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前提和依据-评《邓小平的时代观及其创新-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docx

邓小平理论的前提和依据评邓小平的时代观及其创新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 郭伟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和形成的前提和依据，在于对时代的认识和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深入分析了以资本活动为核心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时代特征，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的结论，形成了列宁主义，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进一步形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核武器的出现等因素，时代主题客观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时代的变迁，继续恪守战争不可避免、革命即将爆发的思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经过仔细观察，看到了当今世界主题的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和东西南北问题等一系列关于时代的新认识，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等新思想、新观点、新政策的依据，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和影响了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只是授予学者而可以授予政治家的话，邓小平当是获此奖项的第一人。因此，对于邓小平时代观的研究，应当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基础性的部分。吴嘉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邓小平的时代观及其创新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正是近年来不多见的研究邓小平时代观的一部力作。有学者评价“该成果比较完整地回答了邓小平时代观的思想脉络、历史起点、逻辑架构、基本内容和发展创新，是一个有完整架构的学术体系”，“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研究邓小平时代观较系统、完善的最新成果”。读罢该书，以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深入的分析和开创性的研究。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世界历史理论作了全面阐述并作为研究时代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简而言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和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资本主义大生产使世界日益融为一体，人类历史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用世界历史理论来分析我们走过的道路，不难发现，我们在时代问题上经历了较大的挫折。由于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中国局限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冲突和较量的思维局限，对于战后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缺乏客观的认识和判断，乃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较长一段时期之中把自己孤立于世界的发展之外。时代问题上的僵化和意识形态化给中国的发展振兴造成了极大的挫折。这就是邓小平的时代观产生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既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后，生产力与世界交往这“两个普遍发展”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的根本动力，而且是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即消灭了阶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前提和基础。该书把这一概括称之为世界历史标准。按照这一标准，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规律，而绝不是背离它。书中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一规律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整体与部分发展的基本原理，即单个民族国家成为以世界市场体系为基础的世界交往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时代，即世界各国打破各自分割的民族发展历史，进入整体性相互依赖发展的世界历史。问题在于为什么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把握住这一大时代发展的规律性，对其长期性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和对阶段性的变化以及时代主题的转换上缺乏敏感度，进而在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历史方位以及发展战略等问题上茫然失措。从更深层次的理论上分析，在于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缺乏准确的理解和秉持。在书中，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原则，批判性地总结了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在时代理论方面的探索及其重大失误。重点分析了苏联把世界革命战略作为时代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战后苏联错误判断世界政治、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把本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凌驾于当代主权国家体系之上，搞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权与霸权。由于苏联长期不参与世界市场竞争，长期过高估计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始终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即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是背弃了生产力与世界交往这“两个普遍发展”时代观的结果，使本国及其人民失去了方向和目标，社会丧失了发展的活力。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系统构建了邓小平时代观的逻辑体系的四个层次和主要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研究邓小平时代观的学术成果已经不少，但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来进行系统研究尚不多见。该书立足于邓小平所面临和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问题，即如何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以及世界整体发展的现状。从世界历史标准论、时代特征论、时代主题论和世界共同发展论四个层面的逻辑体系上深入探讨了邓小平如何摆脱传统时代观的对立思维，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宽广思维，重新建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评价说：“这一逻辑体系深刻揭示了邓小平时代观的核心实质，打通了邓小平时代观与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与传统的把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观点进行一般的综合相比，有高屋建瓴之感，呈现出其科学性与创新性。”比如，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标准重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在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等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科学技术与世界经济交往出现新的开放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以及国际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带来的和平潮流的新态势，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正面临的一系列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机遇条件。邓小平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从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谋求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观。这一新时代观成为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他坚信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必将影响和推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疑问，邓小平的时代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创新和发展的。作者认为邓小平继承和维护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且结合新的实际和新的实践有新的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三，把邓小平时代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影响着世界。该书阐述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与世界共同发展并行不悖的历史进程。比如，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中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竞争；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解决国际争端，创造和平环境。涉及中国和平发展及其与世界发展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关系。包括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和防范，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新理念，用和平发展的成效回应国际社会的担忧和防范。该书论述了邓小平的时代观是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思想基础。它改变了长期束缚中国人的战争与革命的思维定势，成为执政党工作中心转移的理论前提；它以改革开放的新思维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的繁荣强大和民族复兴正在变成现实。中国已成为有重要影响和负责任的世界政治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中国和平发展的巨大变化推动着世界的共同发展。尽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与评价存在差异，但普遍认同中国和平发展的巨大变化。中国和平发展影响着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中国和平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国际新秩序的走向。展示了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推动着世界的共同发展的前景。佳作难免不能周全和存在瑕疵。例如作为多位作者合作的成果，在叙事和写作风格上有所差异；时代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揭示，应有多种观点和解读，可以在书中加以罗列和辨析；对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与时代观的关系，分析论证尚不够深入和透彻；邓小平时代观的丰富和发展也可以做一些探讨，等等。但是，瑕不掩瑜，该书的建树，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以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理解，也是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的。（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四川行政学院教授）（责任编辑：付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