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价值重塑：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与超越.pdf

本土价值重塑：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与超越李永乐（北京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摘要：用哲学方法从事实与价值角度解读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拓展了对中国共产党创业伟大艰辛的认识维度和深度。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典型的原生性“中国式”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本土事实与苏俄革命及指导中国革命的苏式价值规约在国家条件、政治条件、阶级条件上都无法完全耦合。在绝大多数革命先驱者尚未认清这个原生性“中国式”问题的破局在于对所完全依赖的苏式价值规约进行符合中华民族需要的本土价值重塑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突破苏式价值规约，逐步对中国革命进行本土价值重塑，实现了对原生性“中国式”问题的创造性超越，走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道路。关键词：价值规约；本土价值重塑；土地革命前期；道路问题中图分类号：D23；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3-0141-09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3.014土地革命前期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原生性“中国式”问题，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界先后出现解释范式、实践范式、方法论范式、目标范式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1。同时，学界也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相关研究方法有哲学研究方法、逻辑主义方法、历史主义方法即历史实证方法、理论定性方法、学术史考察方法、文本学方法、现代化分析方法等2。范式创新与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向世界视野、思想文化史视野、当代视野的转换，从侧重过程性研究向规律性研究转化、从侧重中国化研究向现代化研究转化”3。本文采用哲学研究方法，以事实与价值这对哲学范畴建构分析框架，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问题成因，以及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进行的本土价值重塑，力求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本土价值重塑提供参照与启迪。一、土地革命前期建构革命事实的多元价值主体及其利益追求（一）事实与价值哲学研究方法事实与价值是一对辩证统一关系。事实是客观存在，价值反映主体与事实的利害关系。对于收稿日期：2024-02-03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新时代海外 中共观 研究”（22JZD023）；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项目作者简介：李永乐（1974），男，四川南充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引用格式：李永乐.本土价值重塑：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与超越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41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革命而言，革命事实是革命的全部过程与结果，价值是参与革命的相关主体与革命事实的利害关系。以事实与价值研究原生性“中国式”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属于哲学研究方法，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研究方法，通常从“何以可能 的根本问题入手，拷问命题的可能性、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再提出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化 三个基本问题”2。从事实与价值视角用哲学方法研究业已成功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生性问题，其可能性、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已经得到自证而不言自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原生性“中国式”问题进行事实与价值的哲学研究，并试图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本土价值建构资源，理应从事实发生的起点展开追问。应该首先追问问题的起点“是什么”；其次追问为什么“是”与造成“是”的原因，“为什么要化”的答案已经隐含在为什么“是”与造成“是”的原因之中而无须单独追问；最后追问“怎么化”，即在苏式价值规约与本土价值需求构成冲突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本土价值重塑是如何实现的。通过事实与价值视角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原生性“中国式”问题展开哲学追问，探究革命的原生性“中国式”问题的本土价值重塑，进而对当下现代化的继生性“中国式”问题有所启发。（二）土地革命前期建构革命事实的多元主体及其利益追求土地革命前期参与建构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多元的，根本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者。实践上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主体是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理论上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主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政府都存在利益关系。分析上述主体的利益追求可知，中国共产党当时追求的根本利益非常明确，那就是反帝反封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华的利益追求却相对复杂，三者在总体一致中又夹杂着冲突。其复杂性体现为：在政党政治时代，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约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其在华根本上追求的是政党利益；作为苏联政府其根本利益是国家利益，在华追求的主要是地缘政治利益，因此苏联政府既支持中国共产党又支持国民党；而共产国际由苏联共产党所建，听命于苏联共产党，在华利益始终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利益为首要。由于苏方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重合，致使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前期受到来自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共产国际此三者并不完全一致的价值规约而在革命中屡遭挫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意识形态，其根本利益追求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民族独立和大众解放。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根本利益虽然直接明确，但现实本身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阶级条件、理论储备以及独立革命经验，因而中国共产党主动采取了“一切均借俄助”的革命策略，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革命行动上受到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共产国际三者的价值规约。二、土地革命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起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学界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有传播起点说、人物起点说、建党起点说、二大说、逻辑起点说、实践起点说、理论创新起点说、转折起点说等观点。土地革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意志、革命组织、革命力量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面重创之后，在共产国际直接的价值指导与组织指令下的产物。“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142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4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土地革命提出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的历史性飞跃。本文基于事实与价值分析框架认为，土地革命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起点。（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不可能将中国革命推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土地革命提出之前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合作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在大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以推翻资产阶级为根本追求，与地主、资产阶级合作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价值追求且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才可能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发展。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七大罢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随后而来的国共合作大革命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广度和深度。1927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突然袭击下惨遭失败。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之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迅速提出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土地革命提出前已经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事实，但不可据此断言已经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才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原生性“中国式”问题逐渐凸显。如果国共合作没有破裂，在苏联的支持下继续走国共合作建国道路，那么中国一定会以其他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事实也不可能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也就不会存在。（二）土地革命的提出是中国革命从苏式革命转向中式革命的事实起点土地革命是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差极大的革命路线，该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仍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从全面“以俄为师”开始逐渐向“以事实为师”和“自我反思”的路径转变。土地革命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走上了自身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果革命不独立，仍然是“以俄为师”，而不是转向自身实际，那么事实已经证明，照此下去革命根本不可能取胜，更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土地革命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沿用俄国革命经验“城市中心暴动”的破产，这也证明了土地革命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起点。“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的价值意义不言而喻，应当指出，“八七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问题上开始取得新进展，已经能够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提出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的独立见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指导是彻底的暴力革命，但是对于农民阶级，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指出，需要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从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上彻底改造农民阶级，才能使之彻底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最终彻底改造农民阶级并使之自觉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可能发生。土地革命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事先指出的革命路线，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革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革命思想，但将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开展的行动作为自身夺取政权的最初行动和最终目的来实现，实事求是运用而非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土地革命的提出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推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土地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清算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基于当时革命条件、革命形势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革命路线。这个路线符合革命实际、符合组织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决议路线，路线所指向的目的、意义、方法在事实与价值层面与苏联共产党、143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三者均实现了高度统一。土地革命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认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并加以执行之后，必然会因为土地革命与苏俄革命根本上的不同而将中国革命推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苏俄革命是经城市暴动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取得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后实施土地革命和国有化运动，在客观上与马克思、恩格斯预先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夺权路径以及无产阶级政权对农民阶级的改造路径高度一致。事实证明，苏俄革命及后来成立的共产国际均没有经由农村土地革命而夺取政权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基于苏俄革命而形成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苏式经验事实和价值规约显然与中国革命的本土实际事实无法耦合。在中国坚持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根据民族矛盾变化和国共矛盾变化来调整革命价值目标，还必须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苏式价值规约进行本土价值重塑，这也必然将中国革命推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成因事实与价值始终表现为对立统一关系。当事实符合主体的根本利益及价值追求的时候，二者表现为统一性，当事实与主体的根本利益及价值追求不符合的时候，二者表现为对立性。多主体共同建构的事实，一定存在不同主体在追求的价值利益与共同事实之间不同程度的对立以及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多主体参与建构的，是这些主体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参与主体之间必然会出现价值冲突。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或主导作用的主体会主导事实的发生与发展，其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对其他非决定主体或非主导主体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具有权威性、规约性和排斥性。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是由多主体建构的革命事实与价值矛盾造成的。（一）对无产阶级革命价值实现路径的教条化理解造成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实现路径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动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前期，将无产阶级在城市的革命而非在乡村的革命作为中心。事实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而这种教条化理解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构成了不可逾越的价值规约。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对象根本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几乎不涉及农民，即便涉及农民，也从来没有将其视为革命的主力军。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并非积极正面5。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农民尤其是法德农民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小私有阶级自身的利益追求、阶级属性、政治倾向、价值取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可能产生的正反作用，以及基于生产力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后断言，农民阶级在欧洲随着机器大工业深度扩张是注定要被淘汰的阶级，农民问题根本上不是机器大工业时代革命的中心问题。共产党宣言 指出，除了无产阶级这一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之外，其他的阶级都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步衰落和消亡。中国革命发生在以农业为主体尚未实现机器大工业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小”650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对象和应用场域存在明显差异。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条件不足、理论准备不充分、革命具体经验不足等情况下教条化理解和执行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被教条化了的价值规约束缚，这直接造成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二）对苏式革命经验价值的严重依赖造成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144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14701471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以俄为师”的革命策略，主动接受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价值规约。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深入全面的认识，倾向于采信其中对中国革命有激励、有速成作用的价值成分而无视其他。苏联共产党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苏联的援助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但是“以俄为师”的革命策略和革命心理，导致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而接受与依赖苏式革命经验对中国革命的价值规约，难以独立走出革命的中国道路。由苏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和革命经验可知，苏联共产党在城市工兵暴动之外的工农联盟问题上、农民革命问题上、对待和处理农民切身利益问题上，并没有形成比马克思恩格斯更为深入和广阔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因而中国土地革命前期来自苏式革命的价值指导始终无法超越城市中心论。（三）苏联在华价值追求的复杂性造成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在一国的全面胜利，当俄国革命者胜利的喜悦还没有完全退去时，苏维埃新政府就开始面临欧洲列强和沙俄残部两股势力的共同反扑。而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初期业已停止活动，各国无产阶级基本放弃了国际主义转而支持自身国家的民族主义。所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宣布投降告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终于在当年年底止住颓势。随即，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抓住历史机遇，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可不是一般的国际联合组织。它的章程明明白白地自我界定是 全世界共产党；它的宗旨和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保卫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要加入共产国际，必须首先接受它的21个条件；只要加入共产国际，就只能是它的一个支部，并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83738“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政治局讨论批准。”9绪论121928年9月，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纲领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进一步规定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一切决定都必须无条件执行。而从共产国际成立之日起，真正的主导权力就归属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决议的合法性来源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决议也要由苏联共产党高层通过。因此，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华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在指导和规约方面，无论是理论、实践、组织、任务和资金上，都注定了共产国际只听从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价值取向、组织架构和运作逻辑，显然只会强化而不是弱化二者对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价值规约，这使得中国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不能越雷池半步。虽然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党和国家事务的领导者、决策者，但是在当时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国家强烈排斥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谋求自身更多的外部外利益，苏联以国家而非政党的价值利益追求就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了。由于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政府的无能，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沙俄基本丧失了之前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列宁领导下的新生苏维埃政府巩固之后，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处在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不仅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地缘政治原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它变成了国家间尖锐矛盾的焦点，而且还由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革命。这种情况曾促使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推进中国革命，激起他们对中国革命潜力的实际兴趣，也曾为苏联外交人士大加利用。中国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可以作为例证。在苏联的直接参与下，这两个党变成了有活力、有生气的政治力量。同样在苏联的直接参与下，它们两次实行合作，两次大动干戈。”9绪论1苏联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在国家政权巩固之后，迅速在中国培养国共两党两股新的亲苏势力，在两党之间搞平衡，意图重建145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地缘政治基础，获取最大地缘政治筹码。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政府三者虽然在华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追求有所不同，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都需要一个意识形态上与之完全一致，组织上听命于它们，政权上是其坚定盟友的政党和政府。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复制者，不希望出现标新立异者。可见，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在此三者的价值规约下很难走出自身的道路。（四）革命领导者与农民的价值隔膜造成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党员队伍自身对农村中心革命道路存在价值排斥。六大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社会身份一般是教授、学者、教师、报人、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远离乡村的中心城市，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身份一致、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目睹城市无产阶级在剥削制度下的困苦，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和解救欲，而对远离城市的农民阶级则存在隔膜，对乡村最底层的赤贫农民哀其不幸，对乡村流氓无产者嗤之以鼻。所以说，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有不自觉的价值排斥。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使他们通常不会倾向于拿起枪杆子闹革命，而是更倾向于用笔杆子讲道理的方式来启发城市无产阶级，进而唤起他们进行城市暴动，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带领农民闹革命，这既非其所长又非其所愿。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然袭击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层以知识分子为主而不是工人阶级，于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进行结构性改造。“指导机关工人化”和无产阶级化之后，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由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工人占21人。在“以俄为师”和城市中心论为指导思想，城市无产阶级还没有被全面唤醒并全部投身革命之际，这个经过共产国际结构性改组不久的党，不可能将农民革命问题视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农村而不是城市视为革命的中心，不但会被认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地位的否定，还会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直到1931年城市革命破产，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所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革命的中心才真正转向农村。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塑中国革命的本土价值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是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建构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权威性和主导性，甚至缺少足够的话语权，更多的是对自身革命行动向共产国际的解释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来自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在革命理论上、实践经验上、组织规则上强大的价值规约。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创造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是其中的灵魂人物，起了不可替代的根本的决定性作用。这条道路从对苏式价值规约的遵守开步，后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具体实践中突破，进而在曲折与挑战中一步步实现本土价值重塑。（一）苏式价值规约的遵循者与执行者土地革命的提出，表明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中国共产党搞“农民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并非因此而赞成中国共产党轻“城市中心”的道路，更非支持中国共产党弃“城市中心”的道路。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本土价值重塑的灵魂人物，首先是苏式价值规约的遵循者与执行者。在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出色完成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交办的各项任务，尤其出色地推动了农民运动，“通146过 教、带、给 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动员，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使中国革命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踊跃支持”10。“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遵照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才毅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带领部队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毛泽东此举并非有意违抗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宗旨和湖南省委会议精神，而是在出现不利局面时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当时除了带领部队撤上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以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井冈山是失败求存之举，但实实在在迈开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在井冈山的斗争也让毛泽东意识到，在城市力量敌强我弱悬殊巨大的态势下，这种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方式能让中国的红色政权长期存在。“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1148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在毛泽东下定决心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进罗霄山脉那一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本土价值重塑的大幕已然拉开。（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本土价值进行创造性重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本土价值的重塑是凭借其独特的个性、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深邃的洞察力、超强的鼓动力、出类拔萃的号召力、决然无我的大局观、超凡的战略眼光、杰出的军事才能、卓越的政治远见，在志同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协助下共同完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本土价值的重塑具有彻底的无产阶级性，具体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持土地革命，坚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坚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坚持为工农谋利益，坚持武装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本土价值的重塑具有系统性，具体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其一，以武装斗争为纽带，将党、政、军、民建成一体化战斗系统，服务于革命的对敌斗争，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其二，以中华民族利益为纽带，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者由革命的民族价值统摄，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的系统法宝；其三，将“枪杆子”和“笔杆子”二元一体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下，“两杆子都抓，两杆子都硬”，二者共同为捍卫和重塑本土革命价值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本土价值重塑所展现出来的中国道路特色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坚定不移走“农村中心”革命道路，确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革命道路。第二，坚决执行土地革命路线，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积极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剥削，以土地为抓手为农民谋取根本利益。第三，革命军队兵源主要来自农民，坚信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积极建立和开辟农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第四，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彻底推进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坚持无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地位，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将具有历代传统农民起义相似特点的农民军队改造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第五，坚信“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2544，“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枪杆子”“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12547。第六，坚决捍卫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要听党指挥。第七，牢牢握住“笔杆子”，党指挥“笔杆子”，党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进行无产阶级改造，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的特长，指导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对党员、对战士、对民众的价147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值教育和价值重塑行动中，发动知识分子主动广泛地对盟友进行革命价值认同的宣传。第八，以中华民族利益为纽带，“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2645。（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苏式价值规约的超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本土价值的重塑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实现了对苏式价值规约的全面超越，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党的独立自主、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党的纪律、党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进行全面重塑，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植根于大众、深受群众拥戴、独立自主、具有优良传统的大党。第二，对革命军队的价值重塑。将革命军队中的旧观念、旧习气、旧作风彻底清除，提出革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革命军队建设成官兵平等、纪律严明、深受百姓爱戴的人民军队。第三，对根据地地方政府的价值重塑。彻底打碎封建主义传统下的官僚主义、宗法主义、地方主义、封建独裁专断，将根据地政府建设成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府。第四，对党员干部价值观的提升和重塑。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头脑，将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谋利益、不为自身谋利益作为党员干部的立身行事准则。处罚犯下大错的干部，对党员干部价值观重塑产生了深刻的警示和规范作用。第五，对深受封建主义传统影响的广大农民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极其艰难且充满挑战的巨大工程，先通过土地革命让农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取得农民的信任，再通过党员干部、红军官兵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地方政府的惠民措施、利民政策，引导广大农民积极投身自身政治翻身和解放事业。第六，对革命阵营中广大知识分子的价值重塑。土地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充满五四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重塑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从而牢牢抓住革命的“笔杆子”。五、结 语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式价值规约下遭遇的原生性“中国式”问题，它是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宏大历史乐章的开篇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个原生性“中国式”问题带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旅。实践发展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无止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于当下国际形势、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与“西方式”现代化在内在价值上有显著区别。在“西方式”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规约的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进行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本土价值重塑。土地革命前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是原生性“中国式”问题，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是继生性“中国式”问题，二者虽在历史时间轴上的位置不同，但都面临所在时代的现实任务本土价值重塑，都在回答时代之问，都是所在时代的本土价值地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对苏式价值规约的超越，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价值的创造性重塑，为今天“中国式”现代化价值重塑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范例、思想资源和方法启迪。参考文献1 孟源北，孙宜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前提和核心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6）.2 周全华，姚鸿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综述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3）.1483 聂家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基于学术史综述的考察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5）.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 何丽野.马克思在农民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及其意义从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的一段删节说起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 李忠杰.领航：从一大到十九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0 白晓波.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政治动员的历史考察J.毛泽东研究，2020（5）.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责任编辑李小凤】Reinventing Local Values：Problems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ChineseRevolutionary Path in the Pre-Land Revolution PeriodLI Yong-le（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Abstract：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China s road in the pre-revolutionary period from theperspectives of facts and values expands the dimension and depth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hardship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question of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sa typical original“Chinese-style”question，which is roo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local fa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t thattime could not be fully coupled with the Soviet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style value statute gui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erms of national，political and class conditions.At a time when the vast majority of revolutionary pioneers had notyet realiz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is original“Chinese-style”problem lay in the remodeling of the Soviet-style values onwhich they had reli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Communists，represented mainly by MAO Ze-dong，cre-ated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in Jinggang Mountains，relying on the armed struggles of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touphold Marxism-Leninism and the ideals of the Soviet Union，which were the basis for the revolution.The Communists，mainly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created the Jinggang Mountains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and relying on thearmed struggle in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s，adhered to Marxism-Leninism，broke through the Soviet-style value stat-ute，and gradually reshaped the local valu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realizing a creative transcendence of the original“Chinese-style”problem，and stepping out of the Chinese way of the world s proletarian revolution.Key words：Value Statute；Local Value Reshaping；Pre-Land Revolution；Road Problem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