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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倾全力振兴词学的时候，前后王鹏运主盟北京，朱祖谋坐坛苏州，把清代词学复兴运动推到了鼎盛的巅峰。他们，有时还加上文采斐蔚、才气横溢、以搞政治为主的文廷式，一面层层迭迭拿出填词的厚重作品：“七稿九集”、强村语业、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樵风乐府、云起轩词抄等，一面又精心编集校刻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强村丛书、梦窗词等，蕙风词话、词源斠律与前后成书的复堂词话、白雨斋词话一起笼盖了晚清整个词学论坛。这些成绩或许已是一千余年传统词学的光辉终结，它的繁荣昌盛显得有点畸型，在整个晚清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很有点扎眼，与当时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活也不甚融洽。而且，它实际上已经步入了困境。白雨斋词话的作者写于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的“自序”开宗明义就指出千有余年的倚声之学到了他那个时代，词的创作：“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词的批评则大多“务取秾丽，矜言该博”。于是“作者愈漓，议者益左。”清季词学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出露了衰竭的气色。王鹏运、朱祖谋们大操大办，很有点巅峰狂舞的豪情，但总是回光返照的晚景了。其实，清季的词学批评，包括已具集大成性质的蕙风词话、白雨斋词话在整体构架上本体立场和审美视野与千有余年前发轫时期的两宋词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宋人的词学工程大抵在作品编辑、曲调考证、韵谱整理、作家作品本事及批评、词的理论探讨五个方面，但严格意义的词学概念似乎又不很有共识。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引论”对“词学”两字历史源流有相当深细的叙述，大抵作为研究“词”的一门“学”则是近代学者的观念。1926年有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出版，1930年有胡云翼词学ABC出版，但这两部以“词学”命名并以词为研究对象的着作对“词学”的概念范畴是不甚清楚明晰的。1933年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1934年的词学季刊1卷4号上刊出了龙榆生的研究词学之商榷，开始在学术意义上为“词学”立了概念：“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并为词学确定了八个研究范畴，其中后三个范畴即三门新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与目录之学，实际上可以涵盖前五门旧学。1981年的词学集刊第一辑里发表了唐圭璋撰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将词学范畴厘定为十项：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刘扬忠在1989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之路中为宋词研究实际上可以说是为词学研究设计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图表，作者自云“未敢云全”，但词学的基本门类与具体内容应该说是相当“全”的。笔者这里做“词学一百年”的回顾考察，当然不能就词学的全范畴发言，本文的词学讨论范围主要限于词的理论批评与史的流变把握。理论批评大抵包括内在的体制、方法、声律、格调，与外在的审美意识、精神取向、思想立场等人文内涵；史的把握意在揭示词体流变轨辙真迹与词史兴衰及其潜伏于中的词的观念的演化变革的文化史意义。词的传统是“艳科”，是“小道”、“末技”，是“绮罗香泽”；词学的传统是“别是一家”，是“本色当行”，是“诗词分疆”，是“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词学的历史更多的带有一种孤芳自赏和幽闭自恋的倾向，五代北宋以来的正宗词家宁可承认“诗庄词媚”，宁可委屈自己称“薄伎”，称“小歌辞”，却也要与诗划清界限，用严苛的音乐属性把自己这一家从诗的王国里独立出来，成为自成体制的小邦下国。到了清代，由于实际上的词学已蔚为大国，不仅创作上一派繁荣，研究上也俨然国学一脉，与经史子研究，与以诗文为骨干的集的研究平起平坐。尽管清词早已与音乐分了家，已是胡适说的词的“鬼”借尸还魂的时代，“本色当行”的口号叫不响了，他们便悄悄地把词的本体功能向诗靠拢，常州派以来的词论，从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一条思路出发，处处与诗论争平等，争“正变”，争风雅比兴的言志功能与社会效益。词学家也不再肯承认词的“小道”、“未技”的地位了，清沈祥龙论词随笔中云：“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一句“上与风、骚同旨”实质上已把词与诗放在同一地位了，词也能在社会政治的大题目上与诗发挥同样的“风”、“刺”功能。常州派一脉的寄托比兴的词与南社的革命排满的诗不是同样的质性，同样的功用，并应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么？这便是词的“尊体”运动的由来。有清一代词学的历史任务似是要在本体观念上与两宋词学颠倒一下，常州派崛起后，张惠言、周济直到清季谭献、陈廷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始终是把“尊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们的核心工作、外围工作，以及理论宣传工作都围绕着“尊词”这个中心任务转。但是，由于千年传统的词“别是一家”的疆域牢宠，沉潜于音声韵律用大力于内功锻炼，或追尚醇雅清空，或执意词情蕴藉，或留连“花草崇拜”，审美情绪上依恋婉丽侧艳的原教旨正宗人马誓不肯让出旗帜，修正“诗余”的体制质性。于是晚清的词学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本体功能上努力向诗靠拢，模拟汉儒说诗，讲求词的寄托比兴、风骚同旨，梦想“体益尊，学益大”，力图把振兴词学落实在政治教化的挂靠上；另一方面，却又被宋以来传统的“别是一家”守身如玉的思维所束缚，拒绝靠拢，拒绝合流，拒绝承担为社会政治发言的体制外使命。清季词学的“繁荣”就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而两造的并辔齐驱，互不相让，又使这种“繁荣”进一步加剧加重，实际上也使词学的“古色古香”进一步凝固、僵化，生命机制停滞不前，慢慢透出一股腐朽的气息。这是清季词学大画面的主要景观。二十世纪初叶，这幅大画面上出现了新的亮色，新的景致，王国维的出现带来了现代词学的第一线曙光。二十年代：现代词学的崛起王国维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有天才的大学者，他在哲学、美学、经学、史学的研究上都拿出过可观的成绩。他文学研究上的成绩主要在词曲与戏剧，词学研究只是王国维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多半还是他处于人生精神困境时的一种排遣与寄托的产物。王国维1904年在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词，聊以自慰，人间词的甲乙稿刊印于1906年至1907年，1908年起从事词学研究，着名的人间词话也就在这一年开始在国粹学报分期连载。他的一些重要词学文章大都写成于1908年至1913年间。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词学理论批评的专着，关于人间词话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无需我再来赘述。王国维的词学成就体现在新的观念与新的手段上，而正是这种新观念与新手段使王国维为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化带来了生机。首先王国维为词的“尊体”选择了另一条大路，抛却了“与风、骚同旨”的儒家传统风雅教化观念，代之以西方引入的“民族文化精神”体现的见解。词的真正价值、它的文学意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千年不辍的活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贯穿了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与生命运动。一种活泼泼的真情淋漓的文学往往展示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发达与精神的健康，这两点尤其体现在文学新形式的创造性上和表现形态的丰富性上。王国维在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自序里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他把“宋之词”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元之曲”相提并论，“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撇开了风雅教化的尊体术，王国维把词学看作为一种“纯粹美术”，从而使她获得了普遍受尊重的独立价值。这种独立价值集中体现在反映现实的人生，尤其是忠实地表述现实人生的精神痛苦、欲望与忧患上。王国维论词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冲动的悲剧意识，他称赞李煜词“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许多人认为提法荒诞，但这话正孕育了王国维自己从叔本华、尼采那里传染过来的哲学的与美学的悲剧色彩，也隐隐流露出他深重的人生悯怜和朦胧的拯拔意图。他触到了纯真的文学、“纯粹的赤子以血书写的文学”深层潜伏着的忧世赎罪的艺术真谛。作为王国维的新手段，王国维在“词话”这种旧形式下采用了新的探索技术，他组装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剖分析千年的倚声之学各块组织器官。他的“境界”说以及一套连环扣合的“有境界”、“无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造境”、“写境”、“隔”、“不隔”、“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等概念范畴为词学提供了一套崭新的中西文艺学合璧的思维术与方法论，美感形式与悲剧意识替代了传统词学的陈旧理论框架，词学第一次染上了现代学术的色彩，并且在思维与实践上产生了征服词学体制内人马的理性力量和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传统的词学界即使不很理解王国维的全套词学思想，但对人间词话内闪烁出的奇光异彩也不得不刮目凝视，有所思索。然而王国维的词学理论体系显然有着不少局限。局限并不是表现在他论词重五代北宋，轻南宋，尤其是轻传统看好的白石、玉田。这可以说是一个主观偏见，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批评创见。真正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来看，王国维词学的局限还在“境界说”本身的模糊影响与诸多矛盾难合之处。其中重要概念范畴，他不肯认真界说解释；各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他又不屑作细致严密的论述推演。他往往用“摘句”的手法来表达理论认识与美感觉悟，缺乏科学的精确性与理论说服力这与他用“词话”作为新理论的载体一样同样是缺乏一种自觉突破的先进意识。还有他的重要词学论文多用力在考证功夫上，人间词话开启的先锋理论后继乏力，几成绝响。他的一些词录题跋，也往往率尔操觚，带有旧式名士的不良习惯。他对周邦彦的评价“前倨后恭”，虽被后来的研究家们誉为探索的真诚与渐进渐深，但似也不能不看出他对词学的审美认识与把握存在着矛盾与困惑之处。总的看来，王国维的词学研究前不如他的哲学、美学之理论锐气，后不如戏曲、经史之沉稳厚重。然而他在世纪初叶的独具只眼和理论新变则是现代词学崛起的信号，为现代词学奠立了理论基石。杨海明在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一文中曾说，在现代词学的新变中，如果王国维算得上是一位“维新变法”式人物的话，那么胡适就足有资格被称为此中的“革命党人”了。他在此文中对胡适词学的“革命”性冲击，推动词学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急速转型和迈进的所谓“澄清迷雾，振聋发聩”的历史功绩有相当全面的论述。胡适深具反传统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戴着“过激党”的帽子，他的词学理论对传统词学的挑战与冲击带有更激烈的狂飙意义。胡适与王国维不同，王国维的求新变的呼声湮没在晚清传统词学高涨汹涌的潮头里，孤军奋战，没有产生重大的响应。胡适则在新文学革命的事业中不仅杀出了一条血路，开出了一片新天，而且还传播了一套理论，带出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一股奔腾向前的新潮，造就了一种改天换地、转换范式的大气候收功效果大不一样。关于胡适的词学研究的理论建树和狂飙突进，六年前我在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一文中曾专门大写了一节，这里不想重复。只是提纲挈领提几条，并且着重谈一下胡适与王国维在现代词学崛起运动中的不同贡献，以点明这一脉历史线索的行进轨迹。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史源流中的正宗与主潮，因而最有价值，最有生命，最应受到尊重。词正是白话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镇，既具典型意义又有影响力。词的“尊体”运动到了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认识在学界确立、普及才最终完成，并且一劳永逸歆享供献。民间源头论。“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云云，胡适的这一段着名语录人所熟知，也有时时重温的必要。基于上面认识，胡适推出了他的词史见解：即着名的词的“本身”、“替身”和“鬼”的三段论历史。有清一代的词学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史搬演，虽然轰轰烈烈、气象壮观，然而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无一点生人的生意、生气。词本身的历史又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歌者的词”即是民间新创词的体裁，文人参加渐成“诗人的词”，而“词匠的词”即是“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后的“小技巧”、“烂书袋”、“烂调子”！技术主义，工艺主义，典故与书袋代替、压倒了活的文学的创作与艺术的真美。这一套理论把王国维在审美底蕴上贬抑南宋的思维扩展到了哲学、历史眼光的判断，断然把南宋一批“词匠”开除出了文学的殿堂。在词的内容风格上重豪放，轻婉约，为词的审美批评和风格流派的分野立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这个审美判断由一时的见识异化为特定的教条，由于诸种历史内容与文化条件的原因，实际上的影响力笼罩了词学界半个多世纪，霸气十足。几乎到了八十年代初，才有了反拨的历史条件并由之酿成一场学术冤屈的历史控诉，一段时间内还结成一条声势巨大的审美立场上“反豪放”的统一战线。不过，笔者在这里又必须指出一点：胡适对词发起的这场革命是留有一手的，或者说是给出路的。胡适同王国维一样，受时代大气候薰染喜欢做词，当然绝不主张废词，即打倒词。他掀起文学革命的“誓诗”即是写在了一首沁园春的词里，新文学革命的心声正不妨用旧的词形式宣示出来。当然风格声调变了，文字雅俗也变了，“更不伤春”，“更不悲秋”，内容意味更是大变了。白话进入了词，白话词成了胡适创造的白话新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是他最满意的那部分。有两点最能看出胡适对词的给出路政策的优渥：一是他自己填了不少白话词，而且平仄韵律大抵合辙，并不违反“倚声填词”的基本原则；二是他始终不肯让新诗兼并了词，保持了词文学体裁的形式独立。正是由于首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主帅网开一面，“五四”新文学的大洪流冲垮了选学的辞赋、桐城派的古文和同光体的假宋诗，唯独留下了词。但也冲掉了词的“常州”色彩属性，保留了它清新活泼、明白如话的纯洁体式。胡适同王国维一样，也信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形式递嬗上王国维更多地留意诗的不同体制的替代演化，他曾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这段话过于机械活溜，与他的“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至南宋以后，词并为羔雁之具”等话一样，模糊影响，值得商榷。但在外貌上很与胡适那段着名的话相似。不同的是主体：胡适说的主体是民间文士，包括歌伶乐工；王国维的主体则是文学上的“豪杰之士”，即大文人，着名作家诗人，很专业的。两人论断微妙差异，可见一斑。1935年7月胡适曾有一信给任访秋，谈到他与王国维在论词上的分歧。首先胡适强调：“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两人在词史上着眼点不同，结论亦不同。胡适又指出王国维的“境界”概念，“隔”与“不隔”的提法都说的“不很清楚”。胡适认为，王氏的“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而他理解中的境界或意境应是“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王国维的所谓“隔”，其实只是“不能浅出”而已，并不玄妙。胡适还提到，“他晚年和我住得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大概王国维自己并不满意人间词话，胡适则深信自己的词史观是“根本不错”的，他的词学研究意在历史的阐释与思想的前进，重在传授一种观念，锻炼一种眼光，培养一种意识。三十年代：两队人马各做各的胡适的词学研究是他提倡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建立起了一套崭新的词学研究框架和词史的认识观念，使词学研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把词学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或者说开启了一个词学新时代。胡适是用中西学融合的文化哲学的批评手段居高临下，自外而内地解剖传统词学，他的手术做得更先进，更大胆，“革面”居次，“洗心”为上。胡适的词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带出了一队人马，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洗心”为上的新潮流，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有关词的章节已被推倒重写。这一队胡适派的新人马，重要成员和最新成果有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国词史略、词学概论，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柯敦伯宋文学史，薛砺若宋词通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他们的关于词和词史见解，间有细枝末节的不同，但贯通的目光、演化的观念则是一致的，均打上胡适牌鲜明的印戳。在词的现代学术史的演进上，他们无疑是一条主线。但他们几乎又全是词的本体研究体制外的人物，严格说来，他们是体制外论词，安排词史，评估词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姑可称为“体制外派”。连同王国维也是“体制外派”的奠基人物，施议对百年词通论就说：“王国维论词实际尚未进入词体的深层结构，他的理论并非词的本体理论。”称“体制外派”是相对于“体制内派”而言的，三十年代的中国词坛正活跃着一个声势巨大的词学“体制内派”，也即是词综、词律以来一直绵延到“四印斋”、“双照楼”、“强村”门下的正宗传统派的词学队伍。这一派人马注重词的本体理论，词的内部深层结构，整理与研究工作多集中于词籍、词谱、词调、词韵、词史，也即是龙榆生提出过的词学八项中的三项：目录之学、声调之学与词史之学。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夏敬观、刘毓盘、梁启勋、吴梅、王易、汪东、顾随、任讷，陈匪石、刘永济、蔡桢、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赵万里等集一时词学体制内精英，阵营壮阔，大将如云。他们的着作如词调溯源、词学通论、词学、词史、词曲史、词学研究法、词源疏证、校辑宋金元人词等等均是词的体制内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圭璋的全宋词、词话丛编的编辑印行更是这一队人马中三十年代最辉煌的硕果，于千年词业功德无量，而龙榆生创办并维持了三年五个月的词学季刊也是那段时期词学体制内派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传统的词学中人又忘不了传统词坛的雅事盛曲。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便有结社填词的雅举，三十年代尤盛，如北京的聊园词社、趣园词社，天津的须社，上海的沤社、午社、声社，南京的如社等等。春秋佳日，或访花品茗，或揽胜寻幽，拈题限调，放怀唱酬。除了有组织的词社活动之外，三十年代各大学一时还都设置词学教授讲座，如中央大学的吴梅、汪东、王易，中山大学的陈洵，武汉大学的刘永济，北京大学的赵万里，浙江大学的储皖峰，之江大学的夏承焘，重庆大学的周岸登，暨南大学的龙榆生，河南大学的邵瑞彭、蔡桢、卢前等。一时还有“词学研究会”、“诗词函授社”的发起，词学昌明，热闹非凡，“词的解放”的口号唱得很响。从衣冠唐宋、雅词曲拍里总难免透出阵阵发扬国粹、踵事增华的陈腐气息。难怪进步的文化界与思想界要发出严肃的批评之声，如郑振铎在词的存在问题一文中说：“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运动的产生！我将真为解放两字一痛哭！”又说：“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四印斋、双照楼、强村所刻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他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护皋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一个词学昌明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郑振铎指出：“现在对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帐的时代”，我们研究词，并不是为“昌明词道”，我们有必要用“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才是词学研究的正道！体制内外两派平行存在，各干各的。体制外派忙于自己的旧文化批评与新文化建设，相对宏观的文化眼光使他们的工作重心大都离开了词。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过去仅仅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或山林雅士寄托怀抱的阳春白雪词，这种狭隘的文学形式呈开放型、大众型传播，变成为更多的人能制作运用并可充分反映时代新生活情趣的文学样式，所谓“旧瓶装新酒”，旧瓶历久，酒则弥新。体制内派依然严肃认真做着体制内的功课，同声相求，音词切磋，职业情感涌起时也往往在词学刊物的“今词林”、“今诗苑”栏目里陶写怀抱，锻炼技术。不过体制内派的大学者也往往感受到了学术风气的逼迫和时代精神的薰染，如龙榆生，他偶尔也移步出体制，站到了体制外的立场上撰结诸如两宋词风转变论、选词标准论、东坡乐府综论之类的词学批评文章。又如赵万里，他精心完成了他的校辑宋金元人词，专门去请胡适作序，而胡适在序中对体制内词学的优等功课表示了相当称赞的同时也对体制内作业的技术规格作了相当严格的并且充满现代色彩的要求。这也正可看出两派交流的历史痕迹。胡适也正是在为赵万里作的序里提出了“词与曲的分界”的宏观见解，又提出了“打破词与曲的界限”的体制外口号。其实体制内外的人马早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表示出惊人的一致，如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有关敦煌旧藏唐人写卷云谣集杂曲子的校辑整理，王国维、胡适、朱祖谋、龙榆生、刘半农、郑振铎都表示了一致的关心与重视。胡适到晚年还在为这本写卷的王国维、罗振玉、朱祖谋、龙榆生的“跋”写“按语”！当然整体来说，在三十年代的大年历中，体制内外两派仍是各干各的，平行存在，但是各自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想运行的轨辙倘作比较，其结论应该还是相当清楚的。当然“术业有专攻”，体制内派对词学的纯粹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术影响一直保持到五十、六十年代，甚至八十、九十年代，成为新时期词学大繁荣的宗师级人物，在诸个词学重镇，各领风骚。五十、六十年代：曲折演进的新格局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文化战线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思想内容上的人民性与爱国主义，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成为衡估一切文学遗产的重要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词学研究以及词人作品评价当然亦一无例外地服膺这些准则。这些准则无疑集中体现了新的时代任务所要求的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新涌入词学研究队伍的年轻学者，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厚今薄古”不仅是新思维，而且是新机遇。一批老词学研究家则有意无意淡化自己用旧思维、旧方法累积有年而做出来的厚重成果，也开始尝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踉踉跄跄，左顾右盼地步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企图跟上新时代。词学形成了一个曲折演进发展的新格局。马兴荣在1980年写过一篇题为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五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成败得失的总结。这篇文章对这个三十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估价后指出了她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重思想，轻艺术以及由之派生的政治标准简单化、庸俗化的“古为今用”。这方面的问题暴露了文学评论界流行的“左”的幼稚病，并且直接导致了机械唯物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的泛滥。二，重豪放，轻婉约，这个风格流派上的褒贬格局的衍化发人深省。尽管我们花了最大气力发动了一场最大规模的扫荡胡适派古典文学研究观点与方法的运动，但由胡适一手煽起的重豪放、轻婉约，以及由之派生的贬抑南宋词匠、一笔抹倒清代词鬼的经典性教条却深植人心。胡云翼的宋词选从1962年出版以来，豪放、婉约的评价上的历史性落差更扩大化、凝固化、绝对化了。胡云翼悄悄把胡适重形式风格的自然通脱修正为社会政治内容的健康进步，所谓改头换面，这恰恰正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左”的认识思潮通贯合一了。王鹏运、朱祖谋们顶礼膜拜的梦窗词被胡适派打压得一直抬不起头来，遑论清代词鬼的无人理睬了。进步的词学界就像红学界鄙视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样，带着一种严重的历史偏见冷落婉约派，特别是被胡适点名批判过的南宋婉约派！五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次是关于李煜词的评价，一次是关于李清照词及词论的评价。当然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论争也已开始，但这基本是一个历史考证问题，与李清照改嫁问题一样，属史实的论证与认定，不在本文关注的视界之内，尽管这两个问题均隐含着深重的文化心理与社会伦理的思考。1955年开始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争论应该说是在一个相当健康的学术氛围内展开，并且又还在一个相当温和的权威结论下收场的，体现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新变格局的同时，也折射出重新组合过后的新旧词学队伍在审美观念与人文立场上碰撞的火光。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有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关注方式自然也耸起了新的历史权威和新的理论魅力。李煜词的讨论于1955年8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论争环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争论各方基本上都站上了唯物史观的新台阶，处于同一个认识平面。南唐社会政治状况，李煜的封建帝王身份最受人重视，前期作品的爱情态度有没有“人民性”？与人民感情“相通”否？后期作品反映的是不是“爱国主义”？个人私生活的眷恋与故国山川臣民的怀念“交织”与否？结论差距很大。问题一凿实，有时文学的内蕴反倒蹈空。在谈到上面最后一个问题的争论时，我不由想起苏轼的一段批评李煜破阵子词的话。苏轼就词的最后三句“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发议论道：“奉国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听这段话，不由替苏轼脸红。苏轼把后主词当历史读，发政治感慨。“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是政治伦理，是历史道德；而“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是艺术，是审美，是文学典型！是王国维说的“神秀”与“天真”！在这里，李煜艺术审美的把握特别是美感的表现形式的认知显然要胜过苏轼一筹！苏轼与提这些个问题的人一样，认识落在李煜是不是好皇帝，而我们问的是李煜为什么是优秀词人。话归正题。毛星的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的发表标志着前一阶段讨论的终结。他认为我们不必纠缠南唐政治社会的评价与考证，也不必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的标签乱贴李煜的词。他表态道，李煜是一名“好声色”的皇帝，谈不上爱情的真挚与专注，更谈不上“人民性”，后期的词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问题。李煜词的阶级内容是明白的，思想感情应该也是清楚的，要紧的是回答：“近千年来李煜的词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爱好？”问题又回到了词人评价核心的美感形式、艺术手法、接受心理等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以后的讨论便围绕着这个问题作解答。权威的解答是何其芳的“典型共鸣”说。何其芳对李煜词所以能引起历代读者的激赏与共鸣作了相当完整的理论阐释：“典型共鸣”，不仅在它的典型性，而且在它的真实性，而它们是与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相联通的。何其芳也明确反对用“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廉价的标签”去贴李煜的词。李煜词的讨论在何其芳做了总结后争论各方基本上获得了共识，词学研究处在健康地展开但曲折地行进的轨道里。李煜词讨论刚到尾声，关于李清照的讨论便接踵而来。1957年开始评价李清照时，肯定的声音很高，备加颂扬的文章不少。但到1958年，由于思想理论战线左转与高教改革激进过火的大气候，李清照声誉一落千丈，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被公开批判，如复旦大学批判刘大杰便很有代表性。李清照这个人及其词遭到彻底否定。六十年代初，又由于特定的政经形势与社会状况，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弦”稍稍松弛、缓和，李清照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一批词学大家如夏承焘、唐圭璋、王季思等都踊跃参加，从1958年的全盘否定中争夺回了部分的肯定评价。但普遍对李清照的词中所体现的典型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的贵族上层妇女身份仍持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有的甚至从她追随宋室南渡的逃跑主义追诉到她的词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斗争，滑入颓废之路，从而论定“她的词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整体看来，“怕”字当头，批评的词色严峻，文心困惑，肯定的意见低气嗫嚅，欲说还休。但围绕着李清照词论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相对来说还靠近学术层面。这次论争由于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匆匆收场，分歧没有得到调和，大家话没说完即自觉趋于冷寂，当然亦没有总结性的意见。真正的李清照的学术大讨论则是八十年代的盛事了，大放异彩，风光四播。真所谓“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可惜到了那个时候，一片赞美唱颂，已经很难听到一丝一毫真诚的批评之声了。六十年代中由于整个文化学术领域的历史遭遇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形成的外部气候，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基本趋于沉寂，词学研究也暂告消歇，退出学术坛坫。词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下的悄然撤退却很有典型意义：她是由一代词宗夏承焘的一篇带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为标准的。这篇文章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写于1965年12月15日，发表于1966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题目是“诗余”论，夏先生释“诗余”有“三种含义”：一，是诗之“闰余”，即所谓不登大雅的小品文；二，以诗的余力作词，所谓游戏文字；三，以“宫体诗”为词，花间集所谓“以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即宋人所谓“艳科”。夏先生的“宋词批判”，即是针对“诗余”这种消极颓废观念在宋词中的具体表现的。“举例”主要举的是三个例：首先是苏轼。苏轼词的最大毛病还不在他的“大量玩弄女性的艳科作品”，夏先生认为，“苏词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是他的颓废出世的佛老思想，尤其是他表达这种思想的特殊手法。”具体最着名的词例即是念奴娇大江东去，“外表豪放而骨子里颓废”，结束的“人间如梦”暴露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整首词的思想内容是消极颓废的，这类宣传“人间如梦”的词作，苏轼还有不少，但以大江东去为最着名。他还指出：“苏词的这类作品的不良影响由于它蒙上了一层豪放的外衣，而使读者失其警惕性，并且这种豪放气势也更能加强它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这些在以前认为是苏词名作的，在今日更要彻底批判”。这是在批苏词的思想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型态观念了，正是那个时代的斗争需要和文化任务。夏先生又说：“苏词的主要缺点还是它的内容，形式上似句读不葺之诗，却不足为病”。不但“不足为病”，而且正是一种时代性的进步。为之，夏先生第二例批判的便是批评苏词似“句读不葺之诗”的李清照的词论。李清照的词论核心意见是词“别是一家”，词与诗在质性体制上必须严格区分，内容表现上也因而滑向侧艳，更趋狭窄，从而削弱甚至消取了词反映时代现实和社会斗争的能力，因此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见解。这种见解对后代的影响“相当深远”，流弊很大，也是造成词消极颓废的糟粕大量涌现的理论根源。夏先生认为，批判李清照的词论目的是教育当今的诗人一切文艺作品，都应积极反映现实，发挥战斗的社会作用。这是他六七年前批判词论意见的重复，今天显然批判的力度加重了。第三例批判对象是陆游。夏先生指出，“陆游词有三类作品该批判”。一类是“艳情闲适之作，分量都相当多，这和他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立场有关”。第二类是“表示虚无思想的，共一二十首”。第三类是“曾起一定好影响，而在现在却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一部分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卜算子咏梅。他说：“这是陆游一首政治抒情词，用梅花比自己孤高倔强的品格和在政治上被排挤的遭遇，表现了旧知识分子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的思想意识，在现在就该批判了。”着眼点也是落在“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上，当然更强调了“在现在”必须批判的时代迫切性与普遍针对性。在这篇文章里夏承焘就词学正面立论，提出了三条基本意见：一，“词起于民间，是我国古代人民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二，“词成为诗余之后，它的社会作用便大大地降低了。”三，“词只有和诗合流才能走向发展的道路”。南宋的一部分词能和诗合流，脱离了音乐，不把词当作“诗余”看待而严肃认真地创作，结果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作品，走上了发展的高峰。而周邦彦、姜白石、吴文英一路，“因为阶级思想生活的限制，专在形式上用工夫，也就重新把词带向脱离现实、脱离斗争的道路上去了。”夏先生的这几条意见明显是胡适论词的复述。胡适认为苏辛派的最大功绩便是打破词的疆界，与诗合流，他说“这是词的一大解放”。今天的夏承焘则要求承继这种词的大解放的潮流，发挥它的生命力、表现力与战斗力，大大加强其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面对这样一幅历史景观，我们又如何“政治抒情”？我们不得不想起那首被夏先生点名批判的陆游卜算子咏梅，王国维贬陆游，称“剑南有气而乏韵”，而这首卜算子恰是他难得的“气完而韵深”的好词。我们忍不住要暗诵：“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些词句又何尝不是词学演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种真实的历史写照。“东风临夜冷于秋”，恐怕在那个时候，在夏先生和其他许多词学研究者的心里，也只是心香一瓣如故，顾不得她的外部形态是“泥”是“尘”、“豪放”大家亦不时暴露出一条艳科本色的尾巴。我们要问的是这种质性“早熟”以及“早熟”后的稳定不移，她的产生机制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还有一件可做的事就是认真探索五代两宋词人的真正生存状态与人文情志。时代文明土壤、社会文化因子、朝廷意识形态措施、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作用何在？如何作用？词人与诗人到底是在哪种内驱力、外诱因下分道扬镳，各自选择自己的文艺类型与审美形式？他们的进退出处的哲学层面上的言论与实际发生时表现出的思想境界，人格气质，政治品性是否一致？又如何诠释？总之，努力从他们的诗里、词里读出貌似分裂，实质往往统一的文化心理与灵魂渴求。既还原历史重塑文艺氛围，又穿透历史从他们比如填词择词调，拈韵辙，拼拆粘对的原生状态中寻出他们如何感觉，如何思维，如何排遣真假深浅不同的怨与愁，如何抒情，如何述志，如何发牢骚，如何评估词人词作，如何审美挖掘他们的灵魂内在自由与意绪自行平衡的理性机制，并且真正研究一点、学习一点对自己有用的遣情方式与审美操作。最近杨海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古代文学储存着关于人生问题的丰富思想蕴含，这是它的活力与生命力之所在。唐宋词相当集中地展示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百味，至今犹对国人的心理机制和思想性格具有参与建构作用。词学应该立足“活”的人生，也面向“活”的人生，使其关于人生问题的思想蕴含重新激活，以裨益于我们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我想我们平时说的文化遗产、精神文明的继承发扬更多的似还应凿实在这一领域。总概而言，宏观的、多元化的、“活的人生”的研究恐怕是今后词学研究者更应化大力做的功课。纵观一百年来的词学现代化进展，体制外的王国维、胡适更多着眼词学的体性变革与历史演化。他们把词学当成一门现代科学学术，看作一个有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