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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西进贵州及毛泽东领导能力的思考

李 匀 李羚
（贵州省都匀三中，贵州都匀558000；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四川成都610072）
（摘要] 本文旨在从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背景视角来探讨长征的中国意义。特别探讨了长征中西进贵州战略的形成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调整。由于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从而在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关键词] 长征精神；西进贵州；毛泽东领导能力
[中图分类号] A841 []A []1001 - 8999( 2013) 04 - 0020 - 04
长征既是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壮大，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依靠外援走向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成长史。
一、长征中西进贵州战略的形成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调整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结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蕴含。贺子珍这样说：“现在，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开的。”
遵义会议怎么开？涉及会议要解决什么难题？为什么又恰在1935年开，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高层是不是已经思想得到初步的统一？会议本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形成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太多的疑问为我们深入这段历史提供了理性审视的视角。
江西红军及苏区为毛泽东一手创造，以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与总政治委员的地位，总揽党政军大权。当时中共高层及国际派对毛泽东久有指责。1932年8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扩大会议，商讨对抗第四次“围剿”战略。会中批评过去毛泽东的措置不当，采取防御主义，将红军带至偏僻地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今后必须执行进攻路线，发展苏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毛泽东讥讽国际派只会背诵马列教条，不根据实际情况及革命斗争经验来决定政策。最严重的教训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湘江之战的惨败。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的前奏，毛泽东在贵州取得了中国红军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从共产国际本身来看，认同红军西进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由于对中央苏区整体状况的估量出现错误，从1934年5月到9月底的四个多月里，共产国际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上犹豫不决，对中共中央影响很大。在共产国际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于作战上，寄希望于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派出中央苏区后使反“围剿”形势好转，没有积极地作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当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时，他们才仓促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从而在长征初期使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对此，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35年1月3日，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贝克致信共产国际执委，根据从报刊上得到的消息，报告了中央红军在贵州和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活动的情况。贝克还判断：“尽管缺少直接的消息，报刊上不停地刊登谎言，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再现我们军队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情景，特别是在四川。”1月22日，贝克又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洛佐夫斯基，报告了长征中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占领贵州的湄潭、遵义、桐梓等城市的情况，他兴奋地说：“红军在新的地区轻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正在从这些新的地域恢复老苏区和组建新的苏区。”同日，贝克还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认为中央红军“从江西的撤离得到了补偿：我们的军队取得一些重大的胜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军在全线的进攻”。根据远东局发来的消息，共产国际执委东方书记处于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整理出《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报送共产国际执委。通报材料分“江西红军兵团的西行路线”、“江西兵团的新根据地在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西部力量对比的主要材料、作战方向、红军近期的作战任务”、“中国白军总的部署及其对四川红军当前的决战进程的影响”等部分，对中央红军长征至川滇黔边地区及其后作战方向和任务作了全面估量。通报材料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红军撤出江西包围圈的决定于1934年11月完全实现了”。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大会主持人威廉·皮克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胜利斗争，他指出：“虽然中国红军为避免遇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不得不离开江西省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的武装力量在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
长征西进战略大转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逐步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论述：“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这段话反映了两个认识，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是休戚相关的；二是现在西进贵州战略改变了单方援助关系，双方加深了了解，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心。从历史上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分不开。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党人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同时也反映出共产国际自身内部思想的变化。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判断虽不乏有正确之处，但由于遥控指挥及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偏差，它制定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错误层出，连续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这样，毛泽东和博古、“博古们”，便不免在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上，产生分歧与冲突。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大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进行的。长征之后，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一方面逼迫党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及其相应产生的各种教条主义的干扰没有了，有利于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长征途中，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党的领导人根据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独立作出的。因此，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长征的西进还是北上，归根结底，不仅在于给中国共产党自身提供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反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是长征精神的重要体现。
二、贵州在长征中的重要地位
西进贵州的进程，就是党内思想不断统一的过程。渡过湘江后，红军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如果北上湘西，不改变原定计划，势必死路一条。但不北上，又往哪儿走？红军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领导人一路争论，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派是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主张北上。另一派是以毛泽东为主的坚持从实际出发，要从国民党弱势力人手主张西进。
就在这个当口，毛泽东看到党内高层领导内部思想有分歧，开始利用长征行军的时机积极争取高层领导人的思想统一。毛泽东曾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有些不解地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 “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认为贵州的地理环境和黔军状况对红军是一个可以凭借的生存喘息之地。众所周知，“天无三分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贵州最恰当的描写。这个北接四川，南达两广，西近云南，东临湖南的西部省份，是当时中国鸦片贸易最大的出产地和集散地。不仅农民普遍种植并吸食鸦片，即使是黔军的士兵，也人手一杆烟枪，并因此被称作双枪兵。在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之前，这片中国鸦片贸易的集散地被贵州军阀王家烈牢牢地掌控着，战斗力是不能与红军力量相比的。王稼祥认为毛泽东说得有理，于是联合张闻天、周恩来等，建议在湖南通道召开讨论战略进军方向问题的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提出只有立即向西，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才是正确的出路。这次会议未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是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放弃从通道北上的计划，改由经贵州黎平、锦屏北上湘西。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却在党内军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中革军委于12月12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命令红1军团第2师及第9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应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这标志着战略转移方向问题已经到了箭在弦上，必须从政治策略上、组织上、军事战略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为黎平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自长征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共计6人。李德因生病没有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是集中讨论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以下称《决定》）。《决定》要求全党、全军坚决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号召全党全军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会后周恩来将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不料，李德勃然大怒，对与会者进行了严厉指责。但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忠告李德，这是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任何个人无权推翻或擅作主张，他自己坚决支持“泽东、洛甫、稼祥等同志主张”。这一《决定》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拥护他正确主张的局面。时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黎平会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迸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这次会议也意味着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价值。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正如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不顾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干预，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的会议。可以说，没有黎平会议，就不会有遵义会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长征精神的又一大财富，红军走出困境强大的思想力量来源于此。
三、长征中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及启示
从1931年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同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权。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在贵州召开的三次会议的实质，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在遵义会议前长达四年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等待过程。他最早识别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了批评，却遭到了“左”倾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处于无权的地位，更没有发言权。然而毛泽东始终信心不变，在长征革命实践中，不断改变工作方式，不仅从理论上总结长征的经验教训，也从实践上灵活地解决党内斗争和冲突，顽强战胜挫折，为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与他非凡的领导能力不可分。从长征西进贵州这一历史的横断面中我们可以一窥毛泽东领导能力的形成和实质。
第一，注重学习，补充精神食粮，找到行动规律。注意学习就是要解决行动的规律。在长征期间，前有险情，后有追兵，红军常常在山里或险境地与敌人周旋，如何判断敌我局势？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打仗到一个县城，休整时，他就会请侦察连的同志去找点“精神食粮”，解决信息不畅问题。毛泽东对精神食粮的解释是：无论是杂志还是报纸，只要是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都要搞些来。从这些报纸杂志中，毛泽东掌握了国民党近期的所为和发展动向，以此来研究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反映出毛泽东通过读报读杂志在长征实践中注重学习能力提升掌握斗争规律的方法。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尽管形势和任务不同，但在当前深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艰巨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毛泽东提出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对于建立学习型政党，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有深刻的启迪。
第二，注重从军事战略决策上解决党内团结问题。西进贵州是从战略上保存红军实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它把中国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的系统批判和提出的各项军事主张，成为会议决议的基础。正如黄克诚所说：“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会议鉴于当时紧张的战斗环境和党内的认识程度，从革命的全局和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力以赴地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对政治路线问题暂不涉及，这就有效地团结了大多数同志，避免了因为政治路线的争论造成党分裂的危险。
第三，注重宣传和沟通，争取大多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深有体会，他对妻子贺子珍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军委主席，但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一向与其他人不同。他常常对贺子珍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人，一个是李德，一个是博古。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毛泽东也找军委、中委的其他同志谈，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这些同志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也同意他的观点，谈一谈，是为了更多地增进了解。他不仅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还找中级的军政干部、以至普通战士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坚持不懈，耐心细致说服教育，使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包括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陆续觉悟。张闻天曾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责任编辑：胡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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