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考试题目.doc

科学、技术、哲学间的关系？1. 科学与技术：20世纪以来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革命，更是使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新技术不仅揭示了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规律和相互联系，而且产生了一系列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向学科和综合学科。科学、技术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有些领域既是科学的同时又是技术的，有些学科很难严格地说清楚是属于科学的还是技术的。换句话说，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态势已经明显呈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生产实践的规模不断加大加深，因而迫切需要科学技术有效、迅速地用于生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对方：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以技术的发展为自己提供手段保障；而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以科学的发展为自己提供理论的指导和论证。2. 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基础是哲学。从科学史看,大凡对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流科学家大多同时是哲学家,或至少具有很高的哲学造诣。首先,哲学是科学诞生的土壤,科学来源于哲学。古代人无论是对自然界进行总体性的探究,还是进行分门别类的探究,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直观、猜测和思辨,所以,古代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在它们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当伽利略创立用实验方法(通过实验方法,人类可以获得定向的、系统的、纯粹的、精确的经验)对自然界进行研究时,科学就彻底地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所以说,自然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或划分标准仅在于,前者属于在人类经验范围内无法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形而上学”,而后者属于可用人类经验来检验其正误的“实证知识”。其次,哲学为科学研究活动设定方向和开辟道路。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动,为了保证这种探索活动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尽可能地获得预期的成功,科学家在一开始就必须用某种信念或猜测为他的研究活动定向,为他的研究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再次,哲学为科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因为哲学是对世界的一种总体看法,是一种世界观,而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或解释,当然要受到世界观的指导和影响。换句话说,各人由于世界观不同,就会提出不同的科学假说。此外,哲学还为科学方法论提供理论基础。科学方法的主要理论基础则是哲学,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科学方法都有其相应的哲学基础。结合自己的专业谈谈科学社会化及其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科学的社会化主要表现在这样二个方面:第一,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化。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已从较分散的个人活动转向社会化的集体活动。这一点对自然科学来讲更为重要。研究工作的复杂性、研究课题的综合性,使很多科研工作不能由科学家个人有效地进行,它需要大型科学集体协同工作。2018年10月，江苏大学流体中心袁建平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领衔由江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和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组成的课题组开展“叶片泵多目标水力设计方法及气液两相增压输送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课题总经费367万元。2018年3月，流体中心联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等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合作共建江苏大学流体工程装备节能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通过国际合作整合全球科技资源，增强我国流体工程装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流体装备国际科技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增强行业国际科技合作将发挥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的国际辐射和影响力。由此可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活动,没有高度的社会化协作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二,科学研究条件的社会化。现代科学研究、实验的技术装备规模也是过去无法想象的。那种一只量杯、一个酒精灯的实验设备是无法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现代许多科学研究需要复杂的专门设备和仪器,需要只有在工业化条件下才能生产的特殊材料。有时还要建立新的生产部门来进行专门生产。如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的总面积达8200m2，近年来对实验室仪器、设备（不含基本建设）的总投入达1000多万元，。中心拥有进行工程技术研究的口径1000mm的多功能开式泵试验台、口径500mm的多功能水泵模型泵段及模型装置试验台（立式、卧式各一套）、口径500mm的闭式泵试验台、潜水电泵试验台、自吸泵试验台等大型试验设备，还有亚洲最大的室内喷灌试验厅等。这样巨大、复杂的设备,没有高度的社会化的工业生产是无法提供的。由此可见,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社会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物力和人力,并要协调科研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有一套不断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培训人才的教育制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当建立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应当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人对人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自然物也应当负有道德义务。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怀扩展到自然界,被认为是伦理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自然为人而存在,人也为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互为存在才是人与自然的合理辩证关系。人类是依赖于自然的存在而存在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自然人类便不能生存。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6现代生态学研究表明,人类越是处于生物进化的顶端和食物链金字塔的顶点,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就越大。“这些关系的秩序用这句话来概括:从根本上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的则是孱弱的。任何一个高级的存在形式与低级的存在形式相比,都相对地软弱无力,而且它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低级形式的力量来实现自己。”7这表明,自然的存在高于人类的存在,没有自然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人类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维持自然的存在应当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但是,人类维护自然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义务而义务,而是要实现人类自己的存在目的。也就是说,实现自然的存在目的要包含实现人的存在目的,人为自然而存在的目的是使自然能够为人而存在,否则,人为自然而存在就无任何价值与意义。自然为人而存在与人为自然而存在是辩证统一的。人既是自然的目的,也是自然的工具;自然既是人类的目的,又是人类的工具,人与自然互为目的又互为工具。进而言之,人类的存在目的不能仅仅包含自己这一物种的存在与发展,还必须包括所有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人类既要使自然为自己而存在,也要使自己为自然而存在,人为自己而存在的目的和人为自然而存在的目的应该是同一的。单纯地使自然为人而存在,或者单纯地使人为自然而存在,都不能实现人与自然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2期57的协同发展。人与自然互为存在,并不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愿望,而是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必然要求。因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人类把自然视为目的,自然也将人类视为目的;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也就怎样对待人类。人为自然而存在,自然也就为人而存在,自然为人的存在寓于人为自然的存在之中。如果人类片面追求自然为人而存在,却不为自然而存在,结果只能是自然也不为人而存在。人类破坏自然的存在,自然就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威胁人类的存在,事实已证明,饱受恶劣自然环境折磨和威胁的正是人类自己。在人与自然的这种辩证关系中,人是主要的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善与恶直接影响着自然对人类的善与恶,即自然对人类的善恶完全依赖于人类对自然的善恶。人类善待自然,努力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和谐,促使自然环境能够可持续发展,自然也就善待人类,为人类呈现出一个美好的、和谐的环境状况,使人类能够舒适存在和长期存在。人类对自然恶,污染自然环境,破坏自然环境的再生能力,自然也就对人类恶。人类对待自然界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自然界以同样的方式转嫁到人类自身。马克思说过,“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8。因此,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也是人类对自身的关系,人类对待自然的任何善恶态度与行为,都将转变成为对自己的善恶态度与行为。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同一性,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善就是对自己的善,人类对自然的恶也就是对自己的恶,人类与自然为敌实际是人与自己为敌。人与自然不仅存在着相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赖性。人依赖于自然而存在,说明大自然具有最高存在的性质,拥有最高目的性。人类为此必须担当义不容辞的使命,为实现自然的存在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自然依赖于人而存在和发展,这并不是说自然离开了人类就不能存在,而是说自然依靠人类的理性与智慧而获得无限的丰富性。因为有了人类的存在,自然物的存在才获得了价值与意义,自然的本质及其蕴涵的规律和奥秘才得到理解,而且人类创造和培育了大量的人工自然物,使自然本身亦获得广泛而生动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自然的价值与内涵。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也是自然发展的目的。人与自然只有互为目的和互为存在,才能保证人与自然都获得无限的丰富性。作为哲学大师的黑格尔提出了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正题”被否定而走向“反题”,而反题作为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同样也要被否定,最终达到二者统一的“合题”。事物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中向前发展。根据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思想,我们可以做如此理解:“自然为人而存在”属于正题,“人为自然而存在”属于反题,“人与自然互为存在”则属于合题。“合题”扬弃了“正题”和“反题”的各自片面性,保留其合理成分,在更高层面上达成二者之统一。自然环境的残破和生态危机的发生,将自然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保护自然环境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保护自然环境既是人为自然而存在,又是自然为人而存在,是人与自然的互为存在。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这种辩证关系,将“自然为人而存在”和“人为自然而存在”的命题推向极致,都将不可避免地使生态伦理学走向歧途。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以及其观点的不可公度性,并不完全是生态伦理学的福音,而极有可能导致生态道德谋划的失败。结合你的专业谈谈你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理解：科学创新包括三个要件。第一是对研究对象蕴含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如形态、结构、运行规律的揭示等，可以称做研究对象的创新。第二是针对某个研究对象，提出或建立全新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效率大大提高，或者降低成本。原来的方法也可达到研究目标，但是就是没有新的方法好，可以说是一种升级换代。这种创新可以称作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三是数理分析方法的创新。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可以是研究相同的对象、采用相同的测试方法去研究，但是，得到的数据，可运用不同的数据处理、分析、推导方法，使研究对象蕴涵的客观规律得到发现。在流体机械科学发展中，早期的重大科学创新活动常常都包含了三个或两个要件。如关醒凡在水泵学科中的贡献就包括了两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将水泵分类得更细，提出了旋流泵、单(双)流道泵、螺旋离心泵，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诱导轮的关键几何参数的确定方法及其设计步骤，提出了旋流泵叶轮中全三维势流的直接边界元解法，首次给出了双流道泵叶轮轴面图流道中线分点的计算方法，首次归纳总结出了双流道泵的面积比系数。吴仲华先生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活动，如创立两类流面理论等，而且研究对象的创新活动都通过数理模型的创新性推导实现。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这样一系列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它包括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这两大环节。这样理解的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技术的商业应用和创新产品的市场成功，在这一点上，与第二种观点一致。然而，这一观点并不仅仅关注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导向，它也关注技术开发本身。由此可以看到，从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与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双螺旋结构”来理解技术创新，在理论上吸取了上述两种观点之精华，这一理解应成为实践指导。在我国水泵发展史上，有着无数技术创新的实例。关醒凡教授创新了许多种泵模型，全国约1/2的轴流泵、2/3的无堵塞泵采用了其研究成果，每年产值约3.5亿元。刘厚林教授开发了泵水力设计CAD软件PCAD2000及其升级版PCAD2002、PCAD2004，优化了各类水泵的效率。杨军虎教授作为负责人为兰州炼油厂研制循环蜡泵，解决了困扰该厂多年添加剂生产装置不能安全生产的问题，替代了从美国引进但不能保证装置安全生产的高速泵,年经济效益达865万元。参加完成的兰炼机械厂油浆泵、液态烃泵研制，为该厂年增加产值220万余元；参加完成兰州潜水泵系列潜水泵，为该厂年增加产值256万余元；参加大连泵厂系列自吸泵设计，为该厂增加年产值260余万元。结合你的专业谈谈科学家或技术专家的社会责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指导科学家实施其正当科研行为的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生死存亡的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应该说既不是无关痛痒的“无病呻吟”、不是单纯的科技创新,同时也并非科学家个体或群体的单一责任。实际上,它是一种长效责任和全局责任、一种内在责任和显在责任,同时更是一种对于人类命运与发展前途的终极关怀。无论是从科学和技术本身所具效应的长远与否而言,抑或就理论科学家还是实践科学家对其成果所应担负的责任多寡而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不是表现为对于某一眼前与短期利益的片面追求,同时也并不体现为某一组织、集团甚至国家的局部利益,相反却应该而且必须是一种利于人类长远与整体发展的长效责任和全局责任。就总体而论,无论是理论科学家抑或是实践科学家的科技研究活动,都勿庸置疑地带有明显的服务于社会生产实际的实践性与目的性特征,并且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的固守反过来又推动着人类科技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而如所知,科学技术在其服务于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又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负面作用和影响(如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的凸现便是明证)。因此,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务必慎重考虑其科技研究成果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效果。换言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他应该对其研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承担责任,且这种责任不是一种置身于事外、己外的外在责任,相反它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在责任。因此,任何科学家既不能以“为科学(学术)而科学(学术)”作为推卸责任的理由,同时也不能用服务于某一个人、组织甚至国家而不能顾及其负面影响作为免于追究的借口。毕竟,其研究活动已经隶属于整个人类科技研究活动总体之中,或者说他已身陷整个人类科技研究共同体之中而“难脱干系”。如此而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不是局限于某一个人、组织、集团甚至国家的责任,而是一种基于整个人类福祉的内在责任。从水泵学科来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就是讲水泵应用到国计民生的各方各面，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贡献。流体中心施卫东教授主持完成的“南水北调工程大型高性能低扬程泵关键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成果荣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该成果经过10余年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大量的工程实践，实现了大型低扬程泵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和推广应用，已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及长三角、珠三角、黄淮海、东北平原等地的防洪排涝、水资源调配、水环境改善、农业排灌等重要领域及全国大中型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显着提升了我国大型低扬程泵的技术水平，在引领行业发展、推动行业进步、抗旱减灾、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十分显着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再比如，现代城市中，受到水泵噪声影响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噪音污染的问题已经日益出现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并为人们所关注。人类生活在声音的环境中,并且依赖声音作为信息,传递人们的思维和感情,研究和识别周围事物的活动。然而有一些声音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有的还会妨碍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尤其在当前高层建筑林立的城市,给水排水工程中的水泵是不可缺少的。建筑内部的各种用水的水压、水量的保证,均由水泵提供。水泵已成为现代建筑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而水泵运转时因各种原因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振动和噪声据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因受到水泵噪声困扰而委托他们进行检测的开发商和住户高达30余家。水泵噪声有很强的穿透力，像一般建筑物的普通承重墙，水泵噪声能够轻易地穿透。水泵噪声很可能严重地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患上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失眠等神经系统疾病。作为水泵方面的研究人员，必须为人民的福祉着想，研究减小水泵噪声的方法，自2016年以来，已有293篇相关论文发表。科学知识商业化的出现对科学知识传统和科学的精神气质构成的挑战？知识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是指以生产知识产品为手段、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和行为，或者是利用知识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以申请专利或成立新公司为代表，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开始沦为普通商品并开始被私人占有，因此，商业化内在地蕴含着私有化。社会外部因素、科学家个人因素和人们的认识水平促成了知识的商业化转向。知识商业化加快了科学知识的技术转移、增加了研究者和大学的经济收益、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却也改变了知识的“公有主义”属性，挑战了知识生产、传播和转移的传统，并可能对学院科学产生负面影响。学术科学文化遵循CUDOS规范 (齐曼, 1996)。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用CUDOS（communal, universal, disinterested, skepticism）的首字母缩写描述了科学的精神，即科学是公用的, 普遍的, 无私的, 并依赖于有组织的怀疑论 (默顿, 1942/1973)。肯尼 (1987) 认为大学的目标应与行业目标保持不同, 以造福社会。传统大学被认为是致力于为社会的利益创造和无私地传播知识的机构(Pattyn, 2006)。丹麦哲学家汉斯. 芬克已经阐明了大学运作的五个原则-研究与教育,教学自由、自治、科学统一和研究自由之间的紧密联系 (包括选题自由、研究过程和出版策略;肺结核汉森, 2006)。科学知识商业化引发了学术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今天的大学里, 两种文化的存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学术文化(坚持 MertonBushFink 理想) 关注生产知识和追求科学卓越，而商业文化 (遵循 BDA 理想) 关注知识的价值化和财富的产生 (皮埃尔 de Maret, 2007)。商业文化包括合同研究、行业合作和专利申请 (Pattyn, 2006)等活动。大学和工业界的共同经济利益不是争论的焦点。令人担忧的是，与行业的过多合作可能会模糊两个具有不同精神的机构之间的差异, 这可能危及大学的传统身份。这场冲突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 他们批评诡辩家的商业化知识 (Pattyn, 2006)。当科学家在 象牙塔 大学工作时，基础研究和商业研究之间存在着区别，大学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只是偶尔做基础研究转化为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技术。而现在, 实际应用技术加快了基础研究的速度, 技术经常由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开发。大学科研专利的有益效应是它增加了研究人员的收入和声望, 它允许与工业交流知识，并有助于学生在毕业时满足行业的要求,(巴尔迪尼, 2006)。专利产生的资金可以(至少在理论上) 由大学用于进行进一步研究, 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关于商业化的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担忧是, 大学中可以获得主要资金的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艺术与人文科学部门不像科学部门那样吸引更多的资金 (南希鲁宾, 2007)。甚至是一个像万尼瓦尔布什 (1945) 这样的科学和技术的坚定倡导者几十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以牺牲国家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代价换取科学技术的进步是错误的。科学知识商业化引发了研究者与大学的冲突。企业家精神引发了大学与个人研究员之间的道德冲突。技术转让办公室 (TTOs) 已在大学中成立, 以促进研究 销售 (琼斯, 2005)。研究人员和 TTOs 之间的摩擦可能会有多种形式。TTOs的官员们并不是研究人员,相较于 MertonBushFink精神，他们很可能会更青睐 BDA 的精神。无论有关学者是否对一项研究感兴趣, TTOs 都可能坚持研究该专利。在希望公开专利的学者和希望保有专利权益的大学之间出现了争议 (鲍威尔和欧文-史密斯, 1998)。如果大学获得专利的话，即使个人研究员没有盈利动机, 他或她可能仍然被阻止在大学以外的地方进一步进行研究。还有人担心, 教师的职称评定可能会依据他们为大学所产生的收入量来判断, 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晋升和任期 (肯尼和巴顿, 2009)。归根结底，对知识商业化的质疑和批判，根源于其对学院科学研究和知识的生产、传播、转移传统的影响。学者们担心，知识商业化会影响知识的生产。然而阿祖莱等人的研究表明，那些从事知识商业化的科学家，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量反而多于那些没有从事商业化活动的科学家。10由此，似乎并不能得出结论说知识的商业化会阻碍知识的生产。然而，对于知识商业化这样一个其社会效果还远没有完全展开的社会现象，目前人们对其持什么样的观点，恐怕是见仁见智、恐怕要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之所以有此担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三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其一，按照V.布什的说法，学科的畸形发展最终将会窒息技术创新的发生。事实上阿祖莱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从事商业化活动，的确会使科学家更多地选择那些与商业化有关的课题。10其二，知识传播中的保密，无论在默顿、布什还是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有害无益，且最终会窒息整个科学建制的发展。其三，从“学院科学家”到“企业家式的科学家”的转变，无疑将会引发他们的角色冲突、利益冲突和义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