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主张的地方性刻写——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遗存研究.pdf

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革命主张的地方性刻写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遗存研究赵旭东，张孜伟（中国人民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872）摘要：四川省巴中地区是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地带，在革命年代，这一地区红军活动密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与宣传党和红军方针政策的石刻标语成为该区域红色记忆的重要留存形式。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对这些石刻标语进行了分类梳理，并详细介绍了其刻写过程。石刻标语是一种革命的文本形式，其背后承载着书写与刻画的行为何以表达革命主张，进而成为实现地方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书写刻画充分展示出革命时期社会全面动员的状况，既是红军宣传革命主张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表达社会情绪的重要渠道，作为一份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存，也承载着社会转型的文化表达。作为理解中国革命的“线索”，红军石刻标语因其独特的社会科学价值，应当值得学界进一步展开研究。关键词：革命标语；红色记忆；书写刻画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3-0106-08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3.010“青峰云影伴长眠。血染山川，赤化全川。豪气雄风注笔端。写在山岩，刻在心田。”1969巴中诗人李碧清精准地描绘了红军在巴中地区留下的石刻标语这一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遗产。其中，通江县沙溪乡的“赤化全川”是当年川陕苏区著名的红军石刻标语的代表，该标语刻于1934年，字高5.5米、宽4.7米、深0.35米。整个字幅占石面70米，距地面高20米。红云崖雄踞高山之巅，数十里之外，其字迹也赫然醒目。这一区域的红军石刻标语不仅是党的历史上最直接、最强烈、最醒目的文化积淀2，也是一份独特的红色记忆遗存。红军石刻标语在其刻写的现场同样是一种书写行为，一经成品，就已超越了其书写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行动的文化表达了。2010年，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研讨会在巴中召开，会议对红军石刻标语的文化特质、分布情况做了梳理和概述，指出这些标语在近代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会学者认为应对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加大保护力度，并提出了一些建议3。闵楠依据标语的含义对四川红军标语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四川红军标语口号进行了四种类型的划分，结合实例对四川红收稿日期：2024-03-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的红色记忆留存与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实地调查研究”（2ISTA045）作者简介：赵旭东（1965），男，河北承德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文化转型、政治人类学研究；张孜伟（1996），男，甘肃民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人类学、文化转型、政治人类学研究。引用格式：赵旭东，张孜伟.革命主张的地方性刻写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遗存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06军标语口号进行了特征的分析和表征4。陈必也对巴蜀地区的红军石刻标语做了仔细的分类研究，认为红军石刻标语是通俗易懂、活泼明快、富有地方特色的宣传语言，指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军政主要领导曾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宣传工作5。前述研究大都以四川地区或更大范围的红军标语为对象，主要对红军标语的分布、分类及其历史价值和红色旅游开发进行梳理和探讨，鲜有对红军标语的书写刻画现象做更进一步的社会学阐释。本文基于四川巴中地区的田野考察，对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分布状况、标语内容、刻写特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讨论地方性刻写与革命主张之间的深层关系。一、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分布红军在巴中各地石刻文献、标语数以万计，有的刻于石壁，有的建有专碑。北上抗日后，国民党政府严令铲毁，由于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维护，得以保存了数千件原物6793，现有部分碑刻保存于恩阳古镇、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巴中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和通江县等地，本文主要介绍众多石刻保存地中存量集中、特色鲜明的三处。（一）恩阳古镇石刻标语恩阳古镇坐落于巴中市区西南，距市区约8公里。古镇的上正街和下正街是红军文化遗址最多的街区。作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恩阳现存各类红军文化遗址35处、旧址18处、石刻标语87处，均为国家和省、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恩阳苏区的石刻标语始于1933年，终于1935年，在红军解放恩阳建置苏维埃人民政府到1935年春离川的短短三年中，红军錾字队所刻标语，东起石庙、石城，南至茶坝、花丛，西至渔溪、三汇，北到福星、梓潼，纵横百余里地带，到处可见。（二）通江县石刻标语1932年12月，以通江县为中心，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红军留下了大批革命遗址、遗迹和珍贵文物。中国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和巩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期间，为了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和震慑敌人，在通江县境内书写錾刻了大量石刻标语。以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在整个巴中地区现存的1 300余块中居于首位。全县49个乡（镇）均有分布，其中，沙溪、杨柏、至诚、毛浴等乡（镇）的红军石刻标语最为集中，最为完整，具有特点鲜明、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等众多特点，不愧为中国红军石刻标语之乡1135。2005年年初，红云崖红军石刻标语被纳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上的经典景区。其中，前文所述“赤化全川”是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距此不到2公里的书院街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旧址沿街一面高5米的墙上刻有另一幅“赤化全川”，其字高1.98米、宽2.17米，红漆笔画宽0.3米、深0.2米，在狭窄的街道上，尤为醒目。（三）川陕革命博物馆石刻标语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位于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城南南龛山半坡上，馆藏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发展川陕反帝运动的决议草案 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 以及歌颂红军的当代书画等革命文物，这些展品大部分从民间收集而来，系统呈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馆内的红军石刻陈列园藏有石刻标语和重要文献37件，内容涉及面广、碑刻保存质量好，是研究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重要资料来源地。107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二、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分类及其特征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以其庞大的规模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标语在内容和空间体量上具有突出的特点，此外，在书写上也呈现出与传统书法不同的特征。（一）内容上的分类根据在巴中地区收集到的红军石刻标语所反映革命主张的不同面向，本文将这些标语的文本内容总体上划分为八个大的类别。1.关于党和红军形象宣传的标语。例如，“共产党不乱杀人，只杀反革命！”“共产党万岁”“拥护中国共产党！”2.关于组织动员群众的标语。例如，“参加红军去消灭刘湘田颂尧邓锡侯！”“穷人自动参加红军！组织洗衣队慰问队去慰劳红军！”3.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标语。例如，“巩固苏维埃政权是巩固自己的利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4.关于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军阀反动派的标语。例如，“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华北！”“托起枪来打帝国主义！”“打破一切宗教、迷信和封建礼教！”“工农劳苦群众们一致武装起来到前方去活捉匪首刘湘，消灭奸掳烧杀穷人的刘湘，没收豪绅地主的田地财产房子分给穷人！”“刘湘、蒋介石等国民军阀的苛捐杂税是杀工农的快刀！”“硬要把刘湘邓锡侯杨森等棒老二消灭得一干二净穷人才得安生！”5.关于工农权益的标语。例如，“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实行失业救济社会保险！”“保护工农利益”“工农专政”“肃清地方反动保障工农利益！”6.关于党和红军的纲领、方针和政治主张。例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劳动法令”“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纲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7.关于经济和社会相关领域的标语。例如，“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普及农村教育，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水平”“加紧戒烟运动”。8.关于瓦解敌人的标语。例如，“红军绝不杀一切投诚的官兵!”“白军弟兄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再替卖国贼打穷人，打了对你们自己没好处，欢迎你们投红军”。毛泽东曾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735把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简明地告知广大穷苦工人和农民，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8。巴中地区属于西南官话方言区，在简洁的文字表述中，浓重的四川方言气息也弥漫在红军石刻标语群中，方言词汇的使用使得这些标语很好地贴近当地人的生活，从而能使广大群众更加便捷地理解，对红军的宣传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从以上八个类别来看，巴中地区红军在石刻内容上具有立足人民群众、面向革命目标、文字通俗易懂、宣传强劲有力的特点，为革命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二）空间和体量上的分类书写的视觉感受往往与其所处的空间位置和形态体量有密切的关系，石碑石墙和石崖石壁是巴中红军石刻标语的主要书写空间，它们为标语刻写提供了大小不同、高低兼具的体量布局基础，在视觉感受和宣传效果上起到别具特色的作用。根据书写空间的形态，本文将这些石刻标语主要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类是原碑重刻。即红军标语刻写在古碑或墓碑上，例如，川陕革命博物馆藏的部分碑刻，108可以明显看到原古碑的刻写文字和落款。这一类原碑重刻的标语，其刻写面积大多控制在原碑面积内，存放相对独立，其字体明显大于原碑字体，除重要文件全文刻写的情况外，大多标语在字数上明显少于原碑字数，在刻写内容布局上，也并不严格要求齐整。第二类是原石新刻。即红军标语刻写在原来没有文字的石墙、石柱、石板或者石壁上，恩阳古镇现存的大部分石刻标语即属于这种类型。由于这一类标语的刻写面直接在建筑面上，因而受到建筑空间的限制，往往分布于人们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视觉范围内，这些标语字数因实际可用的刻写面积而异，每一单字的大小也不尽一致，无明显的规范章法布局，紧密穿插在人们日常生活空间内，人们目及之处均能看到标语，使得革命主张得到更加全方位的宣传。例如，石板台阶的侧壁、窗沿下的石墙、房屋的框架石柱等空间，都是刻写标语的重要选择。这些标语字数因实际可用的刻写面积而异。第三类是刻写在牌坊上面的一些标语。达州石桥镇列宁街的三处牌坊上所刻红军标语，是这一类石刻标语的典型代表。列宁街正是以其中一处牌坊中间原刻被铲除后新刻“列宁主义街”而著称，这三处大致建造时间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的牌坊，周身几乎每一处可刻写的平面都有明显被铲除、重刻、叠刻、再刻的痕迹，依稀可辨的“孝节”“锡光有庆”等字样必然要被革除，取而代之的是新政权新思想。第四类则是刻写在崖壁上的巨型标语。通江县诺江岸边崖壁上的刻写以其庞大的身躯展现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争取苏维埃中国”是红军解放通江县后，在苏区首府诺江河畔海拔340米的璧山上所刻的第一幅标语。崖高24米，字高3.15米、宽2.74米，笔画宽0.5米、深0.2米。驻足红军广场隔江观望，十分壮观。在该崖壁上，还有部分佛龛造像穿插在标语字间。此外，这些石刻标语在字体和形貌上呈现出与传统的书法碑刻风格迥异的鲜明特点，它们并没有全部像传统书法碑刻那样，追求审美上的精致和技法上的巧妙，而是因其所处的相对紧凑的时间以及简陋的刻写条件，呈现出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粗粝形态，在文字内容的章法布局上也打破了传统书法的法度审美，成为一种革命的自然美学，表现出对原有碑刻上那种法度严谨的传统书写的一种突破。三、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刻写过程广泛的分布、巨大的体量、丰富的内容是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鲜明特点，从发生学上来看，如此规模的刻写并非任意的书写可以实现，而是需要一整套刻写体系才能完成。从标语被刻写的过程中，可窥见一种革命主张是如何实现地方性呈现的。当然，这一过程充满着阻碍和困难，陈必记录了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军队对红军标语的大肆毁坏5，这也是巴中地区现存石刻标语遗存如此珍贵的原因。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现存的历史文献中，诸多面向宣传工作的决议、决定或具体部署都明确提及石刻标语这一形式。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 指出，要“在白军经过的道路上，多多刻些石字标语”，白区标语大纲 也特别提示“依照军事进展，可在这中间提简单短小的刻在大路旁石头上”9421425。此外，对于标语内容，在红军工作文件中有统一的指导意见和模板框架，也有专门印发的一系列标语口号参考范本。1933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为庆祝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动员工农群众消灭刘湘的宣言 文件，以“我们高呼：彻底消灭刘湘来庆祝二次全苏大会”等8条口号收尾。白区标语大纲 则是川陕省委宣传部专门面向敌占区投放的标语合集，大纲包括九个部分80余条，要求109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各县必须依照这一大纲写或印散贴到白区里去9421425。可以看出，红军石刻标语的内容是川陕宣传部门根据当地革命形势经由各级会议研究决议并统一部署的一整套政治过程确定的，这些内容进而由各地的宣传队、刻字队完成刻写。在 通江县志 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记录了“赤化全川”石刻标语的诞生过程。为了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索性从羊肠小道攀缘而上，爬上了写字岩的顶部，俯首四野，领略了“一览众山小”的诗味。穿过成片的松林，步入到一片片黄灿灿的菜籽花掩映的田间小道，最后拜访了曾任1933年东二区区委青年部长景柏林老人。这时，他已是七十余高龄的老人了，面目清癯，精神奕奕。当我们追根溯源地问及“赤化全川”錾刻的情况时，他略为回忆了一下，就像当年的情境又浮现在眼前，便侃侃而谈起来。1934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在沙溪王坪村。錾字宣传队的战士选择了这座陡峭的巨崖，刚刚开始錾刻一幅字数较多的石标时，省委宣传部来了一位姓余的同志，认为字太多了，刻在山崖上不显眼，又重新搭起几丈高的高架，由巴中一位姓张的教师勾画出“赤化全川”四个大字。当年农历七月将这幅巨幅石标刻成，并用石灰涂染过，分外醒目。原先这座崖叫捷路崖，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就叫它写字崖了。1975976故事清晰地呈现了崖壁上石刻标语的刻制主要是由红军负责宣传的刻字队战士完成的，省委宣传部参与其中并发表指导意见，还可以看到巴中本地的教师参与勾画字形，从工作体量来看，巨型标语刻制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周期。值得注意的是，崖壁上刻写了革命标语之后，当地人对所刻崖壁的地名称呼也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蕴含着至少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在红军内部，标语刻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指令任务；其二，标语刻写包含着民间知识分子的参与；其三，标语刻写所传达的革命主张和其所产生的对地方自然形貌的改变本身成为地方性知识发生更新和变化的因素。这则故事继续写道：1935年红军北上后，虎狼回窝，地主阎升平、际凤等随还乡团回乡，无恶不作。王坪的地主要毁掉烈士墓碑，这两个阎王要铲掉红军留下的标语，真是无独有偶。但岩高字大，他们搭架铲字，结果架垮人摔。老百姓暗暗高兴，说这是神仙显灵，天意不容，几个地主只好“望字兴叹”。最后无可奈何，只好以一石二升小麦为赏，令其甲长阎文成买墨将“赤化全川”涂去。甲长吞食其财，只用糯谷草灰调米汤代墨，胡乱地涂抹了几笔，既不敢违抗天意，又不敢顶撞上司，挨了一顿臭骂，不了了之，风吹雨淋，天长日久，字迹更加清晰醒目了。红军走后，人们日夜盼望红军快快回来有一天夜里，王坪上的穷人看见写字崖上腾起了几朵红云，红光闪射，光彩夺目，经久不息。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暗地里传开。盼红军心切的穷人老远老远都跑来看红云，有人说那是红军的战旗映红的，有人说那是烈士的鲜血映红的，人们望着红云崖，看到了希望。大巴山上青冈林里，举起了红缨，燃起了篝火。从此后，大巴山的人，就把这里叫红云崖了。诗人梁上泉同志根据这个传说写成了叙事长诗 红云崖。1975976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在还未彻底完成革命的阶段，人们对于卷土重来的地主铲字摔人的事件抱以“神仙显灵”的态度，与前述刻字更名的情节形成鲜明对照，借民间信俗再次为红军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主张提供合法性支持。这里，由贯彻革命主张而发生的标语刻写从一项宣传事件逐渐展演成为一个神话传说，进而促成文学和艺术上新的演绎。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所象征的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变革主张从打击和斗争的社会情绪中渐渐淡去，转化成为人们对于一段革命斗争生活的追忆。而这位甲长私吞地主财物又胡乱涂抹应付了事，则反映出一种基于自身处境的策略性选择，这种选择暗含着甲长这一角色在革命理想与现实生存之间面对刻写标语的纠结。另一则故事呈现出当地人们的另一种策略性选择。110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县涪阳坝，采取“摸夜螺蛳”的战略，消灭了驻扎在岩土扁、白台垭、草帽子山的国民党川军，并对地方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抄了家。同月的一天，红军去了一个班的兵力，到火石岭大地主屈来明家执行抄家任务，他的儿子屈心培当即拿出一副自己写在红纸上的对联献给红军，左联是“共产共合共成大世界”，右联是“同心同德同享太平春”，横批是“红军红川”。执行任务的红军官兵看后很受感动，认为屈心培是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当即作出不抄其家的决定，并把对联带回向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作了汇报。张主任看后就叫战士将这副对联贴到了涪阳坝红江县苏维埃政府大堂的门框上。次日，屈心培又编写了一副对联式的标语，左副是“游行各乡村寻擒团政与保长”，右副是“打击众寇敌消灭反动并流氓”。屈心培给红军献对联的事不胫而走，远近乡邻都了解他的经历。屈心培生于1900年，祖辈家产大，五岁训蒙读书。由于他天资聪慧，少时便颇具文才，但两次江南应考均未中榜。至今，涪阳境内多处的老坟园、古庙、寺院都有他的文墨诗对。为红四方面军献对联的屈心培，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病故，但他那副“红军红川”对联至今涪阳人民记忆犹新。1857故事中，张贴在涪阳坝红江县苏维埃政府大堂门框上的拥军对联无疑是一种更加包含着革命主张与生存策略之间存在戏剧性张力的书写。毛泽东在 中国各阶级的分析 一文中明确指出，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739，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而这则故事里的大地主屈来明因其儿子屈心培向红军献出对联而免于抄家，显示出革命者和被革命对象在特定的革命宣传语境下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因而“红军红川”对联标语的书写在这里成为一种缓和矛盾与转化敌对关系的中介，使得原本对立不相容的社会关系得以用更加彰显革命主张合法性的方式获得柔性解决。当然，这则故事本身也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社会记忆而得以留存，成为经由书写刻画革命主张而延展开的红色记忆。四、革命主张的地方性书写与刻画归根结底，石刻标语是一种革命的文本形式。其背后承载着书写与刻画的行为何以表达革命主张，进而成为实现地方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由此，我们将从四个方面理解巴中地区的红军石刻标语。一是革命主张的宣传面向。显然，与任何其他宣传形式共同构成革命意志呈现和方针政策传递的基本形式，引导和教育群众从推翻社会、建立新制度的角度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矛盾，树立起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社会严重弊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进而呼吁、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革命行动，是石刻标语的首要功能。无论是舒展在崖壁上的巨型标语，还是拥挤在石阶石墙上的革命口号，红军石刻标语因地制宜地出现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军事作战的视觉空间，构建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景观，将党的革命主张迅速传达到人民群众中间，成为革命宣传的文本图层。这些标语因其站定人民立场，勾勒出一幅穷苦大众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的图画，对于旧的、反动的对象以标语刻写的方式进行批判，对于新的、进步的方向以标语刻写的方式予以宣传，实质上含有一种对旧的状态的破除和新的希望塑造的意义，成为有效动员群众的巨大力量。二是社会矛盾的情感表达。当然，除了作为基于革命主张的宣传手段，石刻标语也是巴中人们反抗压迫剥削，并寻求新的生活的一种社会矛盾的情感表达。因此，书写在这里便有了一种通达之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展开革命和地方百姓希望破除军阀统治的社会情绪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之桥。据地方文献记载，19321935年，巴中地区通江县23万人口中有5万人参加红军，参军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5。这意味着参加红军拥有强大的社会氛围和人口基础，因此在这一区域的标语刻写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种来自民间遭受军阀地主阶级压迫已久的仇恨情111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绪的大规模释放。这也是革命的一种强大的情感支撑。同时，军事上的大规模牺牲也成为集聚社会力量、动员群众的另一种情感。在革命期间，通江县牺牲的烈士人数达6 000人之多，由此牵带的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近亲属牺牲在反抗军阀地主压迫的斗争中，对于人口有限的地方社会而言，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血债。以刻写标语表达反抗和表达仇恨，呈现出一种激烈的社会矛盾状态下人们迫切希望获得新生活的情感。三是社会转型的文化表达。纵观人类社会运动的历史，书刊刻画和口号标语并非近代才出现。将文字和图案刻画在石质材料上是一种古老的记事方式，然而，因刻石需要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工程量和书写成本较平面书写大得多，传统的石刻往往以墓志、功德、书经、重大记事等为主要内容，并且追求语言精美、书体严谨公正，从事刻写的人员也大都经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在刻写石材的形制和布局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以简短白话的革命标语为内容，以更加便捷地传达革命意志为目的，形成具有“脱离”书法传统特征的文字刻写形态，其隐喻在于在封建时代由王官贵族这一特权阶层所掌握的书写刻画权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进程中转移到人民大众中间，这与革命进程中举办识字班、扫盲班、成人夜校等紧密相关。这即是说，一种从文字识读到标语刻写的知识能力改造也随着革命宣传进程广泛发生。这种以标语刻写为纽带的行动本身也便具有了社会转型的文化表达之义10。四是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存。近年来，以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红色遗迹和爱国教育基地正在巴中地区掀起一股红色旅游的热潮，分布在这一区域的红军石刻标语自然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项目，这些近百年前被刻写在石头上的革命指南再次被世人关注，作为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存，其背后的故事和革命历程成为爱国爱党教育的生动素材，作为一种“革命传统”被一代一代地传承。回顾这份历史档案，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呈现的红军石刻标语，已然成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保存在巴中地区的近现代史中。五、结 语红军石刻标语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将石刻的记事功能与意识形态的宣传目的紧密结合，用一种看似传统的石刻书写将实现革命目标、推翻旧制度旧势力、建立新制度新世界的希望传递给人民群众，传统的刻写与现代的目标在石刻标语中得到统一，而规模庞大、分布广泛、语言平实的石刻标语也成为巴蜀地区人民群众通过宣传教育而开始接受现代国家观念和社会理念的重要形式。巴中地区的红军石刻标语以其分布广泛、形态多样、体量巨大、内容丰富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份独特的红色记忆。这些标语的书写刻画充分展示出革命时期社会全面动员的状况，既是红军宣传革命主张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表达社会情绪的重要渠道，作为一份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存，也承载着社会转型的文化表达。此外，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石刻标语本身在文字书写的意义、革命性的塑造上，也显示出一种“发明传统”却又“超越传统”的革命意义。因此，正如许多学者倡导的那样，作为一种红色文化资源，红军石刻标语应当受到更好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作为理解中国革命的“线索”，红军石刻标语以其独特的社会科学价值，应当值得学界进一步展开研究。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参见英霍布斯鲍姆，英兰格，编.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12参考文献1 四川省通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江县志（1986200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2 张继渊.板壁上的指南：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红军标语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3 林莉.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学术研讨会综述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 闵楠.标语：四川红军的思想宣传方式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5 陈必.四川地区红军标语的研究J.四川文物，1999（5）.6 四川省巴中县志编纂委员会.巴中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4.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 孙耀中，谢婉若.刻在石上的史诗与艺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J.文史杂志，2023（3）.9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0 赵旭东.人类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表达”J.贵州社会科学，2008（9）.【责任编辑冯雪红】Local Engraving of Revolutionary Propositions：Remains ofthe Red Army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Bazhong RegionZHAO Xu-dong，ZHANG Zi-wei（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Abstract：Bazhong Negion in Sichuan Province was the core area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gime.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era，the Red Army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were intensive，and stone inscriptions that mobilized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Party and the Red Army policies became an important form of preserving the redmemory of this region.The article is based on field research，categorizing and organizing these stone inscriptions，and pro-viding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ir writing process.Stone carved slogans are a form of revolutionary text that carries theactions of writing and portrayal to express revolutionary ideas，and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force in achievinglocal social change.The writing and depiction of the Red Army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Bazhong region fully demonstratethe comprehensive mobilization of societ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RedArmy to promote revolutionary ideas，but also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people to express social emotions.As a histori-cal relic of red memories，it also carries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As a“clue”to understanding theChinese revolution，the Red Army stone carved slogans，with their unique social and scientific value，should be worthy ofacademic exploration.Key words：Revolutionary Slogans；The Red Memory；Writing and Characterization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