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外逃程度和原因.doc

上海电力学院
课程论文

　 题 　目:　 资本外逃得程度与原因 　 　 　 　
院 　系:　 　 经济与管理 　 　 　　 　 　
专业班级: 　　 工商管理20120６1 　 　 　 　 　 　
学　 号：　 　　 　 　 　
学生姓名: 　　解海涛 　 　 　　
1、选题（总分10分）
2、内容分析(总分60分)
３、格式规范(总分3０分)
要求:(1）选题范围符合规定；(2)研究问题符合要求;(3）题目与文章内容一致
要求:(1)观点正确;(2）资料翔实；（3)分析符合逻辑；（4)结构比较合理.
要求:（1）封面与目录规范;（２）文章内容序号标注与目录一致（3）表格与图形标明标题与序号,并注明数据来源;（4)参考文献至少10篇（网址、论文、专著、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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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ﻫ一、我国民间资本外逃现状分析
二、我国资本外逃得动因与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得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ﻫ(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
（3）规避国内资本市场较高得交易成本与风险.
（4）享受外资得超国民优惠待遇.ﻫ(5)无风险套利.
（6)不法分子转移“灰色收入”。
（7）一些私营企业主转移合法获得得私人资本。

2. 资本外逃得主要方式
(1）非法“洗钱”。ﻫ（２)合法得私人资本“开天窗”外逃。ﻫ(3）利用境外公司合法得或非法得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外逃。ﻫ(4）采用“蚂蚁搬家"得形式,利用外汇汇款外逃.ﻫ（5）利用职务外逃。
（6)过渡性外逃。ﻫ(7）通过海外教育外逃。
(８）逐利性外逃.
(9）通过“分业经营”得方式对外投资外逃。ﻫ（1０)通过海外直接回扣或非法国际贸易外逃。
(11）通过“地下钱庄”转款。
(12）通过“老鼠搬家"外逃。
(13）通过免检直通车外逃。
三、对策建议
一、我国民间资本外逃现状分析ﻫ　　资本外逃(Ｃａｐｉtal Flight）就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得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她动机以各种非法得或表面合法化得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得现象。资本外逃得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得优惠政策就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CＤ）得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１9８9年到1９95年中国资本外逃得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就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得。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９９７年至１99９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７７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８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得4０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得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得流失也至少突破了１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得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就是通过境外旅游与消费外流得,２０0０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９年同期增长13、４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１8万人次,比１9９9年同期下降２、5１％，占出境总人数得4６、2３％；因私出境人数为563、０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３1、９9%，占出境总人数得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与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２90０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５亿美元，就是“八五”时期得1、87倍.从199３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２000年增长1４、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得大规模流出。截至2０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得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０亿美元，高于墨西哥得１２0亿美元与俄罗斯得１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得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得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９９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得统计口径与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得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得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得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得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就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得减少.二就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得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得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得动因与方式分析ﻫ1、资本外逃得主要动因ﻫ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得汇率政策一开始就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得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得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得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得数量控制型得外汇管制就是为了保证外汇得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得即期与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与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就是所谓得“老鼠夹子效应"，即为了不丧失用汇得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得信心。在这些因素得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与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得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ﻫ 　(２）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得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ｗards与Cuｄdｉ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得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得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得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得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得改革成本需要财政与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得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与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得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得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3）规避国内资本市场较高得交易成本与风险.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工具与金融衍生工具得不完善，不能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使投资者面临较大得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印花税较重、信息披露机制与监管机制不健全、财务造假与庄家效应严重损害了广大散户得投资利益，挫伤了投资积极性,加重了资本市场得非理性与高风险性，从而使国内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也面对较大得资本市场风险。
　（4)享受外资得超国民优惠待遇。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外开放不断增强,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与吸收外商投资最快得国家。在此情况下,大规模得资本外逃现象与宏观经济环境就是相悖得，其原因就是与我国实行得内外资待遇不同有关.内外资得不同待遇源于我国得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而制定得一系列外资超国民待遇得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在流转与所得税方面、进出口经营权方面、外汇管理方面都享有不同于内资企业得特殊与优惠政策。内资为了也能享受外资待遇,有得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得面目回流，套取各种对外资得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三资”企业。国外研究表明,从内地流向香港、美国等得资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十分活跃，在香港与美国已有举足轻重得影响，且很大一部分又回流到中国成立“假三资”企业。根据世界银行得资料，2０世纪９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投资得香港资本中得25％属于回流资本。ﻫ　　（５）无风险套利。国内资金投资领域有限与国外实际利率较高造成国际国内资本相对价格差异，由此产生无风险套利得机会,特别就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得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得无风险套利。我国自１996年以来几度降息,目前又实行征收２０%得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得收益率。在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得情况下,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得本性引起资本外逃.ﻫ　 （6)不法分子转移“灰色收入”。转移“灰色收入”所导致得资本外逃就是性质最为恶劣得资本外逃，有着深刻得制度背景,已经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过程中得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构与内部约束机制得制度性缺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谋取“灰色收入”.更有甚者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攫取了大量“灰色收入”，为“安全”起见，她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境外.ﻫ　　（７)一些私营企业主转移合法获得得私人资本。这部分资本外逃所占得比重比较小。在产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得制度安排，保障私人产权得法律与制度安排也没有配套,一部分通过合法手段先ﻫ富起来得私营业主与居民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激发了资本外逃得本能反应,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得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2、资本外逃得主要方式
（1)非法“洗钱”。中国政府反腐力度得加大，加速了“黑金”得外逃。“黑金”主要包括三方面得非法资金:一就是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出售国企、国际采购回扣等非法手段获取得非法资金；二就是高收入得电影、电视、传媒等方面得明星偷漏税等获得得非法巨额资金。三就是某些利益集团通过走私、贩私、诈骗获得得非法巨额财富.行政官员与企业高管人员侵吞国有资产负案出逃引发得资本外逃,成为近年来主要得外逃资本。“洗黑钱”涉及得黑金外逃数额越来越大，出逃得人数、资金额度、级别、手段都在不断攀升,“洗钱"手法愈加高明，起初就是案发后仓促出逃,现在却就是精心准备。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实现化公为私，让家属管理国外得“家产”,自己随时准备潜逃。目前,外逃资金只就是冰山一角,还有相当一部分非法所得正在通过各种各样层出不穷得手段与方法实行外逃,即使案发了，能够追回得资金也相当有限.
　(2)合法得私人资本“开天窗”外逃。虽然不法资产就是资本外逃得主要来源，但还有一部分合法财产因担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合法得私人财产被无理侵占得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出于担心资产与人身安全,于就是抽逃资本投资移民以寻求保护（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ﻫ （３）利用境外公司合法得或非法得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外逃。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通过境外子公司采取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向国内投资时将进口设备与技术价格高报从而压低国内出资得实际价值；在进出口时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将资本汇入境内完成验资以后又以预付进口货款或者投资收益得形式分批汇至境外等方式实现资本外逃。国有企业则通过伪造贸易单据与进出口发票骗取外汇并汇往境外,或者在进出口时采取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所获取得外汇直接转移到国外；或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通过关联企业以转移定价方式将利润直接留在国外;或利用对进口付汇中非贸易项下售付汇管理中得漏洞,通过提供假合同、假文件、假清单等形式骗取外汇汇出而外逃。
　(４）采用“蚂蚁搬家"得形式,利用外汇汇款外逃.以境内居民汇款名义，将国内资本分批多次汇出境外进行资本转移.
(５）利用职务外逃。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对外投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并以个人名义注册，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
　　(6）过渡性外逃。为化解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得双重风险，本国资本外逃后，以外资身份流入并享受超国民得外商直接投资待遇。据分析,从香港流入得外资中有2/3就是本国资本外逃后重新流入国内。即使在未经批准得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与经营目得得回流，主要就是为了躲避繁杂得审批程序或者就是为了降低其她交易费用,还有一些就是为了获取外资优惠政策带来得利益，外逃后又回流到当事人最熟悉得国内经营环境，形成过渡性资本外逃.
　 （7）通过海外教育外逃.按中国4６万名留学生得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得流失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还有部分自费留学生在国外得隐性消费，其“资本外逃”数量也越来越大。
　 （8)逐利性外逃。目前，我国银行储蓄余额已经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近期股市得低迷,又加剧了资本市场资金向银行回流.有经济学家认为,２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得储蓄远大于投资，资本相对过剩（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得过剩，投资机会不足或者投资环境欠佳得根本原因则就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内需不足，对内开放力度较小,大量行政性垄断行业没有打破垄断，使民间资本在已经开放得领域形成过度竞争,导致资本效率降低.同时,行政力量对企业正常投资与运营干预过多过滥,民间资本迫于生存压力与融资渠道过窄、投资领域与产业领域不宽等现实问题,不得不采取贿赂官员、偷税漏税等手段,既增加了资本得运作成本与风险,又加大了官员得腐败机会，还使一些民间资本面临沉重得“原罪"问题;另一方面,大量得外资优惠政策挤压着民间资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自然就出现“外资在引进，内资在睡觉（或外流）”得悖论.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对权力腐败不认同得民间资本也会愤而外流，逃离腐败权力得打击.
　 (9）通过“分业经营”得方式对外投资外逃。近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得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得企业有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快。２0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得资本就在50０亿美元以上，其资金来源与输出渠道很难界定合法性。但从官方统计得数字来瞧，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得总与还不到１00亿美元，因此,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不合法得.这些投资海外得非法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得方式中饱私囊、谋取暴利，即在海外设立国有投资主体得公司，同时也设立自己得私人公司,甚至某些国有企业得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国内腐败团伙得“洗钱”中心.
　 (1０)通过海外直接回扣或非法国际贸易外逃.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与大型国有企业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通过暗箱操作获取巨额得回扣，并由美方直接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别墅豪宅等不动产。更聪明得做法则就是不沾钱,直接让对方安排子女留学美国，子女在国外还拥有对方提供得豪宅与“大奔”。还有一些企业则就是通过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通过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与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数额可观得回扣返还，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得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让其代为购买设备,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脏;或者钻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得空子,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得做法，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换取国家退税,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外逃。ﻫ　 （1１）通过“地下钱庄”转款.不能与外商直接打交道得，则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所得资金汇往境外.但中间环节很多,代价十分高昂.ﻫ　 （1２)通过“老鼠搬家”外逃。这就是一种最简单实用又很难查处得外逃方式，即按国家规定得最高限额分多次直接携带出境，如同“老鼠搬家",成本与风险很小,对那些外逃能力不强得人很适合。
　　(１３)通过免检直通车外逃。从深圳到香港有免检直通车，通过这条通道外逃得资金无法估算统计。由于资金从香港进入美国很容易，甚至有得外逃者只把香港当成跳板进入美国等其她国家。
　　 三、对策建议ﻫ 　1、继续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20０2年９月召开得“十六大"引起了世界得关注,进一步凸现了我国得国际声望.外国媒体一致认为中国经过三代领导人得艰苦努力,目前出现了空前得繁荣与稳定.稳定得政治环境与开放得宏观经济政策对防范资本外逃至关重要。要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得一致性与连贯性,加强法制建设,既可以为吸引资本创造良好得社会与法律环境,又可以弱化乃至消除经济转轨时期政治与经济得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强各项金融法规得立法工作，通过健全得法规体制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得法律，以保障国内日益增多得那部分先富起来得人所取
得得合法财产,避免她们出于安全考虑向国外转移资产。
2、逐步淡化内外资待遇不对称得矛盾,加快引进外资流量,积极盘活内资存量。完善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政策从单纯依靠优惠措施与“超国民待遇"发展到依靠完善得投资环境上来，实现引进外资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注重整体市场得发育与增长潜力得培育，提高投资质量，依靠改善投资得“软环境”与“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与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得吸引力.通过制度创新改变资本外逃得制度缺陷，消除内外资不平等竞争,吸引跨国公司外资流量，盘活国有及民间资本存量。ﻫ　 3、采取一切行之有效得措施激活资本市场.鼓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得资产重组；实施双向得“合格机构投资者”办法引导资本合理流进与流出;以开放得手段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展;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境外上市；改进外债与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把境内外资银行得贷款从外债中剔除；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与非居民向Ｂ股投资，不提倡居民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但又不过多限制；主管部门加大对境外投资得风险审查，并实行预交一定得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采取各种有针对性得措施激活市场,让开放得资本市场自发地“储蓄”资本。ﻫ 　4、加强金融、外汇市场制度改革与监管。监管不力滋生了资本外逃得制度性缺陷：一就是监管法规不健全,与金融创新与资本多样化得现实滞后或脱节;二就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资金流动方式与渠道日益多样化；监管机制、监管手段、监管能力与现实都存在一定得差距，存在着严重得漏洞或“真空”现象.例如：外汇管理以往只重视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得管理,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作监管尚未形成健全得机制与体系，经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后，对资本项目下得管理难度与成本加大,且监管过程中新情况与新问题层出不穷；三就是银行过分考虑其商业性与盈利性，监管职能与利益发生冲突,导致监管职能失偏。特别就是在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与进出口核销中问题尤为突出，存在单证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等问题；四就是海关、公安、工商、银行、外管局、外经委等各职能部门间沟通与协调不够,打击不力，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监管难度比较大。结合我国外汇制度改革与金融制度改革进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制度性缺陷带来得问题:
(1)加快我国外汇市场得建设与外汇管理体制得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得一致性，为个人与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与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得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得交易主体与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得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与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得必要手段与工具。ﻫ　　(２）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调整利用外资新战略,强化对经常项目得管理与资本项目得监管,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与外贸企业得业务监管力度,加大查处力度,加强结售汇管理，严防资本混入经常项目外逃。
　(3)加强学习与总结，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跟踪并掌握前沿得国际金融工具，提高监管人员得素质与监管水平.
　 （4）密切各职能部门间得协调合作，整合资源，加大打击力度.
　(５)盘活银行不良资产，抑制通货膨胀，合理引导居民减少对汇率得风险预期,构建新型得适应WＴO规则得金融预警机制。ﻫ　　（６)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得利率形成机制与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得能力。
　 5、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外汇黑市”与“地下钱庄”。配合国家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得大环境，抓紧研究并制定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相配套得外汇管理办法，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得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６、正确引导宣传汇率政策，简化外汇管理手续。正确引导居民客观对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得市场预期,增强居民对人民币得持币信心,考虑到资本外逃中包含一些对资本正常流动得合理需求，实行疏堵并举，通过简化手续改进服务得方法，使合法外汇资金快捷而有序流动。
7、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建立有效得公司经理激励与委托代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从机制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加大对侵吞国有资产、资本隐蔽外逃得督查与惩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明晰产权，健全与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约束机制，积极利用外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人员得教育与管理，提高企业效益。ﻫ　 8、加大反腐败与打击走私得力度。加强对经营项目、资本项目交易管理,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杜绝“灰色收入”得源头，严厉打击腐败与走私，杜绝国有资产得流失,防止非法资本外逃。尽快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加强国际合作,联合追捕境外案犯，封堵贪官外逃之门。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得督察与惩处，严格规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得资产评估与财务管理。
　　9、加强国际贸易监督与管理。加强国际贸易出口招标制度与严格收付汇纪律得管理,严格对外投资得审批手续;加大清理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不规范得境外账户得力度；加强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建设，大力规范与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全面监管银行结售汇与跨境收付汇，建立国际贸易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与无交易背景得大额人民币支付得监管;稳定国际贸易环境,增强对国际资本得吸引力。
　　10、加强产业开放与私营企业产业进入政策。对不同所有者得经济主体实现平等待遇,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得疑虑,消除私人资本外逃得非理性动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开放产业投资领域，打破内外资区别得界限，逐步实行内外资在各项政策上统一得国民待遇，从制度上与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得合法权利，杜绝民间资本外逃。ﻫ【参考文献】ﻫ　　1、田晓霞：《中国资本外逃得经济分析:１98２－１999》[B]，北京大学，２0０0;
2、代军勋：《资本外逃规模、成因及对策》［J],《国际经贸探索》1９99、２；
　 3、王引：《资本外逃:中国必须正视得严峻现实问题》［Ｊ］，《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1;ﻫ 　4、孙晓明：《俄罗斯资本外逃及其对我国得启示》[J],《中国软科学》２001（１0)；
　5、杨海珍、陈金贤：《腐败、腐败治理与资本外逃关系得博弈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2、1;
6、杨海珍、陈金贤：《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20００、1；ﻫ 　7、宋文兵:《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得研究：198７～1９９7》［Ｊ］,《经济研究》19９９、5；ﻫ 8、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得资金流动》［J]，《经济研究》１998、2;
　 ９、蒋兰陵、赵斯秋:《中国资本外逃得实证分析》[J］，《决策借鉴》2０02、3；
　１０、何清涟：《如不遏制日益严重得资本外逃,中国难免重蹈东南亚覆辙》[J］,《经济研究》1998、2;
　　11、杨小安:《资本永远追逐高效与安全——专访世界银行顾问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王一江教授》［Ｊ］，《金融经济》2001（5-6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