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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小的大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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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小的/大的? ——中美大学办学规模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项 贤 明 提要:大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张已成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高等教育发展资源过于集中和资源配置方式过于单一,追求规模效应和赢者通吃的社会心态,忽视社会和市场需要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等,是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证明,尽管小型大学有其弱势,但它们在教学质量和人类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包括其简单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管理,尤其是更多的师生互动机会,使得我们不可小觑它们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体系要实现多样化和层次化发展,就应当给小型大学让渡出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关键词:大学;办学规模;高等教育;比较教育 作者简介:项贤明(1965—),男,安徽人,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Bigger or Smaller: A Comparative Respect on the Scale of Universities in US and in China Xian-ming Xiang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general trend in ou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at the universities eagerly extend to bigger and bigger. The unitary and centralized way of developing resources distribution, the social attitudes preferring the size effect, and the inertial thinking of planned economy, are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is situ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l us that, even small colleges have their weakness, but they still have many evident merits, especially on respects of the teaching, the efficient simple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y which we cannot underestimate their significant status in our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massification process, we should enfeoff more developing space for the small colleges, to build 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diversified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That is not only the reques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of talents preparation, but also is the demand b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self. Keywords: University; Scale of college;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Xian-ming Xiang (1965- ), PhD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Beijing, 100872. “大学”就是“大的学校”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几近荒谬。然而,在我国,建设“大的学校”似乎正在成为几乎所有大学都趋之若鹜的一种发展潮流。伴随着大者优先的资源配置方式汹涌而来的大规模、多园区的“大”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迫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审视这一发展趋势,并思考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科技创新力、人才培养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然都是位于前列的。在那样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却活跃着一批高水平的小型大学。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就美国历史总体而言,小型大学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主流,是为年轻男女及其家人提供中学后教育机会的坚实核心”[[参考文献] [] Samuel Schuman, Old Main: small colleges in 21st century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 London, 2005, p.1. ]。大学,是否就应当是“大的学校”?对中美大学作一点比较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一 大个儿站前排? 尽管小型大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如在法国那样普遍,但根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10年的分类统计数据,在美国4633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总规模在2999人以下的小型大学(包括小型和特小型2年制学院2类、小型和特小型4年制大学6类)共2096所,仍然占总数的45.24%,其中1000人以下的特小型4年制大学399所,500人以下的特小型2年制学院有511所[[]The website of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http://classifications.car negiefoundation.org/downloads/public_file/cc2010_classification_data_file_4.29.2011.xls,2011年5月26日。 ]。按照我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2009年高等教育统计数据,在2305所普通高等学校中,3000人以下的院校313所,仅占总数的13.58%,这313所院校中501至3000人的有286所,500人以下者27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s4960/201012/113593.html,2011年5月26日。 ]。相比之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只有美国的一半,其中3000人以下规模的小型大学所占比例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从近年的发展来看,我国大学的办学规模仍普遍存在继续贪大求全的倾向。 我们的大学不断追求扩大规模,除了受到大工业生产背景下人们追求“规模效应”的影响外,各类大学排行似乎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办学规模的大小对大学排行名次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较大的办学规模往往在排名中会有一定的总量优势,但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应该能够把那些低质量的简单扩大规模给甄别出来,以测评出办学规模对大学办学水平和学术实力的真正影响。由于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等存在缺陷,在我国的大学排行评价中,大学的办学规模对其排行名次有着过大且过于简单直接的影响。不少大学合并,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推高自身在各类大学排行中的名次,而且实际效果往往也的确相当明显。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2011年全国性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排行榜的前50名中,大多数院校招生人数在5000人左右,其中并列排名第7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只招951人;单独排名的全国性文理学院(national liberal arts college)招生人数大都在1至2千人;大量单独排名的地区性大学和学院(regional university and college),多以本科教学为主,其招生人数大多是900多人。[[] The website of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 2011年5月15日。 ] 在这些小型大学中,不乏在某些学科有着很大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再看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广东武书连大学排行榜,不要说前50名,即便是前300名也难见到小型大学的身影 [[] 武书连2011年大学排名前800强,百度文库, 4431d9e6.html,2011年5月12日。 ]。 那么,就大学真正的学术实力而言,是不是确实存在着“大个儿站前排”的一般规律呢?显然并非如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所“大”大学一定比一所“小”大学强。不要说在法国特殊的大学校体系下那些出类拔萃的小型大学了,即便在美国,众多实力强大的研究型大学也并非都是规模最大的学校,相反,一些巨型大学却往往是学术实力并不十分强大的教学型大学。在特别关注教学质量、学生就业状况、毕业率和学校债务情况等因素的福布斯(Forbes)美国大学排行榜中,2011年占据榜首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仅有在校生2141人,第四名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在校生是1744人,第七名哈维福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在校生仅1190人,而哈佛大学排名第六,麻省理工学院则排名第九。由此可见这些小型大学较高的毕业生质量和良好的学校运作状况,同时也可以一窥美国产业界对这类小型大学的明确肯定和特别青睐[[] The Website of Forbes, 2011年8月8日。 ]。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虽然对大学的排名在美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Education Encyclopedia-StateU, “College Rankings - History of Rankings, The Pros and Cons of Rankings”, Rankings.html, 2011年8月16日。 ],但美国学界多数人并不十分在意这些林林总总的大学排行榜,至少没有哪家大学排行榜像在中国这样受到学界和社会如此普遍的热捧。为什么大学排行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要比在美国大很多?与此相联系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在我们看来简直小得可怜的大学能够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跻身前列,而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小型大学却难觅踪迹? 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发展资源过于集中和资源配置方式过于单一,导致“大个儿站前排,前排有奶吃,有奶吃长大个儿”,迫使大学竞相变成能引起管理部门特别关注的“大”大学。美国众多小型大学的资金来源是十分丰富多样的,除了学费和政府补贴外,还有各类基金会资助、各种社会捐助、商业赞助、宗教和社会团体资助等许许多多的资金来源。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中,有特色的小型优秀大学就有可能长期发展并脱颖而出。我国大学的发展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而且这些资源的分配也都采用了行政化的配置方式。大学办学水平的高低甚至学者学术水平的优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这些政府部门中的有关官员都是主要的标准制定者和评判者。这就迫使各大学都挤在行政部门这唯一的乳头下争奶吃,因而也就特别在意可能对这个评判者产生影响的任何因素,包括特别在意各种各样通过媒体被广泛传播的所谓大学排行榜。 其次,“赢者通吃”的管理和评价体制与全面追求第一的社会心态,也是导致我国大学盲目贪大求全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发育较为完善,个人的价值得到认可和突显,每个人只要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即是成功。我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不足,人的个性难以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张扬,往往只有那个第一名才能代表集体得到认可,所有其他人都只能淹没于被代表的阴影中。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只有“冠军”、“状元”、“一把手”之类才会受到关注,第一名以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失败者。于是,所有人在各个方面都必须争当第一才有活路,否则就只能做失败者。正如每个学者要争各类“学者”、“人才”的桂冠,否则在很多情况下就有可能不再被当成人才一样,在大学的校际竞争中,各个大学也要争取进入“985”、“211”,要在各类大学排行中争当第一,否则似乎就没有了发展的希望。这样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不仅推助了“大个儿站前排,小个儿靠边站”局面的形成,而且抑制了大学特色的形成,压缩了小型大学生存的空间,干扰和制约了大学创新能力的发展与发挥。 其三,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相当程度上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导致大学发展日趋“大、全、平、庸”的另一深层原因。与西方国家的大学高度自治以服务社会完全不同,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不仅学校办学重官方计划而轻市场和社会需求,甚至连学术成果也要按照计划在规定的时间生产出来。为了得到提拔,各级学术官僚必须努力争取更好地实现这些计划以博得上级欢心,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学术政绩”往往要高于真正的办学效率。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整套僵化思维模式,以及长期以来权力过于集中的管理方式,加之干部考核提拔制度直接导致的“学术政绩强迫症”,致使某些领导产生了焦躁心态,漠视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期望通过给大学“洒膨大剂”来尽快获得学术政绩,甚至给学者个人也“洒膨大剂”,给他们戴上各种“学者”、“人才”之类的高帽子,并期待这些站在前排的大学和学者能按计划在某年某月之前产生出震动世界的学术“成果”,其结果却是大学变得越来越大,效率反而越来越低,学者被逼造假交差,学界风气日益浮躁,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要改变“大个儿站前排”的状况,以避免简单的办学规模攀比,引导大学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真正提高办学水平和学术实力上来,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关键。 二 小大学的好处与难处 我们并非片面认为所有小的大学都比大的大学好,而是强调大的大学和小的大学都各有其好处,也各有其难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建立一个大型大学与小型大学并存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 说到小型大学的好处,优质的教学恐怕是最为突出的。在美国,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更多投入,以及与学生较多的接触,一般都是小型大学的重要卖点之一。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国性文理学院中排名第一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就特别标榜其小班教学、牛津式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参与等特色[[] The website of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 ]。卡内基基金会曾经在美国大学生中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学生是否同意这一说法:“总的来说,我相信这里的教师留意学生们的兴趣”,结果小型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的学生有88%同意这一说法,一般规模也不大的综合学院(Comprehensive Colleges)是75%,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Doctorate-granting universities)是72%,而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则只有71%的学生同意这一说法[[] Ernest L. Boyer, College: the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p.146. ]。很显然,较小的办学规模往往意味着较小的班额,意味着学校和教师能够在包括教学在内的许多方面给学生以更加全面细致的关照。美国南佛蒙特学院始建于1926年,是一所私立的文理学院,占地371英亩,18个专业可授予学士和副学士学位,目前在校生仅500人,平均班额16人,生师比为13:1,有90%的学生获得资助[[] The Website of Southern Vermont College, http://www.svc.edu/about/facts.html, 2011年5月25日。 ]。这样的班额和生师比,无疑可以增加学生与老师互动交流等各种学习机会。 小型大学另一突出的好处就是其简单高效的管理。由于办学规模较小,小型大学的内部组织和人际关系往往都比较简单和紧密,因而更容易管理,管理效率大都比较高。一般来说,较小的人群往往更易于团结一致,一个简单的小型组织比一个复杂的大型组织在管理成本和管理效率方面都会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这一点已经被众多研究所证明。在详细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波威廉(Gary Bonvillian)和墨菲(Robert Murphy)发现,小型大学的组织参与模式存在着一系列特征,如全体积极参与、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氛围、以及“不可避免的亲密关系”等[[] Gary Bonvillian, Robert Murphy,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Adapting to Change: the survival of small schools,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and London: 1996, pp.214-219. ]。麦克亚历山大(J. Harry McAlexander)和寇聂(Harold F. Koenig)的调查也显示,小型大学的校友会关系及校友与母校的关系较之大型大学更加紧密,因而在建立其品牌社群(brand community) 品牌社群是指建立在使用某一品牌的消费者间一整套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专门化的、非地理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它以消费者对品牌的情感利益为联系纽带,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社区的地理区域界限。 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J. Harry McAlexander and Harold F. Koenig, “Contextual influences: building brand community in large and small colleges”, Journal of Market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Vol. 20, No. 1, January–June 2010, 69–84. ]。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证明了小型大学的师生人际关系往往更加简单而密切,因而协调这些关系的管理工作也就变得更加简单而容易,这意味着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运作效率。 小型大学实际上更利于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因而更利于避免一些规模较大的研究型大学往往容易出现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毋庸讳言,小型大学在科研方面大多的确不如其在教学方面的成就突出,产业界和社会对小型大学的认可也主要集中在其优质的教学上。然而,田纳西州联合大学的马拉德(Kina S. Mallard)等人调查发现,影响小型大学学术产出的主要还不是大学规模本身,而是小型大学的学术文化及在其影响下教师们的自我定位。“这项研究强有力地说明小型大学的教职员可以并且乐于将教学和科研有机联系起来,这将使学术主管们(CAOs)期待其教职员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 Kina S. Mallard and Michele W. Atkins, “Changing Academic Cultures and Expanding Expectations: motivational factors influencing scholarship at small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No.3: 373-389, 2004, p.384. ]。小型大学在学术文化的建设方面往往较弱,但这并非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弱点。此外,较重的教学工作负担、研究设备匮乏和没有科研秘书等,也是小型大学在科研方面的普遍不足[[] Karen M. Markin, “Small College, Big Research”,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00095982, 2/22/2008, Vol. 54, Issue 24. ],不过这些不足也都不是不可改变的。 小型大学最大的弱点主要还是其在经费等方面应对生存危机的能力相对较弱。由于自身可调动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力量有限,小型大学在争取各类项目的能力方面往往难以与大型大学相抗衡,因而在争取经费支持方面的能力一般都比较弱。再加上小型大学的经费总量有限,一旦遭遇资金来源严重收缩等财政危机,其对抗危机的能力较之大型大学自然要弱一些。布莱尼曼(David W. Breneman)等人研究认为,“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小型独立学院是最为脆弱的机构,往往缺乏大笔的捐赠,高度依赖学费,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如果时世艰难,它们就有可能倒闭”[[] David W. Breneman, Liberal Arts Colleges: thriving, surviving, or endangere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94, p.20. ]。小型大学与校友会的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它对校友会支持的依赖程度更大也不无联系。正因为小型大学的生存能力较弱,在一个“大个儿站前排”的资源配置体系中,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资源又高度集中和单一,那么,这类学校自然也就很难存在了。当然,艰难的生存竞争在另一方面也是促使小型大学提高管理和运行效率的重要动力之一。况且,在财政危机面前,小型大学维持运作所需经费的总量也要比大型大学要少的多。 小型大学较弱的生存能力是否意味着它们在竞争中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呢?显然并非如此,这一点除了可以从小型大学自身一系列的优势来加以说明外,我们还可以反过来从大型大学存在的问题中得到印证。首先是大学办学规模过大往往容易导致教学工作不便照顾学生的个性,学生难以受到较为细致的指导和关心。大规模不仅意味着较大的生师比,同时还意味着教师除了要教更多的学生之外往往还要应付更多其它的事情。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到,在规模很大的大学里,学生与教师交流和接受教师指导的机会也会减少。其次是大型大学的组织结构及其管理工作更为复杂,因而其管理和运作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组织,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其内部人际关系也越发趋于复杂,管理、协调和控制内部关系的成本自然也会随之增大。在中国社会这样一种强调人情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人际关系模式[[]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Shils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82. ]中,大型规模社会组织的运行效率更是要大打折扣。一般情况下,适当规模的社会群体才会增加人际交往的机会,规模过大往往会削弱人际交往。同时,大学跨院系的学术平台常常由于脱离大学日常运作体系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大学规模越大,其学科专业划分也往往更多更细,因此,过大的办学规模往往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弱,这对学生尤其是本科阶段的学生奠定宽广扎实的知识基础往往是不利的。 近年来,我国大学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已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学校内部管理层次太多,尾大不掉;不同学科乃至学者个人之间在发展资源的争夺中矛盾激化,学科发展内耗增大,效率低下;过大的办学规模降低了大学运作效率,拉高了办学成本;规模过大也增大了高等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降低了高校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和市场中的适应能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一些办学规模较大的大学往往是由多所相对独立的学院组成的,一些大学的分校实际上几乎就是一所独立的大学。我国的高校规模再大也要实行“中央集权”,这就更加增大了大规模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了,给小型大学让渡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对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三 小的也可以是美好的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其名著《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曾经深刻地反省和批判了一味追求扩大规模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指出它为追求大产出而付出更大的投入实际上得不偿失,认为它效率低、资源消耗大、破坏环境,是人类贪婪的集中表现。实际上,“什么规模合适?取决于我们打算干什么”[17],他还特别以教学为例来说明问题:“某些东西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讲授,另一些东西显然能够通过广播、电视、教学机器等对全体讲授。”[[] E. 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40页,虞鸿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小型的大学尽管有可能较难进入那些本身就有缺陷的大学排行榜的前列,但仍然是我们高等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 首先,小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它们应当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美国人才市场上,那些本科从小型的文理学院毕业,而研究生阶段在研究型大学接受了专业训练的毕业生,往往是最受用人机构欢迎的。那些研究型大学,与以教学为主的巨型大学相比,规模一般也不会很大。本科在小型的文理学院上学,意味着学生可以在一个师生互动机会更多、课程更加综合宽广、人际关系更加紧密的学习环境中成长;研究生阶段进入研究型大学,则意味着在宽广的基础上更加深入扎实的专业训练和对学科前沿更好的了解。这样一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更有可能具备宽广的知识基础、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良好的人际关系兼容性和较强的创新能力,自然也更加容易受到用人机构的青睐。 其次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社会职能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分化和转变,本科后各类教育已日益成为年轻人进入社会的必要准备,而小型大学在实现高等教育基础阶段的社会职能中似乎具有更大的优势。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正逐渐明显地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即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层发展,本科教育的主要任务已从职业准备转向高等通识教育,“那种为人们提供专业和职业训练的教育,似乎更适合在专业的研究生院、本科后的技术学院或在职进行”,因此,有学者强调,“21世纪博雅课程(liberal arts curriculum)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征应当得到修正”[[] Lewis B. Mayhew, The Smaller Liberal Arts College, The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Inc., Washington, DC: 1962, p.50. ]。高等教育发展的进一步延伸,以及由这种延伸所带来的层次化,给小型大学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一些特殊专业的特殊需要也使得小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一些特殊的专业,譬如艺术、外语等,其教学效果对师生交流、个人经验的人际熏染和个人体悟等具有高度依赖性,面对面的师生互动在教学过程中有着更加独特的价值和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更需要控制学校和教学班级的规模。这方面的一些成功案例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著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其在音乐人才培养方面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就与其规模控制不无关系。该校学生总数一直控制在160人左右,学生不仅不用交学费,而且有奖学金并能够受到极好的专业发展支持。较小的规模不仅使该学院长期保障了高质量的教学,而且也使其较容易在一定的资金支持下走出这种免费精英教育的特色办学之路。 纽曼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中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所大学,依其通常的职责,就不是一个铸造场或制造厂,也不是一架简单乏味的跑步机,而应如一位养母(Alma Mater,通译‘母校’,拉丁文原意为‘养母’[[] 《韦氏美语新世界词典》解释“Alma Mater”字源为“L. fostering mother(拉丁语:养母)”。See David B. Guralnik (Ed. in Chief),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New York &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38. ]),对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了如指掌。”[[]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4~105. ] 就此而言,小型大学无疑更接近大学原初的职能,也更容易成为较好的“养母”。 在大众化发展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多样化和层次化的发展任务。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多样化和层次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在本科阶段和某些特殊的学科专业领域,给一些小型大学让渡出乃至创造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在研究生阶段则重点发展适度规模的研究型大学,以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和世界趋势的,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本身的需要。在大众化发展过程中,小型大学的发展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普及与提高、大众性与精英性、学术性和职业性等主要矛盾,不拘一格地造就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与此同时,由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相对比较简单,小型大学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更易于先行先试,为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进行有益的探索。 要给小型大学创造发展空间,以利形成层次化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首先应当逐步实现大学所需资源的来源及其配置方式的多样化,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就必须改变高等教育发展资源配置高度集中于行政部门的现状,将一部分资源配置职能逐步向专业化的学术机构或社会机构转移。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要给一些综合实力不一定很强但在某些专业领域学有专攻的有特色小型大学留出一定发展空间,避免重蹈“大个儿站前排,前排有奶吃,有奶吃长大个儿”的恶性循环。其次,为了实现层次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我们还应当给高等学校自主发展让渡出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在学科和专业领域的发展问题上,更是要给高等学校预留出充分的自由空间,为大学实行洪堡所谓的“自由和寂寞”的组织原则创造条件。学术领域的自由空间虽不是创新的充分条件,却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过度行政干预,既是阻碍学有专攻的有特色小型大学健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扼杀所有大学创新力最快且最有效的方法。 正如美国南佛蒙特学院校长格罗斯(Karen Gross)所言,“考虑到我们的差异和个人偏好,我们既需要大的大学,也需要小的大学——就像我们既需要大商场和超市,也需要农贸市场、小专卖店及其他”[[] Karen Gross, “When Less is More: the role of small (really small) Colleges in Today’s Educational Marketplac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Summer 2008, p. 17.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好处。我们党和政府一贯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任,而人民的需要总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我们的大学也应当是多姿多彩的,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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