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pptx

第五講第五講 中國領導的特色中國領導的特色(三三)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將軍將軍一、孫子兵法一、孫子兵法二、吳子二、吳子三、孫臏兵法三、孫臏兵法四、司馬法四、司馬法五、尉繚子五、尉繚子六、六韜六、六韜七、三略七、三略以統御為主軸的兵家領導戰略思想 兵家，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交相征伐的產物，雖未入春秋諸子九流十家之列，但歷朝歷代論軍議戰者眾，故兵家輩出，傳世兵書豐沛，對後世之領導，影響很大。尤其是，前述九流十家對領導議題論述的重心，多放在理論、心靈與哲學層次，有時甚至成為高深學問，難以理解與施行。但兵家不然，談理論之外，也談實踐與實用層次之事務，道理較簡單，蘊含管理概念，易懂易行，能結合實作，而常為將帥領導所採用，形成中國領導的另一大特色。漢書藝文志載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並概分其項目為四：一、兵權謀類 二、兵形勢類 三、(兵)陰陽類 四、兵技巧類。其中的兵陰陽，專論天時、陰陽、五行之變，並夾雜鬼神迷信，今已少人再論。兵技巧，主研攻守器械之巧，則隨文明的進步，軍事科技的發達，也無用於今世。兵形勢，主談兵勢變化，其概念或與現今看法有共通之處，惟所列兵書，除尉繚外，所存無幾，故亦無足論。唯有兵權謀類，傳世之書最多，歷久而彌新，這些兵書包含之範圍甚廣，它們不但是歷朝歷代練兵、帶兵、用兵的準則，也是治軍與培養指揮氣度的寶典，更是戰略思想與行動之搖籃，以及指導戰爭之理論基礎和原動力量；歷代的英君名將，無一不接受其哺育。而其特色之一，就是一些兵學思想家對將帥修養與指揮藝術的重視，從而提出了許多以軍隊統御為主軸的領導理論；孫子兵法即是其代表。不過，中國之兵學，雖盛極於二千餘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並長期致用於秦、漢以迄元、明、清初，但卻衰退於近世，此政治昏聵下的人謀不臧所致，無損於中國兵學之博大精深。至於西方之兵學，雖早萌芽於希臘、羅馬時期，但卻也經過中世紀之長期停滯，一直等到十五、十六世紀以後，隨伴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大航海時期、工業革命、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出現，才開始興盛茁壯，終成世界主流。觀察西方後來居上的兵學發展過程，與中國之先盛後衰相較，剛好相反。近代西方兵學雖獨領風騷，成為世界主流；但其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約米尼(Jomini，17791869)的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克勞塞維茲(Clausewitz，17801831)的戰爭論(On War)、史蒂芬(Schlieffen，18331906)的史蒂芬計畫(Schlieffen Plan)、馬漢(Mahan，18401914)的海軍戰略論(Nav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魯登道夫(Ludendorff，18651937)的總體戰(Total War)、杜黑(Douhet，18691930)的制空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富勒(Fuller，18781966)的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17891941)、以及李德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的戰略：間接路線(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等，均以戰爭理論、軍(兵)種戰略、用兵原則為主要內容，較不涉及領導領域之問題，不若中國之博大精邃。中國之統御領導思想與理論，概於春秋戰國至秦漢之際發展成熟，成一家之言的傳世兵書，或兵家之立言，除孫子兵法外，著名者尚有吳子、吳起、孫臏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與三略等。其後繼之兵書與兵家，有關領導之立言雖多，但範圍與意境均無法超越前述諸書；要之，亦不過在前書基礎上，取其所需，加以注釋、總結或運用而已。茲舉前列諸兵書有關領導思想與主張部分，述論如下：一、孫子兵法 本書為春秋晚期兵家、齊國人孫武仕吳之前所作，共十三篇；包括：重兵慎戰、知兵知戰、戰勝不復、因形無窮之戰爭觀；廟算致勝、勝兵先勝、不戰屈人、伐謀伐交、取用於敵、機動速決的戰略理論；及正合奇勝、詭道詐立、用間用火、重視地形的用兵藝術。為影響中國戰略思想與領導藝術最深遠的兵學巨著。孫子兵法始計第一開宗明義載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兵，是指戰爭而言。孫子認為，戰爭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國家領導者，應以道、天、地、將、法等五件事，作為經營戰爭的基礎，並須經過計算，比較敵我力量之強弱，而探索雙方優劣之情勢。這是孫子的國家領導及國家戰略層級的狀況判斷概念。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則是國家領導者須揭櫫戰爭目的，使全民瞭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進而爭取全民的支持，而不畏危險，全力擁戴；此一上對下綁心，下對上交心的過程，正是溝通式領導之最高要旨。將者，智、信、仁、勇、嚴，則是孫子論將的條件，唯有具備此五項武德，才足擔負艱巨的軍隊統御領導重責大任。法者，是指軍事制度與法規，包括：(一)曲制：軍隊的編制、編組與作戰序列；(二)官道：軍隊成員應遵守的營務營規、內部管理、陞遷賞罰等人事勤務；(三)主用：軍費、兵器、糧彈、裝備等軍隊所需的主要用度。此三者必須密切配合，強力運用，始可稱為建制之部隊，始能勝任作戰任務。孫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發現編制、人事與後勤支援的重要性，此屬軍事管理範疇，亦為孫子領導思想的最基礎認知。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兵勢第五)；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將軍隊按分、數原則編組，建立指揮系統，層層節制，運籌帷幄，此軍隊管理之神髓也。此外，在孫子的認知中，管理的基礎，應建立在嚴格紀律之上；平時治軍無法，律民無方，訓練不實，戰時就不能發揮戰鬥效能；故除應令素行以教民(行軍第九)外，更須因應情勢，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九地第十一)，才能號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九地第十一)，落實領導效果。再者，戰爭的本質殘酷；因此，孫子主張慎戰。非至確實有利之時，決不採取行動；非到掌握致勝之機，決不用兵；非在危急存亡之際，決不言戰。目的除在避免亡軍亡國的嚴重後果外，也在體恤生靈，不遭塗炭之災；這是明主良將的指揮道德問題，也是以人為中心的領導思想中，最核心的價值問題。故而，孫子兵法火攻第十二載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互動上，孫子非常重視將帥對士卒的態度，提出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眾也之告誡。意思是，將帥對部屬說話反覆叮嚀，嘮嘮叨叨(諄諄)，而且神色不安(翕翕)，這就是失眾的現象，可與領導失敗劃上等號。此外，孫子認為獎賞是將帥統御領導的法寶，但須適度，不可浮濫；故接著又曰：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也，不精之至也。(行軍第九)孫子的意思是：將帥以連續獎賞方式，取寵部下，此領導無能之反映；以連續處罰方式，樹立威信，此領導困窘之投射。兩者均能陷將帥於被動，皆應避免。而先對待部下殘暴，致失眾而成亂軍，將帥反畏怕而將就之，這更是最不懂帶兵與知兵之道的領導失敗現象。而為了達到帶兵能服眾之目的，統御領導當須講求賞罰分明；當罰則罰，當賞則賞，文武兼施，恩威相濟；此即孫子所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應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道理。如此，軍隊才能成為精練之師，用於戰場，必可取勝。(行軍第九)其次，將帥治軍，雖以嚴明為第一要義，但也須有愛兵如子的認知，以剛柔調合，換得部屬交心；此即孫子：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第十)之愛兵主張。但是，愛兵也不能毫無節制，變成溺愛，適得其反；故孫子接著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形第十)；以提醒將帥注意。孫子又認為，在未戰之前，可以透過對五種狀況之判斷，預知能否取勝。其中，強調將帥帶兵應先帶心的上下同欲，及放手讓第一線指揮官適度獨斷專行的將能而君不御，都是領導成功的效果投射。(謀攻第三)不過，在孫子的軍事領導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現今時宜的地方；例如孫子兵法九地第十一載孫子之言，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這是標準的愚兵主義。觀察中國歷史上的將帥，多喜士卒出身農村，能刻苦吃粗，又知識淺薄，思想簡單，只做事，不說話。領導這些士卒，只要白天施以連續訓練或服行粗重勤務，累其筋骨，晚上就會力盡而眠，無多餘工夫玩耍花樣，而唯將帥之命是從，有如羊之被驅。老師認為，這種傳統中國窮兵、累兵、愚兵的帶兵模式，若上探源頭，多少應受到孫子驅羊論之推波助瀾影響。但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中，這恐怕也是很正常的現象；瑕不掩瑜，並無損其整體思想的偉大精深。二、二、吳子吳子 吳子，又稱吳起、吳子兵法、吳起兵法，傳為戰國初期吳起(？前381)所著，是吳起與魏文侯、武侯論兵對談之記錄；今本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是繼孫子兵法之後，又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先秦兵書。吳子與孫子兵法向來相提並論，被奉為兵學經典，是戰國後期家戶必藏之書。(韓非子五蠹)司馬遷史記，將孫吳同列一傳，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即是。漢書刑法志論天下兵家，亦曰：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可見吳子一書的歷史地位。若以孫子、吳起兩者相較，吳書以正，似論語；孫書以奇，似孟子；(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篇卷2)思想一以貫之，但各有特色。吳起的領導思想，大體站在君王立場，對治國、論將與治軍等方面，提出見解。在治國方面，吳起認為國家領導的基本概念，就是內脩文德，外治武備；吳子圖國第一載曰：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脩文德，外治武備。尚書甘誓有載：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故有扈氏是夏初的一個部落聯盟(或曰方國)；而承桑氏亦可能是其前後時期的另一個部落聯盟。吳起以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俱遭滅國之禍為例，提醒魏文侯，國家領導之道，一方面應內脩文德，以教化人民，增強全民道德意識；另一方面，亦應外治武備，以建軍備戰，防敵侵犯。兩者須雙管齊下，才能確保國家安全。吳起既強調治國之基礎，在於文德與武備兼具，而將帥身繫國家安危重擔，因此論將就不能僅放在勇上。勇只是條件之一，所以必須選取文武兼備、智勇雙全者，求其均衡性，才能上下連貫，落實君王的治國方略；吳子論將第四載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依照吳起的解釋：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吳子論將第四)而將帥除須做到上述五慎之外，更須知氣機、地機、事機、力機等用兵之機，方可成為得之國強，去之國亡的良將。(吳子論將第四)吳起的軍事管理概念，還用於治軍之上。吳起認為，軍隊的編組，須以士卒的專長與特質為依據，聚為一卒；有了這樣的戰鬥編組，就可以成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的精銳勁旅。(吳子圖國第一)其實，上述的五慎、四機，很大一部分屬於軍事管理的範疇；這可能就是論者以吳書以正的原因。吳起又認為，軍隊致勝的關鍵，在素質，不在數量，而強化素質的工夫，就在治上；吳子治兵第三載曰：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乎？對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皷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不過，再好的治軍方法，也必須以嚴格的訓練為基礎，才能達到父子之兵的戰力標準。故吳起的用兵之法，強調教戒為先，採取類似今日多層次直銷的幾何級術概念：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吳子治兵第三)此外，吳子的軍事管理思想也用於教戰之令上，又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皷，弱者給廝役，智者為謀。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皷整兵，二皷習陣，三皷趨食，四皷嚴辦，五皷就行(吳子治兵第三)吳起認為，將帥必須根據軍隊成員的特點與背景，賦於適當的戰鬥、勤務或參謀任務，並將同鄉里、同什伍的人編組在一起，以鼓聲統一作息行止，才能發揮最大戰力；這些都是統御領導的本務與基礎工作。吳起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合乎科學的軍事管理觀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三、孫臏兵法 又稱齊孫子，為戰國中期孫臏受刑後的論兵之作(臏，古代削去膝蓋骨之刑罰也；故此孫子，即孫臏)；漢書藝文志著錄八十九篇、圖四卷，但已不見於隋書經籍志中，判斷原書在東漢至隋之間已佚失。直到1972年，大陸考古學者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挖掘中，出土孫臏兵法殘簡364枚，約有11000字，經整理編為三十篇，才使這篇失傳千餘年的偉大先秦時期兵學著作，得以重見天日。此一地下史料，也旁證了孫子與吳起兵書的真實性。更難得的是，孫臏的兵學思想，曾經透過桂陵與馬陵兩次戰役的驗證，創造了圍魏救趙與增兵減竈的用兵範例，是一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一代兵學大師。孫臏曰：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孫臏兵法見威王)；他和孫子、吳起一樣，都重視戰爭的勝敗，但孫臏更具有以權力概念為主軸的現實主義思想。孫臏強調，在戰爭及君王施政中，沒有比人更可貴的東西，故有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孫臏兵法月戰)之言。而人既可貴，為了贏得戰爭勝利，建軍重心，就得放在人素質之上；孫臏兵法篡卒載曰：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勢，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歸，其強在於休民，其傷在于數戰。篡卒，就是挑選士卒之意。唯有注意上述八項事情，君王或將帥才能獲得士卒的擁護，而贏取戰爭勝利。而除了篡卒之外，孫臏更注重對將帥的選拔，提出信、忠、敢的明確條件。信，就是信賞；敢，就是敢去不善；忠，就是忠君。(孫臏兵法篡卒)也就是說，作為一名將帥，必須信賞明罰，敢於改正錯誤，去除不良習性，以及效忠自己的君王，否則就得不到部屬的敬重與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孫臏的統御領導思想中，強調了孫子、吳起所無的忠君概念。孫臏歸納戰爭勝與不勝的原因，曰：恒勝有五：得主專制，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合，勝；糧適計險，勝恒不勝有五 ：御將，不勝；不知道，不勝；乖將，不勝；不用間，不勝；不得眾，不勝。(孫臏兵法篡卒)其中，主專、御將、乖將、得眾、左右合等觀點，都應是孫子統御領導思想的延伸，無足再論。較有特點的是，孫臏以矢弩的結構與發射原理，將士卒、將帥、君王，比喻成矢(箭)、弩(弓)、射手，進一步論述君王、將帥與士卒的互動角色，也反映了他的統御領導基本概念。孫臏認為，士卒的編組，猶如箭的構造，唯有金在前，羽在後的前重後輕設計，才能射中目標。將帥的指揮，就像弩的原理，兩臂平正使力，引張弩弦方法正確，才能有效發射；君王的決策，則好比射手的技巧。必須三位一體，同心協力，才能贏得戰爭勝利。此即孫臏所曰：兵之適(勝)敵也，不異於弩之中招也的道理。(孫臏兵法兵情)四、四、司馬法司馬法 成書於戰國中期，乃齊威王仿效春秋晚期齊國名將司馬穰苴用兵，命大夫追論其兵法，附穰苴於其中，是一部官修兵書；司馬遷譽之為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其思想主軸，在強調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人本第一)，主張以戰止戰(司馬法人本第一)；其所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人本第一)，更是千古警世之言。司馬法認為，古時候王者的治國與興兵，都會遵循仁、義、禮、信、智、勇等六德，以教民、理軍；並在戰爭準備上，提出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的五慮要求。(司馬法定爵第三)而一切無慮後，才能去和敵人作戰；這是一種戰爭前以安全為考量的狀況判斷概念，與孫子兵法始計第一所揭櫫之廟算觀念略同。此外，將帥統御領導的才能，應表現在作戰指揮之上，如此才能服眾，才能贏得勝利；因此，其對將帥要求的標準是完美化，將帥不但須有孫子智信仁勇嚴的條件，更要有定靜安慮的修養，以及親兵、愛兵的工夫，能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司馬法定爵第三)司馬法非常重視國君與將帥統御領導內外在作為的融合，他認為：領導者平時治國要注意恩惠與信用，創造和諧環境；帶兵要威武有豪氣，維護嚴明軍紀；作戰要勇敢而敏捷，並保持冷靜思維。一個國君與將帥，唯有做到以上要求，才能成為在國家有好名聲、在軍隊是好楷模、作戰時受部屬信賴的好領導者；當然，有了這樣的領導者，就可以取得戰爭勝利。此外司馬法也強調賞罰的重要性，其原則是公正適當、從重從快，以收宣教目的；故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司馬法又認為，將帥不可但憑一己好惡私念，而濫施賞罰；否則就是專權。而在作戰過程中，領導者除應重賞罰外，尤須：戰勝時與眾分善，戰不勝時取過于己，再戰時誓以居前。(司馬法嚴位第四)不過，賞與罰之間，司馬法似乎更重罰，認為嚴罰具有警惕作用，使人不敢犯法；故有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的主張。(司馬法嚴位第四)總之，老師觀察所見，司馬法領導概念的最大特點，在於具有較強的整體感，與向下紮根的務實感；此與同一時期以理論見長的孫子、吳子、孫臏等人相比，層次與內涵均有不同，但具互補作用。五、尉繚子 成書於戰國中期，出於梁惠王時尉繚之手(隋書經藉三)。尉繚子崇尚法治，具濃厚的法家思想，亦有較強的兼容性；其開宗明義第一篇，就談天官問題，標示其無神看法。所謂的天官，就是古時候對天體星象的總稱，以此推算陰陽時日的向背變化，決定人世間的凶吉，也用於預測戰爭的勝敗。但尉繚不同意這種觀點，在與梁惠王對談時，曰：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城者，城高 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若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 時日，不若人事也。(尉繚子天官第一)尉繚認為，唯有人事，才是戰爭的主體與勝負的主宰者，和天官時日並無關連。比如攻城，若東西南北都無法攻破，難道這四個方面都沒有適於破城的良辰吉時嗎？其實攻城成敗的關鍵，在雙方人為的作戰準備，而不在將帥對天官時日的迷信。為將者，必須有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尉繚子武議第八)的氣魄與修養；這樣將帥領導士卒、指揮作戰時，才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尉繚子兵談第二)因此，尉繚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尉繚子威戰第四)的見解，此觀點與孟子相同。尉繚認為，將帥與士卒間的互動，應以誠為基礎。(尉繚子攻權)尉繚對王者與將帥又有不私於一人(尉繚子攻權)的期許，認為唯有領導者使民無私，才能天下一家。(尉繚子治本)尉繚子崇尚法治，強調武禁文賞(尉繚子治本)，著重軍事管理；以全書的一半篇章(篇十三至篇二十四)，詳述與統御領導基礎工程相關的軍事法令條目。總而論之，老師認為，尉繚不僅是一代兵學宗師，更是一位古典理性兼現實主義的思想家；其能在當時打破神權與封建禁錮，出現注重人事，不求鬼神的無神思維，尤其難得。六、六、六韜六韜 或稱太公六韜，約成書於戰國後期，托名於齊太公姜望(即姜牙或呂望)；包括文、武、龍、虎、豹、犬等六韜，故名。全書共六十篇，惟部分內容已佚。六韜之政治思想，首論君道；君道，也就是國家領導之道。作者以儒家思想為主，融合諸子觀點，對君王提出仁、德、義、道修養的要求。(六韜文韜文師第一)六韜主張天下為公，唯有道者處之(六韜武韜順啟)。其國家領導思想，認為國君須與人民共享天下利益，才能得到天下；若獨享天下利益，就會失去天下。只有不掠奪人民利益者，才能獲得人民擁戴。(六韜武韜啟發第十三)六韜對將帥修養的要求很高，希望將帥都能做到智勇雙全、才德兼備、人格完美與忠於人君；唯有這樣條件的人，去帶兵打仗，才能獲得全勝。七、七、三略三略 又稱黃石公三略，或黃石公記。舊題黃石公著，或稱下邳神人撰，因出於秦漢之際人物之手，偽托姜太公所作，由黃石公受張良，故名。(史記留侯世家)不過，黃石公授張良者，分明是太公兵法，但卻由此流傳成為三略，至今無人能曉，也因此出現三略成書的一些不同說法。三略兼採儒、道、法、墨諸家思想，與讖緯迷信之說，因其很多內容，講求人情世故，能與世俗人性結合，容易深入人心，故為歷代領導實務者所推重。全書分上、中、下三略，是一部著重政略、心略與修養心性，成為帝王師的兵書。本書作者認為，不論為國之道，為將之道，都要體察眾心，收攬民心，注重民事，關心民命，更要崇禮重祿，才能收到萬眾一心的領導效果；這是三略在領導思想上的主體價值觀念。在將帥修養與能力方面，三略引軍讖之言，認為將帥應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三略上略)也就是說，優秀的將帥，必須具有智、賢、能、勇、仁等均衡條件於一身。按，軍讖可能成書於商朝或更早時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戰爭理論著作；和其同時期的兵書，還有軍勢與軍政，但均已無從考據。三略進一步提醒將帥，應以公正開闊的胸襟，修己安人，建立良好的領導風格；將帥切不可犯拒諫、策不從、善惡同、專己、信讒與貪財等缺失。(三略上略)以上六項缺失，三略作者認為：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三略上略)此外，三略一方面要求將帥要有恕己而治人，推恩施惠(上略)的修養，另一方面亦強調將無威而軍必喪的概念。(上略)而維持將威的關鍵，就在軍令與賞罰之上。(上略)三略作者，深知人有好面子的天性，故將帥應待士以禮；又知人有自私的本性，重賞之下，不止有勇夫，更能招致死士。因此，又引軍讖之言，從人性面論述賞與禮在將帥領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上略)不過，三略對將帥領導最生動、最務實的論述，莫過於將帥除須愛兵如子外，更要刻苦吃粗，生活與士卒一致，以身教代替言教；甚至有樂士卒先享，有苦自己先擔，如此才稱得上是將。載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三略上略)；醪(音勞)，古時含有渣滓的濃酒。三略道出了人為知已者死的最深層意義，也是統御領導的最高境界。反之，如果將帥高高在上，將士卒看成路人甲，那麼士卒也必會把將帥視為路人乙。總之，對領導者而言，三略是一部實用型的兵書，言簡意賅，本身沒有太大理論，多為領導實務投射的論述。黃石公三略之問世，正是秦末喪亂之際，也是黃老思想逐漸抬頭之時，故本書受此歷史政治背景影響，雖曰兼採儒、道、法、墨，但卻偏向黃老。故本書自稱衰世作，意在期望人主(領導者)通曉治道，安邦治民。老師認為，本書之所以受到歷史上兵家的重視，一方面應是其多引軍讖之言，反映了上古中國王者治軍、治國之道；另一方面，也與黃石公以本書授張良，張良助劉邦平天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