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未来.pdf

年第期总第 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N o r t h e a s t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P h i l o s o p h ya n d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N o S u mN o D O I /j c n k i /c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凡 勇 昆(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C ).作者简介凡勇昆,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 年月 日,第版.摘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把握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关乎教育强国建设的前途.通过包容与共存,回答乡村教育的“存废”之问:乡村教育要从“消亡论”走向“振兴论”,通过重塑乡村教育具有基本的结构功能意义、教育城镇化进程已经接近发展极限、城乡教育实现公正的治理之道三个认识维度,解决和平赤字挑战,实现“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对抗”目标.通过尊重与共生,回答乡村教育的“优劣”之问:乡村教育要从“依附论”走向“自主论”,超越优劣对比,须经历“认识你自己”“公正的旁观者”“陌生化支持”三个层次,解决信任赤字挑战,实现“文明尊重超越文明优越”目标.通过合作与共赢,回答乡村教育的“开封”之问:乡村教育要从“迷茫论”走向“自信论”,立足实质对话消除隔膜、互利合作实现共赢、真诚交流增强互信三个阶段,解决发展赤字挑战,实现“文明互鉴超越文明隔阂”目标.不共处、不对等、不对话的城乡教育关系,没有最终的受益者,城乡教育应是一个充分容忍多元、尊重多元、欣赏多元的命运共同体.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乡村教育现代化;包容与共存;尊重与共生;合作与共赢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马克思哲学的共同体理论、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认识、文化人类学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与实践契机.通过建设“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当前,人类社会面临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挑战,乡村教育遭遇单极化城市思潮的威胁,无论是世界各国还是城乡教育,都站在了相似的历史十字路口.当前,乡村教育正处于一个矛盾发展的状态: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的体量不断缩减,乡弱村空的趋势仍在延续;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资源下沉、补齐短板的力度持续加强,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意识并理解教育政策的相对稳定和教育现实的动态变化间隐藏的灰犀牛风险,如何在普遍性的治理危机中开展富有解释力的科学研究,这既是一项艰巨的学术挑战,又涉及“乡村教育向何处去”迷思的解惑.到底还要不要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否一无是处?城乡教育沟通的可能在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超越了思想贫困,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念解放.以此来把握城乡视野下的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关乎乡村教育高质量的发展,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关乎教育强国建设的前途.一、包容与共存:回答乡村教育的“存废”之问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县域内的学校逐渐呈现“城挤乡弱村空”的局面.十八大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从 年的 万人上升到 年的 万人,升幅 万,其中城镇学生数从 万增加到 万,增幅为 万,而乡村教育的学生数则是从 万降到 万.十年间,学生总数是增加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城镇学生激增所做的贡献,而背后则是源于乡村学生大量地向城性流动,他们以随迁子女的身份从乡村迁徙到城镇学校,最终形成了乡村学生的断崖式下跌.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兴起了乡村教育的“消亡论”.(一)“消亡论”的兴起与弱者的包容乡村学校的萎缩趋势有着深刻的现代化根源.世纪以来,国内出现一股以西方城市化为参照系的单极化城市思潮,认为乡村未来的命运就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中走向终结,乡村是落后乃至愚昧的地方,在城市化浪潮中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没有了乡村,乡村教育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消亡论”认定城镇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乡村教育的空心化趋势会延续下去,乡村学校已成为日薄西山的夕阳事业,在不远的将来乡村学校会逐渐走向消亡.农村教育的希望不在乡村而在城镇,受城市拉力和乡村推力的双重作用影响,农村教育乡镇化、县城化或城市化已成大势所趋,农村教育当下的目标是率先推进农村初中县城化,城市让教育更美好.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农村教育的出路,就是消灭农村学校,对乡村教育的投入意味着资源的重大浪费,是逆潮流而动的反现代化行动.与学者的学术判断相比,区域教育主体的治理偏好就有了更深刻的直观感受.在城镇化的影响下,乡村学校各方面都不如城市学校,师资水平低、教学资源缺、生源素质差、家长支持弱、学校经费少,在全面弱势条件下提升乡村教学质量几乎不可能.乡村家长只能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开始了持续的向城性流动,而学校生源不断减少又反过来加剧了乡村学校的弱势处境,导致更多生源的被动流失,小班小校的空心化趋势就愈加明显.同时,“提升教育质量与公平水平”“让每个乡村儿童都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政策引导、提升教育规模效益和管理效率的治理定位,也让以撤点并校为特征的布局调整有了充分的正当性.加之,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非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是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的战略安排.在这样的多重治理逻辑叠加下,就形成了如今吊诡的现象:既然办不好,那么就不如将其终结掉,将乡村的孩子都吸引到城镇来读书.假如未来所有的乡村孩子都去城镇读书,那么在空间上将出现教育荒漠与学校集聚并存的格局,偌大的乡土中国还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乡村学校命运的乖蹇,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这种现象随之而来的或许是,乡村教师缺乏变革能力、成功体验和变革自信,农民群体形成拼命带着孩子向城挤的面子意识,以及无法满足孩子选择优质教育资源愿望的失望心态城乡教育面临和平赤字的严峻挑战.可以确认的是,在一切后果之下,乡村学生一直是这些行为代价的最终承受者.乡村教育治理的逻辑,让人想到了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胡兀鹫是一个鹰科鸟类,绝大多数胡兀鹫出生之后就要面临生存的淘汰,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外界,而是自己的亲人.胡兀鹫妈妈每次会产下两颗鸟蛋,随着鸟蛋先后的破壳,以及日常争抢食物量的不同,一般会出现两只小胡兀鹫强弱不均的状况,强势的小鸟总能在争抢食物时占得先机,而较弱的小鸟在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上往往处于劣势,身体就越来越弱.一段时间后,弱小的胡兀鹫或者饿死,或者被强壮的兄弟杀掉,总之弱者的命运在幼年时就已注定.在整个过程中,胡兀鹫妈妈就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弱肉强食是被鼓励的行为,尽管小胡兀鹫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无人在乎.如果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胡兀鹫的思维恰恰与部分乡村教育治理的消亡逻辑有着较高的相似性,办不好就让其消失.由此,我们也可联想到国际交往被诟病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的行径,如果要找区别的话,可能是让乡村学校消亡的直接主体并非与之相对的城市学校,而是区域教育治理者,但这样的区别微不足道.区域教育治理下的布局调整,非但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加强乡村学校建设的理由,通过努力把如今的“小而弱”变成未来的“小而强”,以用优质的教育质量吸引住本地的孩子,反而给了治理者下达“谁弱就撤并”指令的口实.这就相当于家里的小孩子,正处在淘气的年龄,每当外出玩耍的时候经常会弄脏自己.有一天你发现他又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你或许会很生气地发飙:“给你说多少遍了,要注意个人卫教育部:教育部统计数据,h t t p:/w w w m o e g o v c n/j y b_s j z l/m o e_ /.张孝德、萧淑贞:乡村教育变革的四个维度,中国教育报 年月 日,第 版.胡俊生:农村教育城镇化:动因、目标及策略探讨,教育研究 年第期,第 页.叶敬忠:作为治理术的中国农村教育,开放时代 年第期,第 页、第页.生,不要在泥土里玩耍,你就是不听!”然而,等发泄完情绪,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是要赶出家门,还是赶快给洗个热水澡?我想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选后者.多数人都意识到,方便而有质量的教育服务是社区宜居的重要指标,能为农村地区提供方便而有质量的教育服务,可以增加农村社会吸引力,这是地方教育善治的光明大道.然而,现实中一些地区的乡村教育治理主体,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形成了如今的乡村教育的结局.意识在不断地批判和否定中发展,在“消亡论”盛行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振兴论”.它认为乡村学校将长期存在,乡村教育非但不应被忽视,反而应继续加大建设力度,实施积极差异化的均衡战略,要让乡村教育成为乡村振兴和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助推器.“振兴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渊源,也意味着对以往观念的更新与重塑.(二)走向共存的三依据:结构功能、城镇化极限与公正治理乡村教育具有基本的结构功能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代表乡村自身具有社会功能有机体的性质.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基本结构中任一维度的缺失都可能会导致乡土中国的动荡和文化的失调.梁漱溟先生在分析民国时期的中国时,认为中国问题在于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法制、礼俗悉被否认,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失去一个民族社会所应有的机能,陷于社会的麻痹瘫痪症.如果说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单边主义,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形成所谓的威胁膨胀,是担心对方取代自己获得曾经拥有的国际霸权地位,那么如今乡村学校受到的挤压,则是治理主体对其持续萎缩而可能造成经济、管理成本增加的担忧,是一种基于纯粹经济理性的规模效益计算,并没有认真考虑它所具有的结构性功能.乡村教育是乡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乡村社会最直接的功能是提供就近入学的便利性机会,为乡民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以至于最大限度地吸引并留住社会能人.“如果城市学校搬到了乡村,你还会送孩子到城里读书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不假思索地否定.乡村人口和人才外流是总体趋势,即使一些村民富裕了,也没有因此而留在乡村,反而有了进城买房的资本、离乡进城的动力,原因在于乡村没有好的教育,村民进城是“为了孩子”.乡村学校的退场,意味着乡村命运的被“连根拔起”,乡村的社会生态遭受结构性破坏,此时的乡村可能真正走向了消亡.如果说乡村仍然还承担着社会稳定器的角色,为进城农民保留城乡之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社会结构,那么乡村教育就是这台机器的引擎,没有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就几乎堵住了进城打拼者的退路,乡村振兴战略也就无从谈起.教育城镇化进程已经接近发展极限.从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看,城镇化虽然是一个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人口的快速减少与乡村的最终消失.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 ,按照城镇化率每年约个百分点的稳健增长速度测算,不到 年就应该能超过.同时,从城乡学生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远高于城镇化率水平,按纳瑟姆城镇化发展曲线第二个拐点 的参照,已率先进入缓慢发展阶段.这告诉我们,在城镇化浪潮汹涌的今天,国人不应忽视不远未来它的可能极限,城镇化率快速增长的时代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此外,即使届时中国达到拐点,那么还有 左右的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在不考虑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向乡性的人口逆流动的情况下,我们基本可以做出乡村教育将长期存在,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稳定的判断.尽管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基数大的特点也预示着将仍有超过亿的人口长期生活在乡村,而且这些人多属边远艰苦农村地区贫困程度较深、无力送子女进城上学、处于社会阶层相对靠下的弱势群体,他们更需要就近入学的基本权利.因此,在焦虑乡村空心化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夸大它的速度与新趋势.此外,过去工业必须集聚在城市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农村聚集的可能,新的生态化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以及现代的农村社区服务业的崛起,也导致人口向农村聚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力秦玉友、张宗倩、裴珊珊:教育在促进农村发展中如何发力 年后教育扶贫对接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与路径选择,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邬志辉: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三个关键点,中小学管理 年第期,第页.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思考,关东学刊 年第期,第 页.邬志辉等:中国农村教育:政策与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推进下,这种集聚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口的逆城镇化潮流,城镇化进程虽将仍持续一段时期,但乡村产业兴旺的前景也将会不断吸引本地农民在地就业,以及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一些城镇的优秀人才也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参与其中.在加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号召下,只要有人在乡村,那么就必然包含着对高质量乡村学校的客观需求.反之,优质教育的供给也激励着优秀人才主动扎根乡村,毕竟有谁会弃子女教育需求而不顾,去选择生活在文化沙漠呢?面对这么大体量和区域范围的居民,没有均等化的学校教育服务提供,这是难以想象的.城乡教育实现公正的治理之道.事实上,我们并非死守乡村教育这片阵地不放手,也不认同“任何一所乡村学校都不能撤”的观点,毕竟城镇化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事业,一些乡村学校的自然衰减也属正常.有些 人左右的乡村学校会逐渐沦落为小规模学校,甚至可能会继续小微化,直至最终的消失.在遵守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对一些乡村学校的撤并,恰恰是对经济效益和社会道义的双重守护.况且城乡只是强弱的一个表征,真有一天取消了城乡的分野,或者城乡教育一体化完全实现,那么也还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优质薄弱”学校区分.如果按照丛林法则的逻辑来治理的话,薄弱学校就应该全部撤并,只需要保留和建设那些优质学校即可.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胆敢承认羸弱是消灭别的国家的正当理由,哪怕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野蛮历史中,国家间的战争也多在道义上尽可能做到师出有名.学记 有言:“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两千多年前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了就近入学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如今我们难道要反其道而行之,将众多好不容易建立的乡村学校轻易地消灭掉?显然,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包容性、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相左的.当然,这种非公正待遇并非只涉及乡村教育这么简单,城市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国家社会的发展,都可能受到伤害.城乡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关系,城市和乡村无论是哪方面,只要它的独特功能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那么这个国家发展的进程就会呈现出病态甚至残缺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 单选题”.城乡教育的命运休戚相关,发展强者并不意味着抑制弱者,对抗没有出路.对待空心化的乡村学校,如同对待家里日益衰弱的老人,不能因为年龄大了,晚辈们就产生“总归人很快要死”的心理暗示,待其少吃少穿,疏于照顾.如此的话,我相信老人真的会“遂其所愿”快速地死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仅是老人生命走向终点,更体现在晚辈的“助力”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如果说村落的终结至少包括物理空间、组织实体和社会关系三层意义的话,那么乡村学校作为组织实体的重要构成,它的缺失对村落的打击将是致命性的,毕竟民房村落可以再建,熟人关系可以再生,而教育与文化失落的复兴周期与可能,都充满了悲情的不确定性.以“振兴论”为基础的城乡教育的包容与共存,回答了乡村教育的“存废”之问,强调乡村教育对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真正确立并致力于实现“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对抗”的目标.有危险的地方,拯救也在生长.既然乡村教育是这么的重要,那么面对当前持续羸弱的乡村教育局面,未来乡村教育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哪里?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二、尊重与共生:回答乡村教育的“优劣”之问在教育现代化百年历史变迁中,“乡村教育不如城市教育”“城市学校早已形成了看似对乡村学校的全方位超越”类似的观点并不罕见,几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共识.在人们看来,由于乡村学校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积重难返,要想在原有基点上提升教学质量,追赶和超越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学校,仅靠自身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而模仿城市学校发展道路和方式,可能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最好的选择.这样的认识也可称之为乡村教育的“依附论”.(一)“依附论”的局限与异己的尊重依附城市学校,在后发优势的带动下可能会增加外部的发展助力,如结构化的教学模式、科学化的管理经验.但长期的跟随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固化了外围、边缘、落后、底层、被支配的集体意识,并形陈锡文: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加快乡村发展,记者观察 年第 期,第 页.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再版前言第页.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城市化趋势:乡村学校近乎完整地拥抱了城市学校的一切,对城市学校展现出无尽的憧憬和羡慕,包括消费主义、信息化浪潮以及所有现代化的生成物,出现了继拜神教、拜物教之后的“拜城教”.乡村兴起攀比之风,即使城里的学校不见得好,很多农民也会对进城有超乎寻常的迷信,认为只有送孩子去城里读书才有面子,才能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有些村落的学龄儿童几乎全都被送去城里学校,不这么做就在人前抬不起头.然而,一些城市学校对乡村学校则表现出骨子里的偏见与傲慢,形成了长期内隐在人们心中的城优乡劣的观念,并且城与乡的优劣势区分看起来是压倒性、永久性和不容怀疑的.甚至有些乡民一旦进了城,见过了城市的光怪陆离,哪怕还未落下脚跟,就会以城里人的身份自居,回头去鄙夷曾经的同乡.这种城乡文化心理的不对等,强化了乡村的自卑和城市的傲慢,固化了乡村的边缘和城市的中心,城市学校对乡村教育不了解、看不上、不承认甚至故意贬低,即使你远远超越了城市学校,但仍然无法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城乡教育面临信任赤字的严峻挑战,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无从谈起.为何会形成这样局面?一般的观点认为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引起的资源供给不充分和配置不均衡导致的,缺少资源的前提下乡村教育想要获得充分的发展就异常困难,这也是以往城乡教育政策发力的着力点.这种“经济决定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资源的供给是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资源不平等成为这种偏见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但它无法有效解释那些资源充足背景下的教育失败和资源匮乏下成功突围的典型个案,这些教育创新获得了社会极大的认可,“有了资源就能发展”反而成为现实中屡被证伪的假设.而这些经验无不在呈现一个基本事实,即乡村教育变革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尊重自身特点,寻找自身优势,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此,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最优治理以及制度安排,关键是治理主体的所作所为是否最大化地与自身处境相适应.从外围资源追溯的狂热,到自我认知和行动的归因,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冒险,更是一个现实的实践检验.一味地追求城市化,意味着课程教学资源以城市为标准,脱离乡村儿童日常生活经验,在科学知识与儿童经验之间产生了文化距离,城乡教育同质化倾向明显.这种不顾城乡、区域差别一味强调教育的统一性的教育现代化,让农村学校所教的知识难以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实际相结合,与农村生产劳动技术的发展需要严重脱节.乡村儿童课程理解难度与脱离需求程度的增加,使学校出现很多学困生、辍学生和问题学生,也导致乡村儿童不熟悉、不认同、不热爱乡村.同时,乡村教育经年的弱势积累又使自己更加地边缘化.陶行知反思乡村教育的现实,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其批判的实质,就是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的有意无意的割裂.儿童的生活经验被学校忽视,这是一条与乡村实际生活隔绝的道路.再豪华的装备,如果不适合自身特点也不一定是好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姑娘把自己看成小公主,总喜欢去商店挑选一些喜欢的衣服.那么,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好”的呢?尽管答案有很多种,但“符合自身高矮胖瘦老幼的特点”可能是最基本的一条.当家长逼迫小孩子穿成年人衣服的时候,哪怕这件衣服价值不菲、用料考究,小孩子大概率也是不高兴的,原因并非衣服本身不好,而是不适合孩子的体形.正如发达国家将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不仅不会起到“示范作用”,还将以不可避免地惊人速度扼杀本地技术,其摧毁传统工作场所的速度要比建立现代化的速度快得多,从而使穷人处于更加绝望和无助的境地,所以应使用“中间技术”.乡村学校面临的社会情境和教育提供与城市学校有着迥异的区别,但这种不同更多意义上是异质性、多样化、多层次的呈现,而非办学水平高低的判断依据.费孝通早就巧妙描绘了城乡特点的不同.在他看来,乡下人听到背后汽车喇叭手足无措,与城里人将苞谷认作麦子是一样的道理,这只是知识的问题,与智力高低无关.试想如果城里人在乡下住一段时间,任何农作物都会很快认识,乡下人到城里也会逐渐认识并习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重构城乡优劣的价值观,走进现场去发现特点,转换思路去分析劣势和挖掘优势.事实上,基于长时期的驻村观察和学术史梳理,我们发现乡村学校并非只有劣势,相反还有许多城市学校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充分挖掘和运用这些优势将有助于提升乡村学校教学质量.翁乃群: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 以西南四村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室:陶行知文集(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恩斯特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乡村学校共有三大优势:()小班教学优势.乡村学校班级人数少,教室空间大.一方面,可以将教室空间改造为有利于个性化学习和探究性活动的学习空间,实现教室功能的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开展基于学习进度的个别化教学、基于学习偏好的差异化教学和基于学习需要的定制化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教师教学的创造性,真正推进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在地资源优势.乡村学校内嵌于乡土社会,与乡村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生产、劳动生活紧密相联.乡村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深植于乡土生活.以熟悉的社区和自然环境为基础展开学习,有助于在以课程为中心的科学世界知识和以经验为中心的生活世界知识之间架起桥梁,有助于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创新空间优势.城市学校受考试制度影响,教学方式变革压力大.然而,整个社会对乡村学校抱有较低的质量期望,这意味着村小进行教学变革没有“变得更糟”的风险顾虑,有助于激发村小的教育想象力和创造力,大胆探索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趋势的现代教学模式,为村小成为教育思想与行为变革的实验场提供了可能.同样,城市学校也有优势,如规模效益优势、资源积累优势、结构化和开放性强的优势等等.城乡任何一方都不能因自身发展水平高就忽视对方的存在,产生无限的优越感,也不能因为自己发展水平低就妄自菲薄,在丧失自信中迷失自己,而需要在“依附论”笼罩下的氛围中建立真正的“自主论”.前面提及的胡兀鹫,还有一个爱吃骨头的特点,但它们并非直接吃掉硬骨头,而是看上了骨头中的骨髓,通过将骨头从高空投丢到坚硬的地上摔碎,然后安心地享用里面储存的丰富营养.正因这个特点,使得它们在猛禽类动物中有与众不同的随遇而安,它们不是主动捕猎其他动物,而是只须及时发现其他猎手的踪迹.当其他猎手捕到猎物大快朵颐的时候,胡兀鹫静静地在旁等候即可,毕竟谁也咬不动、拖不走、看不上的大骨头才是它们的“猎物”.特点造就了生命,也转化成了生存优势.如果胡兀鹫放弃自己的这个优势,像其他猛禽那样辛苦地去寻找猎物,大概它的命运也就成了另外一个模样.乡村教育如果能明晰自身特点,挖掘潜在和现实优势,那么也将与城市教育和谐地共生在同一个世界.(二)走向共生的三层次:认识你自己、公正旁观者与陌生化支持乡村教育要寻找自己的特点,超越优劣对比,大概要经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要“认识你自己”.要尽可能认清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不为优势骄傲,也不为劣势自卑,将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优势,将现实的劣势转化为未来的优势,把持住,不放弃,将自身特点发挥到最大效力.一个人如果能出入于城市与乡村、高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就能够更为健全地发展.农村孩子不应该把孩提以来的经验、体验当作包袱,而应该切切实实地当作宝贵的精神资源,充分地利用和发挥.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劣势,劣势与优势的转化也就在一念间.庄子有“佝偻承蜩”的典故,佝偻老人的体质没有办法和一般人相比,如果他因此灰心丧气,失去自信,那么他也就是一个平庸的人,结果其貌不扬的他在捕蝉这件事情上却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水平,原因就在于他认准了自己的优势并坚持下去.试想,如果明明是一把勺子,你非将其作为一把叉子使用,结果会好吗?作家莫言曾用虱子的例子为优势劣势认知提供了借鉴.城里的虱子认为“城里人穿绫罗绸缎,一天三次换,别说吃的,看都捞不到”;乡村里虱子则埋怨“乡下人穿破棉袄,得空就找,一时找不到,急得用口咬”,结果两个虱子在城乡的半路上活活饿死了.看准优势,守住优势,放大优势,城乡学校才能认清当前所处的情景和位置,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思路、引导乡村学校探索低成本、可复制、有特色、高成效、能持续、生态化的乡村教育发展道路,学生才能形成未来“进有上,退有路”“榜上有名,脚下有路”的合理预期.只有这样,乡村学校才能变得强大起来,才能有足够的能见度,获得别人的尊重.第二层次是要做“公正旁观者”.对不同于自己的他者,要基于对方的真实处境,尽可能设身处地去感受对方的所作所为所获,认识城乡教育各自经历中的波折、困境、反复、收获与经验,其中既可能充满苦衷,或许也有甜蜜,从而形成一种共情式的理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要别人不是影响了你的生存发展,那么他的不一样也只是特点,大家就可以有共处共生的基础.城市学校普遍有着充足的资源供给,有着量足质优的师资队伍,也有着多元有力的社会支持,这些都是很多乡村学校无法拥有的条件,也是学校走向成功的依靠.然而,乡村学校的小班教学、在地资源和创新空间三大优势,也是城市学校难以获得的.当城市学校的学生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屡获大奖的时候,或许一些乡村学校钱理群:农村正是整个中国的“根”钱理群致青年朋友,h t t p s:/w w w c c d i g o v c n/y a o w e n/t _ h t m l,年月 日.莫言: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第 页.连一名专业的音乐教师都没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农村孩子就没有音乐天赋,因为他们很多是听着鸟鸣狗叫长大的,各种动物的叫声都能学得惟妙惟肖,他们一直在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无论城乡的学校,都不能不顾对方的特点而倾销自己的成功学,也不能因为自身的薄弱就丧失了独立人格.“千篇一律”“复制粘贴”反而是教育发展的大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的,这几乎是一条发展金规则.当我们能够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时,教育世界里就会少一些冷漠和歧视,多一份共情和包容,真正引导你去尊重他人,成人之美.第三层次是“陌生化支持”.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损人不利己的狭隘与痛苦的主体间性:乡村学校为掩饰自己“技不如人”的事实,会在“因地制宜”幌子下,刻意从差异中创造甚至夸大自己的优势,或者转向阿Q“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式的精神满足;而城市学校也可能会标榜自己的强大,并固化这种认识,从而不愿意看到、承认乡村教育的生机活力.“陌生化支持”的要义在于,不同主体的支持网络不仅发生在熟人社会,即使在彼此陌生的环境下,也可以以及有必要建立一种平等的、非敌对的相互帮扶关系,从而让支持而非霸权,变成一种生活的常态.无论什么类型的交往主体,都需要建立彼此的基本信任,而非看到异己的第一时间,就想着如何去霸权、战胜与贬低.正如中美大国关系,如果美方把自己的选择定义为民主,把对方的选择定义为权威,把成功定义为改变对方,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现实.再说,很多的批评也不见得中肯,反而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得到别人最基本的认同,哪怕这样的认同言过其实,至少能够提供心理上的支持,这就是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城乡教育的主体也不例外.当城市学校取得喜人成就的时候,要相信他们也付出了智慧和汗水,而不是臆想它依靠当局者的偏爱;当乡村学校遭遇发展瓶颈的时候,要相信他们对乡村孩子的初心,体谅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多重约束,而不是一味地发泄内心充满文化中心主义的指责和轻视.一个群体的力量越弱,发展越落后,它就越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也就越不被别人了解,那么人们往往会用“落后”来概括整体上的感受.外在的制度能很好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突破,但造成城乡分离的核心机理的文化认知并非一蹴而就.偏见一旦形成,就趋向于自行永久存在,拒绝改变,还会通过自我实现的语言创造出与之相应的现实.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减少偏见吗?文化有特色,水平有高低,发展有先后,但文明无优劣.内心中承认人与人的平等,这要开展平等的教育,通过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教育发展才能实现,在平等的基础上走向合作是可行的一条道路.尊重与共生,是回答乡村教育“优劣”之问的尝试,而“三层次说”重塑城乡教育发展原有的“优劣”“高低”的认知,摒弃“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非正义臆断,致力于实现“文明尊重超越文明优越”的目标.总之,乡村教育的现代化,绝不是乡村教育的城市化,而是在不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立足乡土特点主动寻找变革契机和机遇的过程.三、合作与共赢:回答乡村教育的“开封”之问随着乡村学校不利处境的持续,大量优质生源的外流,在教育评价机制不变的前提下,乡村教师的努力付出与乡村学生的学业表现不对等,绝对意义的教学质量总是排名靠后,教学先进评选一直跟自己无缘,这种“无论多么努力都很难改变现状”的无力感,以及教改方向的迷茫,对乡村教师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打击很大.即使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在新鲜感的作用下对教学有积极性的投入,但很快也会陷入这样的怪圈.这就是乡村教育的“迷茫论”.(一)“迷茫论”的解码与需要的合作乡村教育迷茫的直接后果是乡村教师无奈下的难作为,但最终导致教育质量的提升无望,倒逼乡村学生被迫寻求主动外流,进而加剧乡村学校的空心化.导致迷茫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缺少开放式的与城市异文化的沟通,是乡村教师的封闭导致落后的复制与再生产,失败经验不断积累到了近乎麻木的状态,城乡教育面临发展赤字的严峻挑战.诚然,单凭挖掘自身优势,乡村学校可以逐渐走出困境,形成与众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但要想走向卓越,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典范,就必须超越本土化,真正见识外面的大世界,与异质性的、发展水平较王毅: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国际问题研究 年第期.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年,第 页.高的学校进行交往.如果我们自以为拥有天底下唯一“合情合理”的文化,那就可能失去理解自己的机会,甚至可能失去我们的邻人;承认并苦读他人的世界,才能善待自我.从“我者”为中心的立场到“无处非中”的世界,意味着谁都可以成为中心,谁也可以成为边缘,关键是看什么样的事情.事实上,国家也看到了乡村学校闭塞带来的弊端,至少从十多年前,各地在政策的引导下就开始进行各种探索,打开学校大门寻求开放,城乡学校捆绑发展、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学校委托管理、零择校、集团化办学、学区一体化等模式涌现,并在政策的激励下于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可惜的是,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却很少认真对待让答案产生有效性的约束条件,致使这样看起来能解决问题的沟通,在实践中屡屡受挫.很多的交流也存在道德风险,常常只停留在表面功夫,止步于完成行政规定的任务,徘徊在完成检查材料的交差,乡村教师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帮助.沟通好像怎么做都是错,而长久的沟通是将错就错,于是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沟通”倾向.当然,人际间的沟通本就是一个难题.萨特认为地狱不是什么刀山火海,永远与他人在一起,本身就是地狱.主体性的争夺看似造成了沟通的哲学与现实困境.那么,沟通既然如此之难,城乡教育间的交流还存在可能吗?现实中,很多城乡学校结合成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了教育变革的成功典型,无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可用一个虚构事件来体会其中的微妙.一对双胞胎大学生,学的专业分别是空间物理和生命科学.从专业知识而言,两者的关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两者日常交往形态是怎么样的?我想无非是,因对双方专业有偏见而互相诋毁,因无共同专业语言而互不理睬,或者是因有情感联系心存挂念而互相学习.对于后者,交流的内容大可不必是专业知识,而可以是一般性的关于学习方法、社会交往、身心健康养成、社会情感习得的沟通,只要是有助于人生成长的建议,都可以拿出来分享,从而促使双方都能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启示.这难道不是一种沟通可能吗?正如人类学中涵化的整合机制,把不同文化的优势融为一体,只要对自己有帮助,无论是谁的意见都可为我所用,这也是“无处非中”的人类学本意.从“本国优秀”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的机遇.来自异域眼光的价值追认,要求乡村学校远离“迷茫论”而勇于建立“自信论”,走出这个看似广袤却实为狭小的乡土社会,主动学习并习惯于与城市的交往沟通,祛除自卑,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认识分歧,拥抱启蒙.对于城市学校而言,最重要的则是从乡村学校的典范中主动消除骨子里的傲慢.所以,关键是从周边看自己,走向解决主体间性困境的“合作共赢”.(二)走向共赢的三阶段:实质对话、互利合作与真诚交流实质对话消除隔膜.如果说区分城乡体现了对各自特点的尊重,那么无所谓城乡或非城非乡,则是消除立场,不问出身,只针对合作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才是实现合作共赢的起点.开放大门的第一步,是城乡要彼此坦诚相待,聚焦当前面临的真实问题,围绕困扰教育教学的难点重点议题,树立实质交流的意识.实质交流不绕弯子,不回避双方的需求和特点,不拘泥于具体形式和场景,不为完成交流任务虚假合作,它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思维方式.沟通无效并非其知识水平不够,更多是被灌输了太多的标准答案,形成了难以改变的惯性思维.正如古希腊对辩证法的理解那样,它的本意并非“好坏同体”,而是在对话辩论中互相批评从而促进认识,是讲道理、讲逻辑、讲证据的对话辩论,在各种道理之间的对话、论证、比较和改进中,人们能够获得比原先意见更为合理的观点.开展实质交流一定要有“对手意识”,围绕具体议题要勇于抛出自己的意见,解决弱者心态与自我认识不足带来的“哑嗓子”困境,勇于与真正的高手过招,即使最终是输掉的结局,也会赢得对手的尊重,表达自己的尊严.当然,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要基于相互的尊重与信任,非黑即白、选边站队都将导致交流的终结.可以想象,现实中很少有人喜欢没有对抗的比赛,热身赛也不会找软柿子捏,因为人人知道,与高手过招,取得的荣誉才会倍加珍惜.如果把这样的思维放在科学研究中,那么就可以表述为:双方争论,彼此应该认真听取、努力理解对方的观点,看看其中是否有合理的部分,这是科学精神应有的理性和包容.当然,包容不是良莠不王铭铭:无处非中,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年,第页.邬志辉等:中国农村教育:政策与发展,第 页.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北京:新星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人民日报 年月 日,第版.赵汀阳:思维迷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分,不是一团和气,而是通过理性的讨论和深究,逼近真理.从求真上看,这种务实的交往方式旨在实现城乡教育双方工具性的发展目标,是合目的性的设计.互利合作实现共赢.现在的城乡教育联盟,多不是基于异质性办学特点建立起来的,也很少是基于市场逻辑的自动交往行为实现的,而往往是在政府政策逻辑下建立起来的,从而呈现出强弱帮扶“不得不为之”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城乡交流有着内在的脆弱性,一旦行政力量减弱,侧重付出一方在理性计算的情况下,动力就会随之消退直至选择退场.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