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考察、内涵阐释与现实指向.pdf

第4 6卷 第2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4 6N o.22 0 2 3年3月J o u r n a l o fY a n g t z e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E d i t i o n)M a r.2 0 2 3收稿日期:2 0 2 2 1 2 0 5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机制及 脱贫摘帽 后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S C 2 1 C 0 2 9);四川大学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项目“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百年奋斗的内在关联研究”(MY J S J S 2 0 2 1 0 9);四川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建设研究 以课程思政为例”(G S SC U 2 0 2 1 0 8 7)作者简介:王元聪(1 9 8 6),男,云南昭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元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考察、内涵阐释与现实指向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4 6(2):9 2-9 7.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考察、内涵阐释与现实指向王元聪(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6 1 0 2 0 7)摘 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先后经历了从“天然同一”到“主客二分”再到“和谐共生”的嬗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丰富,构建生命共同体是核心要义,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取向,建设美丽中国是目标导向,推动绿色发展是根本方法。从现实指向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生态理论与实践的批判超越,彰显了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独特优越性,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命共同体分类号:X 2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 7 3-1 3 9 5(2 0 2 3)0 2-0 0 9 2-0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典型特征。纵向回溯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历程,既有益于窥探其演进脉络和前瞻其未来走势,也有助于洞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意蕴和现实指向。概言之,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大维度辨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理论上贯通“学思用”的逻辑起点,也是实践中统合“知信行”的关键环节。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历程:从敬畏崇拜到和谐共生 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生态问题就如影随形。在原始文明阶段,即便人类对自然秉持恐惧敬畏的态度,但也曾经因为过度放牧猎杀而导致生物链失衡;在农业文明阶段,即便人类对自然秉持依附顺从的态度,也曾经因为过度砍伐开荒而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各式各样的环境问题。在此期间,由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生产力水平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尚未超出其承载和自我修复的限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处于和谐状态。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加速了对自然的攫取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对立,自然相应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向人类实施报复。在此背景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转向和谐共生。(一)原始文明阶段:人类敬畏崇拜自然原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历时长达百万年之久。在此期间,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完全依赖于自然生产力,人类与自然之间浑然一体。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唯有通过采集、捕鱼和狩猎等方式来获取生活资料,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生态的损害程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知之甚少,既不能解释各种变幻莫测第4 6卷 第2期王元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考察、内涵阐释与现实指向 的自然现象,也无力抗衡影响和制约人类自身发展的各种自然力,但又必须从自然界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因此,远古先民便由衷地对生命体和自然环境产生敬畏之感,最直接的呈现就是图腾崇拜。究其本质,作为生态文化具象表达的图腾崇拜,是早期先民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有机界的一种启蒙性认知。在漫长的蒙昧时代,智力未启的原始人类通过图腾崇拜方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之感,希冀通过祭祀祈祷活动获得神灵庇护,以此确保种群的存活和繁衍。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对独立存在着并起着作用的自然规律认知有限,因而只能被动适应、盲目崇拜,不 可 避 免 地 成 为 自 然 的“盲 目 的 必 然 性”奴隶1(P 1 5 3)。客观上,由于人口基数较小、生产力水平极低,相应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侵害也微不足道,人类活动尽管具有负面影响,但还远未形成生态危机。简言之,在原始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完全寄生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自觉坚持以自然为中心,呈现出典型的“自然中心主义”特征。(二)农业文明阶段:人类依赖顺从自然进入原始文明后期,随着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和生产工具的逐渐改进,加之对物质的需求不断提升,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在增进认识中积极改造自然,人类社会逐步从原始文明进入到农业文明。相较于原始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更为先进,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铁器工具的出现和运用,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2(P 3 4)在此期间,人类通过日常观察与经验总结,对自然规律的了解逐渐深入。在农业文明阶段,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繁衍与发展,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竭力改造自然,人类的肆意活动在客观上对自然系统的平衡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了破坏作用,自然界也开始以干旱、洪涝、泥石流等灾害形式对人类实施报复。诚然,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虽然大量使用了铁制器具,但生产方式却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能源利用也仅限于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传统可再生资源,在此期间虽然也出现了生态问题,但生态破坏程度并未超出环境的承载限度和自我修复能力。简言之,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从属于自然,自然仍主导着人类,人与自然之间总体上处于和谐状态。虽然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繁衍等行为都需依赖自然,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类又在充分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希望通过更好地利用自然来为自身服务。相较于“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观,人类的主体性需求逐渐凸显出来,呈现出典型的“亚人类中心主义”特征。(三)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征服掠夺自然进入1 8世纪,蒸汽机的改良运用标志着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先进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生产方式。纵观工业文明阶段,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释放出巨大的创富效能。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 4 0 5)辩证地看,工业文明虽然以领先的技术优势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究其原因,根源是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效用原则。当资本遵循增殖与效用原则运行时,相应会遵从以追求利益至上为要义的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推崇的是“拜物教”理念,将“越多越好”视为发展的应然轨迹,将物质财富积累的数量多寡作为权衡优劣的标准尺度,将科学技术视为满足物欲的优选工具,将征服并改造自然作为聚敛财富的基本范式。从运行机理看,资本的增殖与效用需要经历输入与输出的转化过程后才能最终得以实现。所谓输入是指肆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输出则是肆意向自然排放各类垃圾和污染物质。如此反复,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势必会引致和加剧生态危机。在此期间,“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了自然生态观的核心理念,比如著名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人类是最优秀的灵长动物,可以随意对待自然而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人类中心主义最大的痼疾在于将人类的利益预设为价值原点和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并且试图控制并主宰自然。这种黑色文明漠视了生态发展权,人类为迈向社会更高层次而滥用主观能动性,肆意挥霍自然资源,人为割裂自然界生存与人类自身命运同发展、共呼吸的整体性。简言之,在工业文明阶段,人类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对自然进行肆意地征服、掠夺和奴役。(四)生态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业文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了巨大财39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3月富,自然也相应向人类做出了警示、惩罚与报复。面对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人类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承载限度,必须以遵循规律为前提,与自然和谐相处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标志着开始进入到生态文明阶段。相较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突出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人来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亦即,人因自然而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正如恩格斯所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4(P 4 1 0)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又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人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正如列宁所言,“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 盲目的必然性 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1(P 1 5 3)所以,人的活动必须始终遵循自然规律,绝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习近平总书记也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5(P 3 9 4)。这也就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实现了和谐共生的转向。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本质要求维度来展开阐释,才能够更加充分有据。总体而言,构建生命共同体是核心要义,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取向,建设美丽中国是目标导向,推动绿色发展是根本方法。(一)核心要义:构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本质要求。辩证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的实现,需要将人和自然视作有机的生命共同体,既要凸显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要注重作为载体的自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论述自然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6(P 5 5)的重要论断。这也就意味着在对待自然和生态治理的过程中,不能人为地割裂诸要素,而要从全局出发围绕协调性和全面性展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7(P 2 3)。作为有机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进步与自然的发展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中,既要看到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对自然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要看到自然环境的日益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显性或隐性反作用。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7(P 5 0)。这进一步揭示了人类对待自然的理念、态度和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语境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载体的自然被视作一个整体,属于生命共同体。这是因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绝不是单向度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或者促进人的发展,而是把人和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既要保护好环境,也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在保护生态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进一步而言,从生命共同体的维度和效度审视,意味着人类对待自然必须秉持尊重、顺应和保护的基本态度。因为如果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一旦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或触及自然底线的情形,自然最终都会进行报复,最后的结果就是走向毁灭。放眼全球,作为存在物的全人类,对作为载体的自然而言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所追求的永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自然生态安全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只有保障自然生态安全,人类才能得以正常的繁衍存续。因此,无论是山水林田湖的生命共同体,还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抑或是地球生命共同体,都是人类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拓展与升华,都要求从生命共同体的层面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内涵的隐喻。(二)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双重指向,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人民至上的实践遵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循序推进,党和国家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意识到自然生态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虽然在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关于自然生态理念的表述话语各49第4 6卷 第2期王元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考察、内涵阐释与现实指向 不相同,但其指向性都纷纷彰显了人民性的典型特质。回溯发现,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就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并且在后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强化,始终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造福子孙后代的高度进行阐释定性。从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围绕着修复生态和保护环境这一工作基线,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展开实践的出发点和归着点,不仅强调要让人民群众能够平等地享有作为公共产品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还要求良好的生态产品和生态福祉应该实现良性循环和代际传递,确保子孙后代依旧能够“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切实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具象表达。总体而言,无论是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抑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民主体性的价值取向都是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都强调要将美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兑现的是党对人民幸福美好期许的承诺。概言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在地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价值旨归的具体体现,也遵循了在过程中依靠人民来共建共治,结果上为了人民能够公平共享的目标导向,是一种兼顾过程与结果的方法论自觉。(三)目标导向:建设美丽中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这表明建设美丽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设美丽中国,既是从实践层面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回应,也是纾解生态领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客观需求。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换的时代背景下,人民的需求维度转型升级,加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就是通过营造宜居舒适的生产生活空间、提供优质宜人的生态产品,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从目标导向维度审视,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和谐是基础前提,共生是现实结果8。相较于西方式现代化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进路,中国式现代化在初始阶段就面临着自然环境约束趋紧、资源匮乏日趋显现、生态危机散点暴发等多重压力,因此必须坚持从源头、过程和末端进行系统化治理,坚决破除“三高一低”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加速推进生产模式转向绿色低碳环保,促进自然生态日趋向好。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擘画了到2 0 3 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7(P 2 5)的中长期目标,提出了未来五年美丽中国建设要取得显著成效的阶段性目标。这也就意味着美丽中国建设不再是口号标语,而是通过制定时间表、划定路线图,能够得以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概言之,建设美丽中国既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在地融入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建设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外在形式和阶段性目标导向。(四)根本方法:推动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7(P 4 9)。这是因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关系冲突的呈现结果,究其根源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引致,换言之,“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9(P 2 5 5)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辩证地审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倡导并推广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匹配的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坚决抵制物欲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异化型社会现象,分别从源头、过程和末端综合施策,寄望能够有效规避自然生态痼疾,切实将低碳循环、绿色健康和文明理性等现代化生态理念全方位融入到社会再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全过程之中。从本质上讲,推广践行绿色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并涉及到发展观念的变革、重塑和再造,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表征,需要分步循序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才可能得以真正贯彻并有效落实。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通过调整结构、转换动能来加速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决摒弃过往的“三高一低”型传统增长模式,彻底规避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的短视行径,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1 0,集成科技赋能和创新驱动合力,消解绿色发展运行中的现实梗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提振生态文明理念、强化和谐共生意识,将绿色化理念全方位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重塑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氛围。概言之,作为新时代的一种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要求坚持以科学的生态思想为引领,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实践遵循,以自然生态的增59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3月殖与转化为行动原则,不断完善、调适和创新自然生态治理策略,这不仅有益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品质生活,而且也是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方法。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除了是一种理念或存续状态之外,还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向性。简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生态理论与实践的批判超越,彰显出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对西方现代化生态理论与实践的批判超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沿循“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逻辑,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诸多侵害自然、破坏生态和违背规律的行径引致并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在西方的极力鼓吹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充满幻想并接踵效仿,希望通过大规模的采掘和出口自然资源来拉动经济增长。事与愿违,随着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渐趋恶化,这些地区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源诅咒”之中,难以为继的消耗型发展导致贫困、动乱和分化等乱象层出不穷1 1。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提出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枷锁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增长陷阱,旨在领导全国人民走上可持续、韧性强、高质量的现代化康庄大道,这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究其本质,西方式现代化建立在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它的实现过程是一种“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3(P 5 9)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和创富中前期,资本所有者为了创造更多财富和实现资本的有效增殖,通常把人设定为主体,把自然界视作载体,认为人类可以对自然进行肆意索取、挥霍和倾泻,毫无生态伦理或理性意识可言,换来的是自然界的无情报复生态危机。与之不同的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性,将生态文明纳入到现代化建设总目标之中,从本质属性层面深刻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实然和应然关系,开创了人类生态文明的新形态。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党和国家始终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环境”等自然生态观,并且将“美丽”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深邃理解。相较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态向度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批判、摒弃和规避西方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短板、缺陷和弊端,强调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道路的独特性和效能的转化率。既主张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一种生态理念,全方位立体化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也强调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一种生态指南,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前进航向,构建彰显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二)彰显了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关系中国共产党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水平和方位的精准研判,从国家战略全局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阐释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断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以更加普惠的生态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之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和发展的大势所趋。有鉴于此,党和国家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既要确保生态环境不受负面影响,又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亦即,探索出一条生态发展、生态良好和生活富裕相得益彰的文明发展新路。1 2(P 1 2 4)可见,党和国家已经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遵循,旨在通过生态治理夯实环境基础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外延,在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拓展,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更加需要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性认知,以之为创新理论和推进实践提供逻辑导向,从而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69第4 6卷 第2期王元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考察、内涵阐释与现实指向 建设,通过构建生态文明新发展格局助推高质量发展和助益高品质生活1 3。简言之,新时代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能够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其中内在包含的“生产发展、生态良好和生活富裕”要求,不仅能够有益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而且能够开启通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未来的新起点,还能在客观上助益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1 4。(三)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生态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密切相关,也关涉到全人类的前途命运。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世界各国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纷纷致力于探寻应对策略。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从国家战略全局高度推进生态治理,推进构建互利共赢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断的提出,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全球生态治理的独创性贡献。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参与者、引领者和践行者的姿态出场,不仅主动履行全球环境治理的国别责任,主张国际交流合作中应融入生态元素,强调世界各国在生态治理中应该同舟共济、群策群力1 5。具体而言,在理念层面,中国坚持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倡导对自然常怀敬畏之心,要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秉持共同体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在立场层面,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出生态环境与各国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也有利于拓展更加公平高效、持续安全的发展空间,各国的发展都应该将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标尺,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在价值层面,中国切实坚持生态多边主义,提出全球生态治理与各国密切相关。各国应自觉捍卫国际治理体系、生态秩序,携手共建、信守承诺、久久为功。在原则层面,中国主张共同但差异化的承担责任。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发展需求和综合能力各有差异,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和能力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立足国情,各尽所能。概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体现了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所达到的认知新高度,而且彰显了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责任和中国担当;其中蕴含的人民性立场、差异化原则、系统化思维、整体性模式,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解的独特性与先进性,而且能够为全球生态治理实践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方法论。参考文献:1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 0 1 7.6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7.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2.8 曹孟,勤姜赟.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哲学思考J.中州学刊,2 0 1 9(2).9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2 1.1 0 王元聪.绿色减贫的靶向功效、运行逻辑及长效机制基于“主体产业空间”三维互嵌耦合阐释框架J.思想战线,2 0 2 0(2).1 1 王元聪,陈辉.从绿色发展到绿色治理:观念嬗变、转型理据与策略甑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9(3).1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2.1 3 肖芬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耦合协同评估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2(3).1 4 王元聪.绿色治理内涵的分维拓展及与绿色发展的辩证关系探析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再思考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0(6).1 5 朱可辛,孟书广.历史、现实与未来: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维度J.党政研究,2 0 2 1(2).责任编辑 肖芬蓉 E-m a i l:s i m p l e 5 2 2 21 6 3.c o m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