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精髓.doc

湖湘文化的精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它从遥远的过去一路蜿蜒,滋润着一代代湖湘儿女又为一代代湖湘人物所发扬和光大。掩卷之下，魏先生演讲稿里提到的那些湖湘代表人物渐次从遥远的过去走来。那是屈原、贾谊、辛弃疾渴望政治清明、崇尚独立人格孤独、忧愤的身影；那是周敦颐、王夫之经世致用、倡导湘学呕心沥血的身影；那是魏源、左宗棠、谭嗣同放眼全球、抗御外侮、反对帝制忧国忧民的身影；那是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翻身闹革命、建设新中国孜孜以求的身影。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古称三苗，一度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文物教化曾经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到了近代，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忽视的部分，一代代湖湘子弟受其熏陶，成就了种种“敢为人先”的业绩。湖湘文化的孕育和传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似乎可以遥望到湖湘文化久远的薪火：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贾谊怀才不遇但并不妥协的文人情怀；辛弃疾词章的豪爽、忧伤以及组建“虎儿军”的雄迈、抗击金军的坚定。在这些与湖南人相关联的先贤身上，我们不难找到湖南人性格的肇始。从屈原到辛弃疾，湖湘文化原本已渐具其形，但是，那还是一个苗蛮之属的湖南，湖湘文化的最初薪火还显得微弱。历史远去，在屈、贾、辛的时代，湖南显得是那么忧伤，那么无奈，湖南人穿着蛮族的盔甲，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留给后世可以谓之文化的，似乎只能找见一个与祭祀相关的端午节。寻找最早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的人物，道县人周敦颐可能算一个，他以理学家的身份，对湖湘文化做出过贡献。湖湘文化最终得以形成，由他开始的湘学显然是立有头功的。但贡献最大的，当属明末清初的湖南人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正逢改朝换代，船山先生闭门40载，形成了为学、处世、治军、施政等一系列治国安帮、经世致用之道，属于湖湘文化的理论归依。自此，湖湘文化找到了生命的依托，一批湖湘子弟子弟受其熏染，从湖南走上了历史舞台。回溯历史，我们不难从这些湖湘子弟的的亲历实践中感知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寻找最早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的人物，道县人周敦颐可能算一个，他以理学家的身份，对湖湘文化做出过贡献。湖湘文化最终得以形成，由他开始的湘学显然是立有头功的。但贡献最大的，当属明末清初的湖南人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正逢改朝换代，船山先生闭门40载，形成了为学、处世、治军、施政等一系列治国安帮、经世致用之道，属于湖湘文化的理论归依。自此，湖湘文化找到了生命的依托，一批湖湘子弟子弟受其熏染，从湖南走上了历史舞台。回溯历史，我们不难从这些湖湘子弟的的亲历实践中感知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的湖湘文化力量。魏源，湖南邵阳人，他从清朝闭关自守的空气中嗅出了国家危亡的气息，编纂海国图志，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遗憾的是，他的学说没有引起朝野足够的重视，被束之高阁。但是，魏源的忧天下之心，皇皇百卷海国图志，是最好的明证。正因为此，魏源被后世尊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心忧天下，在他所处的时代，却并不是那么合乎时宜，自我感觉良好的满清统治者，固步自封，虚妄自大，容不得一介书生说什么要向外国人学习，于是乎，他的心忧天下便成为一个书生对于国家强盛的一种美好向往，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湖南人性格之一种，这就是务实而不空谈。如果魏源只是看到了闭关自守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而不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如果魏源仅仅只是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技能而不编纂海国图志，他不过是一个空谈家，但是，空谈不是湖南人的作风，他编纂的海国图志虽然未能引起当局的注意和重视，但是，海国图志的思想对中国人未来几百年的影响却不能说不深远，实际上，在魏源之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有过几轮大的举措，比如洋务运动，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抚史思魏源，我常常想，如果魏源的思想在其提出之初被接纳，那么，现今的中国该是怎样的强盛呢，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回溯历史，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湖南人心忧天下的拳拳之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人手里是一堆故纸，却成就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据说，就在魏源离世的那一年，一个人叫西乡隆盛的日本人偶然得到一套海国图志，立即如获至宝，他因此成为维新志士，帮助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有感慨：魏源虽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但他没能成为中国的西乡隆盛，这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是，魏源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怕也是原因之一种吧。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官不做得不大，影响力自然就小，他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的西乡隆盛，属于情有可原。魏源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另一个湖南人曾国藩应该可以做到，他官当得足够大，影响力也不算小，曾是清王朝的中流砥柱，要是他有心“师夷长技”，要是他有心“制夷”，以他的权势，以他的能力，中国历史都将是另外的模样。可惜，他弄权而不惜权，官当到一定的程度，便找了个理由告老还乡了。有人说，这是曾国藩为官的中庸。中庸吗？我看不是。对于一个政治家，中庸有很多含义，有很多选择。曾国藩选择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看似中庸，其实是他没有参透中庸的真义所在。屈原曾经从一个端点走向了另一个端点。他不满楚王的昏聩，他没有中庸，他投了汨罗江，他根本不寻找中间道路，他是不中庸的。屈原的不选择中庸，属于不愿与时代同流合污，所以他被后人加以赞美。曾国藩也是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却被后人所诟病,盖因他的选择，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不是出于救民众于水火的需要，他有些愚忠的味道，也有些明哲保身的味道。他一定熟知辛弃疾的际遇，熟知辛弃疾抗金功高反遭朝廷贬累的前鉴，于是，他在他和他率领的湘军炙手可热的时候，选择了引退。他的引退，有无奈，但太过自私，所以，历史并不把他当一个人物。与他同时代的左宗棠，也是为清廷效力，身后之誉明显比他高。不看别的，单只看左抗着棺材收复新疆的决绝，就足以当他是一个真正的湖南人了。有时候，我不禁想，要是炙手可热的不是曾氏，而是魏源，历史是不是会改弦易辙呢。似乎也不大可能。魏源主张“师夷长技”，朝廷不纳，他也就没有了进一步的动作，于是，他的思想就只好囚禁在海国图志的纸堆里自生自灭。他是道光进士，属于士大夫阶层，不是没有一定的话语权，要想推动一下，也是有些可能存在的。但是，他没有。或许，在满清时代，社会氛围就是如此，他有思想，但无法发出光芒。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历史的局限还是湖南人性格的局限。一种文化的形成，历史人物是一面镜子，也是源头活水，水流而盛，源头之水自有其功，但毕竟水已不再是那水了。因此，心忧天下到了谭嗣同时代便演变为“杀身成仁”的变法悲歌。不再中庸，是另一种湖南人的性格或者说是真正的湖南人的性格，是敢为人先的具体体现。魏源们心忧天下，但仅仅停留在一个层面，他们尚不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心忧天下，尚不能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但谭嗣同是可以代表的，而具有这种性格的，也并非仅仅谭氏一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湖南人骄傲的一群，当他们看到先贤们的中庸、改良已不足以让他们心忧天下时，变法与变革便成为他们当仁不让的选择。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近现代影响中国的这一个群体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杰出代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各个时期的湖南人表现各不相同，但一个“忧”字、一个“敢”字，在湖南人心底总是绵延不绝。作为政治家，湖南人既敢作敢为，也善于急流勇退；作为思想家，湖南人锋芒照人，却又容易清高；而作为艺术家，湖南人超逸脱俗，往往易于颓废。举个例子吧。湖南人中，有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一个叫怀素的和尚，他出家向佛，执着于艺术，字好得极具法度，人们要摹仿也无从领悟，却又不静心念佛，喝酒、放荡，看破红尘，又有颓废的一面。当然，一个人不代表一群人，但一种文化，是各类性格的集合，没有个体的共性就不会有群体的相同，也就无从形成所谓的文化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髓再一次令我想起那些远去的湖南人和湖南人的性格。魏先生也是一个敢为人先的人，他对湖湘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一定的层面。他说，敢为人先就是敢于自我否定，善于抓住先机。魏先生深谙湖湘文化之精髓，所以，他的演讲稿以湖湘文化为导引，把电视湘军的成就归功于一种文化的成功。我想，有这样认识的一个掌门人，首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是一个对于湖湘文化产生深层次认同的人，是一个不居功自傲的人。这似乎也是湖南人的性格。一切归功于生他那片土地，而不是宣扬个人的成就。这是湖湘文化的传承吧，也当是其魅力所在。“楚地应有材，于斯当为盛”，魏文彬在他的演讲稿中这样演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院训，也是极精当的。湖南人不自大，但自励，所以，湖湘文化才会主张“心忧天下”；湖南人不虚妄，但务实，所以，湖湘文化才会主张“敢为人先”。一个中国人，受到哈佛的邀请去讲学，魏不是第一人，但他和他领导的电视湘军一无建树，哈佛邀其去讲学，也将决无可能。作为一个内陆经济不怎么发达的省份，湖南卫视敢为人先，走大众娱乐的路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业链，电视湘军的骄傲，无须我赘述。而作为一个湖南人，读到魏先生的演讲稿，居然是谈文化与电视的关系呢，我就骄傲了，为魏先生对湖湘文化的那份认同；我想，一个人，不把一份令人瞩目的成功归功于个人，而给了他所认同的文化，那该是一个怎样聪明而大气的人呢，我当然就该为自己的乡党生出那么一点点骄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