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农村问题探究-首届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综述.docx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农村问题探究首届“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综述 王睿 陈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66580;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571158）摘要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农民组织化、城镇化与乡村治理、中国道路与农地改革方向等问题是首届“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主要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有效解决农村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各项权益。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农村；农地制度；农业经营模式中图分类号 F321 A 1001 - 8999( 2015) 01 - 0152 - 04收稿日期2014 -12 - 20作者简介王睿（1984 -），湖南永州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琼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陈 颖，女，湖北鄂州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4级硕士生。“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起，旨在集合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不同视角的农村问题研究，藉此探究百年来中国农村制度改革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届论坛由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于2014年11月8日至9日在海口举行。研讨的问题包括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农民组织化、城镇化与乡村治理、中国道路与农地改革方向等。一、关于农村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1聚焦时代问题，打破学科界限韩喜平（吉林大学）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遇到最困难的、最深层次的、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大概就是农村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应聚焦于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产生和发展的。农村问题不是单一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所能够解决的，它实际上是个综合性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正是综合性的。徐俊忠（中山大学）提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绝对不能仅有农业经济学的思维，还要有农业社会学、农业政治学以及农业政治经济学的思维等等。2以农民的立场直面问题，保护农民最大权益韩喜平指出，农村问题现在各个学科研究都非常热，但有的学科不是很科学，比如不能仅仅是从GDP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没有站到人的角度、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纠正这种偏差，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创办论坛的基本想法。王明初（海南师范大学）指出，城镇化和土地政策的制定一是要站在农民利益上，而不仅仅是站在城镇化、政府财政需求的利益上考虑问题；二是要顺乎农民意愿，有人愿意进城、有人愿意田园生活甚至住深山老林，要让民众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目的都是幸福生活，要尊重幸福生活感受和自主选择的多样性。3解放思想，现实理论、政策、经验三者相结合徐俊忠提出，我们应该面向当下，在理论与田野中加以平衡。发展得好的案例，要看是否有着其他地方值得借鉴的经验，而不是以各种理由说它“不可复制”。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少一点教条、少一点偏见、少一点迷信，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问题。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认为，今天农村的区域差异、土地政策、经营规模和市场体系问题纵横交错，应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达到政策路线与学术思路的平衡，将理论、政策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研究，才能优化对“三农”问题的学术批判能力。王习明（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当今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利益分化，农民已分化成很多群体，只有深入调查，才能了解不同的农民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才能使理论和政策符合实际。二、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走向1农地制度面临的困境吴春梅（华中农业大学）认为，新一轮土改首先就要面临着粮食安全尤其是永久性农耕地的补偿机制问题，土地的阶段性保障功能问题，土地流转中的规模经济效益问题以及土地流转如何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步推进的问题。乔柏（广西师范大学）将中、英两国征地制度进行比较，呈现了当代中国征地与失地农民的矛盾。黄鹏进（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引入产权的多元复合视角，解释农村地权冲突是隐匿在集体产权形式外衣下政治产权、经济产权与社会（文化）产权之间的相互倾轧。陈爱巧（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矛盾是“长久不变”与人口变动的矛盾、“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断提高与冲突不减反增的矛盾、“农户承包”与私有化的认知矛盾、土地改革制度中“单兵独进”与“协同作战”的矛盾。王习明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提出农地制度改革应遵循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农村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不能同权的问题。崔朝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与现行土地制度的矛盾，是集体与国家所有制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的不平等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关系的不明晰。杜圆圆（中山大学）认为农村空心村形成与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虚化、农民使用权固化有因果关系。田代贵（重庆社会科学院）通过对重庆市的调研，认为现今的确权政策直接减少了农民财富，使土地、宅基地的价值大打折扣。2从农地制度历史变迁中寻找方法为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吴重庆（中山大学）追寻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展开细致的农村调查，按照土地资源及不同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细分阶级成份来制定斗争策略，依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频繁修订土地法，目的就在于充分调动中央苏区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让最多数人受益。吴重庆通过对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阶级分析，认为以小农经济为生存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土地绝非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性的生产要素；而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必须从乡村社会的阶级分析开始，阶级话语、阶级斗争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政治修辞；对于土地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可供分配的土地资源有限而不得不采取的政治策略。吴春梅认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基于生计的土地分配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新土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徐俊忠（中山大学）重新将“人民公社”这段被淡忘的历史拉回到我们眼前，通过梳理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突出了毛泽东的农治思想：借助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思路，将精耕细作与各种经营相结合，中国就有可能在推进农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中国就可以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又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徐俊忠认为这一农治构想，虽然过于理想，但其最有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是：借助联社而成的公社体制，发展社队企业，推动农村“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镇化”，以达成集体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目的。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消除所谓“三农”问题产生基础的战略性构想，也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创新性探索。尹胜（中山大学）通过梳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炼出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合作化和组织化的思想，不仅包括农业生产问题，同时还形成了农村的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各个方面的特色内容，并提出了工业、农业相互支援、相互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种新型城乡关系。乔柏追溯到13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历史，从时间距离、体制差异、性质背景等方面与中国的土改历史进行比较，试图找出规律性和内在联系。他认为，土改需要和平渐进，要使整个社会不同人群均衡受益并使整个“三农”全面持续发展。3农地制度确权上的分歧在农村众多的矛盾中，权、责、利三者矛盾最为突出。乔柏认为，农民如果没有权就没有利，没有利就没有益，没有益就没有钱。 “三农”的确权是农民、农村、农业的确权。对于如何确权，是维护“耕者有其田”中真正耕者的利益还是抽象农民的利益，引发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其观点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观点：土地作为经济要素，应该确权给个人，以便农村土地资本化，农民享有完整的财产权。田代贵（重庆社会科学院）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应该将农村建设用地纳入市场体系，按照实有面积给予确权，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资本化，赋予村社集体及农民个人产权主体地位。他和马云辉、陈悦（重庆社会科学院）特别提出了重庆的“地票”模式，认为土地资本化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城镇化建设中建设用地日益紧张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土地交易盘活农村闲置和废弃的集体建设用地。欧阳桂前（东北师范大学）从土地的资源、资本、资产三个属性总结了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典型模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农地流转信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和不动产统一登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人市”；土地使用权抵押的金融工具都可以作为推进土地资本化的改革路径。韩喜平认为，原来的农村土地背负了太多的国家职能，这一情况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了：现在农村土地虽在背负粮食安全的职能，但最主要的职能是把我们有限的土地最大效能化，解决依靠土地生存的人的收入质量问题。土地制度变迁应该是围绕着土地的多功能性、围绕当前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进行的。他认为把土地作为资源流转进行确权是必要而且是大势所趋的，并从政策上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力系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整合，为农村土地流转注入了“拉力”要素；新型城镇化以农民市民化为传导媒介，为农村土地流转注入了“推力”要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夯实了农民的土地权利，为农村土地流转注入了“内源力”要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促进了现代农业装备的推广及使用，并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农村土地流转注入了“倒逼力”要素。第二类观点：农村土地具有生存保障和生态保护功能，应该确权给集体。王习明认为，如果确权后农民自己能够自由流转土地，甚至可一次性有偿转让几十年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就是事实上的土地买卖和土地私有了，集体所有权就失去了意义。土地长久不变生不添，死不减，就是变相私有制。农地确权给个人不利于保护真正的耕者的利益，因为确权到个人后，进城居住享受城市社保的人也可拥有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他们不维护土地的生态平衡，保留土地并不是为了耕种，而是等着土地转为其他用途后增值。这种变相私有加剧了农村土地分配的不均，使城乡之间的平衡进一步被打破，由此惠农政策并没有补给真正的农民，而是补给城居“地主”，使他们拥有了双重保险。张慧鹏（中山大学）认为，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带来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可能会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但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陈爱巧认为，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土地不能买卖是土地流转的底线。这首先涉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十多亿人口的粮食必须建立在基本自给的前提上，土地私有会使粮食生产面积的保证与农产品品质的安全监管更难。而我国目前的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都没有进入较高的阶段，城市并不具备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完全市民的能力，农村土地在我国的国情下承载着社会保障和经济社会波动减震器的功能。王习明提出，农地制度的顶层设计应体现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原则，应有利于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内部的自我平衡机制，取之于土还之于土，做到可持续发展。三、关于农业经营模式（主体）的争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明显加速，无法逃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小农经济如何续存？对此，学者们出现了几乎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发展规模农业，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李桦（中国农业大学）使用大量的案例和数据论证各种主体经营形式还是农业合作社能使农业的土地得到保障，并提出不一定非要流转土地，用股份形式的合作可使合作社和农民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但公司加农户的形式的弊端在于，龙头企业的动机和目的都不是真正为农户的增产增收，而是为了实现其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因此政策要向农民的发展这个问题上倾斜，而不是向种粮大户倾斜。崔朝栋认为，要根据邓小平一直强调的实事求是，以“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较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制。吴春梅认为，农地合作是发展的趋势，但如何合作在新制度出来的不长时间内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探究，有的工商企业纯粹是为了套取国家的补贴或发展旅游、休闲等非农业，并不是为了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的收入。欧阳桂前指出，只有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组织才会适应与规模经济相关的社会化大生产。韩喜平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今后发展的趋势，依照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社会对农产品质量高的要求，土地的精耕细作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土地收益率的提高需要依靠生物技术、机械设备、资本等其他要素。而且大农具集中起来使用才能充分达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走上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之路。第二种观点主张发展生态农业，培育现代小农。王习明认为，大机械农业不如小农具有可持续性，大机械农业是反生态文明的，现代小农更适合发展生态农业。他将“现代小农”定义为使用小型机器（主要以人力畜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做动力）进行小规模生产（适度规模，家庭经营，不雇工，可兼业）、精耕细作、种养结合、利用生物技术治病除草（但对转基因持谨慎态度）、借助国家的生态补贴提供生态产品。刘静暖（吉林财经大学）认为，以单一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理论，必将引领农业经济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土壤不维护、生态不保护的反生态经济路径之上，以至于导致农业生态条件日益恶化，限制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土地安全、粮食安全失去了应有的保障。曹东勃（华东理工大学）也对为了追求生产效率而一味升级农业组织性质、扩大农业组织规模的政策取向表示怀疑，他通过匡算综合性成本收益，构建出一个半工半耕、适度规模的“理想农民”的未来图景。他认为，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常常是不可兼得的，在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的三大变迁的合力作用下，将改变传统的要素配置，使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而家庭农场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载体。张慧鹏分析了目前小农的处境，不论是产前产后都已经严重依赖外部资本，小农只能从事中间的种植养殖环节，农民的小块土地，已经不能保障他的家庭再生产，因而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无产者。他建议站在小农的立场上基于小农自愿的重新合作化来改造小农经济。吴重庆认为，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要原因是我们的人地关系紧张，其次是农民往往具有兼业的传统，每一个利润环节农民都在亲自打理，使产前、产中、产后所有环节的利润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是今天小农经济不仅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同时在产中和产后都控制在资本或者是农资企业手里。在农业龙头企业管控下，农民就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小农经济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农民非常有必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都联合起来，建立综合农协，综合发展。对于农业经营主体的争论，其核心在于机械化的规模农业无疑更有效率，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不论在生态上还是对于耕农自身都更有利于可持续的发展。熊万胜指出，这些分歧的背后，如果剥离其价值倾向，从问题本身人手，就会承认，即便是坚持小农经济，也还要考虑规模化的问题。比如家庭经营的规模远未用尽自身的潜力，家庭经营之外还需要发展外部的组织化。四、新农村的愿景众多与会者认为，如何在坚持土地生态不可破坏的前提下，保护农民的利益，将精耕细作与多种经营相结合，就地发展绿色工业、可循环经济，从而就地实现新农村的绿色城镇化，相信是一个值得长期深究的话题。乔柏提出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泛城市化概念，即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崔朝栋认为，应该让现代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引入农村，让农民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享受到均等的就业条件和社会保障，就地城镇化。孙贺（吉林大学）勾画了一个美丽乡村的蓝图，将广义上的美丽融人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吴春梅认为，目前农村还面临着空心化、“泛市场化”、去核心化、村庄显性差异等一系列矛盾，乡村沟通网络作为村庄治理的神经系统，需要通过资源合理配置、管理现代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手段，优化乡村多元主体间的权力结构、增进相互信任关系和整合沟通渠道，最终提升村庄治理绩效。而对于农民的现代化，朱小超（北京师范大学）认为，城镇化的建设导致农民价值观念出现扭曲。农民现代化除了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居住环境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内在素质的现代化。谢君君（海南医学院）将素质问题进一步深化，认为当前的发展背后弱化了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原有的农村文化家园正在湮灭，教育取向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他认为乡村教育的发展不应该是城市教育的简单复制，而应该突出乡土文化、乡土教材、乡土文明，将乡村教育作为提升农民内在素质，培养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驱动点。（责任编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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