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参与、社会互助依赖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pdf

2024年第16卷第3期87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劳动力市场参与、社会互助依赖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a邢社贵，王向阳摘 要：区域差异显著，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基本事实。既有空间变迁视角下的村落终结论和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差异论相关研究，难以对我国同一社会结构背景下乡村社会转型及其影响机制做出充分解释。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参与是理解我国各地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视角和关键变量。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较远，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较大，导致村民与村庄关系日益松散，乡村社会转型较为迅速；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山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适中，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有限，一条龙服务等市场化机制难以完全替代，村民与村庄关系韧性较强，乡村社会转型较为平缓。在既有社会结构等视角之外，劳动力市场视角，无疑是对既有解释的进一步尝试性拓展，可以较好地弥补既有社会结构视角对我国乡村社会转型问题所遗留的解释空白。关键词：区域差异；乡村社会转型；劳动力市场；社会互助体系；村落终结论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24）03-0087-14一、问题提出：乡村社会转型为何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村庄边界逐渐打开，我国农村迎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乡村社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我国是一个区域差异显著的巨型国家，内在决定了各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且丰富的类型差异图景，迫切需要当代学者提供充分契合经验世界变迁的解释体系。近年来，笔者在各地驻村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个突出现象：在迈向现代社会进程中，各地乡村社会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部分乡村社会转型明显比较迅速，在较短时间内便接受了来自外界的影响、甚至收稿日期：2023-09-1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基于村社统筹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模式研究”（22XSH016）。作者简介：邢社贵，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高级经济师、规划财务处处长（兰州，730050）；王向阳，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成都，610031）。2024年第16卷第3期88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改造；而部分乡村社会转型则比较平缓，村庄边界虽已打开多年，但受外界影响有限，村庄社会传统面向仍较为突出。更具体地讲，如河南农村，村庄社会解体迅速，村庄人际关系疏离，社会互助体系基本瓦解，农民家庭拒绝赡养老人事件时有发生；而反观山西农村，时至今日，村庄社会转型缓慢，社会互助体系发达，家庭养老状况较好，村民比较注重村庄社会内部社会评价。如何看待村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明显区域差异问题呢？既有研究多关注“乡村社会向何处去”这一终极问题，大多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未来是衰落，因此“村落终结论”a曾盛行一时。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在近期或中期来看，不难发现村庄社会短时间内仍将持续存续，村落终结论站不住脚。此外，不少研究者多关注村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组织萎缩和村落形态变迁，而较少关注乡村社会本身由活生生的人相互交往所承载的社会性质变化。从笔者调研观察来看，村庄社会性质变化，恰恰构成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本质问题。问题恰恰在于：乡村社会转型除了转向何处这一方向性问题，首先面临的是受何种因素影响以及转型快慢这一具体问题。什么因素以及如何影响各地乡村社会转型？以上构成本文问题意识。二、既有研究与分析视角（一）既有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 江村经济 作序时指出:“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b 聚焦村庄社会转型，学界已有丰富积累。一是空间变迁视角下的村落终结论。田毅鹏、韩丹指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后果，村落终结的形态是多元的：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而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则是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而走向“终结”；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的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亦使村庄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城市化。c 在此类型划分基础上，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城乡结合部村庄d和过疏型村庄e的进一步走向。其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其讨论这一议题的重要背景。文军、吴越菲认为，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的快速推进，村落转型开启了新的乡村性追问，村民的市民化并没有带来乡村性的崩溃，反而因村民与村落的重新融合而使部分乡村呈现出了某种新乡村性。f郭占锋、田晨曦指出，“村落终结”一度被抽象为城镇化进程的代名词，是城市挤压村落空间引致的必然结果。g王露璐进一步指出，村落终结并不单纯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村落减少，而在于村落所体现的生产a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 页。b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第 14 页。c 田毅鹏，韩丹：城市化与“村落终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年第 2 期。d 田毅鹏，张帆：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体制性影响因素新探，社会科学战线 2016 年第 10 期。e 张勇，冯健：村落终结：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空心化与乡村性演化，城市发展研究 2017 年第 9 期。f 文军，吴越菲：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 15 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g郭占锋，田晨曦：从“村落终结”到“社区再造”:乡村空间转型的实践表达对陕西省袁家村的个案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23 年第 5 期。2024年第16卷第3期89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方式、生活方式、伦理共识、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的“终结”。a这类研究的共性特征在于，充分认识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对整个村庄社会变迁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关注村庄社会向何处去以及何以可能的终极问题，重点对村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空间形态、组织变迁等做了较多考察，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村庄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背景。二是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差异论。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村治研究学者认为，在现代性进村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型明显。b同时，我国各地农村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面对来自外部的统一的现代性冲击，各地村庄社会结构、意义世界、行为逻辑等均发生较大改变，其中南方宗族性村庄转型最为缓慢，中部原子化村庄转型最为迅速，北方小亲族村庄居间。c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分别探讨了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庄人情d、家庭养老e、婚恋彩礼f、民间信仰g、农民家庭再生产h、城市化i等诸多层面的区域差异。杜鹏、贺雪峰认为，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我国农村社会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分家的区域差异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同时也为分家研究和家庭研究的中层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j这一研究进路下的相关研究，总体认为北方农村分裂型特征突出，现代观念等更容易进入并改变农民观念，村庄社会变迁将更为迅速，家庭赡养难题、村庄规范解体等极端事件多发。这一社会结构视角，对我们认识各地农村复杂的区域差异图景很有帮助，具备中观层面的独特贡献，为我们理解北方农村社会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综观既有研究，空间变迁视角下的村落终结论相关成果，重点讨论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向、村落形态等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资本、技术、市场、政府等对村庄社会转型的影响机制，但却较少关注乡村社会性质、尤其是由活生生的人所承载的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差异论相关研究，突出了社会结构对各地农村社会转型的全面深远影响，但却始终难以回答：为什么在同一社会结构大背景下，同属北方小亲族村庄的河南、山西两地农村社会转型却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显然，社会结构视角出现了解释盲区，亟待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释。（二）分析视角：从“社会结构”转向“劳动力市场”如欲考察村庄社会转型，在不考虑村庄社会内部因素演变影响的情况下，各类外部因素作用值得高度关注。聚焦村庄社会性质变化，考察村民与村民之间社会关系演变是具体a 王露璐：资本的扩张与村落的“终结”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及其伦理反思，道德与文明 2017年第5期。b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 2000 年第 3 期。c 桂华，贺雪峰：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开放时代 2013 年第 4 期。d 杨华：农村人情竞争的区域差异及其治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e 班涛：农村养老的区域差异研究，社会科学研究 2017 年第 5 期。f 朱战辉：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比较研究，当代青年研究 2017 年第 4 期。g 杨华，欧阳静：信仰基础:理解农民宗教信仰区域差异的一个框架，民俗研究 2016 年第 1 期。h 张雪霖：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i 张曦：家庭再生产、功能实现与城市化实践路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1 期。j 杜鹏，贺雪峰：论中国农村分家模式的区域差异，社会科学研究 2017 年第 3 期。2024年第16卷第3期90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抓手。“劳动力市场”，是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在各地农村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另一个理解各地农村社会区域差异问题的关键变量和研究视角。主要指在打工经济大背景下，本地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大小以及时间早晚。从全国各地情况观察来看，本地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本地劳动力本地就业，本地劳动力市场特征突出；二是本地劳动力到所在省会城市辐射影响下区域就业，区域劳动力市场特征突出；三是本地劳动力到省外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突出。本地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时间可以划分为：一是村庄边界打开后，本地经济机会有限，打工经济兴起较早；二是本地农业经济、矿产经济等较为发达，打工经济兴起较晚。在“劳动力市场”这一研究视角下，不少学者对各地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a、村庄人情变迁b、婚恋模式转型c等已作出初步研究，对村庄社会转型本身的影响，尚处于亟待开拓阶段。结合以上维度，我们可对全国各地农村劳动力参与情况做如下类型划分，参见表 1。表 1“劳动力市场”视角下的各地农村劳动力市场参与一览表基本维度本地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打工经济兴起较早如长三角、珠三角农村如陕西农村如河南、安徽等地农村打工经济兴起较晚如山西农村本文研究对象是村庄社会转型，案例点所在地分别是河南农村和山西农村。从笔者调研观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农村当地就业机会有限，村庄中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较早，且多到全国劳动力市场务工经商，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核心特征是，不仅打工经济兴起较早，而且劳动力流动范围特别广；而反观山西农村，当地多有煤、铁等矿产资源，在国家做出相应强制性规范之前，个体采矿经济发达。因此，在河南人普遍外出务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人大部分选择在地就业。2008 年前后，国家关停了不少私人小矿，这种情况下，山西人逐渐走向劳动力市场，多聚集在山西省内尤其是省会城市太原务工。因此，当地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核心特征是，打工经济兴起较晚，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特征突出。本文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于 2023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25 日分别在山西汾西农村和河南上蔡农村的田野调查。调查期间，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分别对当地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红白事一条龙老板等展开深度访谈，进而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切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参与对村庄社会转型的影响机制，进而丰富各界对村庄社会转型的进一步理解。三、乡村社会的快速解体：以河南农村为例笔者调研所在的河南上蔡农村，下辖 5 个自然村、9 个村民组、756 户、2 346 人，耕地人均 1 亩左右，以小麦、玉米等传统大田作物为主。当地二三产业发育有限，在地经济机会不a 胡晓映：乡村工业化路径与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研究，城市问题 2023 年第 2 期。b 王向阳，吕德文：“人情式微”: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化视角的过程-机制分析，学习与实践 2022 年第 4 期。c 王向阳：劳动力市场、婚姻缔结路径与农村家庭代际交换基于鲁东、豫南农村的田野调研，学习与实践 2020年第11期。2024年第16卷第3期91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多，中青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经商，多流动到长三角、珠三角和各地省会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村庄基本特征在河南当地具有普遍性，因此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一）乡村社会转型迅速河南农村以下特征较为突出：一是村庄社会转变时间发生较早，几乎与当地打工经济同步，多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二是村庄社会内部传统的人情、面子等社会机制作用日渐式微，人际关系疏离明显，村民普遍反馈人与人相处没有之前那么亲热；三是村庄社会内部包括红白事在内的社会互助体系基本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龙服务等市场化机制。笔者称之为迅速转型的乡村社会，核心特征在于：一是早，二是快。如何深入考察这一现象呢？众所周知，丧葬仪式，是村庄社会内部最传统、公共性最突出的事件之一。因此，笔者主要通过考察各地丧葬仪式的具体组织环节及其社会基础，来探讨各地村庄社会本身的变迁。以笔者调研所在的河南上蔡 A 村为例。据悉，当地早在 2000 年前后，红白喜事一条龙便开始逐步兴起；近十年来，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操办红白喜事，已普遍采用这一市场化外包的方式。谈及红白事操办，当地村民介绍。一条龙之前，谁家办事，全靠村里人帮忙，尤其是白事。女的洗洗刷刷，男的摆桌撤台，包括用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等，基本都是相互借着用！尤其是抬棺，一次一二十个人，必须要大家帮忙，所以，都比较注重为人！有了一条龙之后，酒席包桌，包括抬棺，主家掏钱就行，现在都有专门的人干这个，虽说多花了钱，但也是真省心，关键是不欠人情！a据悉，在传统农村社会，存在诸多超出一家一户家庭能力的家庭事务，典型如红白事操办，既是农民个体家庭事务，也是村庄社会公共事件。具体操办过程中，涉及到较多的人员、物质组织协调问题，单家独户难以应对，往往对基于熟人社会的社会互助体系依赖程度较高。有赖于此，村民大多比较注重熟人社会内部的做人之道，否则就容易被村庄社会排斥，难以顺利如期完成正常的家庭再生产重大事项。打工经济兴起之后，中青年劳动力普遍外流，原本建立在劳动力过密化和熟人社会地方性共识基础上的村庄社会互助体系难以为继b，以一条龙服务为典型代表的市场化机制很快出现并进一步瓦解了既有村社互助体系。参见表 2。表 2社会化供给与市场化供给差异一览表供给模式供给主体主导机制社会基础支持机制社会化供给以村民为主体的村社互助体系社会互助机制人口在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低人情、面子等社会价值体系市场化供给一条龙服务组织市场交易机制人口外流，劳动力机会成本大个体家庭货币支付能力一条龙服务组织的出现，剥离并承接了原本由村社内部互助体系所承担、以社会化机制供给的厨师、打穴人、抬棺人等角色及其所承担的事务，并在一条龙服务“经纪人”的统一a 访谈对象：河南 A 村村民 WP（1947-，男），访谈地点：村民 WP 家，访谈时间：2023-07-10。b 任亮亮：再造空间：空心村找回群众的治理逻辑，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2 期。2024年第16卷第3期92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组织下，以更加高效的服务品质和组织效率为村民提供红白喜事等社会化服务，以此实现社会化服务的市场化供给。笔者之所以认为河南农村转型迅速，核心支撑经验表面看是当地社会互助体系瓦解、一条龙服务等市场化机制发达，其实质是这一现象较为充分地说明，以 A 村为典型代表的转型后的河南农村农民家庭对村庄社会机制依赖度降低，而基于家庭支付能力的自主性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打工经济过程中人口的进一步流动，村庄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纽带逐渐消失，熟人社会陌生化程度大大提高。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村庄社会规范的日渐式微和村民社会关系的原子化，这也是近年来当地在养老、婚恋等领域不时出现不养老、离婚等极端事件的重要社会背景。（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河南是我国劳务输出大省，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代农民工便已打开了打工经济的序幕。笔者调研所在的河南 A 村，据悉，分田到户之初，就有少部分人开始到省内平顶山、山西等地下煤矿、到上海等地搞建筑、到新疆等地捡破烂，限于当时外部经济机会有限，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有限；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之率先外出打工农民工群体的示范效应，基于传帮带机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走出村庄，走进城市，走向工厂和工地。至此，当地第一代农民工，以 60 后为主，开始大规模地向全国各地流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外部资本到珠三角等地投资设厂，为包括河南农村劳动力在内的中西部劳动力提供了重要出口。因此，部分老一代农民工逐步转向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机会密集的发达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经商，由此衍生一个问题：回家机会成本比较大，原本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过密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互助体系遭遇重要挑战。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是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赶回老家参与红白喜事呢，还是假托合理理由婉拒回家而继续打工赚钱呢？这成为摆在几乎所有打工人面前的现实难题。对要操办红白事的主家同样如此，是出钱请一条龙服务，还是欠下人情请村民帮忙呢？现在家里有事，如果找其他人帮工一天，也就意味着要耽误别人一天；帮一天、半天可以，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连你自己都不好意思找人家！现在大家都在外面打工，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赶回来！所以，现在能不找别人就尽量不找！a基于此，笔者发现，以 A 村为典型代表的河南农村，其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核心特征如下：一是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流动范围较大，跨省务工较为普遍；二是打工经济兴起时间比较早，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规模较大。同时，当地村民较早地走向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劳动力机会成本凸显，导致建立在劳动力过密化基础上的传统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难以为继。b当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计算劳动力价格，且经济理a 访谈对象：河南 A 村村民 DZP（1953-，男），访谈地点：村民 DZP 家，访谈时间：2023-07-12。b 舒丽瑰，贺雪峰：应对农村老龄化：以地自养模式及其限度，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4 期。2024年第16卷第3期93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性日渐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主导逻辑时，反过来必将进一步消解传统社会互助体系。（三）社会互助依赖度低调研期间，笔者发现当地最为明显的现象是，当地红白喜事一条龙比较发达，只要主家愿意出钱，他们可以承接所有外溢出家庭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当地一位一条龙经纪人介绍。现在，一条龙服务不仅提供人，还可以提供包括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喇叭乐器、炉笼煤炭、U 盘（存放哀乐、喜庆等多种风格乐曲）等，而且还可以提供水晶棺、棺材拖车、灵棚等。只要主家愿意，我们可以代理一切事务。a在传统农业社会，以上所提及的外溢出农户个体家庭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尤其是在市场化的一条龙服务出现之前，主要由社会化的村庄社会互助体系来承接。正因如此，传统社会人情往来往往具有鲜明的互助功能导向。在外部经济机会有限、村人口稳定的传统社会时期，农民家庭对社会互助体系依赖度较高，这也是各地农业帮工、建筑帮工、红白事帮工等现象普遍的重要社会基础。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化，劳动力价值显化，机会成本凸显，人情平衡难以计算，传统社会互助体系逐渐走向瓦解。从笔者调研所在的 A 村来看，当地还存在另一个关键因素：以一条龙服务为代表的市场化机制发育充分，较好地填补了社会互助体系瓦解所产生的社会化服务供给空白。随着青壮年人口外流，当地在村人口以中老年人为主，外溢出农民家庭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客观上产生了一个基层社会化服务市场，于是高度嵌入地方社会的一条龙服务便应运而生。依托一条龙服务，当地村民家庭对社会互助体系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原本需要依靠在熟人社会内部为人处世来积攒人情、证明人品来兑现的社会互助，现在只需要农民家庭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便可以购买到比较充分的市场化服务。在这一市场化供给占主导的社会化服务格局下，尤其是在流动社会，势必有部分村民率先挣脱乡村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当熟人社会丧失了对这一群体的约束能力时，势必有更多的村民纷纷效仿，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村庄社会迅速完成了转型。转向何处我们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定，以一条龙服务为典型代表的市场机制，导致地方社会互助体系日渐解体，对村民个体的社会约束机制日益式微，村庄社会规范解体明显，村民个体越轨行为将越发频繁普遍。综上，以 A 村为典型代表的河南农村，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特征突出，且打工经济兴起较早，使得当地村庄社会互助体系瓦解较早且较为彻底。农民家庭对村庄社会依赖下降，村民个体化程度增强，村庄社会规范作用有限，村庄社会转型迅速。四、乡村社会的平缓变迁：以山西农村为例笔者调研所在的山西 T 村，下辖 7 个自然村、8 个村民小组、953 户、2 691 人，共有耕地8 153 亩，其中沟坝地（当地较为平整的土地）1 600 亩，人均 3 亩地，以玉米种植为主，每亩净收益约 1 000 元。相比河南等人地关系紧张的传统农区，当地农业剩余尚可，耕地撂荒现象a 访谈对象：河南 A 村村民 JJR（1963-，男），访谈地点：村民 JJR 家，访谈时间：2023-07-14。2024年第16卷第3期94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极少，中老年人普遍在村种地。当地背靠驼子山，铁矿资源丰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当地人普遍从事开矿、运输等工作，多在地就业；一直持续到 2008 年前后，个体开采很快退出当地矿产开发。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当地打工经济兴起较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农民工，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打工潮高度重合。此外，受家乡观念、务工类型等影响，当地人多在省内务工，尤其偏好到太原务工，多从事建筑行业，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特征鲜明。T 村情况在当地比较普遍，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一）乡村社会转型平缓山西 T 村以下特征较为突出：一是打工经济兴起较晚，且以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为主，第一、二代农民工打工潮重合；二是社会互助体系发达，一条龙服务发育有限，每逢红白喜事，如无特殊情况，村民大都要从外地赶回来参与其中；三是村庄社会规范作用较为明显，村民比较看重为人处世，注重村民口碑，村庄内部几乎没有不孝顺老人等极端事件发生，柔性治理特征突出。a面对外部统一的现代社会，当地村庄社会转型总体较为平缓，笔者称之为转型平缓的乡村社会，其核心特征在于：一是晚，二是慢。据当地村民介绍，当地红白事一条龙服务出现在 2013 年前后。但时至今日，当地红白事一条龙服务始终没有普及开来，不少村民家庭仍然坚持依托传统社会互助的方式来操办红白喜事。主要由以下环节组成：（1）确定管事者，即知客；（2）邀请礼生，多由当地精通丧葬仪式习俗的老先生担任；（3）邀请厨师，筹备酒席待客；（4）安排专人接待亲友，主要负责装烟、倒茶、放鞭、记账等；（5）安排专人打墓穴，当地村庄位于山区，客观上对墓穴要求较高，规格一般是深 2 米、宽 3 米、长 3 米，工作量较大，多由年轻力壮的中青年人承担。（6）发丧出殡。这一环节，抬棺是最重要的人力需求，一次需要 16 人，中间需要换人，且要保证棺材不落地。当地丧葬活动中所需人员角色及数量，参见下表 3。表 3当地丧葬活动中服务人员角色、数量一览表b角色礼生厨师接待亲友者打穴人抬棺者数量65装烟倒茶放鞭记账832+1112在红白喜事一条龙出现之后，主要承接的是酒席环节，抬棺、打穴等环节仍然采用社会互助的方式，主要在于当地地形限制。当地墓地多选在山上，既有机械条件暂时难以解决抬棺上山等需求，或解决起来并不经济。因此，当地红白喜事中的社会互助短时间内具有不可替代性，意味着当地村民家庭对村庄社会互助体系具有较高依赖性。当地村民普遍这样认为。谁家不过事？过事就是过人，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一次两次有特殊情况，怎么可能每次都有特殊情况呢？我们这里谁家过事，家家都要回来帮忙！否则你过事没人来帮忙！c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当地和河南、湖北等地二十年前打工经济兴起之初的农村社会a 刘成晨：社会冲突视域下基层柔性治理：概念、意义与策略，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b 资料来源：整合自笔者驻村调研报告。c 访谈对象：山西 T 村村民 TZC（1965-，男），访谈地点：村民 TZC 家，访谈时间：2023-07-18。2024年第16卷第3期95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形态比较相似，家计安排上男主外、女主内，子代对父代比较尊重，村庄内部人与人相处比较讲究为人处世，比较注重村庄社会内部社会评价。（二）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当地劳动力就业情况和矿产开发进程关系密切。当地背靠驼子山，矿产资源丰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当地村民纷纷加入这一采矿经济中，一般先跟着别人干，从工人做起，掌握门道后，自己就和其他人合伙或单独开矿，几乎家家户户都当过矿老板，收益可观。在此过程中，当地人一般当老板、跑运输和在附近开餐馆，工人多来自四川、河南等地，当时T 村被人称作“小香港”。2008 年前后，国家针对私人开采矿产资源出台了较为严厉的相关规范性政策，当地小铁矿纷纷关停，不少人在家观望了三五年，一直到 2013 年前后，逐步开始到太原等省内务工。从当地劳动力流动情况来看，当地最大的特征是中年人在村，尤其是相比同时期的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农村，当地中年人缺乏老一代农民工的经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当地中年人大多在地就业，2013 年以来，除了极少数到省外务工的中年人，绝大多数选择在太原或临汾市内打零工，和村庄距离并不远。谈及为什么多在省内务工时，当地人坦言：一是省外比较远，人生地不熟，没有人带；二是离家太远容易想家，我们这里人，三天不见 老爷顶（指当地最高的山顶）就想家！a调研期间，笔者发现，当地年轻人目前多到太原打工，中年人多在附近做建筑工，以省内就业为主，跨省流动者极少，这与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农民工到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上务工经商形成鲜明对比。并未走远的中年人，是村庄转型平缓的关键变量。更具体地讲，并未走远的中年人，共享并维系着同一套地方社会规范，作为村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承载与行动主体，使得当地村庄社会转型比较平和缓慢，而非激烈迅速。（三）社会互助依赖度高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当地中青年人往返城乡比较方便，客观上有助于维系村庄社会传统互助体系。从当地社会互助体系本身来看，对当地农民家庭而言，存在对社会互助体系高度依赖的关键环节，使得社会互助很难被一条龙服务完全替代掉。或者说，当地市场化服务只能替代掉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当中的一部分，比如置办酒席。以当地丧事中的抬棺为例。由于当地地形地势、地方丧葬风俗观念等各方面影响，当地丧葬仪式传统维系较为完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尤其需要在山上定穴挖墓、打坑砌砖、人工抬棺上山，机械难以代替，意味着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力。相比传统的定穴挖墓，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讲究在墓穴内建造窑洞，需要数十人工作三天才能完成。此外，抬棺上山下葬时，当地风俗是要求棺椁不能落地，一般一次就需要十六人，上山路程往往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因此中间需要更换人员。换言之，不论是定穴挖墓，还是抬棺上山，诸多环节a 访谈对象：山西 T 村村民 TZD（1968-，男），访谈地点：村民 TZD 家，访谈时间：2023-07-16。2024年第16卷第3期96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必须人工完成，而且需要青壮年劳动力，否则村庄中老年人无法完成以上流程。基于此，当地年轻人在外务工期间，无论远近，每逢村上办事，必须要回村帮忙，除非有特殊情况。当地人常讲：“谁家都有老人，一次、两次不回来，以后遇到事情就没人帮自己！谁家没有老人？谁家不过事？”a在市场化服务难以替代社会互助体系的情况下，在当地，尤其是 T 村，村民会更加注重人情和面子，对社会互助依赖程度最高。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有极个别的人会偷懒，但当地村民仍然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和应对办法。对于以上情况，大家一般都心知肚明，往往将其当做特殊例外情况看待，既不会安排事情给他，也不会和他一般见识，但往往会被人议论，性格直爽的村民甚至会当面说他。这种违背规范的个例属于村庄熟人社会的例外，因此往往能够被大家所容忍并接受。就大部分村民而言，在村庄内部，遇见谁家有事，一般都比较积极，因此相互之间关系大都比较融洽。此外，除了红白事帮工，当地建房帮工也较为发达。对当地村民而言，修建窑洞是件大事。在专门的建筑队出现之前，打石头、拉石头、拉土拉水，一天要十几个人，而且帮忙持续时间比较长，打两三孔窑洞，往往需要十几个人工作十天左右。从前打新窑洞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雇一个大工，外加两个小工，剩下的都是村里人帮忙，给包烟、吃顿饭就行了！2004 年的时候村里搬迁，北大街建房的时候有了建筑队，大家就不再相互帮忙了！发展到现在，建房有工程队，种地有机械，需要村里人帮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但白事用人多，必须村里人相互帮忙！b综上，相比河南等地农村，以 T 村为典型代表的山西农村转型比较平缓，传统面向比较突出。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中年人在村，村庄中青年人并未走远，加之当地社会互助体系中关键环节的不可替代性，使得当地人与人之间的功能联结比较紧密而不松散，进而形塑了当地村庄社会转型平和缓慢而不激烈迅速的鲜明特征。五、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及对既有解释的拓展从河南、山西两地典型农村具体经验梳理来看，河南农村转型不仅开始得早，而且转型较为迅速，甚至激烈，而反观山西农村，转型开始较晚，且较为平缓，极端事件少发。笔者引入“劳动力市场”分析视角，从机制上如何解释呢？（一）劳动力市场视角下的乡村社会转型区域差异就河南农村而言，当地资源禀赋一般，二三产业发育有限，在地经济机会不多，加之当地人口众多，青壮年劳动力丰富，因此，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人率先走出本省、走向a 访谈对象：山西 T 村村民 TZE（1958-，男），访谈地点：村民 TZE 家，访谈时间：2023-07-14。b 访谈对象：山西 T 村村民 YPF（1952-，男），访谈地点：村民 YPF 家，访谈时间：2023-07-16。2024年第16卷第3期97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全国，拉开了打工经济的序幕，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a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河南农村劳动力大多远走四方，加之往返家乡机会成本较高，因此多常年在外，只在春节过年或家中遇到大事时才会返回河南老家。因此，这也是各地群众觉得哪里都有河南人的重要原因。常年在外的河南农村人，回家一趟并不容易，或不经济，因此，往返城乡次数相对较少，和村庄社会关系相对疏远。中年人如此，年轻人更是如此。在外务工经商过程中，河南人较早地在短时间内受到全国各地地方社会文化影响并逐步习得了来自现代社会各类观念和技能，同时也较早地开始了理性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较早地开始计算劳动力价格及其机会成本。因此，原本建立在劳动力过密化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迅速瓦解，以一条龙服务为代表的市场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并很快替代了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及其瓦解后所留下的社会化服务空白。当熟人社会内部社会互助这一功能性内核被基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打工经济所彻底瓦解后，河南农村社会也就失去了赖以联结的功能性纽带，村民与村民相处，也就大多只剩下基于人情往来的形式性交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村民不再在意村庄社会评价，因此，传统村庄社会规范也就很难约束村民行为，村庄社会内部不养老人等各类极端事件频繁多发。当极端事件每多一次发生，对村庄社会都是一次巨大冲击，久而久之，村民见怪不怪，村庄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相比河南农村，山西农村当地大都有丰富矿产资源或靠近矿产资源产地，采矿经济发达，在地经济机会丰富，不仅可以解决本地人就业，而且还吸引了河南、四川等外地农民工前来就业。因此，在打工经济兴起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河南等地农民工走出家乡、走向各地寻找工作机会时，山西农民工多在地从事采矿行业。这一就业格局，一直持续到国家对个体采矿出台严格的规范性政策之前。2008 年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上合适的工作机会，大都被河南人、四川人、安徽人等农民工占据，山西农民工跨省务工面临诸多现实约束：一、缺乏工作渠道；二、缺乏合适机会；三、缺乏技能积累。基于此，长时间在地就业的山西农民工，多在省内太原或所在地市范围内从事建筑等门槛不高的行业；加之山西老乡家乡观念浓厚，从个人情感上也更愿意离家更近一些，因此，当地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特征明显。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山西农村中青年人并未走远，城乡往返更加方便，机会成本不高，村庄社会相对更加完整，客观上为传统社会互助体系维系提供了重要社会基础。同时，鉴于当地地形地貌和丧葬习俗的特殊性，目前机械条件很难完全替代人工抬棺上山等关键环节，这成为当地村庄社会互助的最后一道重要底线。正因如此，这一丧葬习俗进一步倒逼村庄中青年人必须时常回村。作为村庄内部严肃且重要的公共事务，村民在丧葬活动中必然进一步增加了解、增进感情并促进村庄公共性再生产，客观上进一步抑制村庄极端事件发生，也就使得村庄社会转型变得平和缓慢。参见下表 4。a 王向阳，关登辉：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的经济社会基础与发展走向审视，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2 年第 3 期。2024年第16卷第3期98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表 4河南、山西两地农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典型区域河南农村山西农村转型图景激烈迅速平和缓慢劳动力市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中年人与村庄关系中年人在外务工中年人在村社会互助体系被一条龙服务完全瓦解替代社会互助体系发达，替代有限村庄社会关联较为松散，个体理性化程度高较为紧密，注重村庄社会评价村庄极端事件频繁多发极其罕见（二）对既有解释的拓展通过引入“劳动力市场”这一研究视角，我们对河南、山西两地农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做出了初步分析。这一解释能否推向更大范围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做进一步验证的重要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本地劳动力市场，二是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三是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各地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和农村社会转型具体关联究竟如何呢？对以珠三角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地区农村而言，在地经济机会丰富，当地人主要参与本地劳动力市场。本地劳动力市场不仅吸纳本地人在地就业，更吸引了来自中西部普通农村的大量农民工流入，因此，当地村庄社会比较完整。中青年人在村的情况下，地方性社会文化传承具备了重要行动主体，人与人相处比较注重地方社会传统规范。因此，这类村庄社会转型往往也比较平缓，可以具有主体性地较好地承接外部经济社会文化冲击。近年来，广东、福建等地舞狮、修建祠堂等地方民俗活动比较发达活跃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以山西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