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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剑桥之争”与宏观微观经济学结合问题
  2003—9—12
“两个剑桥之争”曾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本文拟就这场争论中的一个基本线索-—宏观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做一点探讨。［1］
一、问题的由来
在西方经济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没有明确的划分，经常混合在一起。19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后经马歇尔的大综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领域仍然只是一些零星的碎片，新古典正统的宏观方面只有一个货币数量论而已。事如琼·罗宾逊所述：“正统学说包括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原理和货币学说。在原理部分，主要论题是供需影响下的市场行为，商品相对价格以及‘生产要素’的相对收入的确定……货币理论部分则很不相同。这部分要研究一般物价水平，而且必须包括像通货膨胀和商业循环这些麻烦的问题。”［2]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宣告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就业、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等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得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的结论。经济理论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古老的一极,价格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左右着厂商和消费者的行为,使经济主体实现最优化，充分就业和经济效率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伊甸园；新生的一极则主要是宏观方面的，凯恩斯并没有自己的价值或价格和分配理论.并且，凯恩斯断言，人类社会已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魔鬼。
　　如何将这两个极端结合起来，建立起统一的微观宏观经济学体系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新古典综合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以前的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着重点放在由价格变动而引起的替代效应上的微观经济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新古典综合.
按照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六版中提供的定义,“新古典综合乃是这样一个体系，它把总收入决定论跟更早些的古典相对价格理论及微观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在一个运转灵便的体系里，配合以用来实现古典理论的高度就业假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则古典理论便回复到它原来本有的状态,而且经济学家们又重新满怀信心地讲述古典的真理和社会经济原理。”［1］
　　具体地说，这一综合是按如下线索完成的：首先，它接受凯恩斯的基本论点：资本主义不能自动调节以保持充分就业,失业均衡是常态，失业根源于有效需求或总需求不足。其次，在宏观领域，它接受希克斯和汉森的IS-LM分析，用一般均衡方法改造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实现了“均衡论”和“有效需求论”的综合。同时,主张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创造出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最后，在充分就业这一前提下，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机制和市场制度重新发生作用.萨缪尔森反复强调：“在混合经济的能够进行管理的宏观经济学中，许多古典学派原有的微观经济原理仍然适用。”［2]“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试图重新创造一个经济环境，在其中,微观经济学的真实性将得到确认。"[3]
三、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后凯恩斯学派[4]是凯恩斯、哈罗德和卡莱茨基的联姻.琼·罗宾逊于1956年在其《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将这三种理论传统综合为一个整体,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标志着独立的后凯恩斯学派的开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琼·罗宾逊外，还有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尼蒂、艾克纳、克雷格尔和哈科特等人。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事实上并不是如它声称的是把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的观点综合为一体,而仅仅是重申一下新古典的理论结构并添加上某些凯恩斯的‘宏观’名词,凯恩斯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的内容被保留了下来，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逻辑被抛弃了”。[5]该学派代表人物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新古典理论的四个核心元素，即一组建立在假设的个人效用函数基础上的无差异曲线，一组建立在假设的各种商品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等产量曲线，各厂商和行业的一组正向倾斜的供给曲线，一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物质产品曲线,“每一个原理都代表着一个根本错误的根源"。[6］
艾克纳认为，理论是否完备要取决于合逻辑性、对应性、普遍性和简洁性这四方面的检验.把理论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观念的系统，理论从假定、条件到结论的过程应是合逻辑的；其结论与经济现实应具有对应性；普遍性检验则确定若不再增加假定条件，现实中是否存在未被解释的部分;简洁性检验决定是否略去理论中的不必要元素。
在艾克纳看来，正统的消费需求理论赖以建立的无差异曲线是令人怀疑的。已经证明，不可能从个人和集团的经济资料中得出这些曲线，没有经验上的证据表明这样的东西确实存在，消费需求理论因而无法满足对应性检验的要求；同时,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可直接从经验上证实，并不需要以无差异曲线为基础，按照简洁性的要求，这一理论也应抛弃。
和无差异曲线一样，等产量线也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等产量线假定企业通过使用不同组合的劳动和其他投入，即使在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也能产生既定的产量，这已被证实是错误的。对一些制造业的经验调查表明，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原料和其他投入的组合是相对固定的,除非新工厂建成或安装新设备。在后一种情况下，将有新的固定组合。因此，等产量线不能满足对应性检验。
正斜率的供给曲线以两个假定为前提：（1）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它们力求在短期内实现利润最大化；(2）要素投入超过一定点后收益递减。一般而论,工业部门的企业是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接受者，其目标更像是为了追求长期的生存和扩张，而不是短期利润最大.此外，规律表明收益不变，甚至递增，而不是递减.在制造业扩大产量时，并不出现更高的单位成本。尽管供给曲线的概念仍然适用于工业部门，但曲线本身似乎是完全弹性的,而不是向上倾斜的,至少在可观察的范围内是如此.在工业部门，价格对需求变化并不敏感。由于假定了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传统的供求分析便不具有普遍性。
边际生产力分析,作为新古典收入分配论的基础，很早就受到了后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的批评。罗宾逊夫人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中发起了对资本投入的正统处理方法的进攻.在罗宾逊夫人看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是异质的。资本由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物品所构成，这些物品的物质特征各不相同；即便是同一资本物品，物质特征也会因时因地而不同。因此，不存在共同的，如吨、加仑等统一测量单位.她又指出,也不能单独地依据资本的未来收益去估计资本,要这样做，必须事先知道利息率。“当我们知道了与某一资本品结合在一起的产品的未来预期率以及未来的预期价格与成本时,如果有了一个已知的利息率就可以对资本品,以将来源源不绝地赚得的利润为根据,来估计其价值.但是要这样做,在开始时，就得把利率作为已知的，而生产函数的主要目的却在于表明，技术状态和生产要素比率是怎样决定工资和利率的。”［1]新古典派坚持用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条件确定利息率和工资率,同时却又依据利息和利润率来估计函数中的资本价值，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概括地说,罗宾逊夫人的看法是，不可能找到一种不依赖于价格和分配关系的资本测量单位,资本数量及其测量不可避免地受着分配关系的影响.因此,新古典派把资本表现为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单维度值，并以此说明分配份额的做法是错误的。
　　 四、后凯恩斯学派的价值和分配理论
70年代中期以来，后凯恩斯学派的发展经历了从破到立的转变，出现了系统阐述该学派理论体系的著作。如琼·罗宾逊等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1974年）、A·艾克纳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宏观动态学》(1987年）.综合起来看,这一学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以投资率为中心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一）价值论
价值论的各个断片由艾克纳连缀为一个整体，《大公司和寡头垄断》（1976年)一书的出版是其完成的标志.
艾克纳将经济划分为两类市场,即初级产品市场和工业市场。初级市场包括因卖主数众多,规模很小，个别卖主无法影响价格这样一类市场.在决定生产多少时,他们必须把价格看作是既定的,按照亚当·斯密描述的方式，直接响应市场压力而变动。供求的任何不平衡可通过价格调整而消除。工业品的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同,不是由市场结算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典型的生产者开工总是低于全部生产能力，他可以增加生产而不引起单位成本的提高,而且常常通过大批量的生产来降低成本而获利。这种管理价格是由厂商根据成本决定，而不是由市场决定。企业首先区分出可变成本，然后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平均一般管理成本(包括折旧费），最后在以上两种成本之上，多少按照企业对现有情况的判断，再加上一个成本加成额。
用AVC表示平均可变成本,FC表示固定成本,SOR为企业的标准开工率,ERC为企业的设计生产力，则单位成本C可按下式计算:
附图
其中△P为价格变动量，△m为成本加成额的改变量，u［，L］为单位劳动成本WL.
一家资本主义企业通常是要扩大经营的,如果它静止不变，就有倒退的危险.若产业的计划增长率，即生产能力的扩大速度是g,而产业的资本产出系数是b，它决定着生产能力增加某个份额所需要追加的资本投入量,则二者的乘积gb正是企业所需要的投资率φ,即
　　φ=gb
这个投资率也被看成是一种成本，即扩张成本，需要在直接成本之上加上一个加成幅度来补偿.所以利润率μ至少应等于这个投资率，即μ=φ=gb
因为μ=P-C/P=1—C/P，m=P—C/P=P/C-1
所以m=μ/1—μ=gb/1-gb
也就是说，成本加成的大小取决于产业的计划投资率φ.
这样，厂商的定价行为可归结为三个方程式
C=AVC+FC/SOR·ERC （1）
m=gb/1-gb (2)
P=(1+m）·C (3）
后凯恩斯主义的结论是，投资决策通过对内生投资资金的需求，制约着定价决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率决定着价格水平。
（二）增长和分配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和分配理论［1]是建立在哈罗德和卡莱茨基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上的，这两条相互独立的分析路线由罗宾逊夫人综合在一起。后来帕西尼蒂又将稳态扩张模型与固定技术系数生产模型合并，作出了更为广泛的综合。将这些模型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投资或积累率的核心地位，它同时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周期波动和作为其经果的收入分配.这个理论的突出特征是：收入分配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均用一组宏观经济条件来解释,而不使用新古典理论家强调的微观经济因素。
首先我们看利润份额和利润率的决定。罗宾逊夫人论证到：“现假设工资没有储蓄起来并总结所有厂商的经验，我们知道一年净利润总额等于净投资支出的价值加食利者的消费，这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
P=1/(1—C［，p]）I
“P(譬如说）是一年的净利，净投资（I）是一年中资本价值的增加额,Cp是利润用于消费的比例，所以1—Cp是净储蓄在利润中占的比例（Sp）.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卡莱茨基格言的长期说法: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费的。"［2］
设利润率π=P/K，I/K是经济增长率g，这一长期公式可写成为
P/K=I/K/S[，p］ 即π=g/S[,p］
也就是说，利润率决定于积累和资本家的消费倾向。
“……经济社会的活动决定综合的利润率而不是工资水平.因此工资份额变成一种剩余,它取决于技术条件.” ［3］
若其他条件包括技术进步速度等不变，可以证明投资率越高,从而经济扩张的步幅越大，在开工率一定时工人的相对收入额越小。实际工资的增长也依赖于另外一个因素：出于利润的消费，即不是用于私人投资目的而是花费在其他用途上的利润份额.出于利润的消费增加，和投资增长一样会降低国民收入和中归于工人的份额。[1］
这样，后凯恩斯主义者便用投资率或积累率这个关键变量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从而自称其宏观理论具有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微观的一端，投资率决定了价格水平；在宏观的一端，投资率又规定了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
　　 五、简评
战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在解释和宣传凯恩斯理论的过程中，从不同方面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新古典综合派抓住了凯恩斯与古典派妥协的一面,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认为一旦政府进行干预以提供足够的总需求,就可指望自由市场达到最优状态;后凯恩斯学派则从凯恩斯激进的一面入手，企图与传统理论彻底决裂,进而重新塑造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为此，他们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做了大量工作。
在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仍大体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危机、失业问题仍是宏观领域的研究内容,基本上是一个“实现”问题而与生产过程无关。同时,利用一个漏洞百出的传统微观理论来补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与新古典综合派相比，后凯恩斯学派在如下几个方面是略高一筹的:
首先，它有一个更靠拢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具有一定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一学派从逻辑上驳倒了新古典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它建立起一个迥然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微观经济学。这一学派以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作为研究对象,抛弃充分就业和完全竞争的理想假定，而以过剩生产能力、寡头垄断和操纵价格作为出发点;它抛弃了供求均衡分析，从均衡观转变到历史观，抛弃了理性选择原理，认为经济决策是以推测和惯例为基础的；它所刻意强调的“成本加价”或“目标利润率定价”模型，也为战后美国各方面的调查研究所证实；它将企业扩张归因于资本积累,认为积累率是经济体系的枢纽，是资本主义经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这比起新古典学派在利润最大化假定下的静态分析大大前进了一步；它看到了生产、投资、定价的内在联系，置定价论于生产论的基础之上，正确地说明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通过对资本主义厂商定价行为的分析，提出了较为一般的寡头理论，把寡头市场置于微观经济分析的中心，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主要特征。
在宏观部分，“后凯恩斯主义者分配理论的实际意义在于这一理论试图把分配的比例同再生产的主要比例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扩大关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机制的概念。”［2］但后凯恩斯学派的更重要的贡献是它以投资率或积累率为核心，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微观—宏观经济学体系，打破了长期以来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一直相互隔绝的状态.
新古典的微观体系根本没有涉及到积累问题,并且它的静态分析结构也不可能容纳对微观积累问题的考察；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仅仅从宏观静态均衡和增长条件分析投资问题，而完全忽视了对具体的积累机制的研究；新古典综合将这两种相互冲突和相互否定的理论逻辑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后凯恩斯学派的分析框架中，企业为扩大生产而积累，积累率及其变动因此决定了价格水平及其变动；积累过程本身又决定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投资率成为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是定价、增长和分配的统一决定因素。尽管这种综合仍然是板块式的，但它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作者单位:长春税务学院经济系)
责任编辑：王焱
注释：
[1］国内学者分析两个剑桥之争时，多注重其在具体理论上的争论，而忽视了宏观微观经济学结合问题这一基本线索。
　　[2］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1］萨缪尔森：《经济学》第908~910页，英文版第6版（1964年）,转引自《西方经济思想评论》,第一辑,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2］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49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同上书，第529页。
　　［4］“后凯恩斯学派”一词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有的泛指凯恩斯主义，有的特指新剑桥学派。本文用来指新剑桥学派及其变种。
　　［5]保罗·戴维森:《后凯恩斯经济学》,载丹尼尔·贝尔等编《经济理论的危机》，第20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6]艾克纳:《经济为什么不是科学》，第211页,1983年英文版.
　　［1］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选》，第86页，商务印书馆,1944年。
　　［1］国内某些学者把分配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如张培刚等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这似乎不合乎该学派的原意。
　　[2］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第243～24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3］同上书,第243页。
　　[1］这是就实际工资而言,货币工资率则取决于外生条件，如一国历史上已形成的工资水平，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等。
　　［2］米列伊科夫斯基等著：《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批判》，第8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原作者： 不详
来 源： 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