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_魏义霞.pdf

第 25 卷 第 2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25,No.2 2023 年 4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pr.2023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 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魏 义 霞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摘 要：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原因，这一点从他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中直观体现出来。康有为彰显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尤为强调董仲舒的思想源于荀子，并在这个前提下声称董仲舒的思想超越了孟子和荀子，成为孔子之后一人。与此同时，康有为拉近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关系，断言董仲舒的思想源于孔子亲授弟子。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目的是提升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借助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自己的孔学观。关键词：康有为；董仲舒；孔子；孟子；荀子；弟子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3.02.003 作者简介：魏义霞，女，安徽濉溪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1&ZD053）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3)02-0020-06 收稿日期：2022-09-16 康有为审视、评价国学人物遵循一个统一而不变的原则，那就是：英雄全凭出身。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国学人物的审视、解读侧重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并以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厘定他所提及的众多国学人物的学术地位，进而对他们予以臧否评价。一方面，从其不惮其烦地辨析、厘定身份归属的角度看，康有为视界中的董仲舒属于例外相对于对董仲舒思想的全面挖掘、深入发挥乃至过度诠释来说，康有为对董仲舒身份归属的探究、追溯显得单薄。另一方面，康有为对国学人物的关注有一个惯例，即试图通过学术传承界定其身份归属，勾勒其传承谱系，由此厘定其学术地位。康有为对董仲舒亦如法炮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视界中的董仲舒带有鲜明的康氏范式。一、董仲舒与孟子、荀子 或许是董仲舒的大儒身份毋庸置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并不像对待他所提及的大多数国学人物那样反复辨明身份归属，而是侧重董仲舒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渊源。在此过程中，康有为努力凸显董仲舒与荀子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断言：读深察名号篇，知董子传荀子之学，不传孟子之学。1188 今一切名物皆孔子正之，故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有正名篇，与董子相表里也。今欧人论理学出于此。1398 荀子：性者，本始质朴也，即天质之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即王教之化也。故刘向谓：仲舒作书美荀卿也。然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乃孟子之说，则辨名虽殊，而要归则一也。1386 通过对董仲舒包括语言学、逻辑学（康有为称之为“论理学”）和人性论等诸多领域思想的考察，康有为得出了董仲舒传荀子之学而不传孟子之学的结论。康有为之所以下如此断语，所依据的文本是第 2 期 魏义霞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21 春秋繁露的深察名号篇和荀子的正名性恶诸篇。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集中反映了董仲舒对圣人发天意而制名号的论证，康有为将此篇与荀子书中的正名篇相提并论，目的是从正名的角度论证董仲舒与荀子思想的渊源关系。具体地说，康有为认为孔子的正名思想属于逻辑学，荀子正名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两篇便是对孔子逻辑学的传承和发挥。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性论方面，康有为尽管承认董仲舒的人性、教化思想因袭孟子的思想而来，然而，从总体上说，他却肯定董仲舒的人性论与荀子一脉相承，并且搬来了刘向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康有为突出孟子、荀子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将两人比喻为孔门之龙树、保罗，进而誉为孔学在战国时期的“二伯”。在肯定孟子、荀子是孔门“二伯”的前提下，康有为将董仲舒的思想与两人直接联系起来。这表明，康有为肯定董仲舒是孔子后学。问题的关键是，康有为极力拔高董仲舒在孔学中的地位，甚至不惜通过打压孟子、荀子而突出董仲舒在孔门中的显赫地位。下面的论断在康有为那里绝非个案：繁露传先师口说，尊于荀、孟。1187 董子微言大义，过于孟、荀。1188 董子传微言过于孟子，传大义过于荀子。1204 依据康有为的说法，孔子的思想从传播的角度看分为口说与文本，口说传承微言大义，“择人而传”，是孔子的高级之学；文本“日以教人”，是孔子的低级之学。孟子传承微言大义，荀子则以传承文本为主。在这里，康有为却抛开了孟子，转而声称只有董仲舒传口说。这意味着只有董仲舒传承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也从传承孔子思想的角度既坐实了董仲舒的孔子后学身份，又使董仲舒的地位得以空前提升。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断言董仲舒“尊于”“过于”孟子和荀子也就不言而喻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沿着董仲舒胜于孟子和荀子的思路，康有为进一步宣称：“孔子微言大义，至董子始敢发挥，汉朝孔学已一统，人皆知尊孔子也。”1188依据这个说法，孔子的微言大义直到董仲舒那里才开始被发挥出来，这意味着包括孟子、荀子在内的董仲舒之前的孔子后学都不谙孔子的微言大义。不仅如此，董仲舒还率先对孔子的微言大义进行发挥，并且由于方向正确而收到最佳效果使孔学在西汉得以一统。从董仲舒开始，或者说，由于董仲舒的发挥和功劳，人人皆知尊奉孔子，也就是开始奉孔子为教主。与此同时，康有为宣称：“汉之义理者董仲舒。”1197这就是说，汉代在义理之学方面，首推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指出，与在微言大义方面的情形一样，董仲舒在义理之学方面超过了孟子和荀子。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董子穷理过于荀子，荀子过于孟子。”1188 至此可见，一方面，康有为凸显董仲舒与荀子思想的渊源关系，致使董仲舒与荀子而不是与孟子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在康有为看来，与其说董仲舒传承了荀子的思想，不如说董仲舒高于荀子以及孟子更为恰当。对于这一点，康有为将董仲舒誉为孔子之后一人提供了最佳注脚。二、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 基于董仲舒胜过孔子“二伯”孟子和荀子的认识，康有为对董仲舒顶礼膜拜，乃至情有独钟。在这方面，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甚至略过了孟子和荀子，让董仲舒直接与孔子对接。例如，康有为断言：“文王之文传诸孔子，孔子之文传诸董仲舒。”1261康有为肯定董仲舒传孔子之文，不仅让董仲舒的思想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而且预示了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和对孔学的贡献高于孟子和荀子。在康有为那里，肯定董仲舒直接传承孔子之文与提高董仲舒的身份地位互为表里，对于他解读、评价董仲舒的思想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十分在意董仲舒传孔子之文，连篇累牍地提及这一点并极力加以渲染。下仅举其一斑：善乎王仲任之言曰：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仲舒。1307 论衡谓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仲舒。1189 上述议论显示，康有为略过孟子、荀子，直接让董仲舒与孔子对接。这在提升董仲舒地位的同时，也意味着董仲舒最谙孔子大道。其中的潜台词是，凭借董仲舒可以窥见孔子的微言大义。这道出了康有2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为早于其他国学人物而急于通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借助对董仲舒思想的诠释而发掘孔子微言大义的原因。对于孔子的微言大义究竟是什么，康有为亮出了谜底“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这就是说，借助董仲舒的思想，康有为将孔子的微言大义诠释为以公羊学三世说为依托的托古改制。事实上，康有为不仅肯定董仲舒的思想直接渊源于孔子，深谙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而且通过董仲舒直接传承作为孔子亲授弟子（“七十子”）及其后学的口说解释了董仲舒能得春秋微言大义的原因。对此，康有为解释说：董子醇儒，为公羊学，而所称春秋非常异义，多出公羊外，与胡毋生（疑为胡母生之误引者注）之传于何休全合，与谷梁家之刘向亦合，与孟子合。董子岂杜撰者哉？何君亦岂及此哉？盖皆七十子后学口传于孔子，故自然相合尔。其传春秋改制当新王继周之义，乃见孔子为教主之证。尤要者，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幸赖董、何传之，口说之未绝，今得一线之仅明者此乎？今治大地升平、太平之世，孔子之道犹能范围之。若无董、何口说之传，则布于诸经，率多据乱之义，孔子之道不能通于新世矣。学春秋者，尤当知董子繁露、何休注多为孔子口说，七十子后学辗转传之，虽有微误，而宗庙百官之美富，可见大端。当一一理会尊重发明之。否则，虽抱公谷传文，其于春秋，犹欲入而闭之门耳。26-7 在这里，康有为虽然肯定董仲舒对于“七十子后学辗转传之”，但是，他却强调由于“七十子”受孔子亲炙，得天独厚地拥有亲闻孔子口说的便利条件。尽管“辗转传之”，董仲舒还是由于“七十子后学”而得孔子口说。这既肯定了董仲舒传承孔子口说，擅于发挥微言大义；又借助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及其后学的特殊关系，并以他们为中介将董仲舒的思想与孔子直接联系起来。康有为将董仲舒与七十子勾连起来，引发了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略过了孟子、荀子，凸显董仲舒在孔学中无法比拟的显赫地位。当然，康有为的这个做法也为他宣布董仲舒“超孟轶荀”提供了佐证。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与七十子的联系让董仲舒在与孔子后学的直接传承中略过了孟子和荀子，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董仲舒之所以“超孟轶荀”的原因。第二，既证明了董仲舒思想是孔学嫡传，又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董仲舒由于传承口说而得孔子微言大义。在这方面，董仲舒的发挥皆是春秋的非常异义，甚至多出于春秋公羊传之外。而康有为看中的，则是董仲舒所秉持的注重发挥微言大义的公羊学立场和解读春秋的范式。在康有为看来，董仲舒的公羊学既与胡母生传于何休之公羊学、刘向之谷梁学相合，又远远超过了后者。董仲舒的地位决定了他发微春秋微言大义的春秋繁露异常重要。康有为甚至强调，对于孔学来说，董仲舒发微春秋的春秋繁露不可或缺，举足轻重，地位远远在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之上。若想洞察孔子的微言大义，如果不读春秋繁露的话，那么，无论读春秋公羊传还是春秋谷梁传都等于闭门而入；只有凭借春秋繁露登堂入室，才可能窥见孔教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至此，康有为将对董仲舒的膜拜表达得无以复加，也将对春秋繁露的推崇推向了极致。尚需提及的是，对于董仲舒与七十子以及后学之间的关联，康有为强调董仲舒高于七十子。于是，康有为说道：“孔门如曾子、子夏、子游、子服、景伯，于小敛之东西方，立嫡之或子或孙，各持一义，尚未能折衷。至于董子，尽闻三统，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岂徒可止礼家之讼哉？其单词片义，皆穷极元始，得圣人之意，盖皆先师口说之传，非江都所能知也，不过荟萃多，而折衷当耳。”1330-331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孔子的思想本末远近大小精粗无所不包，孔子的亲授弟子各自继承了孔子某一方面的思想，充其量只是各传一义而已。董仲舒却既能够凭借孔子弟子得孔子口说之传，又善于折中，故而能得孔子思想之全。上述内容显示，康有为对董仲舒传承谱系的勾勒实质上演绎为对董仲舒身份的提升和张扬，无论对董仲舒与荀子以及孟子还是与七十子关系的诠释都是如此。这些既奠定了康有为挖掘董仲舒思想的前提方向，又奠定了他对董仲舒的地位认定和态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后学以及思想传承涉及不多。就现有资料来看，康有为明确提到的董仲舒后学只有一位，那就是司马迁。这用康有为本第 2 期 魏义霞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23 人的话说便是：“太史公（前 145 或前 135？），董生（前 179前 104）嫡传。”3司马迁是康有为选择的力辟异端的楷模，让司马迁作为董仲舒嫡传既提升了董仲舒的身价，又坐实了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推崇孔子，从而为康有为以史记为自己的诸多言论进行辩护提供了方便，可谓一举双得。三、发微孔学要义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即“七十子”关系的认定从不同维度展开，共同表明了董仲舒在康有为诠释、利用孔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孟子、荀子的关系侧重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独一无二的显赫地位，表明了董仲舒是康有为选定的孔学代言人；与孔子亲授弟子即“七十子”的关系则侧重董仲舒对孔子微言大义的阐发，为康有为借助董仲舒以及春秋繁露解读、诠释孔子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准备。首先，康有为的主张是借助孔子的名义发出的，对孔子思想的诠释则是借助董仲舒进行的。康有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进化，便将这一切都说成是孔子之仁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康有为一面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立言宗旨，一面称赞董仲舒对孔子之仁的阐发最为精微。康有为指出，孔子的所有思想、主张都围绕着仁展开。沿着这个思路，他甚至断言：“该孔子学问只一仁字。”1250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将仁奉为孔子的立教之本。他认为，诸教皆有立教的根本，孔教也不例外。具体地说，孔子以仁立教，仁就是孔子立教的根本。康有为连篇累牍地声称，孔子的立教宗旨是仁，仁对于孔学至关重要。康有为从仁对于孔教的至关重要中引申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仁是判断孔教与其他各教的标准。孔教之所以与老教势不两立，缘于在立教宗旨上仁与不仁的不共戴天。第二，对孔子之仁的发微是判断孔子后学对于孔学贡献大小的标准，当然也是衡量孔子后学在孔学中的地位的依据。这两点是康有为审视、评价孔子后学以及国学人物的基本逻辑，也是解读并评价董仲舒“发仁最精”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康有为进而肯定董仲舒对仁的解说、发微“极好”“最精”，故而对董仲舒的仁学赞不绝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不止一次地断言：董子必仁且智篇说仁字极好。1250 董子发仁最精。12257 由此可见，康有为在彰显仁对于孔学至关重要的前提下，强调董仲舒对仁的解说“极好”、对仁的发微“最精”。当然，仁对孔子思想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预示了“发仁最精”的董仲舒在孔学中的重要性。既然如此，康有为无论如何拔高董仲舒的地位也都顺理成章了。如果说对仁的关注、发挥使董仲舒与孟子一样成为孔学正传的话，那么，一个“极”字再加一个“最”字则使董仲舒的地位盖过了孟子以及其他孔子后学。对于这个问题，康有为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提供了佐证：孔子本仁。盖孔子之道无定，但以仁民为主，而各因其时世以施之，至其穷则又变。中庸：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又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子譬如医生，多备数方，以待病变而服之，无一定之法也。惟其先后之序，因时出之。孔子生于乱世，故春秋为拨乱而作。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216-17 春秋三世之法，与礼运小康、大同之义同，真孔子学之骨髓也。孔子当乱世之时，故为据乱、小康之制多，于大同太平则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可见孔子之志，实在大同太平，其据乱、小康之制不得已耳。218 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榖、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笔削改本之所托。先圣太平之大道，隐而复明，闇而复彰。喟然曰：昔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今春秋灭于伪左，孔道晦于中国，太平绝于人望，岌岌殆哉！吾虽当厄，恐予身不存，先圣太平之大道不著。不揣孤陋，再写旧闻。因旧传凡得一十一卷，岂有所明？亦庶几孔子太平之仁术、大同之公理不坠于地，中国得奉以进化，大地得增其文2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明。亦后之君子所不罪欤？其诸君子亦乐道之耶？24 康有为强调，六经皆孔子所作而六经以春秋为至贵，与春秋主人道、人道以仁为主环环相扣。就上述阐释而言，康有为认定孔子是大医而备万方，以便根据病症随时发药，故而无一定之法而注重变通。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孔子的所有主张都本于仁，以仁为立言宗旨和逻辑主线便可以将孔子的所有主张都贯穿起来。从自由、平等、博爱到民主、进化，再到三世三统、大同小康等，无不如此。洞彻了这些再看康有为称赞董仲舒“发仁最精”不难看到，董仲舒之所以如此做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对孔学的精准把握。其次，康有为对孔子思想的阐发服务于变法维新的需要，董仲舒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康有为一面声称孔子拥有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考古先圣人，莫大于孔子”，一面强调孔子的圣明在于变法维新。对于这一点，诸如孔子系易阐扬“穷变通久之义”，论语中的“夏时殷辂”之文等都是明证。在康有为看来，这些对于孔子至关重要，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刘歆败坏孔学之前的“汉以前儒者”都将孔子奉为托古改制的圣人这其中的代表便是董仲舒。康有为强调，改制就是变法其中，“改者变也”“制者法也”。孔子是改制圣人，也就是说孔子是变法圣人。后世偏离了孔子正途，他则力图“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康有为特意声明，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服务于变法维新。可以想象，康有为提倡变法维新的心情有多急切，董仲舒对于他来说就有多重要。当然，这也意味着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始终围绕着变法维新的根本目标和理论初衷展开。大致说来，康有为先是将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祖师爷，接着便假托孔子的名义申明他本人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诉求。问题的关键是，孔子究竟是复古还是变法，论语早有明确记载。例如，孔子自我标榜“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除此之外，论语中还有“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的记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若要将历史上的孔子特别是论语中明确记载的孔子打造成勇于变法、乐于创新的楷模，难度是相当大的。如何经过论证让人相信孔子力主变法维新，成为摆在康有为面前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康有为的论证以六经皆孔子所作、春秋以六经为至贵为切入点，以春秋证明孔子力图变法维新。对于这套论证，康有为提交的证据是春秋公羊传，推荐的主要证人便是董仲舒。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对董仲舒的解读突出以公羊学解春秋，更为重要的是极力表彰董仲舒肯定春秋在孔子所作的六经中的至高地位，并且将春秋定位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将春秋奉为解读孔子思想的主要经典是康有为的一贯做法和主张，在他以春秋发掘、阐明孔子思想微言大义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更是将这一思想推向了极致。对于这一点，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自序”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现摘录如下：于春秋之中，有鲁春秋之史文，有齐桓、晋文之事，有孔子之义，惟义乃为孔子所制作。然则求孔子之道于春秋之义，其不误乎？董子，群儒首也。汉世去孔子不远，用春秋之义以拨乱改制，惟董子开之。凡汉世学官师师所传，惟公、谷二家，实皆孔门弟子、后学口说。然则求春秋之义于公、榖、董、何及刘向之说，其不谬乎？春秋经多无传无说，凡无传者一千零八条，无说者七百零五条，其遗落不闻者，盖已多矣。据今二家口说所存者，虽掇什一于千百，微言大义，粲然具在，浩然闳深，虽其指数千，不尽可窥。然综其指归，亦庶几得其门而入焉。23 深入思考康有为的上述说法可以发现，他认定董仲舒将春秋定位为孔子为变法维新而托古改制所作，并就此将董仲舒推向了孔子后学无人能及的位置。这印证了康有为将董仲舒誉为孔子之后一人的定位和评价，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康有为的秘密：他之所以推崇董仲舒、之所以借助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发掘孔子的微言大义，最终目的是从春秋入手，借孔子之口伸张自己的政治诉求。正是出于这一动机，康有为对春秋奉若神明，而他的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又名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并不是最早对春秋的发微。早在 1897 年，康有为就完成了春秋董氏学。春秋董氏学是康有为最早发掘春第 2 期 魏义霞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25 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在时间上证明了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之早，同时证明了康有为在这一时期将董仲舒的思想奉为春秋的正解确诂。对于这一点，正如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所言：春秋一书，皆孔子明改制之事。故孟子谓：春秋，天子之事也。曰作新王，曰变周之制。同时王也，而以为王者之后。杞公也，而降为伯。滕子也，而升为侯。此皆非常异义，万不可解之事。而董子数数言之，说苑所谓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淮南子所谓春秋变周，与何邵公、太史公说皆同。此云略说，则皆口说之流传，且更有其详，此不过其略云尔。春秋虽为孔子所托，而运之三代，夏、殷无征，遍见礼运中庸论语。此夏、殷、周之制，安所从来？盖五复、九复，亦孔子所托而已。制则或文或质，法则或阴或阳，姓则或子或女，法则或天或地，形则或圆或方或长，统则或白或赤或黑。虽有异同，然皆推算之法，故知出自一手。盖圣人胸有造化，知天命之无常，虑时势之多变，故预立三统以待变。通达之百王，推之九复，范围无外，非圣人之精思睿虑，其孰能为之？1369-370 尚须提及的是，春秋董氏学作于 18931897 年间，1895 年的“公车上书”就在这个期间之内。这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康有为忙于论证变法维新的正当性、合理性，急于寻找证据，于是才搬来了董仲舒以及他的春秋繁露。换言之，康有为效仿孔子托古改制，而董仲舒就是他找来的奥援。这既解释了缘何春秋董氏学早出，又大致框定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解读。有了这一切，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的关系认定，当然也就可以进一步推想他对董仲舒思想的解读和诠释了。参考文献：1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六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2.Kang Youweis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 Zhongshu and Mencius,Xunzi and Confucius Personal Disciples and Its Reasons WEI Yixia(College of Philosophy,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Abstract:Kang Youweis praise for Dong Zhongshu has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complicated reasons,which can be directly reflected in his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 Zhongshu and Mencius,Xunzi and Confucius personal disciples.Kang Youwei highligh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 Zhongshu and Mencius and Xunzi;he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at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riginated from Xunzi,and held that Dong Zhongshus thought surpassed Mencius and Xunzi and that he became one of the later followers of Confucius.At the same time,Kang Youwei narrow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 Zhongshu and Confucius personal disciples,asserting that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riginated from Confucius personal disciples.Kang Youwei ident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 Zhongshu and Mencius,Xunzi and Confucius personal disciples,aiming at promoting Dong Zhongshus position in the later studies of Confucius and expounding his own view of Confucius with Dong Zhongshus thought.Key words:Kang Youwei;Dong Zhongshu;Confucius;Mencius;Xunzi;disciples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