水平。我国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协商型的政党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社 会性质而作出的制度安排。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发展极不平衡，“一 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优点在于可以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实 现高度的集中，从而高效、顺利地协调好各方面特殊的、具体的利益和愿望。这是我国 的政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的最根本的区别。我国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协商型的 政党制度与那种以狭隘的党派、集团或者某一阶级、阶层利益为基础的、以互相制肘、 互相倾轧为特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相比较，可以大大节省民主政治的交易费用和成本， 可以高效和尽可能优化配置与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的制 度安排。因此，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要切实解决好以党(执政党)代党( 参政党)的问题，明确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处理好执政党与参政党 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使参政党的政治活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 时也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执政党要按法治的要求，吸取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经 验，在法律的规范下开展执政活动，这样才能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再次，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在法治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全 面的确认和规定，建立起具体的人权保障制度，法治才有可能实现。由于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实践的历史较短，我国过去在保障人权方面缺乏深刻认识，在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 上也出现失误，因此，也遭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攻击。当前，在以民族国家利 益为主的国际政治冲突中，对人权的关怀虽然难以取代对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 益的考量，但是却逐渐成为近年来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为某些全球行动的重要议题。美国人权学家杰克唐纳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 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 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是绝对不完整的。”(注：杰克唐纳.普遍人权的理论与 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就不能不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问题，这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因此 ，我国要加紧人权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 接轨。近代西方国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制度，经过改造完全 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复次，培育一个有利于民主制度生长发育的公民社会。马克思认为，公民社会是属于 私人利益关系的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 “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人类社会自从产生国家以后，国家就成为居于社会 之上并掌握着暴力工具的特殊力量，有可能吞噬整个社会而造成权利的异化，因此，国 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然要求培育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以达到与国家关系的平衡。 高度自治社会的原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生长。我国已初步建立起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高度政治文明的实现，还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完 善。市场经济虽然为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本身并不能实现它，而是要靠公 民社会的能动力把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转化为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直接动力。政治文明 的建成有赖于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从而在社会内部形成制约国家的力量，防止国家 权力的无限滥用，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