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的湖南(全书内容)复习进程.docx

精品文档本文讲述的是千年前湖南的一次传奇般的崛起,自古湖南被目为南荒之地,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条件样样不如人,却何以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中获得良机,异军突起,崛起为历史上一个富强,令周边羡慕的小国?又何以在后来的宋朝继续闪耀出辉煌成就,成为令人景仰的人文荟萃之所?在此先介绍头三篇的目录纲要,重点在第三篇,这是本文的重中之重第一篇 五代十国的功过1，历史的天空（五代十国对唐宋转型所起的作用）2，十国的历史贡献（保全了南方的财富，为宋代的繁荣奠定物质基础。江西、福建、湖南异军突起，成为新型发达地区）第二篇 马楚建国1，魔兽横行（介绍唐末大乱，与楚国开创者马殷从军生涯）2，黎明前的黑暗（唐代湖南的荒凉落后）3，行尽江南闻鹧鸪（马殷集团南下占据长沙，局面柳暗花明）4，拥戴为帅（马殷成为主帅的故事）5，远交近攻（马殷的对外战略，对内扫平湖南群雄，行仁政）6，横扫桂岭（出兵扫平桂林一带的军阀，保护湘江上游不受侵扰）7，自毁屏障（对外的失误，及与周边政权的合纵连横）8，小一统（实现湖南统一，与江南政权的暖昧恩怨）9，浏阳口歼灭战（马楚立国之战，稚嫩的湖南水军如何击败强吴入侵?）第三篇 造福三湘1，湖南的经济怎么搞？（介绍湖南地理，人文条件的落后，对商业发展的不利，先天不足）2，要买茶，找湖南（振兴湖南经济的突破口,选定了唐代新兴的商品：茶叶。怎么推销出去？江淮，川蜀之茶遍天下，何以湖南能卖茶致富？）3，高季兴不高兴（湖南与中原通商的出口被恶邻把持，对手利用优势的商业地理条件打压湖南，湖南出路何在?）4，近水楼台先得月（江陵在地利上相对长沙占尽优势，湖南发展经济，怎么绕过这个坎?）5，自古知兵非好战（战争目的只为保护人民安居乐业，马殷不为争地盘而害民，及江南三代领导人节俭养民，复兴江淮经济的故事）6，马得“廖”必肥（讲述马殷时期，江西两大家族在战争中移民湖南的事迹，以及对湖南后世的影响）7，蓝色的挑战（讲述广东的南汉国，浙江的吴越国与湖南的经贸往来，连姻，介绍二国经济、政治及趣闻。以及江淮吴国掐断了吴越与湖南的交通线，导致吴越不得不下海，寻求与中原联系、做生意的故事）8，风云变幻（湖南面临周边各国的竞争,湖南领导人的对策）9，富盛雄于列国（湖南商业条件落后，用什么方法击败江陵、川蜀，吴越这些对手？湖南是如何在短短三十年间崛起为南方一个富强之国？湖南这次经济腾飞的盛况与影响）马楚，又称南楚，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割据政权。马楚所在的历史时期，人们称之为五代十国。第一篇 五代十国的功过随着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的崩溃，中国历史陷入自西晋以来又一个大分裂时期，北方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代交替更易,史称五代。而南方则前后出现了前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九个割据政权，加上位于北部的北汉（今山西太原一带），凑满十个，合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之交，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大变革，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的时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唐朝“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按这个划分，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仍然处于较旧的封建阶段，倒是后人们普遍认为中晚唐这个“衰世”，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却开始孕育出新的变化。在盛唐，货币经济尚未恢复到西汉水平，社会上仍然盛行实物交易，最流行的支付手段竟是布帛而不是铜钱。那时的城市禁止夜生活,连长安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也实行严格的宵禁，一到晚上就死气沉沉，平民夜间随便出门是要被拘留的.商业贸易被限制在固定的坊市之内，还远未形成发达的生活服务业和市民阶层.这些都反映出盛唐虽国富力强,但在形态上仍然落后，而改变都是从中唐才开始的.唐代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依然很雄厚，剧烈的土地兼并就不可免，到中叶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坏，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只好改行两税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许多拥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军阀，形成了藩镇割剧的局面。波澜壮阔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毁灭性扫荡了门阀贵族这个腐朽势力，使之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无法消灭藩镇这个新怪物。藩镇不解决，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级就无法完成。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中国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倾向的倒退。在经济领域，中晚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达到空前高峰，而封建进程也从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阶段，过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农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获得了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因此被史学家誉为“近世”。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了全面恢复,欣欣向荣的长江流域又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荣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加进步和全面，社会也变得更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惊人，甚至出现了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难怪陈寅恪曾感叹“唐近古，宋近今”。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到“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五代十国为这一伟大进程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五代十国虽被后世目为混乱黑暗的“季世”，但它不同于东汉末和晋代的大分裂，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时期，旧的政治阶层被消灭，新的因素在壮大，每个短命小王朝多不再以门第取才，态度务实，唯贤是举，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在排除着旧的、腐朽的因素。正如著名学者邓小南所说，这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是一个为治世做准备、由坏向好的过渡时期。 “五代”和“十国”还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历史分工：五代着重于解决藩镇问题，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转型。十国则保住了中唐以来南方的经济成果。到宋初,这场变革所需的政治、经济上的两个条件都已俱备,才会造就新的辉煌.所以五代的贡献是组织结构上的,是制度上的,是骨架,是灵魂。十国的贡献则是物质上的，是生产力,是血和肉。正因如此，北方为五代的政治升级，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十国则和平富庶得多。五代个个是军人政府。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皇帝沦为傀儡，藩镇统帅自己也常是骄兵们的玩物。更有弟夺兄位、子弄父权，至于宦官干政、外戚揽权、伶人恃宠。封建政治所有的丑陋现像在五代都淋漓尽致的上演着，可谓“五毒俱全。藩镇之间也是互相撕咬，“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仅在中原地区，短短五十三年间改朝换代多达六次,前后变更八姓十三君，至于下层生灵涂炭的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五代结束时，中原人口最稠密的汴京及周边数千里之地，没有荒芜的土地，仅仅十之二三。与黑暗血腥的北方相比，当时的南方，却展现出一派天堂般的画卷，既欣欣向荣又充满活力。南方总体上形成了六个小版块:江淮的吴与南唐前后更易。四川的前后两蜀国浙江的吴越广东的南汉湖北荆州的南平（又称荆南）福建的闽国湖南的楚国南国风光，千里沃野，万里水乡。千年以来，皆是人们向往的佳丽如云之地，富贵温柔之乡。而今又被这些精巧别致的小国装点得五彩缤纷位于天府之国的前后两蜀，七十年间基本太平无事，仓库都装满了财物。成都街头繁华如锦，城周遍植芙蓉，每逢鲜花盛开，四十里望之如锦绣。人们的生活水准是中原之民望尘莫及的，“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都市家庭的宅男宅女们，三十好几了还不认识麦苗为何物，甚至以为笋子和芋头是长在树上。盘据浙江的吴越享祚八十余年，历时最久，也是富得流油。苏东坡华丽的赞誉她“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杭州就此取代了苏州江南头号都市的地位，“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号称地上天宫；南汉则以海贸立国，广聚南海珠玑，以至奇珍异宝多得没地方放，“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内府，岁久不可较。”国主拿白玉珍珠做宫殿，并“饰以金碧翠羽闽国建于福建，这福建本是偏僻落后的岭外荒蛮之区，经过三十多年治理,不仅“公私富实，境内以安”，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突飞猛进。十国结束时，福建整体实力已堪与江浙四川并驾齐驱，号称“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在文化领域更一度傲视群雄，成就居全国前列。荆南为国最小，也过着年谷丰登的小康生活，首府江陵身居五代最大的茶市，仅靠商税就可养兵三万。说到十国，自然不能不提及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南唐了。在历史爱好小众化的今天，人们对五代十国的认知，相当程度来自李煜的明星效应。这位名传千古，才情绝世的大词人、大艺术家以其浓厚的感染力，风流儒雅的气质，为一代代小资们所青睐和热捧。李煜生在一个“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的文明大邦，这里人才济济、制度先进。作为十国的佼佼者，南唐幅员广袤,地跨今天六省，又沾着金陵王气，透着一股雍容超凡的贵雅气度。而且人口之多，经济文化之发达居天下之最。境内“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鼎盛之时仅皇家内库就储存着价值七百万贯的财产，实力最为强大.甚至声称自己拥有大唐后裔的正统地位,一度欲与中原王朝试争鼎。相对于乱得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北方，南唐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了特别重大的成就。宋朝初年，国家藏书不过一万卷，南唐的藏书竟达10余万卷，而且质量和校订精美得多。境内学风浓厚，南唐的国子监与庐山国学，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最高水平。不仅在州县普及了学校，而且民间也盛行办学之风，私人书院林立。为统一后的中国建立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宋代三百多年，原南唐故地所出英才为天下之冠，宋代的宰相、参知政事祖籍在江淮地区的，大约占了总数的三成，如刘敞、李觏、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宋学大师都出自这一地区。所以北宋的文化主要是以南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宋代在许多方面甚至在命运经历上，与南唐惊人相似。而相对落后的江西,福建与湖南这三个地区则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影响深远。江西与福建,从此跻身于一流发达地区,历时数个世纪。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江西独占其半，江西诗派一度成为文坛盟主。基础都是宋以前就打下的。不过江西属南唐治下,不算一国,这里就不多述叙.福建在十国时期获得了足够资本，到了宋代,全国共举行了118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3万多人，福建就占了7600多名，执天下之牛耳.时称“陕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皆号称天下第一。福建的建州（今建瓯），不仅是理学基地，其下属麻沙镇还是中国最大的书籍刻印中心，号称“图书之府”。泉州在十国已崛起为海内最大的国际港口，到宋代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港口，外商云集，盛况只有当年地中海的亚历山大里亚港可比，号称“光明之城”.闽地面貌变化之巨，可谓十国前列.湖南在马楚前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最终大起大落，但留下的基础却保障了湖南继续得以繁荣兴旺。从条件上看，湖南久被视为蛮荒之所。论生产力水平远逊于江淮四川。论地利偏居内陆，三面环山，远不如面向大海的广东福建。物质文化基础被视同蛮僚，遑谈其他。论人口和城市规模，盛唐以四万户为上州，湖南全境无一个城市达标，而浙江各州则全部是上州。湖南以农业为经济支柱，即使到了宋代，平均亩产量仍然停留在一石左右，比起江浙川闽动辄二三石，甚至五六石的水平来，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然而偏偏在五代十国这个极端混乱动荡的时代,条件样样不如人的湖南却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以“地大力完”、“财货丰殖”的富强姿态令大江南北刮目相看。甚至向来瞧不起湖南，目之为荒卑之所的中原士大夫们也惊叹湖南之“富盛雄于列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赞誉和羡慕。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湖南在马楚王国的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因地制宜，一扫“湖、湘间群盗蚁结”的黑暗面貌，于乱世中“富强安靖者五十余年”的呢？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不为之树碑立传,又何以扬我三湘志气，长我湖湘精神？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人说起。他叫马殷，一个今天绝大多数湖南人从未听说过的人第二篇 魔兽横行马殷，字霸图，生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 年），河南许州（今河南许昌）鄢陵县人，资治通鉴则认为他是许州扶沟人，从出土的楚王马殷纪功碑来看，资治通鉴的记载有误。 马殷在统治湖南后，为了显示身份的高贵，常自称是东汉名将马援的后人。脸上贴金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御用的封建史家更是以阿臾奉承为职业精神，谁得了志，谁就是龙种，原来是跳蚤的，也楞要说是龙种。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能免俗。所以学者杜文玉就认为，马殷此举是典型的攀附。 不过马殷以马援后人自居，倒也不是全无根据。湖南本土的学者罗庆康先生就指出，根据后汉书所载，马援的第三子马光被封许侯（河南许昌），子孙在此繁衍生息，马殷是马援的后人，可能性至少不等于零。 其实祖上阔过又如何？阿Q也说祖上阔过，被赵太爷狠狠扇了一巴掌。刘备的老祖宗还是锦衣玉食的中山靖王刘胜，家道中落后，还不是照样靠卖草鞋活命。 当马殷出生时，许州马家的家势不知道衰落了多少代，连马家资格最老的长者，也记不清他们的祖先最后的辉煌是在哪个年代。马殷的家境一贫如洗，史书对他的早年生涯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马殷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他却继承着马家人忠厚朴实，勇敢磊落的品性。 穷人家的孩子，要钱没钱，要势没势，进不了书房，上不得庙堂。只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要吃饭，就得会一门手艺， 历代草根出身的英雄豪杰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刘备会编草鞋、刘裕会编草席，只有和马殷同时代的那几个强人不务正业，朱温偷锅、王建盗驴，杨行密也常干无本“买卖”。马殷却本本份份当了个木匠。 其实除了马殷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木匠，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治国虽低能，可他的木工活却做得巧夺天工，他衣食无忧，玩木匠活纯粹是吃饱了撑出来的。 而马殷靠做木匠也只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那个时代，天下已乱了百来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大家都穷的只剩下一条裤衩，谁还有闲钱雇人打家具？马殷有时蹲在街头等上一天，也不见有一个主顾上前问话。 饥饿，贫穷，这就是马殷最“忠实”的伙伴。 所以连老婆也娶不上，直到四十岁时，还在当着老剩男，抬头见天，地头见地，孓然一身，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大唐好歹曾是世界史上响当当的强盛帝国，怎么会让他的人民沦落到这般光景呢？ 唐朝的基业，靠的是均田制和府兵制两根柱子。即老百姓从官府那领一份田产养家，农闲时参加军训，打仗时自带干粮去边疆为朝廷卖命，虽负担不轻，但好歹有份家业。可是唐代的政治结构却很有问题，它还继承着一项很坏的遗产-门阀贵族。如果说宋代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唐代则是与这群世阀寄生虫共治天下。 贵族是世袭的特权阶层，仅凭出身门第便可坐享高官厚禄，拥有垄断权力的资格。比那些苦读不已，靠学问搏上位的宋代士大夫们远为糜烂和倒退，他们对农民土地的占有，毫无止境。所以均田制面临着剧烈的土地兼并和自耕农大量逃亡的威胁。 早在武则天时代，就有人上书，说天下人民“逃亡过半”。农民没了土地，只好沦落为贵族官僚的封建庄园的农奴，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倒退。而自耕农的剧减，又破坏了府兵制的基础，政府征不到兵，只好改向社会募兵，这一来，边疆各军区的将帅们就有了招兵的大权。 久而久之，拥兵自重、将强君弱的局面就是势所必然了，孳生出一批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安史之乱就是募兵制募出来的恶果。到中晚唐，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江河日下，一方面农民被贵阀逼得越来越难以活下去，另一方面藩镇势力愈演愈烈。 形势发展至此，有识之士意识到：大唐事，不可为矣！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江爆发裘甫起义。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淮河爆发庞勋起义。 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974年），私盐贩子王仙芝在山东长垣(今河南)率众起义。第二个，另外一个私盐贩子黄巢起兵，与王仙芝合并。 从中国历史循环发展的特点来看，但凡上层压榨的越狠，人民反弹的强度就越高，大起义对旧社会腐朽事物的荡涤也越彻底，历史进步的阻碍变少了，新的统一王朝和较清明的政治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公元881年，黄巢率六十万农民军入主唐都长安，实现了青年时代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雄心壮志。攻克长安后，受尽压榨的农民军展开了残酷的阶级报复，对皇室、贵族、衣冠豪门大开杀戒。不仅“宗室王侯屠之无类矣”而且“捕得官吏悉斩之”。一时间大快人心，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 但是，黄巢起义虽然永久性消灭了士族门阀，却消灭不了凶恶的藩镇。 各藩镇的节度使们各个手握重兵,他们有的是世袭一方的汉族军阀，有的是凭军功上来的胡族新贵。在各自的统治区内称王称霸，说一不二，长安城中的真皇帝拿这伙强贼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唐天下，土崩瓦解。 但藩镇对朝廷能哄则哄，能赖则赖。而对农民起义军，则视同死敌.从长江到黄河，各藩镇密切合作，协同作战，摆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疯狂姿态,大肆屠杀农民队伍。黄巢起义军不过是群揭竿而起的农民，根本打不过这伙职业杀人集团。再加上农民兄弟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最终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来如雨，去如风，烟消云散。 但这场壮烈的大反抗，也给予腐朽的唐廷致命打击，变得奄奄一息，成了强藩们的傀儡。从此大江南北，群魔乱舞，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式进入了藩镇兼并，军阀混战的时代。 天下之大，别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连一张刨木床也没地儿搁了。 马殷再也当不成木匠了，唯一的活路就是跟上某个藩镇当兵。这是一条充满血腥和危险的谋生之路，然而在那个世道，能活一天是一天，还能吃口饱饭。 马殷家乡许州与蔡州相邻，在广义上讲同属淮西近缘。而淮西这块地方，地处中原大地的腹心。所以本也是富全之地.可唐朝强盛之时，朝廷却将这里当成了安置大量异族战俘的地方。因为这种举措,淮西地区渐渐发生变异，最后竟面目大变，成为一个曾令人谈之色变的恐怖地带。 其实对于被征服的外族的安置问题，就是英明的唐太宗也很头痛，有大臣建议将他们内迁到河北和今天宁夏甘肃的边境上，为国家守边。这一方案遭到“名嘴”魏征的极力反对，魏名嘴认为这将会给国家造成“腹心之疾”，还不如打发他们回到草原老家拉倒。唐太宗岂会放虎归山?最终没听魏征的话。 从此河北渐渐严重胡化，逐渐形成了三大藩镇，河北民风变也被感染得强悍逞武，不习诗书，名门出身的秀才甚至连儒家的圣人周公、孔子都不知道，平日只喜欢击球饮酒，走马射兔，言语间感兴趣的都是攻城略地之事，被中原士人鄙视为不知礼义，只会以骑射为能事的野蛮地区。 淮西则比河北更厉害，不光胡族人源源被迁于此，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又从河朔边疆征调了大量边防军，这些来自边疆的胡籍或胡化的汉族边军在战后又滞留于淮西一带，这下搅合得更热闹了。 原本淳朴的民风变得极为凶残好斗，野蛮暴戾，浸染得完全迥异于四邻八方，令周边地区侧目，“小人君子咸谓为蛮貘之域”。多愁善感的大诗人李商隐曾吓得不轻,触目惊心的描述这个离洛阳并不遥远的地方：“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安史乱后北方藩镇林立，淮西更是表现突出，对唐政府大打出手,其间又“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以一隅无险之地，对抗唐朝中央长达六十年之久。甚至打到最后主帅都扛不住要投降了，淮西士兵们依然拿起武器，和朝廷顽抗到底，“犷戾过于夷狄”。以致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断言：这里的人已经变种啦！ 淮西后来虽告平定，但只是上层被打垮了，民风却相习未变，社会上的市井之徒不习诗书，要么投军成为职业武夫，要么结伙当私盐贩子和强盗。这里又是邻近运河动脉，江南财富都经过这根虹管向中原输血。自隋以来就是盗匪滋生的聚集地。现在挨上这么一群活阎王，朝廷之心惊胆战可想而知。 等到马殷投军时，被黄巢起义荡涤得奄奄一息的唐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天下强藩蜂起，引发了又一次藩镇大爆炸，淮西这头饿得太久的猛兽，已经失去了控制！ 当时淮西的领头人叫秦宗权，马殷跑到其大将孙儒帐下当兵。这两人都是千古罕见的活阎王，残忍程度又超乎淮西悍夫之上，唐末百姓比哪个乱世的百姓都不幸，赶上了如此登峰造极的一对组合。 久为文明之风浸润的中原大地，没人敢去挡这群野兽，他们挥兵四出杀掠，如同风卷残云一般，瞬间就席卷了二十多个州，兵锋走偏时，甚至一度波及四川、淮南和两湖。马殷所在孙儒部队战力最强。 孙儒比秦宗权更凶，别看他名字挺文气，杀起人来阎王都怕。 他盯上了一个华丽的目标：洛阳。 洛阳是帝国的东都,黄巢大军攻下这里之后，这里尚且“闾里晏然”，繁富不减。如今碰上了孙儒这群煞星，惨遭灭顶之灾,片时化作焦土，财宝妇女让孙儒满载而去，留下的却一个“白骨蔽地，荆棘弥望”的洛阳城。后来的地方官上任时，昔日人口百万,号称“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帝国东都已只剩一百多户奄奄待毙的难民! 孙儒的破坏力如此骇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却不知死活，还张罗着准备抵抗，双方在洛水干了一仗，这诸葛爽可不是诸葛亮，被揍得吱哇乱叫，找不着北。幸好借着一双兔子脚，算是拣了条命。孙儒一路猛追,吓得郑州刺史李璠丢了城就逃。守河阳的诸葛仲方也跟在屁股后面逃。黄河两岸,孙儒所攻者破所当者亡，如入无人之境，马殷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卓越才能，“以勇闻”（3），很快升为裨将。 以淮西的硬战功夫，天下似不足取。 可百年以来，野蛮习气已浸透了淮西武夫们的骨髓，这群食肉族“安于暴毒而恬于博噬”，已经很久没有闻过人血的气味，眼里只有杀人放火，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哪管战略宏图、深谋远虑为何物？只知道四处暴走，“无霸王计，惟乱是恃”（6）。 凶焰所及，无不“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就像撒旦的使者，到处播洒着死亡和黑暗。“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4)场面之恐怖，尤如传说中的史前核巨雷一样，几乎使整个社会遭到毁灭，方圆几千里的大地上，数以百计的城市被夷平、成千上万的村庄消失了！ 中国农业社会的周期性动乱，其破坏力之大总是令人不寒而栗。历史上的东汉曾有5千万人口，经过汉末动乱到西晋初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隋代盛时人口900多万户，经隋末大乱，到唐初只剩200多万户。经过盛唐的发展，人口又上升到约1300万户的高度。但安史之乱后，一下缩水到300多万户。 令西方人谈虎色变的人口大灭失莫过于中世纪末横扫整个欧洲的黑死病，人口在短期内下降了1/3左右，但和中国的动乱破坏力相比，不过小巫见大巫。难怪毛泽东曾说:关云长的大刀杀起人来，可比原子弹还要厉害得多!更可怖的是,由于秦宗权和孙儒不光会破坏，在解决吃饭问题上还很有“创造力”。秦宗权“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7）。乱世缺粮，人却多的是。于是每当兽军远行时,常先将无辜的妇女儿童,老人青壮,活生生的成批屠宰，用盐渍腌以防腐,然后将这尸体堆在大车上,随军当军粮吃。其踪所过，只剩残骸、废墟和人骨。 这令人毛骨耸然的野蛮,连残暴成性的藩镇大佬们都给吓傻了，这还是人吗?在这群罕见的食人军团，他们军阀只不过是些可怜的兵痞、无赖和流浪汉！甚至连强势军阀朱温也吓得避之唯恐不及，一度“保汴，仅自完而已”（5） 这秦宗权嫌在中原吃人不过瘾，又把孙儒军团派去淮南，准备“开发”南方的“人肉市场”，秦宗权的老巢空虚起来，汴州节度使朱温知道机会来了！ 朱温联合其他军阀，竖起讨除叛逆的大旗，仗着人多势众向孤家寡兽的淮西发动了围猎似的兜剿。势孤力单的秦宗权架不住群殴，急忙向孙儒发求救信号。 此时的孙儒，正带着刘建锋马殷他们向扬州狂奔疾进。 扬州，又称广陵。因处在运河与长江相连接的理想位置上，是华南地区茶叶、食盐、瓷器、海外珍货的头号集散码头和转运中心。到了晚唐，更澎胀为天下最大的工商、航运、金融业都市。其繁华壮丽，可谓“雄富冠天下”，当时有“扬一益二”之称。 更让扬州自豪的，是她发达的城市服务业和娱乐业，当晚唐的长安洛阳仍然沿袭宵禁旧制，每当夜晚就沉浸在漆黑之中的时候，扬州却是这个星球上最绚烂夺目、多姿多彩的夜明珠。这里的夜生活令骚人词客陶醉和向往，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人们流连于五光十色的夜景之中，以至才士不惜用“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来形容这个销金窟，扬州是无可争议的经济首都，地位不亚于今天的上海。 如果谁能夺取扬州，就将进一步控制江淮。江淮是海内最大的富区，“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矣。”谁占了江淮，谁就做了南方的领袖。 可惜这样的好地方，早就被别人瞄上了。 自中原乱起，江淮的局势也已失控。驻节扬州的唐末强势人物淮南节度使高骈被部下先囚后杀，宣州的军阀秦彦趁虚进入扬州，自任节度使，庐州军阀杨行密不服，举兵来争。当孙儒向这里进军时，杨行密已经将扬州围了半年之久，刚刚攻入城中。 经过这场浩劫，昔日的天堂已化作恐怖的人间地狱，习惯了富贵和享乐生活的人们已在围困中吃光了草根树皮，最后吃泥为生，饿死了一大半，为了活命，竟发生了大规模人相食的惨剧。曾经富丽的街头，遍地是尸骸，人骨。 惨景令人毛骨耸然，偌大的扬州城，达官贵妇、公卿巨贾都已在肉体上“被消失”，活着的仅仅是几百户奄奄一息的饥民！杨行密毕竟出身南方草根，是个有几分英雄气的人物，看到自己造了这么大的孳，不顾大军辎重尚未入城，赶紧将随身带的军粮发给饥民，救一个是一个。 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路攻州陷府的孙儒大军尾随而至，路上又火并了逃出城的秦彦，吞并了他的部队，随即像蝗虫一样弥漫而来，杨行密大军留在城外的辎重也全部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将几乎是光屁股进城的老杨给堵在城里。 一场更惨烈的争夺就此拉开帷幕，此时的孙儒正盘算着大赚一票肥的，却收到秦宗权催命鬼似的叫他们回援的命令。这次南下抄掠，孙儒已经深深被南方的富庶繁荣所吸引，当然不愿意再回到荒残破败的华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掉同来的秦宗权族弟秦宗衡，宣布正式脱离秦宗权本部，自立单干，当了个体户。 杨行密只好婴城死守，无论孙儒如何扑咬，扬州城固若金汤，远道而来的孙儒军粮开始紧张，好在周边都是富足的州郡，“每岁一熟，则旁资数道”，攻城受挫的孙儒疯了似的四处抢掠烧杀，高邮城不过试着抗拒了一下，就惨遭满城血洗。杨行密知道不是孙魔头的对手，瞅住个空子，溜回庐州老家去了。 孙儒只占了扬州一个空城，气急败坏，又盯上了长江那头的江浙之地。自中唐以来，“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因而成了唐朝的命根子，“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即使唐末几经变乱，这里仍然保持着相对安宁，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然而越是富庶的地方，越能激起孙儒这头狂兽的毁灭欲。 大顺二年(891年)正月，孤注一掷的孙儒“尽举淮、蔡之兵济江”，渡过长江天险，杀向江南。 华北大动乱引发的最大一波恶浪滚滚向江淮大地扑涌而来，势不可挡。 南方的军人们谁见过如此凶残的兽军?!一时间江南城戍皆望风奔溃，士女云集，温柔富丽的润州、常州、苏州等江南名城，惨遭蹂躏。 淮南的楚州，庐州等地亦被淹没在血泊之中，这片自古号称扬一益二的金粉之地，转瞬间换了人间，被摧残得“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名符其实的倒退回荒凉的石器时代！ 这群魔鬼，一路上还吸纳了无数来自各地的败兵和流氓无产者，队伍疯狂澎胀到号称五十万之众，数量和它们的凶残一样骇人。在东南大地上行起军来，旌旗辎重延绵达百里之远，气势恐怖，令人色变。 杨行密虽在江淮军阀中实力最强，也吃不消孙儒这种野兽派打法，连老家庐州也给他们占了去，弄得走投无路，竟一度打算败逃江西。然而孙儒的残暴同时激了起人们的痛恨，民心都开始向着杨行密，许多州郡纷纷自动投附，甘愿当他的根据地。中国经过安史之乱以来近150年的黑暗时代，唐末已不像东汉和西晋末年，是那种令人血脉贲张、英雄倍出、谋臣济济的残酷而富于生气的时代。而是人杰罕见、素质低下、狼犬成群的真正末世。不要说类似曹操、孙策、石勒、祖锹那种英杰，就是刘备孙权这样的枭雄也无从觅见。杨行密算是难得一见的有些豪迈倜傥气质的人物。他不仅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而且懂得如何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几经血河浸泡，杨行密逐渐中摸索出一个真理:那就是争取民心，网罗人才！凭着这种见识，他不但站住了脚根，力量越来越大，而且不自觉的成了拯救江淮大地的大救星。 当然，杨行密以号称三十六英雄起家，手下就有人不服气，非要和孙儒硬碰碍。第一人物田頵就如此，他亲自领三万人在黄池阻击，正好遇上了马殷率领的部队，结果以卵击石，被杀得血流成河。 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马殷凭着自己过硬的本领和勇谋，成长为吃人大军地位仅次于孙儒与刘建锋的第三号人物。与“皆以酷烈相矜”的淮西军人不同，马殷除了勇敢能战，他的性格“宽厚乐善”，在这支杀人如屠猪宰羊的食人军团中，是罕见的非主流。 淮蔡军中一些有才能、品行正直的人都愿意与马殷交往，主动受他领导。对于孙儒的滥杀无辜，性子憨实的马殷的痛苦可想而知，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引以为戒，只是迫于身在屋檐之下，不敢表露。 可是孙儒胜仗越打越多，处境反而越来越被动。江南再富，架不住他四处吃人不吐骨头，军粮还是没来源。只好又重施杀老弱以给军的故伎，人口稠密的江南最后也被折腾到“生人将尽”的地步。 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彻底变化，本来同是黑吃黑、抢地盘的军阀火并，渐渐变成了一方要灭绝生灵、一方要保护人民；一方要掠夺摧残、一方要恢复生产；一方要侵略，一方要抵抗的战争。 杨行密越打越聪明，依托民心的支持，和孙儒玩起了持久战。 孙儒来打他，他惹不起躲得起，避开锋芒。趁虚去抄孙儒的后方。如此反复，让对手一场又一场血腥的摊牌都扑了空。孙儒是客军，消耗不起。终于失去了耐心，兽性大发，一把火烧掉扬州，倾巢出动，跑到宣州找扬行密玩命。 杨行密依然坚持坚壁清野的战术，不与孙儒正面交手，暗地里派兵抄后路救下了燃烧着的扬州，扑灭大火，将抢救出来的粮食周济灾民们。被战乱残害的扬州人民两次得到杨行密的救济，更加铁了心跟着他了。 更可贵的是，杨行密在决战前夜，还安排专人护送淮南百姓及归附的孙儒部淮籍降兵回乡，妥善安置。尽可能孤立对手，在杨行密苦心营造的主场气氛震慑下，连孙儒这边也有人悄悄倒向杨行密了。 孙儒这条疯狗被置于无后方作战的境地，渐成强弩之末，陷入了孤立无援，进退维谷的地步。 这时老天也站出来，履行着迟到的惩罚，兽军爆发了瘟疫，孙儒也一病难起，杨行密终于逮到复仇的机会，指挥蓄势已久的复仇大军从发起绝地大反击，缩回的拳头打出去果然更有力，人数多十倍的兽军竟一天之中被攻破五十多座大营，像山崩一般溃败了下来，也尝到了被屠戮和追杀的滋味。孙儒这个魔头连床一块被端，最终在江淮百姓的唾骂声中被砍下罪恶的脑袋，死有余辜。北方的战火也告一段落，秦宗权早在孙儒死前几年就已众叛亲离，像个蜥蜴似的拼命挣扎，最后还是让部下装进囚笼里向朱温讨赏去了。 至此，唐末以来最残暴的黑恶势力终告消亡。 这场地贯南北的空前浩劫，影响深远，改变了未来力量对比，为北五代南十国的格局奠了基。 首先，平灭秦孙的朱温、杨行密分别成为黄河与长江流域最强的军事集团。后来互相牵制，形成南北对峙。 其次，孙儒的战祸，极大的削弱了江淮的实力，江淮的重建，后来历经杨行密、徐温、李昪三代领导人，前后长达五十多年的生聚休养，才算恢复了元气。因此，江淮政权无力像历史上的东吴或南朝各代那样独霸华南。南方各小国才有长期存在的条件。 第三，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深刻的教育了南北的军阀们，使他们多少看到民心的力量，知道些鱼水共存的道理。每逢末世混战，率先灭亡的总是那些最残暴、最不得人心的势力。谁的人性多点，谁就能占到上风；谁能稍稍对百姓好些，谁就能胜利。所以往往浩劫之后，人类社会总还能回到正确方向，艰难的走出丛林，向文明靠拢。后来的五代十国从总体上看，人文水平远没有倒退到五胡十六国那种半原始社会的野蛮形态，与这场教训有莫大关系。 对此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朱温与杨行密，后来都注意减轻百姓负担，虽征战不断，至少对内还尽量保持轻徭薄赋，为五代十国开了一个好局。尤其是杨行密，后来在江淮建立吴国，开一代伟业，史书称他才高足捷。 在十国所有的帝王里面，历史赋予杨行密的任务最为沉重。正是他建立的吴政权，挡住了北方军阀一波又一波的凶猛攻势，保护了整个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得以生息发展，同时还治好了江淮的疮伤。 所以整个五代十国，强人多得数不清，但对历史进程贡献最大的，不过周世宗柴荣和杨行密两人而已。 不仅秦宗权和孙儒的敌人，即使淮黄蔡军内部，也受到了触动。 王建是马殷的同乡，也曾同在秦宗权军队的锅里捞饭吃，后来风云际会成了前蜀的开国皇帝，治蜀颇有作为，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宋代的四川士人称颂他“前视刘备，可以无愧。” 王审知，光州固始人，与其兄王潮本为秦宗权属下，因恨其残暴无道，兄弟俩保护着数千乡亲们向岭南转移，最后在福建安家立业，建立闽国，开创了福建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其伟业和盛况影响至今。 成汭，蔡州军校出身，在战乱中夺取了两湖首府江陵（荆州）。虽也有淮西军人性豪暴的一面，却也耐着性子学着爱护百姓，抚辑凋残，励精为理，战后江陵只剩十七户人口，经过他的努力，又恢复到烟火万家，富甲一方的繁荣景象。 张全义，梁唐间的治世奇材他的英名却由治理孙儒毁灭的洛阳而开始，招聚难民一起生产，把破败的洛阳地区恢复得欣欣向荣，后被封为齐王。 还有一位更出彩的，就是秦宗权孙儒作梦也想不到的马殷。 但是在眼下，这条硬汉却迎来了一生中最凄迷的时刻。领导死了，弟弟马賨也在战斗中失散，生死不明。正在郊外忙着抢粮的刘建锋与马殷处境如同断线的风筝，收拢队伍时发现只剩下七千余人，如此惨状，令两个粗人抱头痛哭。 天性仁厚的马殷更深刻的认识到：杀人不如救人，掠民不如安民。这一信条后来在被他贯彻终身。 然而眼下，淮蔡军队已是人心丧尽，无论如何不能在江淮立足了，只好沿着东逝的长江向西另谋出路。逃亡路上，马殷的心情尤其郁闷，。多年来出生入死历经百战，已入不惑之年，却还是一无所成。没有根基、没有儿女，甚至没有家庭命运就如这逆江而上的征程，艰险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