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研究述论.pdf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023-03-17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AH0505）作者简介：黄爱军（1960），男，硕士，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受史料限制，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中国、远东国家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对华机构”）曾困扰我国学术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有关共产国际、俄共（布）档案资料的公布，共产国际、俄共（布）对华机构遂走入人们视野，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淤。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下简称“东亚书记处”）是有关档案资料提到的共产国际、俄共（布）最早设立的对华机构。到目前为止，有关东亚书记处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但有关共产国际、俄共（布）对华机构的研究成果则多有论及。本文拟就东亚书记处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做一述论。一、东亚书记处的隶属关系研究者根据 1920 年 9 月 1 日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以下简称“威廉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下简称“威廉斯基报告”）中有关东亚书记处的记载，大多数人认为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俄共（布）中央的机关于，有的研究者直接将东亚书记处称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盂。笔者认为，此说法值得商榷。第一，研究者之所以认为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俄共（布）中央的机关，是因为威廉斯基报告和威廉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以下简称“威廉斯基信”），将东亚书记处冠以“共产国际”的字眼1。名称与内容之间有联系亦有区别，内容决定名称，但名称并非总能反映内容，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就记载，“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 1912 年的民权报 和 盛京时报 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曾出现过重庆“共产党”、黄介民和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等圆。仔细研读威廉斯基信和报告，笔者没有发现东亚书记处隶属关系的记载。第二，从威廉斯基信和报告内容分析，东亚书记处隶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说法难以成立。其一，威廉斯基报告对东亚书记处组建及组建时间、地点、名称、下属机关等的介绍1(40)，只能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不知晓东亚书记处的存在。如果东亚书记处隶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且在 1920 年 5 月就已组建，何须对东亚书记处组建方面的情况做出介绍？其二，威廉斯基报告说，“今年 5 月为扩大工作，组建了一个临时集体领导中心”1(40)，没有提到负责组建东亚书记处的机构或负责人，但从行文不难推断，这个机构或负责人，显然不可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负责人，只能是威廉斯基及其所在的机构。其三，威廉斯基报告内容，主要涉及的就是东亚书记处的工作，包括工作计划、工作成果、工作总结等方面1(40-43)，实际就是东亚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如果东亚书记处直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威廉斯基报告名称为何没有“东亚书记处工作”方面的字样1(39)？而在威廉斯基信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研究述论黄爱军（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摘要：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俄共（布）中央的机关，是共产国际负责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共产国际或俄共（布）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对华机构。通过对这些论点及东亚书记处存在的质疑，认为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对华机构经历了从远东局到东方民族部，再到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关键词：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远东局；东方民族部；远东书记处中图分类号：D1：D7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254（2023）05-0038-07038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五期渤海大学学报中，使用的恰好就是“关于东亚书记处工作的简单汇报”1(37)。其四，威廉斯基信中，东亚书记处尚属于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的“组织上的计划”1(37)。1920 年 10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将“远东工作集中于一个专门的”设于上海的“书记处”3，这应是对维廉斯基想法所做出的回应，但因东亚书记处在此前的 1920年 8 月已结束榆，这一“组织上的计划”只能胎死腹中。第三，1919 年 8 月始，威廉斯基以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赴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展工作，其所接受的任务并不涉及组建东亚书记处方面的内容1(39-40)。也就是说，组建东亚书记处属于威廉斯基个人或其所在机构的行为，东亚书记处只能隶属于威廉斯基所在机构。资料显示，威廉斯基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1(39)、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4、俄共（布）远东局（以下简称“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负责人5。总而言之，威廉斯基属于俄共（布）系统，东亚书记处也只能属于俄共（布）系统。第四，1920 年 4 月，维经斯基一行受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下设外交科派遣前往中国1(80)。维经斯基来华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在上海建立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5(155)。已有研究成果认为，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于 1920 年 5月筹建或成立了东亚书记处虞；也有研究成果认为，维经斯基是东亚书记处实际负责人或领导核心愚。既然维经斯基是东亚书记处的筹建者及实际负责人，东亚书记处就只能隶属于维经斯基所在机构，即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1(80)，亦有史料显示为远东局外国处4(566)。总之，与东亚书记处关联密切的威廉斯基、维经斯基二人，均属于俄共（布）系统，而不属于共产国际系统，由他们负责组建并担任负责人的东亚书记处，就只可能隶属俄共（布）系统，且直接隶属远东局或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可见，不仅其直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说法不能成立，且直属俄共（布）中央的说法同样不能成立。二、东亚书记处的属性与东亚书记处直接隶属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说法相对应，研究者大多数又认为，东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负责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中心舆。如上述所分析，既然东亚书记处不属于共产国际系统，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共产国际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中心。我们这里仅就威廉斯基信提到的“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1(40)与东亚书记处的关系做具体分析。第一，威廉斯基报告中说的“组建了一个临时集中领导中心”，指的就是东亚书记处。但如上述已指出的，东亚书记处隶属威廉斯基、维经斯基所在的远东局或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威廉斯基报告中说的“组建了一个临时集中领导中心”与威廉斯基信中提到的“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1(38)，二者不是一回事。如果二者是一回事，这个中心早在 1920 年 5 月已经建立，威廉斯基提出组建一个“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的建议岂不多余？既然是建议或设想，就不可能在此之前早已建立。第二，威廉斯基信提到的一个“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1(38)，显然不是指东亚书记处。因为这个中心尚属于“组织上的计划”的范畴1(37-38)，说明这个中心尚未成立，且该中心是与东亚书记处并列的同属“组织上的计划”的范畴，说明这个中心与东亚书记处不是一回事。第三，威廉斯基信认为，帮助东亚革命者采取的举措“应全部通过东亚书记处”，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解除所有通晓东方语言或英语的从事东方工作的人员，把他们派归东亚书记处调遣”“寻找资金（主要是外汇）交予东亚书记处使用”1(38)。这恰恰说明，东亚书记处当时尚未成为“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或许威廉斯基希望东亚书记处能成为该中心，但终归仅是一种愿望而已。第四，1920 年 10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将“远东工作集中于一个专门的”设于上海的“书记处”2(111)，只能说明这个中心此前并不存在。第五，俄共（布）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集中领导中心，是设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以下简称“东方民族部”）1(80,82)。东方民族部于 1920 年 45 月间筹建1(69)，6 月 26 日确定名称，7 月宣告成立2(111)。东方民族部成立不久，俄共（布）中央即做出决定，“无论西伯利亚还是国外各东方民族共产党039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工作，统由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管辖。”1(44)笔者认为，既然俄共（布）筹建指导远东革命运动集中领导中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早在 1920 年 45 月间已经开始，就不太可能在上海另建一个这样的中心。三、东亚书记处可能没有正式成立涉及东亚书记处研究的已有成果，似乎仅限于对威廉斯基信和报告的解读，尚缺少将威廉斯基信和报告与其他档案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将威廉斯基信和报告与其他档案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东亚书记处极有可能没有正式成立，或者说东亚书记处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存在过。第一，威廉斯基报告称东亚书记处为“临时集体领导中心”，署名为“东亚书记处临时委员会主席”1(40,43)。“临时”二字说明，东亚书记处及负责人威廉斯基身份的非正式性。威廉斯基信中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东亚书记处这一“组织上的计划”的承认，说明东亚书记处及负责人威廉斯基的身份，不是来自共产国际或俄共（布）某一级组织的授予。1920 年 4 月来华的维经斯基一行，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形态，维经斯基为负责人，公开身份是 上海俄文生活报 的记者和编辑6，名义上是全俄中央合作总社理事会的工作人员2(111)。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就该有机关和名称。笔者推测，东亚书记处极有可能就是威廉斯基给维经斯基一行所赋予的名称。第二，K B 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记载，维经斯基一行来华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在上海建立东亚书记处是否有可能5(155)。“是否有可能”说明仅仅是设想或计划，而非必须完成的任务。根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记载，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后的工作计划，没有涉及成立东亚书记处方面的内容5(155)。第三，维经斯基是负责成立东亚书记处的当事人和负责人，但他在 1920 年 6 月 9 日和 8月 17 日的两封信中，汇报了其来华工作取得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成立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革命委员会，但只字未提东亚书记处，这与威廉斯基信和报告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维经斯基 8 月的信中只字不提东亚书记处，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根本不存在该书记处，二是东亚书记处的行政层级显然在东方民族部之上，高层级机关负责人向低层级机关做工作汇报，岂不怪哉？维经斯基写信给东方民族部而不是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就是其隶属关系的明证。维经斯基 6 月的信应属私人信件，只字未提东亚书记处，只能说明该书记处尚不存在。第四，如果东亚书记处直接隶属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俄共（布）中央，必有一套较完备的组织形态。而实际情况是，人们除了从威廉斯基报告的署名得知其为临时委员会主席外，东亚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一概不知，威廉斯基信中提到的一个委员会和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组成人员同样一概不知。按照威廉斯基信的说法，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由各自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三或五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三人加上两名俄国人组成，两名俄国人由在东亚工作的俄国共产党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1(37)，已有的资料完全找不到这类会议的任何踪迹。1920年 7 月 5 日至 7 日，在中国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在北京举行的会议1(42)和 7 月 19 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积极分子”会议5(156)，两个会议均未涉及选举方面的内容，且比东亚书记处成立的1920 年 5 月晚了两个月左右时间，这说明东亚书记处及其机构可能并没有建立起来。第五，1920 年 9 月，东方民族部委托维经斯基为驻华代表，“直到作为东方民族部代表的我们的中国组织正式建立”1(49)。这里所说的“中国组织”，可能就是后来东方民族部在有关文献中提到的“上海处”1(82)。如果东亚书记处早已存在，又何须另起炉灶建立此类组织？第六，当事人有关维经斯基来华活动的回忆，均未涉及东亚书记处方面的信息。旅英学者李丹阳认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有东亚书记处的存在，但隐约知道有一个“上海局”，该局负责人是维经斯基6(1-43)。此说法应比较可信。“不知道”意味着东亚书记处与陈独秀等中共创建者交集少，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及其活动在没有中共创建者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李丹阳所说的“上海局”，应该就是档案资料记载的隶属于东方民族部的上海处1(82)。笔者推测，威廉斯基信和报告中的东亚书记处，与东方民族部有关档案中的上海处，可能是一回事。第七，1920 年 12 月 21 日东方民族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较全面地介绍了俄040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五期渤海大学学报共（布）在远东有组织开展活动的情况，其中没有涉及东亚书记处的相关信息1(80-88)。第八，有研究者认为，1920 年 8 月东方民族部成立前后，东亚书记处自行解散余。一个工作进展顺利且成效显著的机构1(40-43)，何以突然间自行解散？很难做出合理解释。此说并无史料依据，可能是基于威廉斯基信和报告标明的时间所做的推断。问题是威廉斯基信和报告的主旨是要加强东亚书记处的作用，且信末“据东亚书记处委托提出”的说明1(38)，意味着东亚书记处当时并未解散。因此，东亚书记处自行解散的说法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认为，如果东亚书记处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那应该是无形中消失了。但无形中消失，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无论如何都说不通。机构可以解散，但机构的工作应由新机构接手，机构组成人员应归并到新机构中，这才合乎情理。也就是说，新机构与原先的机构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承继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说，东亚书记处的工作由东方民族部接手是能够成立的苑，但东亚书记处组成人员却不知所终，并没有归并到东方民族部。也就是说，东方民族部与东亚书记处之间不存在承继关系，这种承继关系实则发生在东方民族部与派遣维经斯基使华的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之间。东方民族部成立后，曾任远东局外交处主任的冈察洛夫、副主任布尔特曼和成员加蓬2(111)，分别出任东方工作全权代表、东方民族部主席和主席助理1(14-15)。东方民族部下设中国处等，中国处由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工作的阿勃拉姆松主持1(81,83)，这意味着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归入东方民族部系统，维经斯基亦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系统归入东方民族部系统。由此笔者认为，独立于远东局之外的东亚书记处可能并不存在。四、威廉斯基信和报告形成的背景涉及东亚书记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对威廉斯基信和报告文本的解读，形成背景方面的成果尚不多见。只有把威廉斯基信和报告形成的背景研究清楚了，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容。一般而言，威廉斯基信和报告属于工作汇报性质，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其并非正常的工作汇报。因为正常的工作汇报应向威廉斯基所属俄共（布）系统的远东局或俄共（布）中央提出，而不是绕过俄共（布）系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这不符合正常的组织程序和工作程序，如稍后东方民族部在议决将东方民族部改组为远东书记处这一议题时，一般均将俄共（布）中央置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前1(62,65,72)。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的关系，还是在指导远东民族革命运动方面，俄共（布）均处于主导或领导地位8。也就是说，无论是从组织程序还是从预期效果看，威廉斯基信和报告的提交对象应是俄共（布）中央，而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事出反常必有因，笔者推测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威廉斯基可能知晓俄共（布）已确定由东方民族部集中领导远东民族革命运动，如果将信和报告提交给俄共（布）中央，不仅难以得到认同或支持，甚至有质疑俄共（布）中央决议之嫌疑。另一方面，俄共（布）在远东民族有组织地开展工作，是从维经斯基一行使华开始的1(80)。威廉斯基作为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负责人，直接推动和领导了这一工作，威廉斯基还在维经斯基一行到中国后不久亲自赴华，主持召集在中国工作的俄共（布）党员开会，总结工作经验并就一些具体事宜交换意见，以推动在华工作的开展1(42)。显然，俄共（布）有组织地在远东民族开展工作初期，威廉斯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随着东方民族部的建立，远东民族工作中心向东方民族部转移，威廉斯基所扮演的角色亦随之丧失。有论者认为，早期俄共（布）、共产国际在远东民族工作中呈现的多系统、多条线、混乱无序的状态，是威廉斯基组建东亚书记处的背景7(23-35)。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一，威廉斯基提出组建一个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时间是 1920 年 9 月 1 日，但东亚书记处组建的时间是 1920 年 5 月，时间上前后倒置。正常情况应该是，提出建议或设想在前，具体落实于后。其二，维经斯基一行来华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在上海建立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岂不意味着俄共（布）、共产国际在远东民族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之前，混乱无序的状态已经存在？这显然与实际不符。其三，维经斯基 1920 年4 月赴华，东亚书记处组建于 1920 年 5 月，组建041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东亚书记处无疑是维经斯基来华后最初取得的重要工作成果，这意味着维经斯基来华后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组建东亚书记处，即意味着混乱无序的状态与俄共（布）、共产国际在远东民族有组织的开展工作是同时发生。笔者认为不可能同时发生，只能发生在维经斯基一行来华之后，且必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与东方民族部组建的过程大体一致。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威廉斯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信和报告的目的，就是要使东亚书记处而不是东方民族部成为“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从积极方面，讲旨在加强东亚书记处对远东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从消极方面讲则旨在与东方民族部争夺对远东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东方民族部组建后“所有的人都想伸手”的现象1(37)，说明这种情况的确存在。既然存在争夺远东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对自己推动的工作做某种夸张描述就有可能存在，如威廉斯基对中国支部工作进展顺利的描述，“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40)。这里所讲的奠定了基础的属何类组织？从地名契合度分析，可能指维经斯基信中所说的革命委员会或学生代表会议1(29-33)。当时，除上海的党团组织已成立外，各地的党团组织均未成立，“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1(40)，显然不具有可能性。总之，威廉斯基信和报告形成背景表明，信和报告的内容不能确信，包括东亚书记处。笔者认为，在未获得佐证材料之前，东亚书记处是否存在应该存疑。五、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的对华机构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东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俄共（布）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对华机构俞，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对华机构经历了从东亚书记处到东方民族部，再到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逾。上述实际已否定了此说法。笔者认为，共产国际、俄共（布）第一个对华机构是远东局，最初对华机构则经历了从远东局到东方民族部、再到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1920 年初，随着中俄边境交通的打开及列宁东方战略的形成，为了加强对中国、远东民族工作的领导，俄共（布）先后成立了东方局和远东局。东方局隶属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驻地在伊尔库茨克2(111)。已有资料显示，东方局工作主要在俄国境内，主要工作成果是成功地改组了隶属伊尔库茨克省党委的俄国共产华员局支部2(111)，但这一工作成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基本上没有发生联系。与东方局不同的是，远东局隶属俄共（布）中央，驻地在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有分支机构3(16-22)。远东局成立不久，即由其下设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派出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中国，并由此开始了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中国、远东有计划地组织工作。维经斯基作为远东局外国处驻中国代表4(566)，隶属远东局系统并接受其领导当无疑问。由此推之，维经斯基在华取得的工作成果包括成立的工作机构，理所当然亦应归于远东局系统，包括本文所讨论的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在华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果，就是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委员会，还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与中国革命委员会并行的朝鲜革命委员会，并在出版、情报鼓动、组织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维经斯基在华工作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直接推动了中国各地党团组织的创立。维经斯基及其所在的远东局在中共创建中所发挥的助产士作用，足以说明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俄共（布）第一个对华机构，是完全合格的。1920 年 7 月东方民族部成立后，有关中国、远东民族的工作均由该部负责，维经斯基一行亦随之划归东方民族部领导并成了东方民族部驻中国代表4(566)。1920 年 8 月 17 日维经斯基给东方民族部的信，实际就是汇报其在华工作情况1(29-33)，东方民族部收信后以“通报第三号”向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做了汇报1(34)。维经斯基、东方民族部、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之间的互动，正是东方民族部作为共产国际、俄共（布）对华机构的生动体现，东方民族部是继远东局之后的第二个对华机构。成立东方民族部，是共产国际、俄共（布）为实现对中国、远东民族革命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所做出的安排1(44)。但东方民族部成立后，多头插手中国、远东的现象仍然存在，给东方民族部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东方民族部的活动处042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五期渤海大学学报处掣肘，有时完全瘫痪”1(85)。也就是说，东方民族部在实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与成立它的初衷出现了背离，这可能是威廉斯基信提出组建一个“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最直接的原因。同样，东方民族部在其存在的几个月时间内，一方面一再强调自己是负责中国、东方革命运动的唯一的组织中心1(44,57,62,70)，另一方面又建议将东方民族部改组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44)，通过建立共产国际的一个局来消除远东工作的所有障碍和彻底解决远东工作1(87)。为何东方民族部不能正常地发挥其作用？这是由其在俄共（布）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它不直接隶属俄共中央或共产国际，而隶属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面对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优林及远东局插手中国、远东民族工作1(54,70)，自然就显得无能为力。正因为东方民族部未能正常发挥其作用，其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与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以下简称“远东书记处”）相比较，可能是存在感最少的机构。1921 年 1 月初，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分别决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代表机构远东书记处，舒米亚茨基被任命为全权代表2(11员)，负责远东书记处工作。原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和东方民族部均归入远东书记处系统1(94)，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中国、远东民族革命运动工作随即“全部转归远东书记处管辖”1(92)，维经斯基亦随之归入远东书记处系统，并在离开中国后任职远东书记处，为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4(566)。1921 年 3 月，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为全权代表启程前往中国2(员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指导举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1(93)。6 月初，尼科尔斯基抵达上海，与先期到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携手，迅速投身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并成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两位国际代表，在中共创建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章。需要说明的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对华机构中，远东局和东方民族部均属于俄共（布）系统，只有远东书记处属于共产国际系统。严格说来，共产国际第一个对华机构是远东书记处，出席中共一大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均属共产国际代表；宽泛说来，由于共产国际与俄共（布）具有同质同体的一面，远东局亦可称为共产国际第一个对华机构。注释：淤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百年潮 2001 年第 7 期；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第 410 页；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 2003 年第 2 期；李颖：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安徽史学 2005 年第 2 期；李颖：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中共党史研究 2008 年第 6 期；刘峰：论共产国际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 第 10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145-153 页；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 上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 38-39 页；黄黎：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6 年第 7期；张玉菡：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上海形象，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 年 8 月号；邵雍：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共产国际（上），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 年 9 月号；刘淑春、佟宪国：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年第 10 期；余伟民：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及东方革命的展开，俄罗斯研究 2021 年第 1 期；苏智良：一个被遗忘的中共建党重要纪念地关于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地址的考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张玉菡：从组织推动到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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