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案例分析.doc

西方经济学案例“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标志着什么“吃了吗？”这是过去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人见面后再熟悉不过的口头语。那用意几乎相当于国际流行的“你好吗”。 渐渐地，“吃了吗”这口头语我们听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吃对于中国人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换句话说，“吃”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此现象在经济学上就叫做“恩格尔系数”降低。 何谓“恩格尔系数”？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他在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时发现了一条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这个家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而这个家庭用以购买食物的支出与这个家庭的总收入之比，就叫恩格尔系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一个国家而言，这个国家越穷，其恩格尔系数就越高；反之，这个国家越富，其恩格尔系数越是下降。这就是世界经济学界所公认的恩格尔定律。 经济学上的名词不一定也没必要每个人都懂，但生活的变化和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权威部门的资料表明，“九五”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城镇居民由1995年的49.9%下降到1999年的41.9%，农村居民则由58.6%下降到52.6%。到今年底，综合起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降到50%以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说明了什么？它说明，我国人民以吃饱为标志的温饱型生活，正在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志的小康型生活转变。 它说明，我国城乡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正稳步提高！ 仅就吃而言，城镇居民吃好、吃精、注重营养、追求方便的倾向更加明显，商场、超市的净菜、速冻食品和绿色食品日益受到青睐，牛奶等已经成了许多家庭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在外就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5年来，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中主食消费下降、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的倾向也十分明显。除了吃外，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还表现在居住条件的改善上。“九五”前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8.1平方米增加到9.8平方米，住房用气率由68.4%提高到了84%，自来水的普及率由93%提高到了96.8%。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则由21平方米增加到24.4平方米。 在城乡居住条件明显改善的同时，交通通信条件改善的速度更加迅速。去年底，全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到1.1亿户和4324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13%，其中城市28.4%。农村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达到79.8%，从东到西，不少农户已开始安上电话，并且涌现出为数不少的电话村。在用的方面，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热点长盛不衰。彩电由平面直角而纯平、超平、高清晰度，冰箱由单门而多门、大容量、绿色环保。家用空调器、家庭影院、中高档家具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家用电脑、移动电话、微波炉、影碟机由前几年的几乎空白迅速提高到1999年的每百户拥有6台、7部、12台和25台。农村百户家庭拥有的大型家具由695件增至761件，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由原来的17台、17台和5台快速提高到38台、24台、11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物质生活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用于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的文化艺术、健身保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用于子女非义务教育和自身再教育的支出大幅度提高。去年以来，国家增加公休假日后，旅游市场更是一片火爆。统计表明，1999年城乡居民衣食住用以外的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29.2%和21.6%，分别比1995年提高8.3个和6.2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表明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表明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在生活质量提高的背后是什么呢？无疑是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九五”前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8.3%，继1995年实现GDP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目标后，1997年又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按银行汇率折算，2000年底人均GDP将超过800美元，这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的重要标志。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保证了城乡居民收支的稳定增加。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54元，比1995年增加157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10元，增加632元；1996-1999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幅分别达到5.6%和5.4%，超过“九五”计划预期目标。 在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达到6651元，比1995年增加1777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1973元，增加539元；“九五”的前4年，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年均提高了6.1%和5.7%。 在收支稳定增长的同时，居民个人资产也迅猛增加。一是表现在房产上。到1999年底，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70%；农村竣工住宅投资，由1995年的1350亿元增至1999年的2000亿元以上。二是表现在储蓄上。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由1995年的29662亿元扩大到1999年的59622亿元，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居民的外汇存款、股票、债券、手持现金等其他金融资产也在大幅度增加。 发展经济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直接条件。在城市，大幅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和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在农村，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大幅度提高扶贫开发投入，到2000年底可基本实现“八七”扶贫攻坚目标，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九五”即将过去，“十五”又在规划当中。随着“九五”的结束、“十五”的开始，新的世纪降临了。从温饱到小康，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从小康到富裕，更加美满的生活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新的世纪，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价格歧视”重新解释 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服务，但针对不同的顾客，价格却大不一样，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你可以说这是“价格歧视”、“不公平”、“不正当竞争”、“欺骗顾客”、“倾销”，也可以说这是“让利”、“优惠”、“补贴”、“扶持”。 需求定律说，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大。所有市场需求，都符合这个规律。有所差别的是，不同的顾客对不同的产品价格，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有时候，价格稍微下降，需求量就显著上升；但另外一些时候，价格即使出现较大的变动，需求量却停滞不动。 美国的机票价格变化多端，不要说头等仓、商务仓和经济仓座位标价悬殊，就是相临的两个座位也照样可以相差一倍，有时候经济仓的座位就比头等仓的还贵！这种现象，什么“价值决定价格”理论，什么“成本决定价格”理论，都是根本没有解释力的。从需求原理出发的经济分析是这样解释的：航空公司根据各种“线索”，将乘客加以甄别（即“歧视”），根据乘客对飞行服务的不同需求，制定完全不同的价格，从而在不同类别的乘客身上分别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还有一些“线索”是顾客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比如顾客是否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报纸和旅行社之间搜寻，是否愿意提前两个星期甚至半年预定机票，是否愿意耐心填写“里程奖励计划”的表格并随时留意各种优惠活动等等。航空公司根据这些线索，把“闲人”（也就是时间的成本较低的乘客）甄别出来，用低得多的价格吸引他们，从而创造本来不会发生的营业额，增加公司的总收益。日本生产的汽车，运到美国后价格比在日本本土更便宜，因而被指责为“倾销”，那是两国政治首脑谈判的重要议题。有人说日本厂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倾销汽车，占领美国的市场，同时在日本本土用高价索取利润，补贴倾销的损失。 可是，这样的观点怎么能说得通呢日本人怎么会用自己的钱补贴美国人呢？你说扩大市场，可是亏损的市场，谁愿意扩大？越扩岂不越亏？ “低于成本，占领市场”的倾销阴谋理论不堪一击，不过至今仍然深受欢迎。 问题在于怎样定价才能多赚。在日本，价格定得较高，才能使总收益达到最大；但在美国，价格得定低一点，才能使总收益达到最大。显然，“价格歧视”的目的是增加交易，这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是有利的。 经济学可以拨开修辞的迷雾。“歧视”、“倾销”似乎不光彩，“让利”、“优惠”似乎符合消费者利益。然而，它们所指的都是同一种行为，就是厂商区分不同的需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反暴利法，反倾销法，都是经济学无知的经济法。如果法令强行禁止价格歧视，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蒙受损失，且以对价格变化更敏感的穷人为甚。 “苏宁”“国美”启示录 去年年底，就在家电价格战尘埃即将落定之际，作为家电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家却由幕后走上前台，先是国美在西南重镇成都与当地的另外两家大型商场大打出手，将29寸彩电价格降到1200元，赚足了人气，接着苏宁宣称要在三年内建1500家连锁店，铸造家电销售的商业航母，并对想搞终端的空调厂家提出了警告。实际上，这两家企业过去虽然比较低调，不像家电生产厂家那样呼风唤雨，但这几年经过市场上的摔打，他们逐步成长壮大起来了，并且在家电产业价值链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去年年中、国美就曾无视彩电价格联盟的禁令，率先打破沉寂，一石激起干层浪。同时国美也明确自己的目标，先由北京进入天津、上海，再杀向重庆和成都。目标是在三年内建立200家大型专业家电商场 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中国家电产业价值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商业，正在调整自己的战略，希望变被动为主动。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进入WTO之后，受冲击最大的不是农业、也不是机械制造、家电和电子产业，而是服务业尤其是商业。90年代以来，国外大型零售超市的进入，对中国传统商业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迫使过去传统的百货业态逐渐分化，走上专业化、规模化和特色化的道路，而专业家电销售企业正是在中国市场上商业业态逐步演化的过程中，随家电产业的发展而逐步壮大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家电产业的日趋规范成熟，经营家电的商家也日益成熟，急于扩大规模。在稳住自己根据地的基础上，这些企业首先选择地域扩张来扩大自己的规模，以进一步降低自己的采购成本，以便在商业竞争中进一步获取优势，实际上是明智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但在商业企业进行地域扩张的历史上，前有中原商战的霸主仟村百货兵败京沪，后有家电批发的明星郑百文功亏一篑。尽管经历了商场风雨的新兴家电销售企业无论是企业实力、管理水平、销售网络等都要优于仟村和郑百文，但在这些企业吹响规模扩张的号角，并向业界投掷一枚枚炸弹、宣布一个个举措时，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也存在着各种误区和陷阱。如果这些企业处理不好，也有可能深陷泥沼，难以自拔。 给“苏宁”“国美”们提个醒 因此我们真心地希望这些企业在塑造自己的企业、规划自己的战略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认清规模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许多企业都误以为规模大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把追求规模当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企业之所以规模能上去，是因为这个企业有竞争优势，否则规模就不可能上去。这几年家电产业竞争格局的演变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有些企业追求规模，但规模增长之后却削弱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考察沃玛特的成长史，也可以发现，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公司的连接供应商和销售点的信息系统、一体化的物流系统和以顾客为中心的独特公司文化。但是许多人看到的是它的连锁和规模，但那只是表象，而不是实质。二要协调树立品牌与刻意炒作的关系 商场不可能没有炒作，但如果企业热衷于炒作，就会顾此失被。一个流通企业，如果不树立自己的品牌，不通过自己的形象、信誉、服务和保证逐步建立顾客忠诚；即使一开始客流如潮，最终结果也可能像仟村百货那样成为昨日黄花。三要平衡低价格与服务水平的关系 目前几家大的家电销售企业都将低价作为自己的杀手锏，而其中又以国美为甚。几乎是无往不胜，从天津到上海，再到重庆和成都，都在当地引起震动。然而低价格可以吸引人流，但留不住人心。因此当同行也以此手段作反击时，企业就有面临四面楚歌的风险。实际上，之所以近几年来价格战如此遭人青睐，是因为近几年来通货紧缩，老百姓对价格比较敏感，因此价格战总是能解一时之急。但从长远来看，也许就是饮鸩止渴。随着宏观经济的转暖和消费者日益成熟，大部分消费者将更关注商家的服务、信誉、保证等能为消费者增加价值的要素。因此企业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策略方向，将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四要明确自己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定位 家电分销商由于处于产业价值链的终端，在家电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实际上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但如果商家自私地或错误地利用这一有利地位，不仅不会为自己带来好处，还可能导致整个产业价值链的萎缩。表面上看，许多厂家现在都要听商家的，而且厂家还不敢违背商家的意志，商家可以对厂家说三道四，有些商家甚至采取买断厂家生产线的做法。但是如果商家在整个价值链中只是一个中转站，不以服务、信誉、保证和创新来增加顾客价值，最终的主导权将仍会回到厂家手中。尤其是当家电厂家的集中度提高和其营销水平提高之后，家电商家在与厂家的博奕中将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除非商家在管理水平上超过厂家。五要处理好扩张速度与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 最近几年来企业都时兴低成本扩张，但任何一个快速扩张的企业都必须以强有力的管理体系作后盾。美国的连锁企业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管理。管理水平不提高，扩张太快只会加重负担，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一点已有许多前车之鉴。中国由于整个市场环境、法律环境、人员素质和管理手段的限制，跨地区的快速扩张成功者寥寥。有些企业强调速度第一，这是危险的。只有管理水平上去了，企业的快速扩张才有保证。但目前来看，家电分销商的管理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六要协调全国网络与区域化特色问题 目前大型家电经销企业都企图建立全国分销网络，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商业企业的特殊性，任何一家家电销售企业，又必须扎根于当地具体的市场环境。因此如何在扩张的过程中与当地政府、同行、相关社会团体和消费者建立良性的沟通关系，是目前这些有志于建立全国销售网络的商家需要认真考虑的。参与未来竞争靠什么? 综合考虑以上诸多方面，这些有远大目标的家电经销企业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竞争是信息的竞争、知识的竞争、管理的竞争、服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如果这些企业不重视专业人才的吸引和培养，没有一个健全的管理体系和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些企业尽管有志于同国外同类商家同场竞争，将来还有可能力不从心。从长远来看，家电经销企业若要在未来三五年构造自己的竞争优势，能够对抗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文章：选择自己战略上的独特定位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家电销售企业可以走以下几条路：一是通过规模实现成本领先优势，这是许多企业梦寐以求的。但许多企业一提规模扩张，就想到降价竞争。实际上，一个商业企业若要真正实现成本领先，必须向中小城市切入，并通过中小城市辐射农村中小城镇市场，否则难以实现规模的突破。因为大城市同类商业企业太强大，竞争大激烈，弄不好会功败垂成。而越是小城市，商业越是不发达，越需要有规模、有品牌、信誉的企业。如果能抓住中小城市，并扎下根基，就会在战略上占有比国外同类企业更大的优势。二是通过服务进行增值，实现服务扩张。我国家电销售和服务模式目前相对简单，既没有电话、目录销售，网上销售也很少，而服务、保证、信用等则由厂家提供。这实际上为商家提供了机会。如果商家能够针对消费者的特殊需要，提供有特色的服务，一定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海尔就是靠服务立牌。国外商家也有靠服务获得成功的案例。三是占领更特殊的家电细分市场，例如高端影音产品市场，高品质家电产品市场等。高端市场是未来中国景有潜力的家电市场。这一市场目前还未有效开发，很可能成为外国家电销售厂家进入中国的突破口，强化自己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即由原来简单的搬运工变成真正的增值服务商。 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商家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功能是以简单的销售为主，实际上就像搬运工，此后则侧重于促销，商场既是大展台，又是广告牌，成为厂家争夺的对象，最后商家的功能则侧重于信息和知识。它必须及时地掌握消费者的消费信息，并有效地分享和利用这些信息，使之为整个价值链服务。谁能更好地掌握和利用消费考消费行为的信息和知识，谁就会成为产业价值链上的强者。沃玛特就是以此获得竞争优势的。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企业面临的挑战。为此，企业必须强化信息职能。目前许多商家都积累了大量的顾客信息和市场信息，但这些信息大多只是一个大概印象，或是各种传闻和某种市场现象的综合，而不是科学记录的信息。举例来说，价格促销的长期效果就很少有商家进行认真研究，也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数据。同样，更少有商家进行主动的市场调查，预先了解市场的动态并据此制订相关策略。从各地商战的演变来看，基本上都是一种反应行为，最多不过是炒作，但却缺乏系统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和决策。如果商家要像沃玛特那样处于产业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就必须比生产厂家更了解消费者，不仅了解消费者今天买了什么，还要了解它们明天需要什么。树立品牌优势 作为家电产业价值链的终端，其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来源于两个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顾客的知识和信息之外，就是顾客的品牌忠诚。目前许多企业误以为这种优势来源于“量”。“量”只是短期的现象，而信息和品牌则是长期资产。品牌需要企业有一套严格的品牌管理体系，真正将顾客看成自己的上帝，并且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建立顾客忠诚，实现顾客的满意。因此商家不仅要对自己的服务负责，还要对自己销售的产品负责。在目前商业秩序还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建立以顾客满意为基础的品牌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捷径之管理上精耕细作，要发育自己健全的职能，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过去的商业百货虽然管理上有一套，但机制上不活。新兴的家电销售企业，机制上很话，但业务职能不够健全，尤其是在收集和处理分析市场信息、积累用户资料、市场调查、科学决策、服务管理、人才培养、财务管理等方面欠缺较多，企业如果不发育这方面的专业职能，实现科学决策，快速扩张就容易走上郑百文和仟村的老路。在具体运作上不断创新 目前商业运作上还比较传统、原始，但从美国商业企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创新是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从目前来看，金融信用、网上购物、目录购物都有巨大的潜力。同时如果企业在管理上规范完善之后，也可以大胆地利用金融和信用手段来扩张规模，适当的时候还可以上市和发行自己的信用卡，要注意利用新的管理手段和工具，在管理上、观念上不断创新。重视健全的财务结果目前许多企业都过分地看重现金流量，而不太重视企业的利润。尽管在金融手段日益丰富的今天，企业可以不必靠利润积累来发展壮大，但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仍然是检验一个商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最重要的指数。如果重视这一点，就会在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维持盈利增值空间上作文章。现在许多家电分销企业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空间又被各种价格战侵蚀得所剩无几。虽然流水增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在这样的情况下快速扩张，企业会欲速则不达。注重人才的培养 商业经营的专业人才本来就非常缺乏，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商业经营正由过去的百货店向专业店、超市、仓储等业态发展，经营方式由独立到加盟连锁方向发展，而其职能也日渐丰富发达，竞争日趋激烈，这都需要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的人才，需要敢于创新的人才。企业要扩张、要与国外竞争就必须在人才上下功夫，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强化激励机制、培育独特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只有这样，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前进，不断强化自己的优势。 从电池回收看外部性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北大的各个宿舍楼及教学楼内，出现了一个个朴素的纸箱，这是环境发展协会的同学为回收废电池、减少环境污染特意设立的。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也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出了力，可谓一箭双雕。 废弃的电池污染环境，具有负外部性。于是，生产单位电池的社会成本加上受到污染影响的不利影响的旁观者的成本，成本总额加大。此时，电池的消费者的价值大于生产它的社会成本；电池的最适当的数量，即最优的数量，小于均衡数量，既市场量。这时市场无效率。面对这种负外部性，我们并非束手无措，既可私人解决，也可设立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环发的电池回收箱就是私人解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回收提供了外部条件。但他们的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很多人对回收箱眼至心不到，视若无物。这时，通过发传单、搞演讲等活动来扩大它的影响，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即利用外部性的内在化。 对于生产电池的厂家，政府应进行管制或征收庇古岁。如国家环保局可以告诉每家工厂每年的排污量减少为50吨，或指定某些厂商生产环保型电池。当然，政府也可以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如可以对每个厂家每排出一吨废物征收一万元的岁收。 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还需要政府投资科研领域，使环保型电池的成本降低，使之趋于完善。这才符合市场规律，才能赢得消费者。 从经济学角度看“希望工程”的合理性 教育是公众事业，理应由政府出资，似乎是通行全世界的不争的道理。那么“希望工程”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默许了政府的失职行为？教育体制的缺限是否会因为这样的宽容而拖延整改？答案却不能简单用是或 非来概括。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们的投资行为是有一定预期的，基本可以用成本-收益模式来解释。也就是说，如果对某一特定项目/公司/股票 投资100元，经10年后, 收益预期为150元(Y1)；而同样的10年内，同样的100块钱在社会各行业投资回报的平均值是130元(Y0)，Y1Y0，那么人们会倾向于进行投资；反之，如果Y1 现在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成本-收益模型来分析政府与个人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倾向。对政府而言，教育投资的预期是什么呢？是公民素质的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犯罪率下降，高技术含量人力资源的增长，最终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对个人及家庭而言，教育投资的预期又是什么呢？是可靠的工作保障，良好的社会地位，充实的个人生活所带来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满足感。假设这些都是可量化的，那么，政府教育投资收益GR与政府其他投资的平均收益GR0比较会决定政府的投资行为；个人教育投资收益PR与个人其他投资的平均收益PR0比较会决定个人的投资行为。 如果GR与PR毫不相关，事情就很好办了。但是，事实是，GR与PR不仅关联密切，而且可以通过出国，迁户囗等人才流动渠道变成此长彼消的局面。也就是说，人受过良好教育后所得到的收益 和满足感是较稳定的。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却不易获得收益保证。用通俗的一个不很严密的比方来说，对中国政府，教育总是“失败”的-每一批学子中，小学升中学，好的上了学，失败的流向社会；高中升大学，好的上了学，失败的流向社会；大学读研究生，好的上了学，失败的流向社会；研究生出国，好的出去了，失败的流向社会。再来看看两个重要的叁数GR0 与PR0，其中GR0是同时期内社会投资的平均收益，就是基建投资，企业贷款 (企业应与政府分开，但现在地方政府对企业还有很强的影响，因此划在内) 旅游开发，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等在同期内带来的收益平均值。可见与教育的无形收益相比，地方政府有不少投资选择，GR0很高，很有可能形成GR 反过来讲PR0，个人的投资渠道又有多少? 在调查居民储蓄倾向时，有70% 的家庭回答“存钱为孩子上大学”，其他的选择还有养老，炒股，买债券，买房，而与孩子有一个良好前途这样一个巨大的PR相比，剩下的投资平均收益PR0并不让人心动。PRPR0，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投资应当从民间找出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与统计数据上的低投入同时存在的(现在中国 公共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低於联合国统计最不发达国家3%的水平) 是独生子女们沉重的课外绘画，钢琴班，也就是家庭给予的教育追加投资，原因是否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得知一二呢? 那位说了，我捐助希望工程，是掏我的钱，给我不认识的人，何来预期收益啊?对。所以，希望工程才建立1+1计划，加强捐助人与受助人的联系，分享受助人的PR。因为收益不光表现为物化。也体现为“做个好人”的心理 满足上。这种联系越密，您愿为预期收益所付的投入就越大，所以给自个儿孩子舍得万八百的，给人家孩子一年300人民币还是亲疏有别的嘛。而现在希望工程的最大捐款人是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对它而言，还有公共关系融洽、具备良好企业形像的无形资产收益。 又一位说了(呵呵，民主人士)：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办公益事业是它的职 责，怎么能以成本-效益为准绳？您说得对是对，但那不是理想状态麽？咱现在不是就不在理想状态，在转型期麽？再说呢，哪一个现存政府不要为财政操心？政府落实到决策时，都是以一个实体的方式，这个实体维不维护绝对精神道义，还要看全体公民的意识及各大小团体的力量均衡。政府一急，不免说，那你们都照章纳税了吗？比如占家庭总收入20%-80%的金融产品收 益(银行存款利息债券、股息等等)现在还是免所得税的.这就扯远了。 大概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工程是个好事儿，因为它以民间的方式联系起需求与供给，于国于民有利，并且可被各方面接受，转型期就需要这样的缓冲组织。打官司的经济学 打官司当然要付出成本。首先，你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而你本来是可以用它们去获取收入的。其次，你要请律师，付给他律师费。再次，你可能还要忍受旁人的非议，特别是当你要求被告给予赔偿的时候。最后，如果你的官司输掉了，你还要负担法院的诉讼费用。所有这些成本加起来可能成为一个可观的数目。那么，一旦你赢了官司，你的回报是什么呢？当然要看你打的是什么官司。比方说，你打的官司是这样的：你在你买的跑步器上跑步时，跑步器的皮带突然断裂，致使你摔断了小腿骨。你认为是跑步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而厂家则认为是因为你用力过猛。你把厂家告上法庭，并赢了这场官司。你可以从厂家得到如下赔偿：更换跑步器的皮带、你的医疗费及你的误工费。前两项不过是对你付出的费用的补偿。按照法律规定，最后一项应是本地上年职工平均日工资乘以你因受伤而休息的天数。倘若你的单位开恩，不扣你的工资，这笔赔偿费是对你的额外补贴；否则，它也不过是对你的损失的赔偿。收入与成本两相权衡，打一场官司下来，你能落个够本已是相当不错。 近年的民事赔偿案件中多了一项内容，叫精神损失赔偿。你摔断了腿，精神受到刺激，要求赔偿似乎也有道理。但是，精神损失值多少钱？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已有案例中的判罚则可以相差成千上万倍。最明显的例子当属上海一女大学生状告上海屈臣氏连锁店搜身一案。在这个案子中，女大学生因出门时警报器响了，被带到地下室搜身达两小时之久。此事国内报道甚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女大学生提出赔偿精神损失五十万元人民币，一审裁决为二十万元；屈臣氏不服，二审改判为赔偿一万元，与一审判决形成天壤之别。无论是物质赔偿，还是精神赔偿，首先体现的是法律对受害一方权利的认同和保护。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免遭他人侵害的权利，民事赔偿是保护这种权利的手段之一。但是，民事赔偿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体现了对受害一方权利的认同，而且还是对施害一方的惩罚，并由此对潜在的其它侵权行为构成有力的威慑，从而达到减少整个社会的侵权行为，进而保护全体公民权利的目的。从社会运作的角度来看，民事赔偿这后一功能比前一功能更为重要，因为前一功能只是对某一特定社会个体，即受害方权利的认同，而后一功能则是对全体公民权利的保护。对于这一点，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早有论述。他说：当某个人受到伤害或摧残时，我们要求对在他身上犯下罪行的人进行惩罚，与其说是出于对那个受到伤害的人的关心，不如说是出于对社会总的利益的关心。（道德情操论，第111页。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因此，法不仅仅是伸张社会正义的工具，它更是全体公民得以形成社会的黏合剂。意识到民事赔偿中所体现的对全体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我们可以推断，每一项正确的判决都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普通法国家，每一个判决都自动以判例的形式成为以后类似案件判决过程中必须参照的标准。因此，在这些国家，一项正确判决具有正的外部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判决不能形成判例，但一个正确的判决通过其威慑作用也产生正的外部性。况且，中国目前正处在法律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正确的判决将对中国法律的成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正确的判决具有外部性，每个受害者走进法院打官司这一行动也同样具有正的外部性：打官司不仅为他赢得补偿，而且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这种额外的社会收益可以是两方面的。首先，民事案件必须要由当事人提起诉讼才能立案，因此，只有当受害人自己走进法院，法院正确判决的外部性才可能发挥出来。其次，受害人走进法院这一行动本身便构成对潜在侵权者的威慑，因为这一行动告诉他们，侵权是不可能逃脱法律的约束的。这后一点对当前的中国意义重大，因为在一些地方，受害人仍然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和束缚而不敢上法院。从这一点来看，象王海这样的打假英雄的出现实在不易。他是否把打假当作一种挣钱的手段是一回事，他的打假行动为社会带来巨大收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则我们前面所列举的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就远不能及一场官司所能带来的社会收益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不愿打官司的现象。人们总是愿把中国人不愿打官司归咎于中国人怕惹事的传统心理。依我之见，目前民事赔偿额太低才是真正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出现的精神赔偿是在国家倘无相应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兴起的。分析一下精神赔偿产生的原因是必要的。一种说法是，它的产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精神满足开始有要求的结果。这当然可以成为一种原因。但我认为，受害者对内化部分社会收益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些不求赔偿，只为正义而打官司的人当然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我们不能期望人人都有这样的牺牲精神。社会的运作只能是为凡夫俗子设计的。所谓凡夫俗子，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计算，当收益不能全部为自己所拥有时，他的积极性就要打折扣。一位受害者既然决定去打官司，他要求拥有部分社会收益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此，目前在精神之名下的赔偿包含着社会对受害者的收益返还。但是，对受害者的社会返还不应该由国家承担。这是因为，如果由国家承担这种返还，则达不到惩罚施害者的目的。因此，在法律操作上，对受害者的社会返还只能是定义为对施害方的额外惩罚。既然是惩罚，就必须要达到惩罚的效果，也就是要让施害方感觉到疼。 在上海屈臣氏一案的一审判决中，判决二十万元的一项理由是屈臣氏有赔偿能力。这实际上是一项正确的理由，因为对于屈臣氏这样的企业，只有较高的惩罚才能使它感到疼，也使其它类似的企业感到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惩罚应该越高越好。惩罚太高，会反过来降低社会整体的福祉?如果把一家企业罚得破产了，社会反而会因此受损。那么，社会补偿应该是多少呢？要衡量一个案件的社会效益是极端困难的，因此，要对上面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一个变通的方法是在广泛讨论的前提下接受一个社会中多数人认同的数额。所谓广泛讨论，即通过新闻报道让民众了解案情，给他们发表意见的能力和机会。在屈臣氏一案中，一审判决中的二十万元巨额赔偿让人瞠目，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显然是没有了解民意的结果。二审改判赔偿一万元，虽然是接受了民意，但有缩得太远之嫌。接受社会中多数人的认同也对于防止民事赔偿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大有补益。当赔偿达到一定数额时，就可能出现为金钱而打官司的情况。这就是道德风险问题。在美国，这种事例举不胜举。例如，有人故意在路上摔一跤，却状告市政府没有维修好道路。市政府被告烦了，加之钱是纳税人的，便陪个万八千的了事。这种道德风险问题总是存在的，即使赔偿额低得不能再低了，也可能有流浪汉觉得值得一试。在这里，鼓励受害者打官司和防止道德风险是一对此消彼涨的矛盾，只有当赔偿额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接受时，两者才能取得恰当的平衡。当然，降低道德风险的另一办法是增加打官司的成本。在美国，议会正积极制定有关法律，如要求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等，以期能遏制道德风险问题。但是，中国离那种道德风险泛滥的地步还差很远，她还处于人们不敢或不愿打官司的地步。我们仍然时常听到受害者受到施害者恐吓的消息。我们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了好几年，然而，把政府推上被告席的例子仍然凤毛麟角。这倒不是因为政府部门的工作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而是因为，面对强大的政府权力，老百姓不敢去告。我没有鼓励大家多打官司的意思；但是，倘若没有人愿意打官司了，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因为那些违法的人知道他们不会受到追究。然而，要想让受害者愿意打官司，就必须对他们进行足够的补偿，不仅要补偿他们的损失，而且要把部分社会收益返还给他们，使得打官司的收益足以抵消打官司的成本。道德风险和美国股票市场 自从1987年的美国股市危机过后，美国股市的规模就一直以创记录的速度在增长,标准普尔指数从1987年10月的220点增长到了现在的1400点还多，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17%。资产价格的高涨意味着，与过去相比，期望的股息增长率在上升，风险贴水在下降，或者说经济中存在泡沫（这三种情况有可能并存）。 在假定股息将会以历史水平继续增长，同时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我们研究了美国股市风险贴水下降的现象，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美国股市的高涨是泡沫经济，原因在于它是基于投资者一方错误的信念。上述想法实际受到了布兰查德(Blanchard)在法国经济顾问会上（French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关于市场发展讲话的启发，即投资者误以为股市只会升不会降。这种错误的信念将会导致道德风险。投资者相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会采取关键性的措施遏止股市的下跌，同时又不会阻止股市上升；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美联储的干预肯定会是成功的。可见，美联储给投资者的印象是它为股市的繁荣加了保险，结果是助长了股市中的泡沫经济。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先生的一些做法验证了我们上面的观点，对1987年股市危机造成的影响他竭力弥补，而且对1998年由于信用紧缩造成的市场萧条他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遏止，在两个事件中他都降低了利率、向企业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货币当局在长期是无法控制真实利率的，但是在短期由于价格和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粘性，他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货币当局对股票价格会有暂时的影响。通过对87年股市崩溃的补救和对98年市场衰退的避免，格林斯潘先生使投资者相信，如果市场的衰退超过了某一限度，他有能力做到不让市场出现大的波动。 风险贴水一般保持在7%至8%之间，然而根据布兰查德在法国经济顾问会上所列举的数字，美国1999年第二季度的风险贴水是2%。Wadhwani计算的同年九月的数字是1%。在布兰查德的评论中他承认，有理由相信风险贴水应当比过去低。然而，他认为实际上所观察到的风险贴水下降比经济稳定性的上升、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分布等因素所能够解释的要大得多。布兰查德和Wadhwani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股市目前的市值只能被解释为泡沫经济。 对泡沫经济的成因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由于货币当局只是遏止衰退而鼓励经济高涨，这种不对称的做法使得投资人相信，市场价格一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会在此水平上稳定下来不会下降。另一方面，市场价格不断上升的趋势将会保持下来，不会有一个上限。说的确切一点，股市上的定价过程好象是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买了一种不会失效的远期交易合同，这个合同将保证他们不断的以市场的最高价格兑现自己的收益。认为货币当局的干预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就象是发行一种衍生金融工具的看法，有些类似于克鲁格曼关于汇率“目标区域”管理的观点。假设投资者认为中