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docx

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外交空前发展的时期。在对外交往上，中央王朝不仅推行积极开放的政策，而且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通晓“蕃语”的翻译人员译语官，以便在处理涉外事务中解决语言不通或隔阂的问题。最早注意译官的是黎虎先生，他在汉唐外交制度史的相关篇章对唐代译官的设置情况做了介绍1(P336、P361-363、P478-479)。稍后，程喜霖梳理了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译语人”(P298-301)，以揭示他们在丝路贸易中的活动和作用。最近，韩香女士以长安城为活动空间，对唐中央设置的译语人给予关注，应是唐代译官研究的一篇力作。其实，唐代的对外交往中，缘边州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译官在地方边境政府的涉外事务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角度，本文拟对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进行总体论述，并重点考察唐缘边州府设置译官的情况，同时对学界关注不多的“新罗译语”也略加说明。 一 唐代，中书省和鸿胪寺是两个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担负外交管理之责的机构。作为唐代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译官首先见于这两个机构中。中书省的译官，新唐书百官志谓“蕃书译语十人”，唐六典称“翻书译语十人”，两者所指其实相同。中书省的任务之一是起草诏令。其中代表中央王朝发给四夷外邦的文书和政令，也由中书省负责起草和撰写。与此相应，凡四方及各国朝贡之国书与贡品，中书省内皆有专人负责接收。由于这个缘故，中书省设置一些熟悉和精通“蕃语”的翻译人员是十分必要的。这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说，“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 受材料所限，唐代可考的中书译语共有3人。其一是贞观年间的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他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按照李唐的职官制度，这里“直中书译语”属于唐代的一种直官。沈括梦溪笔谈卷1故事二载：“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从姓名推测，揖怛然纥显然属于胡人血统。当时回纥尚未兴起，北方惟有突厥称雄，因此揖怛然纥为突厥的可能性较大。由于精通“蕃语”，故以折冲都尉的身份权摄中书译语，从事各种“蕃语”的翻译工作，因而有“直中书译语”的说法。 其二是史诃担，或史诃耽，亦为胡人，出于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据固原南郊出土史诃耽墓志载(P69-71)，武德九年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此后终太宗朝，他一直在中书省任职，并在京城长安购置地产，安土定居。永徽元年，他经营的一块土地被中书令褚遂良相中，后者强行要低价购买。此事惊动了秉公执法的监察御史韦仁约，他的土地得到了保护，中书令受到弹劾，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改授虢州军事、虢州刺史为止，史诃担任中书译语长达40余年之久。 第三人是石佛庆。他的事迹见于会昌三年李德裕论译语人状。其文曰： 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扦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黠戛斯攻破回鹘，迫使后者离散向西、南两方迁移。其中南迁回鹘的乌介汗部逼近天德军城，给唐北部边境制造了很大压力10。开成三年，黠戛斯通贡唐朝，相约与唐联合攻击南迁回鹘。但在中书省充任译语的石佛庆等人与回鹘联系密切，宰相李德裕担心石佛庆把“不便于回鹘”的消息翻译出来，通过京城定居的回鹘人泄漏出去。因此上书，请求武宗诏令防御回鹘的河东节度使刘沔，以及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各自挑选一些与回鹘没有亲族关系而又能“解译蕃语”的人员，乘驿骑赶赴京城，以备唐与黠戛斯使者会谈之用1(P362)。 作为官方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唐鸿胪寺中亦有译语的设置。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云，“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其中中书省翻书译语10人，“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由于中央设置的译语人员皆为直官，品级自然不高。新唐书选举志谓“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咸安公主入主回鹘一事。当时迎亲队伍中，“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这里“译史”，应是鸿胪寺中的译官，当是译语人的另一种称呼。他在回鹘迎娶咸安公主的盛大场合中扮演着“传导”和“传问”的角色。“传”、“问”说明了译语的语言特长，即能用回鹘语与回鹘使团进行沟通，尽可能把唐王朝的抚慰政策转达给回鹘。另一方面，“导”字表明译语在承担翻译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司仪的职责。即按照唐室之礼仪，导引回鹘使团履行迎亲的有关仪式和程序。 由其“译”的工作性质所决定，译官是唐代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天宝十一载突厥内附首领阿布思率部叛乱，唐安西北庭节度使程千里讨伐之。阿布思穷途逃归碛西葛逻禄部。天宝十三载为葛逻禄叶护擒获，献于阙下。玄宗降诏，颁赐叶护玺印，并大力褒奖。葛逻禄“所请印信并译语人官，并依来表”时很可能请求唐王朝派遣“译语人官”，玄宗欣然答应。这是因为派遣译官可以传达王命，了解蕃情，客观上对改善唐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对译官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作为制度之一，译语、掌客等出入鸿胪寺所辖机构如客馆等，需要凭借长官颁发或下达的“状牒”，才能为职司守卫的监门所放行西州都督府。阿斯塔那210号墓所出贞观二十三年唐史王公牒为杜崇礼等绫价钱事提到“译语人等”12(P70)。同墓所出另一件有关“军资练事”的文书中，亦有“高昌县译语人康”出现12(P72)。按高昌县，即麴文泰时高昌城。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国，设置西州，改高昌城为高昌县，为西州所辖五县之一。与麴氏高昌始终勾结而阻扰丝路的西突厥“至是惧而降”，唐以其地为庭州13与西突厥之间的翻译工作。 阿斯塔那29号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载，在康尾义罗施等西域商人自西“向东兴易”的队伍中，有“译翟那你潘”者，即是译语人翟那你潘，从姓名来看是突厥人。由于商队携带了数名作人、奴婢以及大批的马、驴等牲畜，但没有官方发布的公文，受到西州户曹的盘问和审查。这时译语人翟那你潘解释说，商队“在西无人遮得”，一路畅通无阻，因而“不请公文”，接着他签名画押，向西州政府提出担保：康尾义罗施等所携奴婢“不是压良本色”14(P88-94)。 阿斯塔那188号墓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云15(P87)： 1钱拾贯肆伯文。 2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疋直。 3十二月十一日突骑施多亥达 4干领。 5译语人何德力 本件无纪年，姜伯勤认为它反映了唐与东突厥交兵的时代背景。突骑施是“西突厥之别种”，8世纪崛起于碎叶川及伊利河地区。但由于时常受到东突厥的征讨，故而愿意为唐提供反击东突厥的马匹16(P115)。本件即是译语人何德力代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签收马价的凭证。在这里，何德力似乎是多亥达干的汉语翻译，并在达干的授意下与西州都督府进行市马交易。但也不能排除何德力是西州译官的可能。 安西四镇节度使。全唐文卷287敕罽宾国王书云：“敕罽宾国王：得四镇节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绝域，不可预图。”(P1286)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考证，王斛斯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是在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八年17(P1243-1244)，推测玄宗的诏敕大致颁于此时。据敕文可知，罽宾国王将通贡唐朝的文书先递交到安西四镇节度使王斛斯的手里，王斛斯随即组织译官将罽宾国书译为汉文，然后上呈朝廷，静候玄宗裁决。这说明“抚宁西域”的安西节度使府设有译官，其职责之一就是翻译西域各国递交唐朝的文书。 安西都护府。唐会要卷100结骨国记载说：开元年间，安西都护盖嘉运在西域记中描述了在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活动的“契弊、乌护、纥骨子”诸族。他说，契弊就是契苾，“乌护则乌纥也”，也就是以后的回鹘。纥骨即纥扦斯，后转读为黠戛斯，“盖夷音有缓急，即传译语不同。其或称戛戛斯者，语急而然耳。访于译史云，黠戛是黄头赤面义，盖回鹘呼之如此”(P1785)。盖嘉运所说的“传译语”和“译史”，应当是安西都护府内的译官。由于他们对纥骨发音的轻重以及语速缓急的程度理解不一，因而出现了纥扦斯、黠戛斯和戛戛斯三种译法。都护盖嘉运也不知孰对孰错，所以把这三种称呼都写进了西域记中。 幽州节度使。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说，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18(P1)。与其交好的史思明亦“解六蕃语，与禄山同为互市郎”13。可见在“临制奚、契丹”的幽州节度使内，有多种少数民族进行市场交易，那么在节度使府设置译官是完全可能的。天宝元年唐改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天宝三年，唐以安禄山为节度使，此后终止安史叛乱，范阳一直为安禄山节制。在此期间，凡是投诚归降的蕃夷，禄山皆施以恩惠。所得士兵，“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据此，范阳节度使是设有译语人员的。朔方节度使。全唐文卷674白居易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云：“初秋尚热，惟所履珍和，谨因译语官马屈林恭迥不具。佖白。”(P3048)王佖的任官，据书信开头的交代，为大唐“朔方灵盐丰等州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宁塞郡王”，故马屈林即为朔方节度使府的译语官员，从姓名推断应为汉人。在此作为朔方节度使派出的使节出使吐蕃，承担着维护唐蕃和平共处、继续通好的任务。又吴廷燮考得，元和四至八年(809-813)王佖为朔方节度使17(P144-145)。据此，白居易代王佖致书论赞勃藏的信函，当做于此时。 河东节度使。太和四年，唐以柳公绰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时北虏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至太原，“公绰独使牙将单骑劳问，待以至意，辟牙门，令译官引谒，宴不加常”，李畅大为感动，“及市马而还，不敢侵犯”10、13。由此可见，河东节度使内设有译官，负责翻译和导引外宾等事务。 振武节都使。前文提到，会昌三年宰相李德裕担心中书译语石佛庆在翻译黠戛斯文书时会向驻京城的回鹘泄密，因而请求武宗诏令河东节度使刘沔、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各自挑选一些与回鹘没有亲族关系而又能“解译蕃语”的人员，迅速解赴京城。这说明防御回鹘和镇守北部边境的振武节度使也有译官的设置。 安南都护。新唐书王式传载：大中年间，王式为安南都护时，“蛮兵入掠锦田步”，王式使都护府“译者”劝谕獠叛众人，蛮夷叹服，遂旋即离去。 剑南西川节度使。新唐书卷222南诏传载：咸通七年(866)，南诏酋龙派遣清平官董成等19人出使成都，西川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董成要求节度使“以敌国礼”接见他们，结果遭到李福的拒绝。“导译五返，日旰士倦，议不决”(P6285)。虽然礼节的争执最终没有结果，但“导译”居中仍然做了很多调和工作，说明西川节度使也是设有译官的。 以上是我们所能考知缘边州府设置译官的情况。其他边镇虽然未见相关材料，但是基于边境地方多方面的外交职责，依例亦有译语人员的设置。特别是使节的来往和文书的往还，均需要翻译人员参与其中。开成元年五月，文宗在大赦诏书中说：“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代官方第一次设立“译语学官”，培养通晓“蕃语”的翻译人才，以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译语学官”的设立，表明唐代边境政府外事活动的频繁，是唐代外交空前发展的一个表现1(P467)。同时也体现了唐大一统王朝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 三 唐代译官的职责，归纳起来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口头翻译外来使节之“蕃语”。开元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玄宗狩猎时射中一兔，突厥朝命使阿史那德吉利发，跳跃舞蹈，对译者说：“天可汗神武。”玄宗“因问饥不”，阿史那德回答说：“仰观圣代如此，十日不食，犹为饱也。”可见玄宗与阿史那德的这场对话，是通过译者的口头翻译而进行的。二是书面翻译“蕃族”通贡中央王朝的文书。前面提到的中书译语石佛庆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译官还有刺探和了解藩邦蕃情的任务。一般来说，译官了解蕃情的途径有二：一是出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比如开元年间，安西都护盖嘉运撰写的西域记，从书中描写的“传译语”和“访于译史”来看，材料大多来自都护府内译官出使西域的收获。二是外来使节的描述。由于语言上的优势，译官也参与一些导引外宾和接待使节的礼仪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通过与使节和外宾的交流而获悉外邦的情况。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考察四夷的方域道里，以及边州进入四夷的道路时，“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充分利用了鸿胪译语从外来使节那里了解到有关周边四夷的情况。又会昌年间，黠戛斯使者阿热来朝，武宗命太仆卿赵蕃持节抚慰其国，诏令宰相李德裕去鸿胪寺接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通过译官与使节的交流考察黠戛斯的国风、民情和地理概况。事实还不止如此。从鸿胪寺定期上报史馆的内容来看，举凡周边四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等，译官都要尽量有所了解和掌握。将这些内容汇总起来，它们又成为唐代编修国史的重要材料。 唐王朝的对外交往中，译官因其语言优势而参与一些外交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担任使节出使外国，完成中央王朝抚慰外邦和结交通好的使命。如贞观年间，中书译语人揖怛然纥，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元和四至八年的中间，朔方节度使王佖致书吐蕃，并遣译官马屈林出使通好。长庆二年，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出使吐蕃，主持唐与吐蕃会盟之事。具体告盟时，吐蕃使钵掣逋宣读誓文，“蕃中文字使人译之，读讫歃血”显然，这位翻译誓文的译者就是随从刘元鼎出使吐蕃的唐朝译官，他在会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通常而言，两国之间的遣使是双向互动和礼尚往来的。作为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周边四夷同样也有相应的翻译人员。永泰元年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众二千，“诣泾阳请降”，并由回纥译者作为导引，相约与“令公”郭子仪结盟。从史料所见“回纥译曰”、“回纥又译曰”、“即译曰”来看13，回纥译者无疑是此次盟会的主持者和策划者。在整个过程中，他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且用汉语与郭子仪直接交流，因而促成了唐与回纥会盟的成功。 而对大多数外邦小国来说，他们的译语人员极为有限，在对外交往中，往往要借助邻国的翻译人员才能进行，此即为“重译”。所谓“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13，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贞观十四年流鬼国王“遣子也可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贞元八年骠国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圆仁入唐求法巡礼的9年中，始终借助新罗译语与唐地方政府进行沟通。由此可见，藩邦外国在遣使与唐通好的过程中，译语居中起到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从吐鲁番文书中，我们看到译语人在丝路贸易中具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康某为“军资练事”寻找辩辞，似乎不能说明什么。何德力则充当了唐与突骑施市马交易的中间人，翟你那潘随从西域商胡出行，在担任商队语言翻译的同时，还充当了“证人”和“保人”的角色。从唐律“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的规定来看，译人充当夷胡“证人”和“保人”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唐代译官的构成，论者以为充任者多为胡人血统1(P479)，更多的则为中亚粟特人(P301)、。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无需赘述。不过，唐代译官中不乏有汉人存在。比如，朔方节度使府译官马屈林就是汉人。另外，开成元年文宗“边州令置译语学官”的诏令，对于改变唐代译官的民族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诏令，汉人通过“译语学官”的学习同样可以成为中央王朝的译语人员，这就打破了原来由胡夷蕃族担任译官的单一模式。乃至五代时期，译官的选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福六年七月，西凉府留后李文谦遣“西凉府译官杨行实与来人赉三部族蕃书进之”。开运元年正月，后晋“遣译语官孟守忠致书于契丹主，求修旧好”19。显然，后晋正朝的译官已经全然变为汉人了。 四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了。但是，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描述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译语群体“新罗译语”，很值得我们重视。据圆仁所记，唐在淮南节度使辖下的楚州以及淮西节度使辖下的泗州置有新罗坊，专门用来居停新罗商人20(P679)。其中楚州新罗坊内还设有新罗译语人。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记载：会昌二年五月廿五日，“楚州新罗译语刘慎言今年二月一日寄仁济书云”，会昌三年正月廿九日，“得楚州译语刘慎言书一通”，会昌四年九月廿二日，“作书付送楚州译语刘慎言及薛大使”等21(P156、P159、P195)。从圆仁的记载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为入唐的新罗人提供翻译和接待等事宜，还在唐与日本的交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圆仁此行的使团中，第一舶上有新罗译语金正南，第二舶上有新罗译语朴正长21(P2、P10、P24)。他们不仅担任语言翻译，且由于熟悉入唐东渡的路线，因而在航海行程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22(P1811)。船舶登陆以后，有新罗译语道玄筹划住宿，“令通事由”，并与押衙进行沟通21(P56、P58)。使团行至楚州后，又有新罗译语刘慎言与当地政府接洽并疏通关系，安排住宿，保管行李，并随时探知朝廷信息。在得知武宗会昌灭佛的消息后，他及时通知圆仁等焚烧佛经论、文书、功德帧、幡盖及僧人衣物等21(P197)。使团返回时他又打通关节、寻找船只、安排行程等。因此，从刘慎言等人在扬州、楚州、泗州等地的活动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特色，而且还兼通日本国语和汉语，故而充当了新罗、日本与唐朝交往的中介。因为他们长期侨居东南沿海，对唐朝的官场、民情、社会风俗及地理交通甚为熟悉，所以在待人接物和立身行事上表现出更高的汉化程度。总之，新罗译语的设置，客观地反映了唐与新罗、日本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