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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基于财政支出的视角

　　　　论文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 实证研究 财政支出 制度安排　　论文摘要:从财政支出视角，对1976～2008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状况进行简单评估，探讨在政府意愿和财政能力不发生逆转的条件下，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问题。　　一、 引论
　　2006年3月中央提 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刘尚希(2007)、贾康(2008)、迟福林(2007，2008)、丁元竹(2007，2008)等人对基本公共服务做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
　　从概念上说，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中国化的一种表述 ，其涵义接近于欧美国家的“普遍公共服务”，即政府应平等地服务于每一个公民。结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如此定义基本公共服务：根据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政府利用可支配的公共资源，满足全体公民最集中、最迫切和最低水平的公共需求。
　　上述定义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它界定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导力量、受益对象和覆盖范 围。本文试图对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状况做一简单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所必须的制度安排。
　　西方的发展历史证明，不论奉行什么国家理论，不论什么政党执政，在“普遍公共服务”应由政府供给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欲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将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既可以缓冲和分散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集聚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又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并藉此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二、基本公共服务状况：一个简单评估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民生问题却日益突出，这偏离了我们的常识，也恰恰说明多年来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某种忽略。因此，考察改革开放之后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 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所面临的形势，为深化改革奠定可靠的基础。本文以1976—2008年为区间来研究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一)财政支出结构与基本公共服务
　　由1976～2008年的财政支出数据 ，可以分析30多年来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支出结构 中的变化状况，归纳
　　1．前30年(从“五五计划”到“十五计划”)经济性支出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稳居第一 ，表明经济建设是政府职能的重中之重。2006年，经济性支出是10734亿元 ，首次下降为第二位 ，2007～2008年 ，该项支出继续低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2．“五五”计划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为761亿元 ，“十五”计划达到34501亿元，增~II143．7倍。2006—2007年，该支出分别是10846亿元和15435亿元，2008年明显增加。然而 自“八五”计划开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长越来越滞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见图1)。

　　3．1986年以来行政管理支出迅速膨胀，到2006年该支出增长了33．4倍，之后的两年，保守估计增长也分别在4O倍以上。政府消耗了可观的财力，而弱化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再从经济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该 比重从“五五”计划的59．89％逐期下降到“十五”计划的29．14％，2006一2008年均低于27％。而基本公共服务支 出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由“五五”计划的14．40％跃升为27．18％(“九五”计划)，2007年为29．12％，2008年则超过了30％。
　　总之，1976 2008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确实出现了快速增长。然而在前3O年间，经济性支出在总量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均强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局面到2006年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基本公共服务的上述二项指标首度超过经济性支出，并在随后的两年继续提高，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有了重大进展。若进行国际比较，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仍然偏低。比如说直到2007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29．12％)才刚超过1995年全球低收人国家的平均支出水平(27．5％)。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上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存在争议。我国不必拘泥于西方 国家 ，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的既有做法，去单方面追求某些数值指标，而要紧密结合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广大公民的基本公共需求，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
　　(二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的变化
　　1．教育支出。教育支出额从“五五”计划到“十五”计划增加了42．7倍(见图2)。2006～2007年教育支出分别是 1978年的72．8倍和94．1倍，2008年更高。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五五”计划为7．95％，“十五”计划是12．15％，2006~2007年在 14％以上 ，2008年下滑到 I1．2％左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 比，如泰国是22．44％(2000年)，墨西哥是22．54％(1999年)，显然我国的教育支出水平较低。而且该支出占GDP比重，我国一直在3％以下，五年峰值为2．54％(“六五”计划)，年度峰值为2．86％~、2007年)。
　　考察教育支出，首先有必要关注教育费用在政府与家庭间的分布。2O世纪9O年代以来，学杂费占教育费用的比例骤然上升，意味着政府支付的份额在压缩，家庭承担的部分在扩大，客上产生了政府转嫁支出责任的结果。中央政府从2006年起，加大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力度，首先在西部农村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2007年 “两免一补”政策向中东部推广，2008年在试点城市全面铺开，并把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调整为8：2，政府重新回归教育公平的维护者而非旁观者的角色，同时急需改善财政支出效率。其次，因为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2l1”和“985”工程建设，高等教育支出快速增加，基础教育支出相对减少，教育支出的层级结构趋于 “倒金字塔型”2006～2008年 ，这种结构出现了可喜变化。最后，过去十几年的教育收费化改革 ，强化了教育资源在城乡和区域间以及它们内部分配极不平衡的格局 ，引发了人群之间接受 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差距太大，严重损害了作为社会公平重要基础的教育公平。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自身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但要彻底扭转仍需很长一段时间。

　　2．社会福利支出。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财政性社会福利支 出的绝对额增长较快 (见图3)。然而它的支出水平较低，其所占GDP的比重 ，“五五”计划为O．56％，为前30年间的最高点，而后逐渐下降，“九五”计划时最低 ，仅为0．19％。2005年以后，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增加，分别是4394．11亿元、5396．01亿元和5517．83亿元。出于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回应，2007～2008年 ，社会福利支出远远高于历年。但是，从社会福利支出内部结构看：1976～2008年，抚恤支出水平较平稳 ，在25％上下移动 ；救灾支出比重长期偏高，五年峰值达49．88％(“五五”计划)，年度峰值为66．73％f1976年 ，“唐山大地震”)，“十五”计划降至10．12％。由于2008年南方大面积的低温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救灾支出成倍扩增；救济支出先降后升，说明市场改革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 ，绝对贫困人 口锐减 ，另一方面却诱发了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扩大，相对贫困人口猛增，救济支出反而快速上涨；退休金支出比例前20年在14％一19％之间小幅浮动，后10年下降为9．7％左右，2006—2008年，该比例也与老龄人口比交叉爬升，不但凸显了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不稳定，而且日渐庞大的老龄人口累积了更密集的养老金支付风险。
　　十分关键的是，现行的社会保障模式和支出水平 ，不足以使全体城乡居民受益。尤其是占劳动力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 ，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力军 ，也往往是自我保障能力较低的群体，却游离于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从根本上降低了社会保障支出的效率。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未同步惠及承受力较弱的社会群体。直到2005年以后 ，才陆续有东部发达省份的某些市县提高了养老保障标准，并全面覆盖到城乡居民，而当前的重大改革任务则是省级统筹的平衡。
　　3．卫生支出。政府卫生支出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对人力资本的健康投资，二是防止不利群体因病致贫。
　　我国卫生财政支出规模逐期递增，“十五”计划卫生支出超过了之前五个 “五年计划”的总和。2006年以来 ，政府卫生支 出显着增加 ，依次为 1421．22亿元 、1973．76亿元和1948．71亿元，它 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前3O年最高是5．87％(“六五计划”)，最低是3．94％(“十五计划”)，2006～2008年三年的平均水平为3．55％。但是卫生财政支出与卫生总费用的缺口愈来愈大(参见图4)，2006—2008年则延续了这种趋势。如果置于国际背景中比较 ，我国卫生总费用 占GDP的比重2004年为4．7％，既低于转型国家俄罗斯(6％)和发展中国家巴西(8．8％)，更远低于发达 国家美国(15．4％)和 日本(7．8％)，与尼日利亚(4．6％)基本持平。就卫生费用的构成而言，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连年下降，个人卫生支出比例飞速攀升。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分摊比例，1978年为79．6：20．4，2004年为38：62。在上文提及5个代表性国家中，卫生支出的个人负担部分，我国只低于尼日利亚(30．4：69．6，2004年 )，比其他4国都高。而且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极不对称，约80％的医疗卫生人员及设施集中于只拥有不足40％人 口的城市，占60％左右的农村居民只能排队享用20％的医疗资源。因此，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政府不仅要增加卫生支出 ，尤为紧迫的是，要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尽早健全以“预防为先”的医疗卫生服务与管理体制。否则，更可能被“锁定 ”在社会公平与公共财政效率双双受损的状态。
　　综上所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状况可概括为：第一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虽然逐年递增，但水平偏低，与经济快速增长和财政大幅增收的趋势并不匹配；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在政府层级间的支出责任模糊，导致了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过大；第三，财政支出不够透明，公众参与和监督缺乏 致使财政资源的“自利性配置”倾向显着，效率欠佳；第四，对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考核评价，更强调在GDP国际性和地区性竞赛中的表现，而漠视了社会发展。2006年以来 ，我国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和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及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相比，还只是刚刚开始。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1)经济发展规律在起作用，即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虽然来自国际比较的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该种解释；(2)片面的“经济建设中心论 ”赋予了经济增长以压倒性地位，社会发展成为“蛋糕周围可多可少的奶油”；(3)经济增长的成果稀释了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屏蔽；(4)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缺乏健全的制度安排。
　　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基本公共服务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民生冷暖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问题。结合我国实际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建立如下制度安排，将被证明是有效的。
　　1．基本公共服务分工制度。通过充分的公共讨论达成一致，确认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范围，如拟定为五项，即基础教育与就业培训、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环境保护等，并将五个项目明细化，依据一定标准分为中央项目，地方项目和中央与地方共担项目，界定好各自的侧重性分工和法律责任。同时为了激发地方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允许其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五个项目的优先序列。
　　2．公共财政制度。政府核心职能的履行，是以巨额财政需求的满足为前提的。构筑公共财政制度主要指向如下几点：(1)改善预算支出结构。有计划地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相对调整经济性支出，严格压缩行政管理支出，协调三类支出与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对比关系；(2)改进转移支付。由于城乡之间、东 中西部之间的非均衡发展 ，因此 ，转移支付既要有效缓解地方的财力紧张，以提供法定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又不能因此拉大发展差距，产生新的不平等；(3)改革中央与地方关于财政权 的配置。必须以“一级政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为 目标 ，理顺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配置关系，确保地方的财政支付能力。
　　3．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对现代政府而言，是不可回避的义务，对公民而言，是享有信息 自由的权利起点 ，也是后者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 以实现的先决条件。鉴于我国已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先行选择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信息充分公开，及时公开，并逐步规范化，以此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公信力，避免产生“政府买单 ，百姓不卖账”的消极局面。
　　4．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政府绩效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时代，它更是国家竞争力的有机构成。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包含三条：一是控制行政总成本 ，扭转其恶性膨胀趋势；二是采用开放性评估 ，委托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也可聘境外专门机构)主持评估 ，以突破“自说 自话 ，自评 自夸”的窠臼；三是关注公民满意度 ，把来 自公 民评价的压力转化为政府追求绩效的动力；四是将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对接起来，突出基本公共服务类指标的权重，引导政府及其主要官员关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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