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呈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pdf

收稿日期:2023-11-04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馆藏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宣传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3KDC019)研究成果。第 32 卷 第 4 期Vol.32 No.4北 京 印 刷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2024 年 4 月Apr.2024叙事与呈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周亚茹,潘 洋(北京印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600)摘 要: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中,中国共产党以抗战革命话语为核心,采用“图像叙事”“精英叙事”“他者叙事”的形式,使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不断渗入国际社会。在认识到图像叙事的宣传动员功能后,宣传工作者利用视觉化的表达方式,加速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模式的更迭。政治精英叙事则在起到宣传动员的同时,把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革命动员服务的“宣传新人”,二者持续对外传递着中国共产党抗战革命的正当性意蕴。他者叙事更是让异质文化下的他者,在“革命化”的舆论场中形成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具身性认知”的前提下,实现对国外民众思想层面的舆论引导。关键词: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叙事策略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24)04-0006-06 全面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抗战的支持与理解,以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利用多种形式开展了对外宣传工作。这场对外宣传动员实践对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治理念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近年来,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学者们试图在充分利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范式的创新来探究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的多重面向。检索当前的学术史,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动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而在革命视域下,承载着宣传动员功能的叙事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国际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鉴于此,本文在对对外宣传的探讨中,主要经由叙事去认识革命动员,希冀此种尝试可以为方兴未艾的抗战宣传动员研究贡献一己之见。一、图像叙事:图像宣传功能的认知和革命元素的植入 在新华汉语词典中,图像是指“画成、摄制或印制成的图像”,1像绘画、照片、雕塑、木刻、皮影、电视、电影等均属于图像。根据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论述,叙事最为明显的含义是指:“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2这也就是说叙事是借助一定的话语形式,来对事件或故事进行讲述。图像叙事是以图像传播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叙事表达,这并不是说图像叙事就是图像和叙事的简单组合。它通过缝合图像在叙事行为中与文字的表达差异,摆脱了传统叙事对空间性的忽略,赋予了空间元素以叙事的功能,从而实现讲述者与观看者之间的有效交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在不断深化对图像艺术宣传功能认知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革命化的图像叙事媒介,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图像叙事在异质文化传播交流中的工具效能。(一)中国共产党对图像艺术宣传功能的认知在跨文化传播中,直观性的图像比文字更易还原和传递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时代图景和观念。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图像艺术的理性认识和功能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技术限制,文艺工作者在抗战时期多利用美术的图像形式开展讨论。因此,以美术为例可以有效理解中国共产党图像宣传观念的嬗变过程。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宣传工作者从“为艺术而艺术”走向“为抗战而艺术”。在“八一三事变”以前,许多画家多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常常沉溺于景物的渲染或人体的描绘。自抗战发生以后,部分文艺界人士则直接提出包括美术在内的文艺本就是一种宣传工具,“无论为个人,为社会,或出于有为而作,或出于自然流露,总之,其目的在传达一种思想或感情,以引起共同的认识和领会,所以文艺的本身就是宣传”。3除此之外,一些文艺工作者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美术宣传对比中,得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倾全力以共赴国难,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抗战使命的道理。在肯定绘画等图像艺术的宣传功能后,为了更好地实现“为抗战而艺术”的目的,“抗战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美术观和创作方法。在这种新美术观的指导下,时事新闻无疑是写实主义美术的核心宣传内容。第二,文艺宣传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使图像艺术宣传成为革命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正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美术等图像艺术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1942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明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才能创作出具有丰富内容和正确方向的优秀文艺作品。毛泽东谈道:“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4 经过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文艺界就此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指导文艺宣传工作。共识的达成使美术等图像艺术的政治宣传功能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认可,也使利用其开展对外宣传动员具有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上述美术工作者的言论、实践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美术工作者对美术等图像宣传功能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从确定美术等图像具有宣传性到接受“抗战现实主义”的美术宣传观,从在理论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意义到在实践中切实利用这一理论开展美术宣传,这一认识的发展使美术等图像的政治宣传价值不断得到凸显,从而为运用图像开展组织化的对外宣传实践提供了新方向和新路径。(二)中国共产党对图像艺术革命元素的植入虽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图像艺术在对外宣传动员方面的巨大价值,但是中国图像艺术在内容革新和创作方面与国外仍存在着较大差距。正如成仿吾所言,在国际宣传方面,“我们的文艺家做得很不够”。5因此,对图像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创造性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者的紧急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晋察冀画报成为对外宣传的典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图像叙事“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与援助”的工具效能。第一,晋察冀画报创刊伊始就坚持通过图像叙事来宣传“前线战斗”情况,以期在鼓舞广大军民的同时,使国际进步人士甚至日本士兵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对照片、木刻、漫画等图像数量进行估算,反映八路军在前线进行军事战斗的作品占据绝对优势。其创刊号便以“抗日根据地在炮火中成长”为主题,通过十八张照片具象化地展现了抗战五年来在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带领下,八路军是如何在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囚笼政策”下一次次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不断筑牢敌后抗战堡垒的。总体来看,在晋察冀画报之中,沙飞等战地摄影记者先后进行了二十余次战争报道,包含从创刊号伊始的百团大战到冀中军民血战大平原,从冀东子弟兵的反蚕食斗争到晋察冀八路军战斗的胜利。通过反复呈现八路军战斗的胜利图景,“前线战斗者”被作为人为的符号展现在观看者的视觉范围之中。在这种承载政治意义的符号空间中,人们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相信自己仿佛亲眼看到了这些意象所代表的现实事物,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队的英勇抗战形象被国际进步人士所理解和接受。第二,晋察冀画报中的图像叙事以“政治英雄人物”为图像文本的核心词汇,以在更深层次上对国际进步人士开展宣传动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利用图像叙事不仅是为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此同时,这一叙事方式还承担着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重任。阿布纳科恩曾经指出:“人基本上都是二维的人,即同时是符号人和政治人在日常交易中,权力借用各种具有政治含义的符号客观存在、自我发展、自我维护、自我表现、自我装饰。”6在晋察冀画报中,领袖人物肖像被作为重要的图像政治符号,来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在十期画报里共刊载中国共产党领袖肖像照片十余幅,包括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同志等。其中,画报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与刻画最具有代表7第 4 期周亚茹,潘 洋:叙事与呈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性和典型性。毋庸讳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图像艺术宣传的关键在于国际社会面对图像作品持有何种态度。只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感兴趣的图像作品才能维持长久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建构起中国共产党自我政治理念与他者情感认同相契合的叙事空间。晋察冀画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对外宣传刊物,每期平均印刷近三千份。为了让外国进步人士和热爱和平的人民最大程度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真相,揭穿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及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支持和理解,画报作品除了寄送延安、重庆等地外,多借助来访边区的国际友人、美军观察组、华侨参观团、日本反战联盟以及出国学习参会代表团等进行对外发稿,部分爱国华侨在看到晋察冀画报后,纷纷选择回国参加抗战。利用图像叙事来构建有效的对外宣传路径,中国共产党将枯燥晦涩的政治理念引入“红色摄影”的视觉表达框架中,潜在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想象与理解。二、精英叙事:宣传标杆的树立与“宣传新人”的再造 精英是社会阶层中最具声望和权力的一个群体。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宣传中所推动的精英叙事主要以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等精英阶层为主体,来对革命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思想理念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表达。政治精英叙事主要是以领导人谈话和相关文件决议等政策性话语来呈现,进而在宣传内容上树立以政治精英为楷模形象的宣传标杆。知识精英叙事则是通过培养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宣传新人”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抗战思想的对外言说。二者在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借助科学规范的话语陈述,逐步实现了革命思想理念的有效对外宣传。(一)树立以政治精英为楷模形象的宣传标杆政治精英宣传标杆的树立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动员的重要维度。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虽然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其仍然不间断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施包围和封锁。恶劣的战争环境使陕甘宁边区及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敌后革命根据地缺乏先进的通信设施,导致面对国民党的宣传进攻,难以有效应对。在这种正面舆论受阻、负面舆论猖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有充分发挥政治精英在建构话语权方面的巨大能量,才能有效占据舆论宣传高地,赢得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理解。第一,政治精英既是“宣传新人”的理想形象与政治标杆,同时作为一定阶级的杰出代表和政治艺术大师,也是向国际进步人士直接传递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重要宣传载体。对外宣传工作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宣传内容必须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志,必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对外宣传的基本内容。抗战期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在对外宣传中时常表现出独立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要求:“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在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71945 年 5 月 14 日,刘少奇更是从党章的高度对宣传内容的问题做了系统说明:“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8369理论的升华往往是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为确保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有序开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在抗战伊始便借助海外华文报刊救国时报以及访问苏区的外国进步记者的力量大力宣传党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路线,以明确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同时为“宣传新人”树立对外宣传的标准内容体系。第二,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除了通过规范对外宣传内容来增强国际影响外,还积极致力于健全和扩大对外宣传的组织机构。在缺乏相关机构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对外宣传活动容易陷入无序状态。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后,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通过与国民党政府反复协商,得以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办事处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对外宣传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先后设立在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的南京、武汉、重庆办事处,在对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中心往往是各国政要人士、社会活动家、驻外记者、援华医务工作者及海外华侨考察团云集之地。因此,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可以依托办事处,大量接待海内外进步人士和团体,充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念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业绩。8北 京 印 刷 学 院 学 报2024 年(二)再造以知识精英为重要载体的“宣传新人”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对外宣传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知识分子精英参与宣传动员的价值。然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其所要承担的抗战宣传任务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唯有通过植入革命来重新进行思想情感的认同构建,才能真正塑造以服务革命抗战为核心的“宣传新人”。第一,在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精英的再造中,通过规范对外宣传内容和扩大对外宣传的组织机构,政治精英榜样模范的示范作用立竿见影。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以新华日报为中心的舆论宣传阵地中,积极团结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文艺工作者,引导其坚持为抗战服务的方向,发展抗战文艺。经过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为文艺而文艺”的传统者,9不再是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的旧知识分子,而是被赋予了抗战使命的全新角色 “宣传新人”,成为向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侨进行宣传动员的文艺尖兵。例如,爱国知识分子邹韬奋不仅由宪政运动的积极鼓吹者转变为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文艺新人,甚至还被国民党看作“中国共产党的外围”,成为对外进行革命宣传动员的重要骨干。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中间派角色,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成就,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帮助更多的国际人士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疑惑,使其逐渐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革命。第二,在党对知识分子“宣传新人”的再造过程中,改善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处境是进行思想认同构建的又一路径。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的大后方,文化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处于异常艰难的境地。进步文化界为了保障文化工作者的生存,一再呼吁国民党政府要保障作家生活。然而,这一呼吁却始终未得到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响应。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将改善经济地位纳入了对知识分子的再造体系之中,并着手实施了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积极利用新华日报这一舆论阵地,争取改善文化工作者的苦难境遇。1941 年 2 月 4 日,新华日报头版以社论、漫画等形式呼吁改善作家的生活,要求通过提高稿费版税等方式给予文艺作家以实际的帮助。10 1944 年 7 月 15 日,新华日报刊登全国文协发起的为援助贫病作家筹募资金的启事并先行向该基金会捐助一万元。此后,新华日报对社会大众的捐款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多次以本报通讯的形式刊发了各界热烈捐款的消息,为捐款活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三、他者叙事:“革命化”图景和“革命化”舆论场的构建“自我解释”和“他者叙事”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对外宣传的两个重要维度。在传统的叙事框架中,“他者”存在着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定式,奇观化、偏见化的叙事方式影响着“他者”对中国故事的处理方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充分利用“他者”在助力对外宣传中的优势,通过构建日常生活视阈下的“革命化”图景和对话视角下的“革命化”舆论场,用“共情感”使“他者”讲述中国故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故事的心态与角度发生了新的转变,从而使“他者叙事”在与“自我解释”的良性互动中将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带入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叙事中。(一)构建日常生活视域下的“革命化”图景日常生活视角下的他者叙事是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景象进行国际化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微观视角下,外国记者往往将叙事重点聚焦于生活中看似零碎的感性内容。这种以个体生活体验为核心的对外报道,更易使国际民众感受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意义与价值,从而赢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理解。从报道伊始,外国进步记者就主要聚焦于敌后根据地的革命乡村、经过改造后的革命文艺,以力求通过对其感兴趣的日常细节加以深描,更为客观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根据地景象。第一,敌后根据地的革命乡村是外国进步记者认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提高乡村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中国共产党通过“冬学运动”等形式将民主革命的理念逐渐传递给了传统宿命论下的乡村农民。冬学教育的开展促使民众在思想上实现了真正的觉醒,调动了农民积极参加生产建设的热情,强化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行动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在乡村社会营造出生机勃勃的革命氛围,这为外国记者提供了日常生活视域下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具身性体验”场域。斯诺在前往红都保安的途中,看到农村房子的泥墙上到处写着“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9第 4 期周亚茹,潘 洋:叙事与呈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喝我们血的军阀”“欢迎一切反日军队的联合阵线”“中国红军万岁”“中国革命万岁”等标语。11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新共和等杂志的撰稿人罗辛格在对延安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后,评价道:“这是一个充满着和平景象的地方!中国人民需要和平,但是在政府的地区里,都充满着战争的气氛,可是延安呢?它正有着人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生活。”12第二,观看经过改造后的革命文艺是他者提取新闻素材的又一基本途径。在敌后革命根据地,在“为革命而文艺”的政治要求下,乡村文艺展演剧目剔除了传统戏剧里封建迷信、腐化色情、堕落反动的旧内容,乡村艺人也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下,逐步抛弃了为娱乐而演剧的旧思想,开始从民众和革命的立场出发进行创作和表演。乡村艺人在日常生活展演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革命规范性使外国记者从文艺的角度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红色中国的魅力。斯诺在保安参观红色剧社的时候,在文艺表演中清晰地观察到了红色地区一片欣欣向荣的生动场景。看剧的人包括毛泽东、林伯渠、洛甫等,领导人也没什么优先座位。演剧的人以“反日和革命”为主题,利用原始的情调和生活中的鲜活材料来歌唱革命的优点。侵略收获跳舞联合战线舞红色机械舞等革命战剧和舞蹈凭借其强烈的感染力和生活力,实现了演出者和观看者之间的有效交流。在斯诺看来,“在红色剧社的客人好像真的细听台上所说的话,这和中国其他酣歌醉舞的观众对比起来,真的是件奇怪的事甚至在完场的时候,一些观众会站立起来,用一种被感情震动起来的声音呼喊打倒日本强盗!打回老家去!打倒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等很有力的口号。”13除了斯诺外,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均在其著作中对在延安等根据地看到的革命文艺进行了详细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向西方民众有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理念,有效澄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诽谤。一言以蔽之,在敌后革命根据地中的革命乡村、革命文艺以及“军民鱼水情”场面的感染下,外国进步记者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持有异议的西方人士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言说中均发生了重要转向。武道、福尔曼等纷纷表示要打破国民党长久以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和污蔑。武道明确表明:“我们回到重庆后,经过我们写给报纸的文章,送到英美澳洲报纸上去发表,可以帮助八路军得到它所需要的武器,以便能予日本以更大的打击。”14回顾抗战时期他者叙事的历史,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讲述经历了从远距离的想象式讲述到近距离的观察式讲述的过程。外国记者在第一现场的见证,使得敌后根据地的革命故事不再是西方民众眼中陌生的、不易理解的异域奇观,这种参与感十足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由抽象变为生动,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了对外宣传的效果。(二)构建对话视角下的“革命化”舆论场在对外宣传中,仅仅依靠“我者视角”下的自我阐释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国际化表达。因此,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构起超越二者视角的对话框架,以期在对外宣传中实现由“自我解释”到“彼此对话”的转变。第一,通过审视抗战时期在对话视角下实现他者叙事的实践路径,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促进这一对外宣传策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多重保障。主要体现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积极为外国进步记者的采访和考察工作提供最大的便利。不但陕甘宁边区后勤系统中的招待科及后来的交际处热情接待他们的到来,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经常与他们进行长谈从而保障了新闻素材的充分供给。爱泼斯坦曾经提到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会谈时,“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他要就是干脆不见你,要就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细直到你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15在这种融洽的对话环境中,他者在不同程度上摒弃了以往纯粹的“他者视角”,而愿意在对话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抗战采取一种相对具有公正性的理解方式。第二,外国进步记者借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对话,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所代表的革命政权的全新认识。例如,在斯诺、斯特朗等外国记者对毛泽东印象的描写中,不乏“伟大人物”“林肯式的人物”“天才的军事战略家”“最伟大的政治领袖”等溢美之词。在斯诺所著的红军四杰中,他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的革命历程进行了详细介绍,有效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所大力宣传的“红匪”言论。例如在对周恩来的描述中,斯诺谈道:“近十年来,另一政党在宣传中将种种污蔑中加于共产党,把他们形容为无知的强盗 匪徒等等。可是周恩来却和这反宣传01北 京 印 刷 学 院 学 报2024 年完全相异一切那些红色土匪等等形容词加合在他们身上,实在是太相反了。”16革命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组织的象征符号之一,“他者”对革命领袖的颂扬在一定程度上即代表着对其所在政治组织的认同。这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报道大多被发表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苏联文学报、印度政治家日报等国际刊物上,著述也多被在国外出版,这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进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参考文献:1 任超奇.新华汉语词典M.武汉:崇文书局,2006.2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 朱应鹏.抗战与美术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第一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 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M.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7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8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 赵清阁.抗战文艺概论M.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9.10 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N.新华日报,1940-02-04(1).11 斯诺.长征 25000 里M.赵一平等,译.出版地不详:启明书屋,1949.12 张香山,孙铭.外国记者看延安J.群众,1946(13):2.13 斯诺.红旗下的中国M.赵文华,译.上海:上海大众出版社,1937.14 抗战日报社.盟邦的舆论M.出版地不详:抗战日报社,出版时间不详.15 斯诺.毛泽东M.吉林:吉林书店,1948.16 斯诺.红军四杰M.郭文彬,编译.上海:一心书店,1938.Narrative and Present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Foreign Propaganda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ZHOU Yaru,PAN Yang(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Beijing 102600,China)Abstract:In the external propaganda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in order to mak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e to penetra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ansmitted the anti-Japanes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through the forms of“image narration”,“elite narration”and“other narration”.After realizing th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function of image narration,propaganda workers used visual expression to accelerate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gnitive mode of CPC.While playing a role in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the narrative of political elites transformed intellectuals into“new propagandist”in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service,which continuously convey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anti-Japanese 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The narration of the other was to enable the other under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 to form the“embodied cognition”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field of“revolutionary”public opinion,on the premise of achieving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n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foreign people.Key words: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xternal propaganda;narrative strategy(责任编辑:李新新)11第 4 期周亚茹,潘 洋:叙事与呈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