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pdf

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周子淙【内容提要】研判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既是崛起国在崛起道路上面对的重要挑战,也是制定与实施回应策略的基础和前提。既有研究虽对霸权国在主动或被动情境下的霸权护持进行了讨论,但对于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会采取怎样以及何种程度的遏制措施而打压崛起国以实现霸权护持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决定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选择的核心变量,分别是崛起国风险倾向和霸权国对崛起国价值判断。根据崛起国倾向于风险规避还是风险承担,以及霸权国对崛起国价值判断高低与否,可以将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分为非遏制战略、简单遏制和复合遏制。运用战后美德关系、美日关系、二战前英德关系以及美苏关系等四个案例最终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框架。探究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逻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中美关系并把握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关 键 词】霸权国 崛起国 战略选择 风险偏好 权力转移【作者简介】周子淙,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国关系。【DOI 编码】10.16717/ki.53-1227/f.2024.02.003.当前,中美战略竞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引发了有关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互动博弈与关系变化的深入思考与讨论。对于霸权国而言,其整体利益就是霸权护持,护持霸权地位就是霸权国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国家利益。霸权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者享受着体系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便利,为了能够持续得到霸权利益就必须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护持霸权。面对霸权体系下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霸权国很难逐一打压,往往会选择对自身威胁最大的崛63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00 页。起国予以遏制,因而霸权国与崛起国极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如何判断崛起国的威胁程度便成为霸权国面临的难题之一。然而,历史上曾出现过霸权国对不同崛起国实施“应然”遏制与“实然”遏制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例如,为什么一战爆发前美国崛起的速度与相对实力明显高于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应该是最大的,但英国并没有对美国进行高强度遏制,反而将德国视为头号威胁?有研究从地缘角度出发,认为这是由于与德国相比,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英国更加遥远,两国之间的大洋是天然沟堑,巨大的水体不仅减弱了美国对英国的威胁,也阻碍了英国对美国的战争企图。而英德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近,英国更容易感受到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也有基于共有文化与观念的观点,认为相较于德国的保守主义与德意志民族特性,英美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历史上的亲缘纽带帮助两国保证了关系的下限,即不发生战争。同时能够增进理解与合作,减少乃至去除两国间存在的冲突可能性。可以说,这些分析视角对于英美权力转移这一具体问题都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但都没有从行为逻辑的角度给予霸权国战略选择以学理性归纳和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行为的逻辑是什么?本文拟从霸权国在霸权护持过程中对崛起国的不同战略选择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探讨。除本部分外,本文拟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详细论述。第二部分,对学界有关霸权国进行霸权护持既有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并讨论其不足之处;第三部分,说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逻辑,并利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关系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四种具体假设;第四部分,利用战后美德关系、美日关系、二战前的英德关系以及美苏关系进行案例分析,以验证假设以及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最后是总结并对其现实启示进行简单讨论。一、霸权护持研究述评霸权护持主要指霸权国如何保护由霸权所带来的利益不受损害以及如何维7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宋伟:中国崛起与英美崛起的地缘政治比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 年第 6 期,第 33-37 页;有关水体阻碍的研究参见: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参见:Paul A.Kramer,“Empires,Exceptions,and Anglo-Saxons:Race and Rul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United States Empires,1880-1910,”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8,No.4,2002;Stuart Anderson,Race and Rapproche-ment:Anglo-Saxonism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895-1904,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1981.持自身霸权地位不被动摇。学术界对于霸权护持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霸权国从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出发,通过某种不涉及崛起国的方式进行霸权护持,属于“主动性护持”;二是针对崛起国的快速崛起而实施某种制裁性措施以护持霸权,属于“被动性护持”。在第一类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就是霸权稳定论。其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霸权国的存在能使国际体系保持相对稳定,而霸权国的衰落则会使国际体系出现动荡。国际体系保持稳定的原因在于霸权国愿意提供一系列诸如安全、公平贸易秩序等公共产品。同样,霸权国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最根本目的是从中获益,进而护持霸权。秦亚青据此提出“霸权护持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论证了霸权国护持霸权地位是其国家整体利益,具有根本性和相对稳定性。霸权护持理论认为霸权国通过支持国际冲突中的某一方达到护持霸权的目的,这种“以乱取胜”的方法实际上否定了霸权稳定论“以稳取胜”的核心内容与理论假设。卢凌宇和鲍家政通过金融与实业的互动来解释霸权的衰落,认为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使得霸权兴起并有利于霸权护持,而当金融压倒实业时则会导致霸权的衰落。通过对美国的案例分析进而得出结论:美国之所以衰落缓慢,原因就在于建立并维持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国际霸权制度结构。陈翔从间接制衡视角出发,将美国的代理人战略视为护持霸权的重要手段,并提出代理人战略包括威胁共识构建与借力打力实践两个阶段:先是与代理人寻找共同目标,建立并维系对目标的一致立场;而后“通过默契、联合声明等确立共同打击目标”,进而实现与代理人的共进退。在第二类研究中,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霸权国如何应对崛起国快速崛起和挑战”这一问题上。在宏观战略层面,不少学者认为霸权国难以无视崛起国的崛起现实,权力转移会增加大国间结构性冲突,为了防止崛起国迎头赶上,霸83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参见: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卢凌宇、鲍家政:从制造者到索取者:霸权衰落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年第 9 期,第 74-106 页。陈翔:霸权护持与美国的代理人战略,当代亚太 2020 年第 1 期,第 30-58 页。权国的战略遏制是优先选项,但方式和手段则存在着较大区别。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大国间权力增长和实力对比的差异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在无政府状态下,随着具有体系挑战者身份的崛起国快速且持续地崛起,其实力终将赶上甚至超越霸权国,霸权国所能够采取的对策往往是激烈的遏制、打压,甚至是利用战争手段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防止权力优势出现逆转。这种观点较为悲观地认为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斗争和冲突具有必然性,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将陷入零和博弈的漩涡中,最终会酿成“大国政治的悲剧”。也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霸权国是否选择遏制崛起国,取决于霸权国如何判断和衡量崛起国的崛起目标所包含的意图与雄心。斯泰西戈达德(Stacie E.Goddard)曾提出,霸权国通过对手的合法化战略,即崛起国为其目标进行辩护的方式,来评判对手的意图。也就是说,当崛起国对其雄心进行合法化描述并能够说服霸权国相信不会破坏现状时,霸权国则能够容忍崛起国的崛起,反之,霸权遏制和对抗则会成为可能。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则持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认为通过传播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将包括崛起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纳入自由主义的制度框架和秩序之下,在既有体系内通过制度和规则来限制崛起国,这样就无需诉诸具有高度胁迫性的遏制政策,也就有效避免了冲突乃至战争的爆发。例如,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通过建立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确立了自由主义霸权,崛起国也需要在这一秩序下进行发展,自然就会受到全球性秩序及其背后主导国的种种限制。与之相对的是,“民主和平论”则把所谓“非民主国家”重塑为“民主国家”作为目标之一,自然主张对一些非西式民主崛起国施加战略压力。根据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对自由主义所做出的区分,将这种民主论称为“进步自由主义”,并强调大国实施干预主9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也有观点认为,结构性冲突只是使得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发生战争或危机的可能性增加,但不必然一定会发生,反驳了传统现实主义所持有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必有一战的观点。参见:Richard Ned Lebow,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参见: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Stacie E.Goddard,When Right Makes Might: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p.2.参见: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义政策的作用。在国际现实中则体现为美国以强有力的方式推动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自由化”。在具体实施层面,除了来自霸权国的直接打压外,以霸权国发起并主导的脱钩规锁战略、同盟遏制、诱捕战略、楔子战略等灵活性较强的策略也是研究的重点。这些策略相较于直接遏制其成本往往较低,霸权国期望能够以此换取高收益和高回报。纵观中外学者对于大国竞争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对于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这些研究依旧存在着不足。对第一类“主动性护持”而言,这一类研究并没有涉及崛起国,缺乏对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互动机制的探究。通常情况下,这一类研究所框定的时间范围大致在确立霸权的初期,在霸权国维持的国际体系下没有一个明确的崛起国,霸权国能够较为从容地通过霸权秩序护持霸权。而对第二类“被动性护持”来说则加入了崛起国这一关键变量,使得霸权护持的内容更为丰富。但这些研究都假定霸权国为了护持霸权必然遏制崛起国,并没有考虑其他情况,也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会采取怎样的遏制措施来打压崛起国以实现霸权护持。同时,这些措施以怎样的程度来实施也没有深入地分析。这些都是值得被关注并有待发展之处。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与操作化本文以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为因变量,提出崛起国的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和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是构成霸权国对04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60-62 页。有关霸权国实施脱钩规锁战略参见:任琳、孟思宇: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外交评论 2022 年第 5 期,第 53-77 页。有关同盟遏制的研究参见: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Changing Alliance Structures,”Research Papers,December 2021,https:/www.iiss.org/blogs/re-search-paper/2021/12/changing-alliance-structures;Miranda Priebe and et al.,“Do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Ent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flict?”RAND Corporation,2021,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 reports/RRA700/RRA739-3/RAND_ RRA739-3.pdf;David Wallsh and et al.,“Countering Chinese and Russian Alliance Wedge Strategies,”https:/a.org/reports/2022/05/Countering-Chinese-and-Russian-Alliance-Wedge-Strategies.pdf,访问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有关诱捕战略的研究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2001,pp.138-167.有关楔子战略的研究参见 Timothy Crawford,“Wedge Strategy,Balancing,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1940-41,”Security Studies,Vol.17,No.1,2008,pp.1-38;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p.155-189.崛起国战略选择的自变量。其中,风险偏好包括风险规避(Risk-Aversion)和风险承担(Risk-Acceptance),价值判断则意味着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价值程度的判断。具体理论分析框架如下。(一)理论前提与适用范围近年来,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十分丰富,学者们大多围绕其产生原因以及避免的方式展开讨论。然而,“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是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假定霸权国为护持霸权一定会对崛起国实施遏制战略,双方必然陷入冲突乃至战争之中,最终造成“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两败俱伤情形。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难以解释历史上的一些不同现象,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并不必然是一种遏制与被遏制进而造成冲突螺旋上升的关系,同样存在霸权国对崛起国非遏制的相对平衡状态,这种情形甚至更为普遍。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前需要进行前提假定和适用范围的说明。本文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都会以趋利避害作为首要战略考量。霸权国出于护持霸权的考虑对崛起国采取不同的战略措施,战略措施并非完全具有进攻性的遏制手段,也存在较为和平的方式。护持霸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出于权力转移速率的考虑,还是出于威胁紧迫程度的认知,本文在此不做深入讨论。这就意味着,本文所称的“崛起国”并非指在实力上最接近霸权国的国家,亦非对霸权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是一种更普遍意义上的崛起国,即正在崛起的大国。既可以包括企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国或直接反对霸权的挑战国,也可以包括没有多少意愿改变现存秩序或不愿挑战霸权国地位的现状国家。本文力图避免仅仅将崛起国视为“修昔底德陷阱”中所描述的那样对替代霸权国地位有着较高追求且具有明显扩张性质的国家。此外,本文所讨论的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仅限于一段时期内,时间维度需要明确框定。总体上,崛起国的快速崛起势必会对霸权国造成一定影响,霸权国需要对此做出反应。霸权国的战略选择往往取决于崛起国的意图和行为以及霸权国自身对于崛起国的某种认知。因此,有必要针对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进行深入探讨。1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具有强烈的西方霸权色彩。参见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修昔底德陷阱”中的崛起国在更大意义上指的是崛起中的次强国。(二)自变量1.崛起国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是指行为者对风险的态度。由于在本文中行为主体是国家,因而风险偏好主要是指崛起国对风险的态度与具体行为。风险偏好包括风险规避和风险承担。根据前景理论,国家在选定现状参考点之后,倾向风险规避主要基于收益预期,倾向风险承担则主要基于损失预期。崛起国可以被分为进攻性崛起国和防御性崛起国两类。进攻性崛起国是希望挑战霸权国并最终取代其成为新霸权国的崛起国,主要指挑战国;防御性崛起国则主要指对现状比较满意,无意改变国际秩序或挑战霸权国的现状国,以及为了自身利益而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并补充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国。修正国承认霸权国在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注重在现有体系秩序下发展,但当体系秩序内出现不利于自身的一些条件和权力分配时,往往会寻找时机和途径进行改革。挑战国则更为直接,希望通过挑战霸权国乃至整个霸权体系进而实现更为宏大的霸权目标。相较于挑战国,修正国对霸权国及其霸权体系的改变意愿和努力程度更低,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承认霸权国地位并取而代之。对于挑战国而言,风险偏好常常是风险承担。挑战国的战略动机与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取代霸权国并建立属于自己的霸权体系。为此,挑战国基于未来霸权国势必遏制与打压而造成的损失预期,更倾向于承担损失风险以实现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挑战国在施行激烈的进攻性政策时就已经做好了风险承担的准备。对于修正国和现状国来说,风险规避是其主要风险偏好。现状国无意取代霸权国地位,因此并不会担心霸权国对其实施强有力的遏制。对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使得现状国倾向于风险规避,施行一种防守/收缩性战略以维护现状收益。而修正国虽然对现状具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但仍旧承认霸权国地位,并愿意在霸权国所主导的体系秩序下生存与发展。修正国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需要与霸权国的合作及其霸权体系的稳定挂钩,因此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崛起国的风险偏好深刻地影响着霸权国的战略决策,但并非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若按一般性思维考虑,当崛起国倾向风险规避时,霸权国更趋向于采取非24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对外交决策中的风险偏好的概念界定与形成过程的研究,参见苏若林:外交决策中的风险偏好:概念与形成,国际政治科学 2020 年第 4 期,第 77-105 页。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Vol.47,No.2,1979,pp.263-291.遏制乃至合作的积极战略,双方关系将会朝向较为平和的方向发展。当崛起国倾向风险承担时,霸权国则更趋向于在短时间内施加遏制甚至战争等强有力手段,双方关系将会一落千丈,紧张状态螺旋上升,最终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历史上也存在着霸权国面对愿意承担风险的崛起国时采取绥靖政策,这就需要引入一个关键变量予以更好地阐释为何霸权国选择某种战略而非另一种战略。2.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价值判断另一个自变量就是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主要指霸权国判断崛起国战略价值高低与否,判断标准在于崛起国是否符合其战略利益的需要。对于霸权国而言,一个一以贯之的大战略及其随着形势变化而修正的战略目标是霸权护持的根基,具体的战略决策都会在大战略及其目标的指导下做出。在一段时期内,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崛起国在其大战略中的作用。这种战略价值的高或低也影响着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态度与战略选择。若崛起国对霸权国战略价值高,则代表崛起国对霸权国战略目标的实施十分重要,霸权国则倾向于与崛起国维持和谐关系;反之,当崛起国没有多少战略价值或战略价值低,崛起国对霸权国而言没那么重要,霸权国更可能不会顾及与崛起国的和谐关系而实施遏制。一般来说,进攻性崛起国可能对霸权国来说战略价值更低,而防御性崛起国对霸权国的战略价值可能更高。这是由于进攻性崛起国的意图和行为可能会威胁到霸权国的利益和地位,难以对霸权国的大战略产生积极作用。而防御性崛起国则不然,更可能使霸权国忽略其威胁而将其摆在大战略中的有利位置。然而,国际政治现实中也存在着具有高战略价值的进攻性崛起国,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分析框架将这种情况纳入进来。(三)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传统现实主义更加注重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大国关系变化,将相对收益放在首位,认为遏制是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优先战略选项。霸权国在护持霸权的过程中对于崛起国的挑战通常表现得比较敏感,无论崛起国是否采取进攻性战略及有无挑战霸权国的明确意图,霸权国都会根据自身实际,针对崛起国采取不同程度的遏制措施。自由主义则更强调绝对收益与合作的重要性,对冲战略成为自由主义所关注的首要霸权战略。建构主义根据不同身份与关系来确定霸权国采取怎样的战略应对崛起国。据此,3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周子淙:霸权遏制、实力认知与崛起国回应策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3 年第 10 期,第 135 页。有研究将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进行了类型划分,其中包括对冲战略、竞争战略、鸵鸟战略以及顺应战略。本文在参考相关理论与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具体分为遏制战略与非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按遏制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复合遏制和简单遏制。国际关系中的遏制战略,其概念来源于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所实施的全方位围堵和打压政策,既是一种战略特征也是一项具体手段。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遏制由某种具体政策逐渐转变为一个专有名词,开始泛指“霸权国调整实力资源应对实力上升国家的行为”。在不少研究中,制衡与遏制所表达的含义往往是同一的,造成了语义上的混淆。制衡倾向于以“弱对强”的形式描述多个稍弱大国对抗实际或潜在霸权国的行为,遏制更多是以“强对弱”的形式描述霸权国打压可能取代自己霸权地位的其他大国。然而,对遏制战略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遏制方式的论述,遏制程度的高低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这就导致此类研究难以充分解释一些历史现象。简单遏制主要包括经济遏制、同盟(盟内)施压、战略竞争等具体方式,特征是遏制程度较低,且遏制手段并不复杂。对于复合遏制而言,除可以运用简单遏制手段之外,还包括代理人战争、核威慑、直接冲突、预防性战争等军事遏制方式,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当然,霸权国也并非一定遏制挑战国,历史上存在霸权国在一段时期内没有遏制挑战国进而造成遏制缺位的反常现象。非遏制战略既包括霸权国对崛起国的绥靖或回避,也包括顺应、无视或合作。(四)假设与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崛起国的风险偏好和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价值判断为自变量,以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为因变量,提出有关霸权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四种假设,构建了一个“22”的理论模型(见表 1)。假设如下。假设 1:当崛起国倾向于风险规避而成为防御性崛起国,且霸权国认为崛起国战略价值高时,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趋向稳定并保持较为平和的状态,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施行非遏制战略,主要是合作、顺应或无视。假设 2:当崛起国倾向于风险规避而成为防御性崛起国,且霸权国认为崛起44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游启明: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6 期,第 119-129 页。本文借用罗伯特阿特有关简单遏制和复合遏制的研究对遏制的程度进行一定区分,参见 美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6-149 页。刘丰:大国制衡行为的概念辨析,国际论坛 2010 年第 1 期,第 49 页。国战略价值低时,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趋向波动但呈现较为平和的状态,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进行简单遏制。假设 3:当崛起国倾向于风险承担而成为进攻性崛起国,且霸权国认为崛起国战略价值高时,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趋向波动且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施行非遏制战略,主要是绥靖或回避。假设 4:当崛起国倾向于风险承担而成为进攻性崛起国,且霸权国认为崛起国战略价值低时,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趋向剧烈波动且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进行复合遏制。本文将选取包括美德关系、美日关系、英德关系以及美苏关系在内的四个不同时期的案例,对四种假设以及理论分析框架进行验证。其中,美德关系案例的时间研究范围为冷战期间,具体为二战结束后至两德统一;美日关系案例的时间研究范围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英德关系案例的时间研究范围为一战结束后至二战开始之前;由于美苏关系案例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特别框定为冷战初期。四个案例中的霸权国分别为美国、美国、英国和美国。通过对四个案例的分析,既能够较好地看出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是如何受到两个自变量的影响,也能够体现霸权国对崛起国不同战略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两国之间的关系状态。这对于更好地验证假设和理论框架有所助益。表 1 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与关系状态 风险偏好价值判断 风险规避(防御性崛起国)风险承担(进攻性崛起国)战略价值高非遏制:顺应/无视/合作(稳定、平和状态)非遏制:绥靖/回避(波动、紧张状态)战略价值低简单遏制(波动、较平和状态)复合遏制(剧烈波动、极其紧张状态)资料来源:笔者自制5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学界对冷战阶段的划分并无统一标准,本文根据冷战中两国的攻守态势将冷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冷战初期,时间范围为 1947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双方呈僵持态势,美国占主导地位,采取攻势。冷战中期,时间范围为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呈苏攻美守态势;冷战后期,时间范围为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美国全面反攻,苏联濒临解体。三、案例分析:四组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面对不同时期崛起国的快速崛起,在崛起国风险偏好和霸权国对崛起国价值判断的影响下,二战结束后至两德统一时期美国对联邦德国、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美国对日本、一战结束后至二战开始之前英国对德国以及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战略选择呈现出较大的差别。(一)美国对联邦德国的顺应与合作战略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德国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分区占领。战后初期,由于四国所占各区各行其是,缺乏明确且统一的连续性政策,因而造成了德国国内政治的混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随着非纳粹化进程逐渐深入,无论是西占区还是东占区都开始将恢复经济作为优先事项。东西方极大的政治差异带来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不同的占领区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也为两个德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设定了不同的长期性的模式。随着 1947 年 1月英占区与美占区合并成为双占区,德国分裂的信号更加明确。受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八千字电报”(Long Telegraph)的影响,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随之出台。这意味着东西方关系彻底破裂,冷战正式开始。在美国发动了一系列遏制攻势之后,美英法三国占区合并,联邦德国于 1949 年 5 月 23 日成立。作为回应,同年 10 月苏占区宣布成立民主德国。德国被一分为二,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主导下的联邦德国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主导下的民主德国分庭抗礼的局面。彼时的联邦德国前路未卜,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出现则为联邦德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49 年 9 月当选为总理后,阿登纳选择了一条完全倒向西方的道路。阿登纳坚定地选择西方,其外交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令德国嵌入西方的进程不可逆转,以“绑手”策略成功地让这一身份转变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使得西方将这一“外来者”视为“我们”的一员。这种所谓64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英 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 1918-2014:分裂的国家,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00 页。熊炜: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与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年第 1 期,第 112 页。“嵌入式崛起”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来自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敌意,使得联邦德国逐渐融入西方社会,不仅享受到援助带来的经济快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还有机会获得更多主权和外交上的自主性。20 世纪 50 年代,联邦德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所谓“经济奇迹”,包括西德(联邦德国)生产力的令人瞠目的飞跃,8%左右的年经济增长率,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得益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在国内方面,1948 年的货币改革、大量熟练且廉价劳动力超额工作的支撑作用以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大幅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有力推动着联邦德国的经济结构向“社会市场体系”和新自由主义转变。但最重要的是联邦德国民众希望摆脱“纳粹”影响和战争阴影,早日重建家园的心理与期待使得民众更加团结一心。在国际方面,在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战争赔款要求减少以及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和北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需求的大幅上升刺激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对美国来说,联邦德国是遏制苏联势力扩大、共产主义向西欧蔓延的前沿阵地,也是向苏联及其盟国展现资本主义发达程度的示范性窗口。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联邦德国正是美国所迫切需要的。虽然在阿登纳任期内联邦德国在经济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却止步不前。20 世纪 60 年代伊始,柏林墙的修建迫使联邦德国政府不得不直面统一问题,国内对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1969 年,曾担任西柏林市长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提出了谋求改善与东方关系、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新东方政策”(New Eastern Policy)。尽管勃兰特不知疲倦地强调将新东方政策根植于西方,华盛顿、巴黎和伦敦却首先对该政策产生怀疑并持保留态度。这是因为寻求改善东方关系和德国统一将改变既有秩序。虽然其步伐谨慎,但仍旧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关注,怀疑联邦德国是否会步历史的后尘而再次成为扩张性国家。由于冷战正处于“苏攻美守”阶段,“新东方政策”最终得到了美国的理解与支持,尼克松政府需要借助联邦德国的努力来缓和与苏联的关系。然而,随着勃兰特的下台,“新东方政策”无疾而终,但其政策内核则得到了传承。7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英 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 1918-2014:分裂的国家,第 234 页。有关联邦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研究,参见:Karl Hardac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德 贝恩德福伦巴赫:贝克德意志史 I-皇帝、改革者与政治家:维利勃兰特,龚倩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79 页。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成为总理后,更加重视巩固并加强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大西洋联盟关系,因为他十分清楚联邦德国的安全依赖于美国。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在过往政策和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与东方的关系。施密特时期的联邦德国致力于欧洲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欧洲在政治上的统一,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建立。无论是提升对美或对西方的关系,还是继续加强与东方的往来,施密特的目标始终是为了和平利益而维持冷战时期的军事平衡。换句话说,这种均势策略也从根本上限制了联邦德国的任何扩张企图。在 70 年代中后期至 80年代初,联邦德国是美国对抗苏联攻势的重要抓手。在施密特的提议下,1979年 12 月北约通过了“双重决议”(Dual-Track Decision),联邦德国积极响应美国的中程导弹部署计划,成为美国同苏联谈判的重要筹码国家。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既是两德统一前最后一任联邦德国总理,也是统一后德国的首任总理。其外交战略依旧是依靠西方,以北约和对美友好作为外交和安全的基石,努力推动欧洲一体化。同时对苏实现缓和,寻找机会完成德国统一。1989 年的东欧剧变为德国统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科尔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最终推动统一于 1990 年 10 月得以实现。虽然过程中遭到了来自英法等国的反对,但科尔以统一后留在北约为条件换取了来自美国的支持。这代表着美国对德国的统一并未抱有太多敌视和威胁感,反而将其视为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自冷战开始至两德统一,联邦德国一直发挥着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作用,是美国实施欧洲战略、对抗苏联的重要支点,对美国来说极具战略价值。正如施密特所言,“1946 年以来,美国的对德政策可以看作是美国对苏联和整个欧洲战略的一个方面。欧洲的均势不仅是团结的道德要求,也是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虽然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在不断谋求改变现状与实现统一,但从未以挑战霸权国美国为目标,时刻遵守风险规避准则,在美国霸权体系内活动时保持着谨慎克制,以融入西方、依靠西方、借助西方的方式实现“嵌入式崛起”,具有明显的修正国特征,同时也属于防御性崛起国。因此,美国对联邦德84风险偏好、价值判断与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Martin Kitche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00-2000,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362.Kristina Spohr,The Global Chancellor:Helmut Schmidt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33.Helmut Schmidt,The Balance of Power:Germanys Peace Policy and the Super Powers,William Kimber,1971,p.189.国的战略选择一直都是顺应与合作并举的非遏制战略,两国之间虽因一些问题偶有龃龉,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两国关系都保持稳定且处于平和状态。(二)美国对日本简单遏制:经济遏制和盟内施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经济迅速恢复,逐渐成为美国在东方的反共桥头堡。20 世纪 50 年代,受到朝鲜战争需要大量军需的影响以及政府有利政策的刺激,日本的对外贸易迅猛发展。日本在随后的三十年里改变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利益格局,并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至 60 年代后期,日本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二大经济体。以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