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严格管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doc

-范文最新推荐- 通过严格管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党要管党，关键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重点是严格管理干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山东省莱芜市把严格管理干部作为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考核评价上从严，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履职尽责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为了促进干部积极履职尽责，莱芜市着力强化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一是建立公开承诺兑现制度。市直机关各部门围绕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等工作，面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市里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和服务对象代表对各部门的承诺兑现情况进行考评。二是积极探索考核和评议分开的考核评价制度。干部工作实绩以考核为主，干部思想作风以评议为主，从而形成鲜明的工作导向和用人导向。三是建立奖惩机制。坚持以实绩论英雄，对考评优秀、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给予必要奖励，优先予以提拔重用。例如，对农村支部书记的考评，采取乡（镇）考村评方式，由乡（镇）党委和基层群众分别进行考评，考评结果直接与其待遇挂钩。 今年农村工作的一个着力点是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系。只有这样，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才能形成。在这方面，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农村民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并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政策举措不仅能短期见效，而且具有深远意义。 改善农村民生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要素具有非同质性，素质低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素质高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条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贫穷不仅意味着缺乏收入，更意味着缺乏能力。我们所说的公平分配，基础应该是获取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培养上的公平。而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及其子女的能力建设，影响了他们在平等的起点上与其他社会成员公平竞争，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难以提升、农民收入难以增加。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关注农村民生问题，积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事业、文化事业，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这也就是注重农民的能力建设，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如果我们能培养数以亿计体魄健全、思想和文化素质较高的新型农民，使农村的就业结构逐渐适应农业和非农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能为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区和本地区以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将农村庞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他们中一部分人留在农村，将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许多人走出农村，也将适应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合格参与者。 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使城乡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而且使他们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更大差距。改善农村民生，逐步使城乡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能促进农村消费、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从长远看还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广大农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加快制度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城镇化问题上强调制度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在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上取得了理论突破。 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农民工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在农村流动人口中，外出农民工是最大的群体。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在挤压农民工合理的劳动待遇、像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导致了初次分配的扭曲。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原始收入包括3个部分：劳动者收入、福利基金、津贴和补贴等其他收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首要的条件是对他们的初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应该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让农民工工资能够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并且工作条件和福利状况能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得到改善，从而使农民工进城落户具有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关键是使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从长期的实践看，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户籍，更重要的还在于附着在特定地区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以预见，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将陆续出台，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这部分人在城镇有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住房，并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和流转制度的推行等就可以减少制约，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就有了坚实的依托。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融入各类城市和小城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迁进程，将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解决三农问题，确保我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实现平稳较快发展，进而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胡锦涛同志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在目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形势下，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着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于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是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的有利时机 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目前已经进入企稳向好阶段。宏观调控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从内需不足更多地转向结构制约，而且现实生活中以产能过剩、粗放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为基本特征的结构问题是制约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我们亟须利用当前通货紧缩压力已经消退而通货膨胀压力还在预期状态、尚未真正到来的有利时机，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决心，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加大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的力度，把短期调控政策和中长期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界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时机弥足珍贵，更多地考虑如何优化调整结构，以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尽快地从粗放型转为可持续的集约型。 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都应与结构优化调整相呼应 在4万亿元投资之外，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内需结构应注重合理促进消费，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并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实际上，为了刺激消费，中央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创新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如对种粮农民的直补，加强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保护及保障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和退休人员退休费标准，推动新医改，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实施住房安居工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实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这些举措对于扩大内需、增加消费，进而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作用。2018年，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加大力度和增强针对性，特别应注重结合城镇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加强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与消费有关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机制不完善以及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垄断行业和大型垄断企业凭借垄断权力和国家特许权，不合理地、过多地占有国民收入份额。对此，亟须通过进一步深化相关改革加以解决。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应当特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作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质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升级换代。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关键是要更加强调和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行政手段的作用比较有限，其副作用也比较明显。法律手段需要强化，但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一种慢变量，而且其作用也是框架性的和比较原则性的。实践证明，政府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具体事项不一定能看得很准，往往只能提出一个方向，比如说推进节能降耗，到底什么样的企业在节能降耗中有竞争力、能够站得住脚，需要通过竞争才能知道。法律的作用也主要在于维护、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规则与环境。实际上，推进结构优化调整，往往只需要政府给一个导向、法律给一个公平竞争框架，再加上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规范化设计和运用，比如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补助等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在竞争中优化配置资源，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税收是众多经济手段中一种重要的、基于法治的规范形式和工具。在税制方面，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的区别对待措施。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都应该上调，从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节约使用初级产品，刺激各经济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促使消费者更趋向于采用节能、环保的消费方式。不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从当下的迫切需要来看，这种经济杠杆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目前正是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有利时机。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生活中的通货紧缩压力已经不复存在，通货膨胀虽有预期、但还没有形成现实的较大压力，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出资源税税负调整改革。通过资源税负调整形成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达到把一些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淘汰出去的效果，同时使大部分企业经过努力能够顺应节能降耗的新机制而继续发展。至于这方面的改革对民生的影响，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化解，如提高低保标准，保证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等。 发展政策性融资对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客观地评价，仍处于金融发展的较低阶段。要使金融体系的运行更有效地配合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还需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需要实行有保有压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措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要求商业性金融系统直接承担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责任。商业性金融系统中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在央行的总量调控信号和相关风险约束条件下，锦上添花式地去支持那些直接效益最明显而风险最有把握规避的项目和领域，这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机制的资源优化配置。商业性金融是以赚取利润、降低风险为业务导向的，只能间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至于融资事项上直接的区别对待、以优惠的利率和放贷条件给予雪中送炭式的支持（包括绿色金融等），则大多属于政策性金融的范畴。而政策性金融体系不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历史中还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赶超进程中，都是被放在战略层面来考虑的。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完成这些艰巨复杂的任务，发展政策性金融至关重要。 近年来的一些经济社会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救灾重建需要金融支持；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抗寒过冬需要金融支持；进一步支持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和难点。可以看到，各商业金融机构对这些事项的表态都是非常积极的，但背后却没有支持它们长期从事这类业务的动力，因为资金运用的这种结构取向并不符合商业性金融的内生运行机制。真正与这种金融需求相适应的是政策性金融，以及通过适当政策条件吸引商业金融机构参与的政策性融资事项。其具体运行形式，既包括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理构建与运作，也包括以招投标方式选择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事某些政策性融资业务，特别是需要形成被支持对象（包括中小企业、农村和农业的项目等）与银行、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与相关财政部门间的协调和联动机制，以达到有效控制风险、提升信用和综合绩效的多赢结果。应该说，这是优化调整经济结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手段，也是一个涉及我国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体系全面改进的新挑战，是一个必须在中长期发展、改革、稳定中着力处理好的创新过程。只有形成这样的体制机制，以金融支持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包括支持三农、支持中小企业、支持自主创新、支持节能降耗等工作才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9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