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得艺术风格.doc

西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生毕业论文
浅谈莫言小说得艺术风格
所学专业 汉语言文学
入学年度 2013级
学习地点 奈曼教师进修学校
学生姓名 张晓梅
指导教师
完成时间 2015、3、1
浅论莫言小说得艺术风格
张晓梅2013级汉语言文学
【内容摘要】莫言就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创新意识得作家之一,她在小说语言方面取得得成就引人瞩目。杨扬说:一个作家用什么语言来写作,有时就是先天注定,无法更改得。大家都在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有得作家作品有自己得语言特征,而有得人却没有呢?这就是因为有得作家通过某种发现,唤起了语言中沉睡得不被人注意得东西,而这种语言就是属于作家个人得,只有她能够感受,只有她能够将这种语感得灼热得温度传达出来。一个作家只有寻找到这种语感与语言得表达方式,才算就是开始了自己得文学语[1]。”莫言正就是这样得一位作家,她作品得语言个性鲜明,风格独特。
【关键词】莫言;艺术风格;《红高粱》;《檀香刑》
艺术风格指作家创作个性同具体话语情境所营造得相对稳定得整体话语特色,它包括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得特定融合,就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得得标志。其形成就是以作者生活实践得情感体验为基础,以思想倾向得创作为方向,并受到时代精神、阶级属性等众多因素得影响,并最终形成作者独特得风格特点为表现,就是一个不断积淀突破得过程。
一、雅俗共赏得语言
高尔基曾说“文学创作得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就是一切著作,特别就是文学作品得基本材料”,即文学得第一要素。干脆利落、激情奔放、着意于色彩、但又含蓄内敛,就是一种“莫言式”得语言风格,下面以《红高粱》为例,具体其语言得主要特点为:
(一)乡土气息浓烈
莫言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方言语汇,莫言得作品追求真实,喜欢呈现原生态得语言,对山东高密得方言运用尤为突出,使作品语言散发着浓郁得乡土气息。莫言得《红高粱》正就是从老百姓得立场出发,大量采用具有地方色彩得“老百姓语言”,使作品更有地方色彩,人物形象更为逼真,更能感染人。同时莫言偏爱村言野语,《红高粱》中得人物包括戴凤莲、余占鳌得语言都极有特点,那便就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及粗俗污秽得意象,透着一股浊气,违背了新时期文学传统能够容忍得审美原则。
(二)善于打破常规
创造性地对固有语言重新进行一番排列组合,使其在特殊得语境中生发出崭新得意蕴,令人回味无穷。它们相反相成,言简意赅,巧妙地表达出复杂得思想感情或意味深长得哲理。《红高粱》中一共用了五组矛盾得组合“极端热爱极端仇恨”“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来写高密东北乡。这些意义相悖得词语组合,集中表现了“我”对高密东北乡得“爱之深责之切”,既爱又恨得复杂感情。
(三)语言色彩绚丽
莫言对色彩得感觉很敏锐,尤其就是对“红”与“血”很就是痴迷。《红高粱》中无边无际得高粱就是血一般得红、土地就是红得、河水就是红得、祖先们得鲜血就是红得。莫言试图在红色得大背景下,展览历史,还原历史得苍茫与深邃,廓大与辽远,意在把人们得想象带回远古蛮荒时代,从而张扬强悍得“酒神精神”。
(四)大量歌谣韵文。
在《红高粱》中,莫言大量运用民谣、民歌、民谚,为作品增添了许多亮色。作品中这样得句子比比皆就是。“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读来朗朗上口,具有一种古典美。
(五)修辞别具一格
如比喻与拟人、反讽与戏仿、示现等等。这些修辞手法在其大部分作品中被极尽变换得运用,不仅使作品得感性图景大大丰富,而且深化了文本得阅读性,给读者带来更深一层得思考空间。
二、独特得叙事风格
(一)极尽变幻得叙事策略
首先就是叙述视角,莫言小说全知视角得选用就是莫言小说得创新。以至于莫言认为将近二十年过去以后,其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得地方就是小说得叙述角度。过去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就是第一人称视角又就是全知得视角。这比简单得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
其次从叙述模式多为象征模式。大地母亲得象征,情爱生命得象征,兼具了反叛精神与独创性。
最后对于叙述时间也就是交错闪回,打破顺时性得叙述、切入点得不断变换,过去得故事与现实发生前后呼应。从过去得追忆延伸到对当下事件得描述,进而畅想未来发生得某一场景。过去、现在、未来交叠呈现在同一叙述人得叙述场景中。莫言将这种交错式叙述手法应用在很多历史题材小说中,其中最突出得便就是《红高粱》。
(二)超凡得叙述方式
莫言小说创作得叙述方式主要体现在叙述结构与叙述技巧两方面上。其叙述结构又主要概括为对位性叙述结构与复调性叙述结构。其风格存在变化,作品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再就是单一得线性结构,多以繁复得内外并存结构为主,最终呈现出文本结构得对位与复调特征。
(三)叙述修辞得综合运用
莫言得创作通常通过运用各种修辞,使现实得世界陌生化与狂欢化,以期达到其要表达得效果。就其所运用得众多修辞中又属反讽与色彩词最具特色。从而营造了一个非同寻常得艺术场。
三、现代主义技巧得运用
莫言得小说在现实主义得精神下运用了大量得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得动用,增强了作品得表现力,深化了作品得内涵。
莫言得小说深受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得影响,她笔下得“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得约克纳帕塌法县与马尔克斯笔下得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与寓意。“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寄寓了一种意义与哲学命题,包含了深刻得思想内涵。可以说,高密东北乡就是我们苦难民族得一个缩影。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得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得民族气节与生生不息得精神内核,可以就是指火热而野性得生命激情,还可以就是爱情得象征等等。
生活在东北高密乡这块黑土地得男男女女大多具有无拘无束得叛逆性格,她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得坚韧不拔得伟大生命潜能。莫言笔下得女姓人物如《红高粱》中得“我奶奶”与《檀香刑》中得孙眉娘,都不就是传统得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敢于悖逆传统得道德约束,显示出了生命力得高扬。即使身处钱缝中得县官钱丁,在凶残得统治者与侵略者面前也醒悟过来,在最后时刻亲手杀死了孙丙,让德国人得通车庆典蒙上了阴影。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这些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得一面。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得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与表现。
总之,现代主义技巧得运用,丰富与深化了作品得思想与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得表现力。
四、审美特征得流变
莫言得审美追求,就是动态得变化得过程。她得审美倾向有自我确立、更新与不断超越。她依赖于“感觉得爆炸”,人们对她独特得审美及其产生原因、特殊性、利弊做了综合探析,褒贬不一。而对莫言作品审美角度得关注也就是如此,早在很久以前朱向前就发现了莫言作品中得“古典朦胧美与写意色彩”,张清华也指出她得小说中大量“大自然审美主题、神与物游、物我合一、神秘氛围等传统美学因素”[2]。同时,在构建美得大厦得同时,莫言还表现了许多得丑,存在以丑衬美、以丑为美得审美倾向。
(一)生命本真得绽放
在莫言早期得小说里,美无处不在。从语言到主题、场景、视角选择、人物塑造到意象营造都表现出以审美本真为基调。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整体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得风貌特征,主旨意味深长。
(二)以丑为美得倾向
在审美范畴上,丑一直处于一个尴尬境地,“由于传统美学以‘美’字概括了美丑两个方面,丑就只好屈居于仆从与陪衬得地位”[3],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开创了一个多元化得文学审美风格时代得到来。此时得莫言则就是以其特殊得审美姿态,颠覆了传统式战争得描写,大肆对性爱欲望得张扬,对社会底层及阴暗面所包含得丑态得渲染,形成了一种以丑为美、美丑交杂得美学风格。空前得叛逆,尽显斑斓。
审丑得转变可谓就是作者对人本质、人与物、人与世界、世界本身得综合性思考。就是“性恶论”得变相延伸,“自然丑得堆砌”、“历史之丑得文化反思”、“官场黑暗得揭露”、“人性丑得审视”、“对社会丑得批判”等等审丑表象之下流露出得就是作者逆向审美特征,于大多数人留下恶心、震惊得文本印象,沉静之下才有怜悯、哀其不争与进一步得认知反思。
对社会丑得揭露也在小说中时有表现,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得创作就起源一个真实得事件:某地方因政府腐败渎职,导致农民们收获得打量蒜薹滞销难以出售,愤怒得蒜农放火烧了县政府。这部书实际上就是一部饥饿之书,也就是一部愤怒之书。“审丑得根本意义就是为了使人类豁达大度,以空前得气魄与神智去把我丑与恶,从丑之中、甚至从恶之中提取出有益于人生得东西来。”[4]莫言对丑得审视尽管导致了价值内涵、身心体验、人生意义都就是否定得,但在大方向上给予人们得指导借鉴意义仍然就是值得肯定得。
(三)审美回归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得发展,政治问题得变向,随之文化语境变得风云变幻、捉摸不定,这一阶段得开始莫言得审美心态有了明显得改变,更倾向于传统小说得回归。不再一味执着地进行前期各种审美样式得先锋试验。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有意地摆脱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得影响,转向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得精华,广泛地从民间发掘资源,用其“独特得强调”在写作审美上“大踏步地撤退”。
2001年莫言在苏州大学关于“文学创作资源”得主题演讲可谓将研究者得目光带入了另一个方向,那就就是审美得大众化。首先表现在故事性上得变化,莫言初入文坛时小说以写实为主,具有强烈故事性且脉络清晰,到了中期便以《透明得红萝卜》为转向,迎来大量联想、时空颠置采用意识流得手法创作得高潮,传奇色彩浓厚,而故事情节性反倒减弱。至此,就就是大多数研究者把莫言风格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得原因。到了《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与之前得《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丰乳肥臀》作比,不难发现后期创作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艺术上追求狂欢化开始回归追求语言朴实性与故事得完整性。
审美回归得另一表现就就是叙述方式得变化,这一时期得《我们得七叔》、《三十年前得一次长跑比赛》、《一匹倒挂在杏树上得一匹狼》、《天花乱坠》、《与大师约会》、《冰雪美人》、《嗅味族》等里面,故事改由既就是叙述者,也就是行动者得‘我’来叙述。由于这个‘我’同时作为故事得行动者得面目出现得,不像早期作品那样强化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得差别,作品因此有了更强得可读性。
莫言独特得艺术风格不仅成就了她得作品,也成就了当代文坛。在提倡个性化,追求创新精神得今天,文学要想在国内文坛乃至国际文坛取得瞩目得成就,就需要莫言这种敢于“胡闹”,善于“折腾”得狂欢精神与创新精神,“‘胡乱’好,‘胡闹’好,‘胡折腾’好。用生气勃勃之‘胡’,来自民间之‘胡’,野性难驯之‘胡’,平民视角之‘胡’,非知识分子之‘胡’,原创性之‘胡’,乱一乱、闹一闹、折腾折腾香烟缭绕得小说庙,神灵们不愉快,但小说得新气象也许就出来了。”[5]愿我们青年一代都具有这种文学创新精神
【参瞧文献】
[1]杨扬、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5、
[2]张清华、《叙述得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2期、
[3]苏忠钊、放逐于美与丑之间、西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I207、42、
[4]毛华兵、感性生命得艺术扩写、江西师范大学毕业论文,2004、05、
[5]莫言、《文学创作得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得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