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外交风格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分析汇总.doc

军事外交风格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分析*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军事学项目课题“军事外交视阈下的中美军事软实力比较研究”的组成部分，项目编号：12GJ003-061.-以中国军事外交为例张 芳摘 要：当前，中国军队迫切需要加强自身外交风格的塑造。其中，军人核心价值观、军队性格、中华传统外交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所从事的对外军事交往实践的经验守则等构成了中国军事外交风格中属于精神部分的“风”的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军事外交的形式与途径的选择则构成了军事外交中“格”的内容，具有动态变迁特点。通过对在军事外交决策层面、军事外交管理层面、军事外交机制层面和军事外交的舆论层面的重要因素的分析，文章对限制了当前中国军事外交风格形成的几个问题进行探析，并进一步探寻解决的可能。关键词：军事外交风格 中国军事外交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的中国军事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军队迫切需要加强自身军事外交风格的塑造。因此，从理论上研讨军事外交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风格（style）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所谓“风”就是作风，流风，属于精神部分，“格”乃格调、格式，属于形式部分。依此解构军事外交风格要素的基本组成，不难觅其形成中的重要影响因子，即属于精神部分的军人核心价值观、军队性格、中华传统外交文化、中国共产党长期军事交往中的经验原则等要素，这些要素天然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往往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在面对与他者的交往中明确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其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往往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而另一部分，则是从事军事外交活动的形式部分，即格的内容-军事外交的形式与途径的选择。这一部分要素相对活跃，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这些动态要素以军事外交方式的选择明确其国际战略定位和军事外交的战略目标为前提，回答的是“以何种形式表达自我”的问题。正如susan B.Kaiser 所言，风格（style）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一种实现（being）和追求（becoming）的方式。因此，作为军事外交风格形成中的稳定因素与动态因素在互动中实现中国军事外交主体与军事外交客体间的交往，即，中国军事外交风格中诸要素的结合过程是一个在外交主体指导下完成的各式各样的军事外交行为的过程，从而完成了中国军事外交风与格的契合，回答了“我以何种方式与你相处”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契合愈是能够满足中国军事外交主体的需要，其军事外交的风格就愈是接近完美。一、 军事外交主体的精神要素作为影响军事外交风格形成的精神要素，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事外交中是一种特有的政治文化标识，决定着中国军队在对外交流中政治身份的表达；而军队性格则影响着军事行为方式的选择，影响着军事外交中军队形象的塑造；中华传统外交文化作为外交思想、思维方式的凝聚与反映，对外交风格的形成产生着持久而稳定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所从事的对外军事交往实践的经验则是中国军事外交风格形成中的显性因素，相对具有动态变迁的特点。（一） 军人核心价值观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队这个特定的组织和群体中最为直接地体现了一支军队的政治本质，左右着官兵的价值判断，往往成为一支军队对外军事交往中的基本行动指南。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是人民军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导向，构成了人民军队内在逻辑严谨的核心价值观。对内而言，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队建设中具有强基固本、凝魂聚气的作用；对外而言，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事外交中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文化标识，决定着军事外交目标的实现。军人核心价值观决定着一支军队内在气质的外化结果，从而塑造着一支军队的外在形象。正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所说：“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能够成为仰慕的根源”。用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教兵养战从而对其产生恒久的影响力，军队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象应运而生。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之所以重视军队形象，就在于军队形象决定了民心的失与得、决定了与友军的亲与疏，决定了与敌军的对抗效果。尤其是在今天中国军队日益频繁地走向世界，在国际范围内展示中国军队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在国际文化传播格局呈现西强东弱态势下，要想掌握军事外交中的主动权，提升人民军队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就需要全面培塑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二） 军队性格“性格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和他的环境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性格特征。”1与“单质型”的人有所不同的是，军队是一个极具纪律与武装的组织，属于“复合型”实体。运用系统的矛盾分析法，剔除掉军队概念中通常包含的军人、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三大要素，最能反映军队性格的往往是从其军事思维方式、军事制度、价值判断等要素中抽象出来的军事文化特质，而且只有在考虑到军队和他的环境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其性格特征。因此，在军事外交中的话语环境中谈论军队性格有其必要性。作者尝试将军队性格定义如下：所谓军队性格指的是一国军队在军事交往中对军事事务所采取的特有态度和反应的内在物。军队性格的形成受到一国军事文化的影响，反映其军事文化特点；军队性格的载体是在军事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是其所从事的一切军事活动的底色，具有区别于其他军队的较强的个性特征，使其鲜明地成为“这一个”，而非“那一个”；与“军队形象”这一概念相比，它更接近军队的内在，而非他者的心理认知与形象塑造；与“军队行为”的概念密切相关，它是军队行为中动机构成的现实因素。军队性格对军事交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其作用路径主要是：军队性格影响军事行为方式的选择，军队行为通过舆论客观的以及非客观的评价和报道塑造或影响军队形象，军队形象的正负进一步影响军事交流效果。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就形成了不怕流血牺牲、攻坚克难、能打战、打胜仗的性格特质。当然，军队性格也具有多样性的表现，只是就人民军队的整体性格体现来讲是“正义、勇敢和纪律”的共性特质，具有稳定性；而就各军兵种不同、战斗历史不同的部队而言，在这一主要性格之外也会形成标示其特色的性格内容，从而具有局部规定性。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愈是高层的军事交往，往往由进行军事外交活动的军队高级将领、军事外交家以及军事新闻发言人通过气度与作风表现出这支军队的性格；而那些深入到中层、基层的军事交往，官兵们在军事外交中的行为表现则综合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格。（三） 中华传统外交文化中华民族因其历史之久远，其传统文化更具有内向性和共源性的特质。以“和合”为核心命题的中华传统社会思想凝结了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秩序包括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最为基本的观念，与西方的“世界主义”相比，中国以“天下”作为话语表达的世界主义是以和平与守成为价值取向的世界主义。以“王道”而非“霸道”为主题的中华传统军事思想更突显人本主义情怀和对军事力量理性运用的人道主义的朴素表达。孔子的“的“礼战”思想，老子的“不以兵强天下”2 的“反战”思想，孟子的“仁战”思想，墨子的“非攻”“兼爱”思想，孙子的的“慎战”思想正是今天中国所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军事外交根本原则的传统缘起。以“仁”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武德赋予了中华民族反对战争但决不惧怕战争的注重防御、后发制人的精神品格。中国历史上对外政策的重心在于“守疆”而非“拓土”；中国版图的历史形成是基于文化同化，而非强力侵略。这些构筑了新中国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遵循。悠久灿烂的军事外交历史留给当代中国军队丰厚的军事外交谋略艺术。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发展的历史最早可溯至西周，至春秋时，统治阶级已经开始高超的外交艺术运用。自此，战国七雄，逐鹿中原，此战彼和，折冲樽俎，构建了合纵与连横的军事外交绝唱；西汉时则确立了“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孤立匈奴，再派兵北逐之”的“以夷狄攻夷狄”的军事外交范式；至三国时期，魏、蜀、吴的三角外交成为军事外交谋略制衡的精彩注脚；唐朝则确立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的军事外交方针；而至明朝，明成祖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军事外交战略，“外抚四夷”，为明朝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些中国传统军事外交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智慧地加以运用与发展。（四） 军事交往的经验守则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外交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炼中逐渐成长。在这一历史时期，世界上几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如苏（俄）、美国、英国等接连走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与之进行或长期或短暂的军事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外交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政党地位往往决定着军事交往中的主动与被动；利益需求则决定了军事交往的长久与短暂；力量对比决定了军事交往的广泛与有限；战争背景决定了军事交往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这些对军事外交的理性认识为新中国军事外交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联苏抗美、反帝反修、联美抗苏、改革开放、以“平等、互信、互利、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指导的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中国军事外交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军事外交格局，在军事外交观念不断更新、军事外交风格更加务实负责、军事外交姿态更加开放透明、军事外交功能日益突显的变化背后，不变的是中国军事外交始终坚持的国家利益至上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统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相统一、“伐战”与“伐交”功能相统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遵守国际法与创制国际法相统一的基本原则3。近年来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一再地证明，这些原则作为中国军事外交风格的基本规范，为形成中国军事外交风格、突显中国军事外交风范提供了重要的行为标尺。二、 军事外交的形式要素军事外交风格不是一种抽象存在物，而是与一国具体的军事外交行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通过对军事外交途径的选择构成了军事外交风格中的形式要素。由于军事外交形式为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因而军事外交形式要素相较于军事外交的精神要素，更突显动态的灵活性，而非持久的稳定性。（一） 以军事外交主体层次为考察对象的形式选择国内较早对军事外交进行理论探讨的学者杨松河在他在专著军事外交概论中，结合大量的军事外交工作的实际经验，认为：“国际军事交往从层次上来分，在军事交往中，不论是宾客还是主人，交往活动的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高层、中层和下层”4。以此来考察进入新世纪以来军事外交的开展情况，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如图1所示）：一是从中方高层出访情况来看，自1999年至2000年达到一个较高频次外，至2010年呈现出逐年递减达并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这表明高层互访已趋向于规律性方向发展，即其机制性要素开始突显，军事外交富有节奏,世纪初就已经逐步展开的高层安全磋商的机制化发挥双方军事高层交流稳压器作用明显；二是从中方接纳高层军事访问的情况来看，外军高层访问中国在1999年至2000年同中方高层对外访问相伴随也产生了一个较高频次，在近四年来逐年递减达到一个相对稳定态势；同时，自1999年至2010年间，外军高层访问中国的频次除在2001年至2002年持平外，其余年份均显示高出中方出访频次。这表明从高层交流层次来看，外军较中国军队自身更为积极主动，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打开对外军事交往的大门相对谨慎有关。三是与高层军事交往递减稳定的态势相比，以维护共同安全为主题的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的联合军演自2003年以来则呈现递增态势，这表明中国军事高层交流机制化之后，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的交流正在向中层和基层大步转移。结论：通过上述分析5 可知，中国军事外交依循的是先高层再中层、继而基层的基本路径，推进方式谨慎有序，力求在每一层面规制化基础上再向下一层次延伸。依此来考察美国军方于2012年美国涉华军事安全与发展报告中所提出的将进一步推进中美基层军事交流的战略预想，要将其实现还存在中层交流机制化、加大一系列基层交流可行性条件创造等问题。（二） 以军事外交的性质和合作强度为考察对象的形式选择朝献栋与韩国陆军军官学校助教授金淳洙对军事外交的分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主张，根据军事外交活动的性质和合作强度，将军事外交分为以增进普遍性价值为目的的普遍性军事外交和以增进相互信任、友好关系为目标的交流性军事外交，以及以应对明确或不明确威胁为目标的合作性军事外交三种类型 6。依此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军事外交进行考察7，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尤其是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事外交频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至2001年的10年间，普遍性军事外交年均项为16.1，而在2002年至2010的9年间，其普遍性军事外交的数量高达年均28.2项。交流性军事外交就更为频繁：在1990年至2001年的10年间，年均为70.4项，而在2002年至2010年间年均为129.1项，比较而言合作性军事外交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合作性军事外交占总体军事外交的数量仅为1%。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军事外交正处于不断开拓期，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外交理念,普遍性和交流性军事外交为主，其行为取向完全是以增进信任、加深友谊为主。自1990年以来，中国向联合国派出维和人员的数字在快速增加，截至2011年2月，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共有1958名官兵在联合国10个维和任务区遂行任务。而在2006年时，这一数据是1487名维和军事人员在联合国9个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部执行任务。与此同时，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合作性军事外交也在稳步增加，2002年至2006年，中国共与11个国家举行16次联合军事演习8，而至2011年2月，这一数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与20多个国家的军队举行了40多次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此外，中国还积极履行国际安全责任和义务，到2011年2月止，中国坚定支持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加入了22项国际军控条约9。结论:从上述分析可知,基于中国军队自身实力的自信使得中国军事外交的视角正在逐步打开,不再仅局限于地区的,而是向国际的扩展；从其表现上来看更趋主动积极,在注重通过军事外交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军事外交中的外交性功能的发挥，强调协作与交流，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也更多地承担着国际责任，在参与国际机制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机制建设，其军事外交姿态总体上呈现稳中求进、包容含蓄、冷静务实、谦虚低调却不乏主动积极的特点。三、 要素的互动-问题及可能中国军事外交风与格的契合是在多种层次的平台上得以实现的，限于篇幅，作者仅就军事外交决策层面、军事外交管理层面和军事外交的舆论层面分别对诸要素的互动进行考察，从而分析出对中国军事外交风格形成造成限制的问题，并进一步探寻解决的可能。（一）军事外交决策层面的要素互动 军事外交属于高级政治问题，其决策权一般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手里。中国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此，中国军事外交的决策机构是党中央的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军委，从制度上实现了最高决策权的集中统一。党的总书记（1982年之前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是军事外交的最高决策首长。正如江泽民曾经指出的“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10 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在中国还没有将军事外交向更基层部分延伸之前，高层军事交往，尤其是军事外交决策者的对外交往，其个人外交风格往往集中体现了整个国家的军事外交风格。这一点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表现得十分鲜明。从这一层面上来看，精神要素，诸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思想道德意识的默化承袭、民族特性的移植和对民族历史的认识、文学艺术的熏陶等方式完成了对军事外交代表人物的人格塑造11，这种塑造又通过形式要素，即对军事外交方式的选择完成了以其为代表的中国军事外交风格的表达。但是，国防与外交，即一国军事力量与外交力量的谋略运用往往是一国实现其在国际关系中政治目标的根本，就其权力机构的代表而言，往往由外交部最高负责人与国防部最高负责人作为代表形象出现在对外交往的场所。例如，美菲、美韩所进行的“2+2”的对话机制，这里的“2”即指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种机制不仅再一次说明当今国际社会军事与外交关系的密切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一国政治中这两个职务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极端重要性。但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中国国防部长一职经过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数次职能变迁后，国防部长既是国务委员，也是中央军委委员，但其对中国军事力量并不拥有事实指挥权，就其在中国核心权力中所占位置来看，并未像美国的国防部长一样是国家安全委员-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机构，也是总统的外交和安全班子的法定机构的成员之一。这种身份在权力链接中的缺失为军事外交主体风格的政治表达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同时，这也给军事外交对象以及第三方造成角色认知混乱，对军事外交风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二）军事外交管理层面的要素互动军事外交主管机构是全军军事外交的归口管理机构。虽然国家外交大权在中央，军事外交的决策权在中央军委，但军事外交主管机构对军事外交决策进行具体落实。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防部的职能不断变化，军事外交主管机构在总参和国防部之间不断变换。改革开放后，军事外交的主管机构基本上是总参。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组织和领导全军的外事工作，其主要职能包括：组织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负责中国驻外使馆武官处等驻外军事机构和人员的派遣、管理，负责外国驻华武官的管理工作，组织领导对外军事援助、军备控制研究、履行有关条约和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等工作。军事外交主管机构虽然并不具有军事外交决策功能，而是军事外交决策的执行角色，但其职能属性决定了其作为统管与配属军事外交资源的管理机构是展示中国军事外交风格的重要窗口。诸如军人核心价值观、军队性格等精神要素通过这一部门及其成员的工作是高效还是低效，与相关部门的接触与交流是频繁的还是间歇的，工作机制的运转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互动是单一纵向的还是横向相关的，对军事外交资源的运用是科学还是保守等体现出军事外交风与格两部分的自洽，从而使军事外交对象直接体认中国军事外交的风格。随着中国军事外交作为中国大外交的一部分不断深入推进，对军事外交管理层次的扁平化体制提出更高要求。就当前状况而言，还存在对上负责的纵向联系多于与其它部门包括非外交部门的横向交流与合作，由于特有的军事属性，其开放程度受限造成军事外交资源的统合力还未能充分显现等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对中国军事外交务实开放的风格造成影响。（三）军事外交舆论层面的要素互动中国军事外交的精神要素与形式要素的结合与互动在舆论层面是最为活跃、最为直观的。一方面，舆论平台通过对军事外交理念的传播实现军事外交风格的塑造、通过对军队形象的传播实现军事外交风格的塑造，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平台的军事外交舆情检测，及时收集军事新闻发布后的信息反馈，不断对军事外交中的对外传播策略进行动态调整是我们打破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国际舆论的垄断，提升中国军队形象，更好地塑造于军事外交风格的重要环节。军事对外传播作为军事机构或军事人员实施的以影响外国政府、军队及民众态度为目标的军事信息传播和交流活动，其军事外交风格塑造中的作用发挥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面临着由军队形象塑造到军事文化渗透，从而实现军事对外传播受众由自主认知到自觉认同转变的挑战。正如同阿尔文托夫勒在看到了媒介传播的力量的同时，更看重其影响一样，军队形象塑造只是军事对外传播的初级任务，远不能满足中国军事外交风格的未来需求。想要切实在目标受众群体中产生影响力，军事对外传播必须从表层的军队形象塑造走向深层的军事文化渗透，实现对外传播受众由自主认知到自觉认同的转变。二是面临着由国家外交的军事外交到大外交中的军事外交，从而实现军事对外传播姿态转变的挑战。随着中国外交整体态势的不断推进，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中国外交思维需要实现由传统的国家外交向大外交转变。三是面临着由单向宣传到双向互动，实现素材运用由单一到多元的传播方式转变的挑战。正如迈克麦德沃所言，中国从不缺乏需要表达的素材，欠缺的或许是表达力量背后的方式和方法。12 进入二十一世纪，无论是从军事外交的频繁程度上来看，还是从军事外交的外交对象与内容层次上来看，中国军事外交都为军事对外传播准备了丰实的素材。但是，中国对外军事传播存在传播模式单一，缺乏双向互动的问题，这对军事外交风格产生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作为难以控制、但不能忽视的文化交流、电影、音乐等传播途径，如能加以积极有效地运用，则可以实现隐匿宣传目的，巧妙广泛地实施传播影响的目的。注释： 1 奥地利阿德勒，陈刚，陈旭译：理解人性，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2 老子：老子三十章 3 参见张炜：“关于中国军事外交的理论探讨“，载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3期。 4 杨松河著：军事外交概论，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5 上述分析数据来自于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以每两年一部的频度颁布的国防白皮书，即1998年中国的国防、2000年中国的国防、2002年中国的国防、2004年中国的国防、2006年中国的国防、2008年中国的国防、2010年中国的国防共七部。6 朝献栋、韩金淳洙：“中国军事外交与新安全观“，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49页。7 上述数据来自于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年鉴编辑部：世界军事年鉴（1997年-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1998年中国的国防、2000年中国的国防、2002年中国的国防、2004年中国的国防、2006年中国的国防、2008年中国的国防、2010年中国的国防共七部。8 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9 高吉全：“新中国军事外交：回顾与前瞻-专访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解放军报，2011年2月28日。10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3页。11 参见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第268页270页。 12 奈森 嘉戴尔斯、迈克 麦德沃：全球媒体时代的软实力之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VIII.（作者简介：）收稿日期：年月英文标题：Analysis of the Key Factors in the Military Diplomatic Style-The Cas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