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与路径_张俊峰.pdf

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 2022 年第 6 期1主持人语：山西是一个抗战资源大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里山河的山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师，挺进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抗日根据地，使山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八年浴血抗战，孕育了光耀千秋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宏观把握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和学术路径，从军事地理、山地游击战的典型案例、山西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抗日统一战线和八路军作战原则等多方面解析山西抗战，对于深化区域抗战史乃至中国抗战史研究必将发挥重要作用。The Sequences,Questions and Paths for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Shanxi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与路径*张俊峰摘要：山西抗战史是中国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开展山西抗战史研究，既要把握中国抗战的整体脉络，也要把握山西抗战的区域脉络。从区域视角而言，红军东征、晋西事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日军山西残留和 1956 年太原战犯审判，构成了山西抗日战争的一个完整过程。充分挖掘山西抗战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展现山西抗战的区域特色，从社会史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是推动山西乃至华北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关键词：山西抗战脉络问题路径中图分类号：K265E29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83-（2022）06-0001-12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在山西抗战史研究及其资料整理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既奠定了良好基础，也筑起了较高门槛。学者欲在山西抗战史领域取得新突破，必须有更为宏观整体的视野，将山西抗战史研究纳入到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中加以审视和思考，也需要有更多新材料、新问题、新视角的发现、提出和运用。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梳理山西抗战的历史发展脉络，反思当前山西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探索今后山西抗战史研究的出路，期望该研究领域能够开创出一个崭新局面。一、整体脉络与区域脉络从中国抗战史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学界已在过去“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分法的基础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战专项工程“山西抗日战争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19KZD002）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抗战史。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主持人：张俊峰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2提出局部抗战、中国独立抗战和国际联合抗战三分法。前者是基于中国抗战自身的立场，后者则将中国抗战纳入到国际抗战的视野中，表明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对于提高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本身的发展阶段来看，过去人们通常将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抗战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其中，第一阶段从 1937 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到 1938 年 10 月武汉陷落；第二阶段从 1938 年 10 月到 1943 年 12 月，标志性事件是 1943 年 12 月中美英开罗宣言的发布；第三阶段从1944 年 1 月开始的局部反攻到 1945 年 9 月 2 日的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站在区域抗战史的角度，山西抗战尽管从总体上与中国抗战大局基本相似，且受到抗战大局的显著影响，但是在具体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分期上却有着自身特点，显示了一种区域特殊性，这也是我们深化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区域抗战史研究需要梳理出一条立足于区域本身的发展脉络，亦可简称为区域脉络。有了区域脉络，才能够站在宏观和微观视野下展现区域抗战史研究的魅力和特点，避免“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赋予抗战史研究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活力。结合山西抗战的基本史实，1936 年 2 月 20 日开始的红军东征可视为山西抗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和重要起点。红军东征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决红军在陕甘宁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严峻问题，由中共中央在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上做出的重大决策。东征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北上抗日计划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央红军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进入山西，通过蒙古，打通与苏联国际交通线，争取国际援助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尽管红军东征未能完成打通苏联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但是通过东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坚决抗日的决心和立场，也让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认识，有助于瓦解和分化国民党阵营内部不同势力，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从而在战略上和舆论上使中国共产党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东征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显示了这样一种影响力。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出兵抗日”的大旗，宣布联合反蒋，国民党内部阵营开始发生分裂。1936 年 9 月 18 日，山西军阀阎锡山领导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举行声势浩大的成立大会，之后不久阎锡山就启用有共产党背景的薄一波实际领导牺盟会，训练山西新军，将牺盟会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战组织，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实践。一时间，山西的抗日氛围愈渐浓厚，乃至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地，全国 22个省份的抗日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山西。紧接着，1936 年 11 月，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在绥远取得百灵庙大捷，粉碎日军企图扶持德王策划“蒙古独立”的阴谋，鼓舞了人心。身为晋绥军统帅的阎锡山亦由此获得了积极抗日的声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系列举动，对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亦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张的不抵抗行为引起全国人的质疑和声讨，张学良丢掉了东北，带着东北军辗转到陕西落脚，地位一落千丈。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早有不满。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张学良反对继续“进剿”红军，并屡屡向蒋介石陈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却被蒋拒绝。随着西安事变发生及其和平解决，1956 年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在战时日本精神史一书中第一次将 1931 年至 1945 年的对外战争称为“十五年战争”，后江口圭一以九一八事变、1937 年全面侵华及 1941 年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为界将十五年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而中国学界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有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开端的说法，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何为抗战开端，学界素有争议，故而引发“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之争，目前“十四年抗战”成为学界主流观点。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故而学界最初将十四年抗战划分为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后有学者提倡将抗日战争史置于全球史视野下加以考察，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为标志，进而将全面抗战细分为独立抗战与国际联合抗战两个阶段，从而提出三阶段论。参见冯明铭：“十四年抗战”之再探讨兼谈与“八年抗战”的论争，九一八研究第 17 辑，2018 年；陈谦平：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2021 年第 3 期。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与路径2022 年第 6 期3中共对蒋的斗争策略亦由过去的反蒋抗日发展到后来的逼蒋抗日和最终的联蒋抗日。这一系列转变的形成，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达成。1937 年 9 月，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山西，忻口会战开始。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主力 3 万余人从陕西过黄河分路进入山西，开赴抗日最前线。山西抗战由此正式拉开了大幕。就此而言，1936 年的红军东征可视为 1937 年八路军再次进入山西的一个序幕和前奏。正是由于红军东征的发生，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学界过去往往将红军东征视为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长征的意义上而言，不无道理。但是若从山西抗战史的角度而言，红军东征是以实践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北上抗日”主张为前提条件的，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于山西抗战和中国抗战局面最终形成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将1936 年红军东征作为山西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1937 年 11 月，忻口会战失利，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撤向晋西、晋南后不久，山西省会太原失守。与此同时，八路军则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经典的伏击战和急袭战，对日军造成极大的震慑，减缓了日军在山西南下的进程，打出了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威名。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分别进入五台山、太行山、管涔山和晋西南的吕梁山区，分据四角，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根据地，入晋后不到 1 年，力量发展到 10万人。1938 年 2 月，临汾失守，国民党中央军退守中条山，晋绥军偏安晋西一隅。与此同时，由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新军决死队逆势而上，派遣牺盟会特派员领导沦陷区民众开展抗日斗争。至 1937 年底，在山西全省的 7 个行政区中有 5 个行政区及行政区所属的县政权完全由共产党掌握；全省 105 个县中有 70 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员或新军干部担任。1939 年夏，牺盟会会员已达 300 万人左右。与此同时，1937 年 9 月 20 日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当局在第二战区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山西原平人）担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山西洪洞人）、程子华（山西运城人）等担任要职，至 1939 年 7 月被阎锡山解散。战动总会存在的 2 年时间里，他们在晋西北组织并领导了 25 支游击支队，共计 3.5 万人，自卫队 6.5 万人，与牺盟会的新军决死队、八路军三大主力师构成当时山西的主要抗战力量。他们相互配合，密切协同，与日军周旋，坚持敌后抗战，屡屡粉碎日军围攻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的作战计划。1939 年 12 月，阎锡山下令晋绥军（旧军）对晋西南的新军决死二纵队发动进攻，晋东南的晋绥军亦对当地的牺盟会、决死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突然袭击，“晋西事变”爆发，成为山西抗战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性事件。事变发生前，山西抗战尚能维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亦可视为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一个“蜜月期”。1938 年 10 月随着广州、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的军事作战告一段落，对国民党政府的策略亦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方面，“亡国论”情绪弥漫，对日媾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论调日甚一日。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八字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 年 4 月，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公然叛国投敌，显示了国民党阵营内部抗战意志的动摇与严重分裂，“晋西事变”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事变发生后，阎锡山请求蒋介石出面调停，提出“划界而治”的方案，即在太行山区以临屯公路、长邯公路为界，在吕梁山区以汾离公路为界。规定该线以北为共产党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军队防区，要求该线以南所有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及群众组织人员全部撤离。为维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坚信“划界而治”最为有利，故致电朱德、彭德怀 张俊峰：1936 年红军东征山西再研究以东征往来电报信函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21 年第 6 期。薄一波：论牺盟会和决死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年，第 9 页。王乃德：战动总会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第 71 72 页。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4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划界办法，最终使事变得以平息，并且首次在山西获得了军政和地方控制的实权。此后，山西新军 5 万人的武装脱离阎锡山军队，全部加入八路军序列。1940 年 4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东南黎城县召开会议（即黎城会议），提出“建党、建政、建军”的三大任务和具体工作方针，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是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前身。1940 年 3 月，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抗战亡国论”喧嚣一时。在山西，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反共媾和活动也在暗中进行。经过晋西事变后的一系列调整，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日渐发展扩大，而日军针对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扫荡”行动亦趋于频繁。为提振全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打破日军分割包围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1940 年 8 月开始，由八路军组织的百团大战打响，共有 105 个团 27 万余人参战。百团大战历时 5 个多月，包括三个阶段：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1940 年 9 月 10 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1940 年 9 月 22 日至1940 年 10 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交通线，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1940 年 10 月上旬到 1941 年 1 月 24 日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仅前 3 个半月，就作战 1824 次，歼灭日军 20645 人、伪军 5155 人，缴获大量枪炮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 1.7 万人的代价。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地位，与国民党方面进入抗战相持阶段的消极抗日、积极防共、频繁制造摩擦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百团大战，华北日军受到极大的震慑和压力，作战重点集中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及其抗日军民上来，八路军及其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增大。百团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方面判断当前“中共军进行了百团大战，因几次受到日军的讨伐，战斗力恢复很慢；另外，山西军无意与中央军合作，战斗力也很低”，“扰乱治安的主要力量，仍然是盘踞在中条山中的卫立煌军”。其中，中共军即八路军，山西军即阎锡山的晋绥军，卫立煌军即国民党中央军。日军认为，八路军在日军报复性“扫荡”中有不小的损失，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对日作战；阎锡山的晋绥军经过忻口会战，损失惨重，战斗力弱，只求自保，对日军威胁不大；唯有驻防在中条山地区由卫立煌领导的国民党 3 个集团军近 20 万人，仍是华北日军的最大威胁，如果能够将其歼灭，那么日军驻长治的第 36 师团、运城的第 37 师团、临汾的第 41 师团则可以自由行动，全力对付八路军。在此情况下，日军从华中抽调 2 个师团，从关东军抽调 2 个飞行战队，与山西的第 1 军，兵力合计约 10 万人，于 1941 年 5 月 7 日分东、西、北三路发动中条山战役，对国民党中央军进行分割包围，旨在清除国民党中央军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战役只进行了 20 天便告结束，国民党中央军损失惨重，阵亡 4.2 万人，被俘 3.5 万人；日军则以微小的代价，死亡 673 人，受伤 2292 人，占领了黄河以北的晋南中条山区，造成了对洛阳、西安等地的严重威胁。对这次战役，日军参谋本部称之为“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而蒋介石则称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关于中条山战役惨败的原因，学界已多有讨论，兹不赘述。问题在于，中条山战役失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山西战场上抗战的主体力量变成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日军在结束中条山战役后，将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与此相反，1941年8月，阎锡山与日本第1军方面达成了所谓“汾阳协定”，即晋绥军与日军的停战协定。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转而又频频对日军发起进攻。此后直至日本战败期间，以阎 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第 2 卷战时军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317 320 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概述”第 8 页，第 404 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2 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32 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2 分册，第 132 页。王晓华、戚厚杰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中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年，第 251 页。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与路径2022 年第 6 期5锡山为首的晋军高层，一直游走在中日之间的灰色地带，推行其既抗日又和日、既联共又反共的矛盾路线。1941 年春至 1943 年底，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1941 年春到 1942 年冬，华北日军针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专门制定并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各大根据地加紧进行“扫荡”“蚕食”，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多村镇沦为废墟。根据地及游击区严重萎缩，人口锐减，财政经济陷入困境。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蚕食”，山西根据地抗日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太行区在 1941 年冬季取得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后，又于 1942 年 5 月和 1943 年 5 月击退了日军的“扫荡”作战；太岳区 1943 年10 月的经典战例韩略伏击战，消灭日军战地观光团，粉碎了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铁滚式”大“扫荡”，沁源围困战使日军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破产；在北岳区，抗日军民接连取得 1941 年秋季、1943 年春夏和秋冬反“扫荡”作战胜利；晋西北地区积极组织反击战，取得田家会伏击战、甄家庄歼灭战等战斗胜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山西抗日军民遵照毛泽东指示的“把敌人挤出去”斗争策略，创造了山地游击战的经典案例，包括沁源围困战、忻县蒲阁寨围困战、交城芝兰围困战等，将日军限制在城市、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地带，不能随意动弹，使其陷入到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当中。就整个华北区域来看，通常将 194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6 日发生的卫南、林南战役作为华北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其中，卫南战役是由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的。对于山西战场而言，1943 年 8 月 18日由太行军区发起指挥的林南战役吹响了山西战场局部反攻的号角。这次战役中，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在太行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收复与攻克据点 80 余处，解放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 40 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1943年12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英美三国领导人联合发表 开罗宣言，宣告在日本战败后应无条件归还侵占中国之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从相持到反攻的大幕。经过 1944 年的春季攻势、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 1945 年的春季攻势、夏季攻势，解放区迅猛扩大，沦陷区日益缩小。山西战场上的日伪军龟缩于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发布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山西各根据地军民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前锋直逼太原、大同，解放了一大批城镇据点和交通要道。仅 1945 年的反攻作战，就收复县城 31 座，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省总面积的 60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了支前参战热潮，大批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广大民兵以县为单位组成反攻营，开赴前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被判处死刑。然而，山西的抗日战争并未就此终结。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急于抢夺胜利果实，争夺地盘，积极发起内战，利用残留日军继续对抗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残留山西的日军第 1 军狂热分子则希望将山西作为日本“皇国复兴”的重要战略基地，与阎锡山一拍即合，以工程队、特务团和技术人员的名义编入晋军，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经过 1948 年的晋中战役和 1949 年的太原解放战役，这批残留山西的日军多数战死，剩余千余人被俘，先后关押在河北永年和太原。1956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城野宏等 9 名日本战犯，宣布了他们的战争罪行，判处有期徒刑 8 年至 20 年不等；对上中正高、大矢正春等 120 名悔罪表现较好或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至1964年，这批战犯全部释放回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71 页。孔繁芝、尤晋鸣：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抗日战争研究2011 年第 2 期。据孔繁芝的研究，残留山西日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战死被俘者有 2000 人以上。参见孔繁芝：二战后“残留”山西日军日侨数字考，文史春秋2017 年第 12 期，第 31 32 页。樊吉厚、张铁锁主编：日本侵晋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6 592 页。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6通过以上对山西抗日战争的梳理，可知山西的抗战尽管是在中国抗战的大局下进行的，但仍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总体而言，山西区域的抗日战争，可以用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来加以标识和划分，分别是：红军东征忻口会战晋西事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1941至1943年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林南战役抗战胜利日军山西残留太原解放太原战犯审判。其中，从红军东征到晋西事变是一个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合作抗战”；从百团大战到林南战役是第二个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从林南战役到抗战胜利是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走向最后胜利”；从日军山西残留到太原战犯审判是第四个阶段，即尾声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战犯审判与战争罪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每个区域来说，各有各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研究山西区域抗战史，就是要在这样的时间和事件脉络中进一步加以把握和衡量，方能凸显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独特魅力和学术价值。二、基本问题与重点问题针对山西抗战经历的上述四个阶段，对于山西抗战史研究而言，就是要围绕每个阶段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和重点问题来推进相关研究，并在以往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取舍，重点突破，既要避免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地方化，又要在一个宏观的视角和整体性的时间脉络中有所深化和推进。这理当成为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红军东征到晋西事变，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该阶段，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军逐渐摆脱了被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军阀围追堵截的困难局面，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策略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在山西，也通过对军阀阎锡山积极的斗争和谈判，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阎锡山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逐渐被共产党和先进分子所掌握，他们积极配合八路军在山西开展军事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由周恩来提议，经阎锡山同意后建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成为共产党和阎锡山在山西合作建立的公开统一战线组织。由战动总会组织动员的抗日武装力量达到 10 万人，山西新军达到 5 万人，他们与进入山西一年后从 3万人发展到 10 万人的八路军共同构成了山西持久抗日的核心力量。这也是山西抗战防御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晋西事变后，山西新军、战动总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加上八路军，总数达到 25 万人，使得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相比之下，阎锡山的晋绥军在 1930 年初规模最大，曾达到 25万人，中原大战后经改编勉强维持在 15 万人。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晋绥军兵力为 20 万人。经过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晋绥军损失惨重，兵力减少到 5 万人。太原沦陷后，晋绥军一路南撤到临汾，在抗战期间一直偏据晋西南一隅，经过阎锡山的经营，兵力再度恢复到 10 万人。晋西南以山地为主，晋绥军主动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与日军周旋，以“守土抗战”为主要目的，兼顾黄河河防，拱卫西安，防止日军西进。检讨学界对该阶段的研究，过去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八路军参加忻口会战期间组织的平型关战斗、雁门关伏击战、奇袭阳明堡、七亘村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广阳伏击战以及太原沦陷后八路军在太行山组织的一系列经典战斗等，充分展示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战术打法和特点。二是 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第 1 期；潘泽庆：平型关大捷前后中共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探讨，军事历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毕建忠：平型关战役有关史实的辩证与存疑，军事历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董志铭：平型关大捷成因及军事意义述略，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与路径2022 年第 6 期7牺盟会、决死队和战动总会，侧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这一角度展开分析。三是关注八路军在山西的三次战略展开，第一次是忻口会战结束后的八路军分兵山西，占据四角，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是 1938 年 4 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指示，八路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支点，向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第129师主力一部和第115师主力一部挺进冀南、冀鲁豫边区，开辟冀南、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第 120 师分兵向冀热察、大青山挺进，开辟冀热察、大青山两个抗日根据地；第三次是 1938 年底到 1939 年初，遵照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八路军主力以山西各根据地为支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第 120 师主力一部从晋西北挺进冀中，第 129 师主力一部从晋东南挺进冀南，第 115 师主力从晋西挺进山东，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由此可见，抗战初期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并不满足于山西一隅，而是在立足山西，建立根据地的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展，在河北、山东、河南、绥远开辟根据地，以图在华北建立起更为广阔纵深的抗日根据地，并选择适当时机连成一片，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体现了清晰明确的战略发展思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根据地的形成，就是这种战略思想的实践结果。第四个关注点是 1939 年阎锡山蓄意制造的反共摩擦和发动的晋西事变。这是在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和阎锡山加大政治诱降和拉拢，减少军事打击，抗战亡国论情绪弥漫下发生的。虽不及汪精卫的公然叛国投敌，但阎锡山的“防共反共”行为却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全国范围内最先发生的公开反共事件，充当了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八字方针的急先锋。晋西事变是山西抗战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性事件，对于山西抗战局势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故而成为以往山西抗战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除上述四点外，该阶段的山西抗战还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八路军在山西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抗战的核心和主导力量，而是存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于山西抗战而言，百团大战之后，与国民党、阎锡山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形成鲜明对比，八路军以一己之力提振全民抗战之信心，取而代之成为山西敌后抗战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尤其是在中条山战役之后，山西战场上的抗日力量以八路军为主，国民党军虽然在南太行山坚持游击战，但是并不成功。因此，既存在国民党蓄意制造各种反共摩擦，争夺地盘和对日妥协、投敌行为；也存在八路军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到底，积小胜为大胜，以持久抗战的姿态和意志，辅之以各种方式的对日宣传，持续磨耗并摧毁着日本侵略者的神经，两个战场并存，这也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一条主线。晋西事变后，从百团大战到中条山战役直至 1943 年底，中共领导下的山西敌后抗战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是为山西抗战的第二阶段。政治上，中共与国民党、阎锡山在山西划界而治，取得了军政和地方上的实际控制权。为落实 1940 年 4 月“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军、建政”方针，将冀南、太行、太岳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于当年 8 月成立冀太联办，在行政上统一领导，密切山地和平原之间的配合关系，加强对敌斗争力量。1941 年 3 月，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临 代表性成果有：关伟：统一战线视野下的民众动员以牺盟会为中心的考察（19361940），近代史学刊2017 年第 1 期；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1 期。代表性成果有：于华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李玉蓉：从进入山西到立足华北19371940 年八路军的粮饷筹措与军事财政，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 4 期；翁有为、李金晖：暗地开花：冀鲁豫根据地困难时期中共对伪军的争取，江苏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郭传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史学月刊 2016年第1期；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 19351945 年的阎锡山为个案，江淮文史2018 年第 5 期。李常宝：19401943 年间国民党南太行游击区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8时参议会。同年 7 月，临参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桐峪镇召开，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此前后晋察冀和晋绥边区也相继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军事上，为了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包围、“扫荡”和“蚕食”，八路军在 1940 年 8 月发起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对我实施“囚笼”政策，进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图谋。但是在百团大战后期，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的报复性“扫荡”，也使八路军战斗力遭受损失，难以组织起更大规模的战斗，陷入守势。尽管如此，八路军仍然是日军在山西的最大威胁。1941 年 5 月，日军发起中条山战役，清除了国民党在华北的最后一支抗战力量后，紧接着便集中力量对付八路军和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持续开展对山西各大根据地的烧杀抢掠和“蚕食”“扫荡”。在此过程中，太行区、太岳区、北岳区、晋西北区针对日军“扫荡”“蚕食”组织了不同形式的保卫战、伏击战、歼灭战和围困战。在日军的持续“扫荡”之下，抗日根据地蒙受了巨大损失，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等人均是在该阶段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显示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对这种艰难状况的应对，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大生产运动、发行冀钞等都是根据地政府当时采取的有效举措。对于该阶段，以往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从军事史角度开展的研究，既有对百团大战和中条山战役的研究，也有对反“扫荡”作战，如黄崖洞保卫战、韩略伏击战的研究；对抗战时期一些经典游击战，如沁源围困战、蒲阁寨围困战等的研究。（二）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临时参议会和精兵简政等。（三）为克服困难局面而采取的经济措施如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大生产运动、冀南银行等。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成熟的著作和高质量的论文支撑。总体而言，对该阶段的研究偏重于抗日根据地和中共如何领导抗战，这是由该阶段敌后抗战领导力量和主体发生变化决定的，并非研究者有意为之。即便如此，对该阶段中共如何领导抗战，如何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除军事斗争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何影响和改造根据地社会，给根据地民众思想、观念带来的巨大变化等方面，仍有深入挖掘的空间和必要。站在整体史的角度而言，该阶段对根据地以外的沦陷区、游击 就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而言，从军事史角度展开的研究有：邱铁鑫：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的交通斗争以百团大战为考察对象，苏区研究2022 年第 3 期；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 年第 2 期；张仰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体制探析以中条山战役为中心，民国档案2018 年第 4 期；刘贵福：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 2 期。就反“扫荡”作战而言，学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冀中地区，对黄崖洞保卫战、韩略伏击战等的专题研究较为少见，多为史实概述，参见李茂盛、马生怀：华北抗战史（下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78 379 页。就经典游击战研究而言，相关专题论文有：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耿殿龙：人民战争：晋绥民兵的反碉堡作战（19421945），军事历史研究2021 年第 2 期。就山西而言，相关研究成果有：王明前：晋绥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8期；张俊平：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典范，党史文汇 2020年第7期；张同乐：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把增强：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就减租减息及统一累进税而言，虽少有以山西抗日根据地为个案的专题研究，但不乏高质量的专题论文，魏宏运、周祖文、李金铮等人均有探讨，如：魏宏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历史教学1985 年第 11 期；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 4 期；李金铮：背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与修订，苏区研究2022 年第 4 期。就大生产运动而言，学界现有研究涉及到运动开展的背景、时间、意义、领导人物及其现实启示等多个方面，如：谢武申：关于彭德怀致邓小平的信兼谈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王刚：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就冀南银行而言，代表性成果如：孙建国：战时金融与冀南银行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1 年；魏晓锴、李娜：无声硝烟：冀南银行的金融斗争，军事历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与路径2022 年第 6 期9区和日伪军的研究，对共产党、八路军以外的国民党、晋绥军、阎锡山的研究也理应加强，从而全面呈现山西抗战史的多元面相和复杂性，更好地论证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持久抗战的艰难曲折。山西抗战的第三阶段以 1943 年 8 月太行军区发动的林南战役为标志，进入局部反攻阶段。进入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从华北抽调军队南下，导致山西战场兵力严重不足，只能困守大城市和交通线。八路军在山西战场先后组织了春季、夏季和秋季攻势，反攻态势形成，胜利曙光初现。在山西抗战史研究当中，目前成果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对于第三阶段的历史关注似乎不多。这是因为该阶段在山西战场上没有特别重大的战斗战役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没有变化，在做好全面反攻的准备工作条件下，抗日根据地政权领导根据地民众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众组织动员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